明代前中期西北四镇边粮来源浅探

喻堰田

（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 历史教研室，甘肃 白银 730900）

明代在西北边防线上，边军的粮饷供应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整个北边防御体系的物质基础，是军队能否长期驻守并在军事冲突中制胜的重要因素。关于明代边军粮饷供应途径，吴晗和王毓铨两位先生在研究明代的军兵、军屯、军费和边饷时有所提及，①见吴晗《明代的军兵》，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卷2，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等等。但未做进一步研究。拙文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明代前中期西北四镇的边粮供应途径做进一步探析，以期有益于明代西北军事史和明代粮食供应的研究。

一、西北四镇与边粮

明初为了巩固北方边防，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关于九边学界尚无定论，拙文采信《明史·兵志》的说法），［1］（P2235）构筑起了万里防卫体系。其中西北防线独占四镇，西起甘州亘宁夏，迄陕西要域以扼守西疆，羁糜西番，充分显示了西北边防在整个国家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明廷在西北布置重兵防御蒙古铁骑，但重兵防御带来了边饷供应的困难。明初西北四镇的兵员及饷银供应简况见表1。［2］

明初的边饷供应多以实物为主，主要包括边粮和饷银，其中边粮主要包括月粮和行粮。月粮即明政府每月发给军士供全家生活的食粮。关于月粮的数额，洪武时期“令京外卫军月支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1］（P2064）。据此可知，一般军士月粮为一石（约等于今天的141.6斤），但军士（特别是边军）的月粮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马军为每月二石，防军为每月一石，实际上，在西北地区，多按照年景好坏和官兵家庭人口变化等情况确定粮食供给数额，如宣德十年（1425）山西行都司卫所旗军无家小者月粮六斗，调来操备者五斗，有家小者八斗［3］（P744）；正统二年（1437）陕西等卫边军有家小者月支粮六斗，无者支四斗五升［3］（P745）。本来明初为了防御西北强敌驻守的军士就很多，政府除了供养军士外还要供养军士的家眷，月粮无疑是朝廷的沉重包袱。行粮指供给士兵本身的粮食，也称口粮。“凡行粮马草，专为从征军马而设。”［3］（P730）对边防部队而言，专指他们在执行赴京操备、出哨、追剿、守墩、烧荒、修边、防秋等任务时，由政府支给的自身食用粮。行粮按路程和时日支给，亦无定规。一般来讲，出行于百里以外，五日以上时，方准支给，其数目按地域、路程、差遣种类，日支一升至一升五合或月支五斗不等。［4］

表1 明初西北四镇官军及边饷数目表

月粮是军费开支中的固定部分，户部可以根据四镇汇报的军士人数做出预算，而行粮则视部队调动情况而定，故很难做出预算，往往要临时上报并调拨。四镇边军是明廷保卫西北边疆的最主要力量，边粮则是维系边军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其在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有着重大意义。

二、明初西北边粮供应的主要途径

户部是明代边粮供应的中央管理机构，掌握各地的军马与所需钱粮，统筹边饷分配和调度。随着明王朝国力的变化，对西北民族的军事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残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下，供给西北的边粮除了粮料本色或折色的差别外，主要通过军屯、民运、盐引、京拨年例四种途径解决。

（一）军屯粮

明初，在“强兵足食”思想的指导下，西北边军一边从事防御，一边从事屯田。由于屯田者多数是士兵，故称军屯。明朝政府设立专管屯政的屯田官，并以屯田多寡、屯粮多少定政绩。经过屯田官兵的努力，屯田面积不断增大，明初陕西都司与行都司的屯田数额约为四万两千多顷。［3］（P329～340）这样的数字在鼓励垦荒的措施下，自然不能代表军屯在西北的整体发展情况。到宣德年间（1426～1435），甘肃镇的军屯已达11691.5顷。

史书对明初军屯的赞誉之词颇多，然怀疑其作用的学者亦不少。①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第210页；张松梅《试论明初的军饷供应》，《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由此可见，军屯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且军屯的发展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明代的军屯事实上是一种耕战合一的制度。卫所官兵的本职是守边，至于屯田只有分配人力轮番耕战，加上调动频繁，故军屯的效果并不理想。西北四镇的边粮仍多仰仗内地转送，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仅损耗巨大，且严重影响了军民的正常劳作，故太祖令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5］（P2910）除了重要卫所外，加大了地方军士投入屯田的比例。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则加派官军屯垦，如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二月调陕西西安右卫及华阳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到甘肃屯田，由官府发给农具和种子，［5］（P3087）目的自然是为了增加军屯粮的产量。永乐年间，甘肃因屯垦效果不明显，军饷仍多靠凉州、巩昌、庄浪等卫或陕西布政使司转运供给。明成祖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调拨庄浪与陕西、河南卫所军力支援屯垦外［6］（P560～561），还采纳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丁刚的建议，令总兵官费献将所率领的一万马步官军分成三班，更番往来甘肃一带备御，并于轮番时自带卫仓粮米以缓解军粮供应的压力。［6］（P2099）

另外，土地肥力的不足、降雨稀少、生长期短等自然条件也严重制约了西北军屯的发展。甘肃地区土地贫瘠，除西宁卫的部分田地可耕种外，其他卫所田地由于肥力不足只能种一年歇两年，有的要三到四年才种一回。而甘州、山丹等六卫由于气温低寒，到四月时雪才融化完，且夏季较短，因此收成极低，由此引发军队缺粮就是常事了。［5］（P3607～3608）边储依靠陕西布政使司供应，不仅国家财政负担极重，且陕西百姓每困运粮，辗转数月，耕种失时，对民生和边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甘州等卫，因道路遥远，多命守军轮番到凉州运粮，往返路程上千里，军士不得已向当地富豪借贷，扣除高昂的利息后，每月仅得两三斗粮食，生活维艰，特别是有家眷的生活更加艰难，故逃亡的官兵逐渐增多。［7］（P1201）至于宁夏一带，成祖即位以后，再次设置宁夏左、右、中、前四屯卫。永乐元年（1403）二月，四卫马步旗军共40213人，屯田军占14184人，共垦田8237顷，规模虽略小于洪武时期，但维持了大部分的军粮供应。［8］

除了上述无法克服的障碍之外，人为的因素是军屯瓦解的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管屯官吏的失职及屯军的懈怠，在宣宗早期的时候，军屯的废弛已经很严重了。后来，豪强、卫官、内监等的隐占和侵夺对军屯的危害更大。宣德六年（1431）二月，陕西参政陈琰就意识到宁夏、甘肃的田地并非不可种，但因为肥沃点的田地都被豪强侵占了，只将卑瘠的土地交给屯军，导致输报官方的税粮减少甚至无收，兵士因为屯粮亏欠而饥饿困顿，明明陕西卫所军士守城者少屯种者多，却还是缺粮，有司疲于转运，可能是“卫官及管屯者，各图己利，不顾公家，凡屯军中有所差遣，不复拨补，即除其名而据其地”［7］（P1069）。这种中饱私囊的现象较多，在史书中亦不乏记载。如宣德六年（1431）二月左屯卫指挥使张泰奏：“宁阳侯陈懋自宣德二年至五年，与都指挥阎俊等盗卖仓粮一万九千余石。……又私役军种田三千余顷，夺民水力，岁收之粟，召商贾收粜中盐。又与阎俊等遣军车几百辆，载大盐池盐往卖与西安、平凉等府。”［7］（P1071）

军屯粮在明代西北边饷供应中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尽管军屯的过度开垦虽带来了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军户逃亡、生态环境破坏等弊端，［9］但对解决军粮供应的难题，巩固明初西北边防，安定西北局势所做出的贡献，则是不能磨灭的。

（二）民运粮

边粮供应在无法依靠军屯之后，民运粮成了边饷来源的主要渠道。所谓民运粮就是指由人民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运送的物资主要是米、麦、豆、草、布纱、棉花等战备物资。民粮起运始行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运输方式主要是采取就近对拨，如延绥镇由陕西、河南布政司供给，兰州、凉州、河州、岷州、洮州、宁夏、庄浪、西宁、临洮、甘肃、山丹、永昌等西北军卫的边粮由陕西西安的平凉、巩昌等府沿大路官仓纳粮供给。民运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北边粮供应的困境。从表2就可以窥见民运粮对于边粮供应的重要性。

表2 明初陕西四镇边粮原额表

但对于西北四镇来说，民运粮却是一种既费时费力又劳民伤财的工作，特别是将粮食运到部分边远卫所。明初陕西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一带，距离边境相当遥远。比如从陕西运一石粮食到延绥镇，运费就高达银3两。为保障边饷供应的顺利，官府不得不发动大量的百姓运粮，这对陕西百姓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监察御史蔡民玉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就意识到“诸府州县以转输边郡，道远苦之”［5］（P3573）的弊端。特别是甘肃镇的很多边仓都离军粮供给地陕西有数千里远，百姓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粮食输送到边仓。当时的榆林地区也是明朝的边境地区，这里到处都有沙漠，无法使用车辆运输军粮，只能依靠骆驼运输，一般要三天才能到达，到偏远的边堡最少要十多天才能运到。用骆驼运输的时候还得准备骆驼的粮草，这无疑再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明实录》中关于因路途险远给陕西军民造成边饷供应困难的记载很多。洪武三年（1370）九月河州指挥韦正看到这种情形后建议，可以让百姓将高于粮食价值的棉布、茶叶等物资运送到边境，让边境的军士自行贸易以交换所需的粮食，以此来减轻转运粮食的负担。［5］（P1098～1099）洪武十二年（1379）五月，朱元璋致函秦王，希望他体恤元末以来百姓的辛劳……如果宫室修筑已完成，其余不急之工役，可以先行延缓。［5］（P1927）永乐十年（1412）五月，陕西秦州百姓张源说，巩昌、临洮等府的夏秋税粮，本来是另用人民运到甘州，但两地相距二千余里，都是用牛车运输，中途的时候牛都累死了百姓也不愿运输了，所以建议将夏秋二税储存于本处的粮仓，等到耕作闲时用邻近州县的百姓，将粮食运送到兰州的仓库，再从兰州运到甘州，中间每50里设一个驿站，或用刑徒，或令官军转运，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事实上，这种粮食的转运困难，不仅存在于陕西四镇，也存在于整个北部边饷供应的各个环节中。

运粮输边是民户的正役，由于边地险远，长途运输浩费巨大，民运多派上等田地富裕人户，为了减轻陕西地区民运粮的负担，百姓常通过邻近州县百姓接力运输；政府有时还派刑徒或军人帮助转运民粮，主要行于甘肃等地；或是对担任边粮运输的民户给予一定优免，或免除差役，或免征民户此年部分税收等办法做为补偿，或转运其他高于粮食价值的物资如棉布、绢、棉花、茶、盐、农器等物来减轻负担，［7］（P1660）甚至以输银两代运粮，如宣德三年（1428）巡抚陕西隆平侯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7］（P841）后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又渐将纳米色改为折银。西北四镇民运本色改为折色的大体情况是：延绥镇在正德七年（1512）将西安、延、庆三府尽征折色，嘉靖三十三年（1544）本折兼用，隆庆二年（1568）尽复本色；宁夏镇在正德七年（1512）坐派税粮并折银；甘肃镇在成化八年（1472）又将徽州府小麦改征折色。

（三）开中法

当军屯粮、民运粮仍不能满足军队需求时，另外一种边粮供应方式开中法应运而生。开中法就是政府召盐商把政府需要的物资运到规定的地方，领取“盐引”①“引”是盐商贩卖食盐的合格凭证，是官方计量盐数的基本单位。盐的计量分大引、引，大引400斤（明朝的1斤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90克），小引200斤。，凭盐引到盐场支取盐，并在规定的地方销售，这是开中法的基本运作方式。明代开中制分为边仓纳粮中盐和召商运粮中盐。开中法的实行大致有四个步骤，即定则例、编勘合、入粟中盐、支盐。

首先，订立则例，出榜招商。开中的前提是当各边境地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粮草时，由总兵官、巡抚或驻守该地的户部管粮郎中向户部请求开中。户部根据需求地的米价或道路远近等情况，拟定盐粮交换的比例后向皇帝上奏，经批准后，发出榜文，进行公开招标。

其次，编订勘合、引目和底簿。户部在发出榜文前，要先编订盐粮勘合，交给需要的边境地方布政司、都司卫所及收粮的衙门。勘合上面清楚地记录商人的姓名，所中米粮、盐引的数目，每张勘合上的盐引总数不等，但对商人的数目则规定不能超过20人。另外还有勘合的底簿和流通的记录，这些都由管理运输的部门存档。底簿是运输管理部门与商人进行比对的凭据。流通记录主要记载的是商人的姓名和应该支付的盐引数目，作为年终查账用。引目则由运输管理部门交付给商人，作为贩运食盐的许可凭证。这些文件都由户部统一印发。

再次，商人入粟中盐。商人按照榜文的规定，将粮草运到指定的边仓交接后，拿到边仓发给交货的证明到管理粮食的衙门交管粮郎中查验，如果查验无误则填发户部所交的勘合，由领头的商人将勘合交给运输管理部门。运输管理部门将底簿和流通记录进行比对，按照交勘合的时间定支取盐的先后顺序，每年十二月一日为盐商支盐时间。

最后，到盐场领取盐，再到规定的区域贩卖。

开中法是临时性的措施，其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等方式为政府服务，并向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10］从洪武三年（1370）六月开始实行开中法后，由于各地卫所缺粮的情况经常出现，几乎每年都实行开中，且次数渐趋频繁。所谓的临时措施变成了定制，开中与边粮供应结成了紧密的联系。

开中法对于边境开发有着特殊的意义。明代盐法规定，各运司的盐都有固定的行盐地方，不许越境贩卖，对于输边开中的引盐也有具体规定。在西北四镇开中的盐主要是两淮、两浙地区的盐。商人在边仓纳粮，必须承担高昂的运费，如果粮食是从江南运来的话，基本上赚钱不多，稍不留神还会赔本。商人为了牟利，选择在边境地区召集当地百姓开垦荒地种粮，将所得粮食就近交纳，商屯由此逐渐兴盛。因为明朝一直重视西北边防，商屯兴起后，商人在陕西交纳粮食方便多了，在边塞屯种，既节省了运费，使商人更加富裕，也保证了边防粮饷的供应。

然而开中法无法保证粮食的固定收入，如果商人觉得无利可图，或是过于偏远等原因而不愿意纳粮中盐，朝廷就得想办法鼓励商人开中，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甘肃、山丹等卫在开中后仍缺乏军储，因此命户部减免中盐则例，鼓励商人到甘肃纳粮，这才暂时解除了缺粮危机。［5］（P3074）

随着明代边防政策的改变，从主动出击到攻击性防御，再到消极性防守，边境驻军的数量越来越多，军粮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而且随着边事的吃紧，导致军费大幅度上升，无法只靠屯田粮或民运粮来解决边粮问题，对开中纳粮的依赖日渐加深，且开中法的实行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运粮的负担，开中法就成为边粮供给的重要补充途径。

（四）京拨年例银

军屯的废弛使屯粮大量减少，边储匮乏，此外，陕北四镇地区生产条件较差，光靠屯田粮的生产与民运粮并不能满足驻军的需求，且开中制的弊端日益暴露，朝廷为了解决边粮供应不足这一问题，在正统三年（1438）从国库中拨出专款购买粮食，后成定例，故称年例银。但早在永乐十七年（1419）时就有“以口外粮料数少，令于京仓支拨”支援陕西边防粮料的先例。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对各边镇拨发年例银的时间分别是，延绥镇天顺八年（1464）、宁夏镇成化二十二年（1486），甘肃镇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固原镇则到正德年间（1506～1521）始有年例银。随着京运年例银的大幅度增加，西北四镇的边粮供给出现了一个以银两为主的局面，对西北粮食市场的形成及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拨发年例银是朝廷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补充边粮时的最佳办法。

综上所述，明初西北四镇的边饷供应，主要以军屯粮和民运粮为基础，开中法起着临时性的补充作用，年例银的出现并成为边镇粮饷的固定来源，在陕西地区则是天顺年间（1436～1449年）或者更晚时候的事情。尽管明初政府的西北边镇政策不尽如人意，但这些边粮供应措施保证了边军粮食的供给，是明代前中期西北边防稳定的重要保证。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霍冀.九边图说［M］.国家图书馆藏，隆庆三年（1569）刊本.

［3］李东阳.大明会典［M］.南京：江苏广陵刻社，1989.

［4］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J］.中州学刊，1999（1）.

［5］李景隆.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杨士奇.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杨士奇.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陈玲.明初北方边防的经营与边患的研究［D］.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1985.

［9］侯颖.略论明代陕西沿边军屯弊端与启示［J］.开发研究，2004（6）.

［10］张丽剑.明代的开中制［J］.盐业史研究，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