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力、就业密度与我国地区工资水平

何雄浪 汪 锐

(西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61004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随着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地区经济不平衡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而地区间工资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将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如何提高落后地区的工资水平，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工资差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地区之间的分工可以获得绝对和相对的利益，但是这两大理论没有明确地讲述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只是重点讲述产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对于产品生产的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随后的赫克歇尔以及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讲述了国际分工取决于各国的要素禀赋状况，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了各国收益的大小，从而因地区收益差异产生地区要素收益的差异。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告诉我们:当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时，贸易会导致丰裕要素的实际收入提高，稀缺要素的实际收入下降，从而要素收入在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这更明显地描述了区域工资差异产生的原因。上述这些研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工资的研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基础上研究地域分工和地区工资差异，而现实的经济发展状态难以符合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从而使该理论缺乏对现实状况的合理解释。例如，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工资差距应该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而逐渐缩小，而不是日益扩大，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矛盾。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Krugman、Fujita等人修正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将垄断竞争、冰山运输成本、规模收益递增联系起来，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中机制的研究，为地区工资差异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1][2](P30—45)。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理论成为了经济研究的一大热门，它可为理论研究和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新经济地理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对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进行研究，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一个三部门的地区贸易模型，利用时间跨度达24年的省级统计资料，克服以往研究时间跨度不长的缺陷，分析市场潜力、就业密度与我国地区工资差距的关系，从而得出不同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试图弥补国内外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我们假定一个经济系统由农业部门A、制造业部门M和服务部门H构成。制造业部门使用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生产在空间上连续的差异化产品。每一种差异化产品在不同地区可以进行贸易，并产生运输成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同质，农产品在地区之间没有贸易成本。服务部门提供同质化商品，并且不可贸易，一个地区的服务品总量是外生给定的，假设供给总能满足实际需求。假定经济主体有同一的Cobb-Douglas效用函数:

CM代表工业品整体的消费量，CA代表农产品的消费量，CH代表服务产品的消费量。μ1代表工业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μ2代表农产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μ3代表服务产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μ1＋μ2＋μ3＝1)。假定制造业有大量差异的产品种类，每类产品的消费数量为ci，则制造业集合的CES效用函数为:

ρ反映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强度(0＜ρ＜1)，ρ越接近于1，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越弱；ρ越接近于0，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强度越强。ρ和CES效用函数中消费品的替代弹性σ有如下关系(σ＞1):ρ＝(σ-1)／σ。n代表产品的种类数。

如果用PA表示农产品的价格，PH表示服务产品的价格，pi表示第i种工业品的价格，经济主体收入用Y来表示，则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利用效用最大化条件，不难求得:

其中，PM代表工业品集合体的价格。为保证长期均衡时不同产业的收入水平相等，保证产出结构与支出结构相一致，故工业劳动力数量所占的比重为μ1，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为μ2，服务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为μ3。制造业部门不存在范围经济和企业经营多样化行为，也不存在企业间的共谋行为。每种产品的生产所需的固定成本都一样，边际成本也都一样。潜在工业产品种类数量没有限制，任何一个企业都不会生产与其他企业完全相同的产品。这意味着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企业的数量等于工业产品种类数。每个企业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工业产品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上式中，f、a分别代表以劳动衡量的固定投入与边际投入，lij代表地区j生产第i种工业产品的劳动投入量，xij代表地区j第i种工业品的产量。

πij代表地区j的i企业生产工业产品的利润，wij代 表地区j的i企业对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则有:

由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可以求得:

假设在同一地区内部劳动者的工资相等，因此，同一地区生产的不同产品的出厂价格相等。在自由进入、零利润条件下，不难求得:

因此，同一地区不同企业的生产规模也相等。地区j生产第i种工业产品的劳动投入量为lij＝σf，地区j生产不同工业产品的劳动投入总量为:lj＝njσf。nj代表地区j生产的工业产品的种类数。

假定区域间存在正的运输费用，我们引入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运输成本，则产品从地区j到地区k的到岸价格为:

pij是地区j生产第i种产品的离岸价格，τ是单位产品单位距离运输成本，pijk表示产品i从地区j到地区k的到岸价格，djk表示地区j与地区k之间的距离。随着距离的增加，τ增加，运输成本逐步增加，且距离越大运输成本增加的速度就越快。从广义上来讲，运输成本并不仅仅是指运输产品所产生的费用，也包括各种制度费用、交易成本等。

根据经济主体的需求函数，不难得出:

上式中，cijk代表地区k对地区j生产的第i种工业产品的需求量，Yk代表地区k的总收入，wj代表地区j工业劳动者的工资，Tk代表地区k工业品的价格指数。Yk和Tk分别为:

由于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没有超额利润，在均衡情况下，经济主体对工业品的支出等于企业成本，因此有:

从而市场潜力方程为:

假设劳动力在地区间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当达到充分流动时，地区间的真实工资水平是相等的，并且，不同地区间的农产品价格也是相等的，假设:PA＝1，从而有:

上式中，PHj表示地区j服务产品的价格，PHk表示地区k服务产品的价格，con表示常数，可以假定con＝1，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分析。又有PHkCHk＝μ3Yk，从而推出:

从而市场潜力方程又可以写为:

根据市场潜力方程，一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a成正比，与单位企业使用的劳动量σf成反比，与该地区的企业数量成正比(不妨假设该地区的劳动力数量为1单位)，与市场潜力成正比，与工业品物价指数Tk成正比，与空间距离djk成反比，与运输成本τ成反比。因此，对于地区j来说，周围地区收入越高对地区j生产的产品需求就越高。周围地区的高工资引起当地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同时也增加了对地区j生产的产品的需求，进而引起地区j对劳动力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名义工资的上升。附近地区较高的服务产品消费量意味着较低的服务产品价格，从而附近地区实际工资增加，集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生产要素成本，从而引起工资的普遍上涨。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总能提高不同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

由于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显然，企业集中在一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集聚经济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来自于马歇尔，发展于Krugman、Fujita等。Krugman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市场外部性，导致了中心-外围结构的产生[1]。一个地区集聚的企业数量越多，就业量就越大，由于集聚经济效应，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即生产同样规模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投入越少。因此我们采用就业密度来综合衡量劳动生产率、单位企业使用的劳动量、地区的企业数量对地区工资的影响。地区就业密度我们定义如下:

上式中，Dj，t表示t时期地区j的就业密度，Lj，t表示t时期地区j的就业量，Sj表示地区j的面积。

市场潜力这个概念由Harris首先提出，他采用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的所有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总来衡量一个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规模[3]。市场潜力公式我们定义如下:

上式中，MPj表示地区j的市场潜力。地区间的距离，用各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来表示，而各地区的内部距离djj，其计算方法为:

我们认为，地区之间运输条件越完善，市场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一个地区吸引外资，增加进出口，因此，我们用XMj与FDIj来衡量地区j与其他地区的运输条件与市场开放度情况。其中，XMj与FDIj分别表示地区j的进出口总额与地区j吸引外的资总额。另外，我们引入控制变量HCj，HCj表示地区j的人力资本。为了保证解释变量系数的弹性性质并减少数据波动，我们对经济变量采取了对数形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计量模型可构造如下:

式(20)中，t表示年份，βj表示面板数据的截距项，αi表示各变量的系数，uj，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自治区各项数据缺失，我们采取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全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以1985～2008年为样本区间。文章中的各种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2.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模型中变量的定义，具体如下:

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名义工资、就业密度、市场潜力、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人力资本在我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异现象，东部地区要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整体上要高于西部地区。

3.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结果，本文首先用单位根检验法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主要是指将面板数据的各变量的横截面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检验其是否具有单位根，从而确定数据是否平稳。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来检测面板数据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单位根检验。我们对各经济变量进行水平与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检验回归方程中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根据SIC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回归模型变量表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中，括号外数字表示相应统计量，括号内数字表示相伴概率，即不拒绝原假设的概率。不同检验方法中第一行数字表示水平单位根检验结果，第二行数字表示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结果高度显著，总体拒绝“各截面序列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各面板水平数据值是不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序列则表现平稳，从而满足了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条件。

(2)协整检验。基于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模型中截面数据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判断名义工资、就业密度、市场潜力、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主要采用Pedroni提出的面板数据协整分析法来判断6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回归方程中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滞后阶数为一阶，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括号外数字表示相应统计量，括号内数字表示相伴概率，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对模型进行回归，不存在伪回归的现象。

4.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通过对不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的优良性进行比较，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由于样本采取的截面数据比较多，为了进一步避免出现横截面的异方差问题以及直接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可能产生结果失真的问题，本文采用截面加权的GLS估计方法，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

表4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模型的估计效果很好，总体上显著性很高。从全国的角度讲，市场潜力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也很显著，进出口总额的增加也能促进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就业密度却与工资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显著负相关但系数较小，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工资水平的变动影响很小。分地区来看，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的增加都能显著促进地区工资水平的增长。市场潜力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在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东部地区；而人力资本的贡献效应则恰好相反，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就业密度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负效应在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增加能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区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的变动关系在不同地区均表现出很弱的负相关性。

因此，地区市场潜力是影响地区工资差距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区市场潜力大，有利于本地区的产业集聚，使得本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越是落后的地区，市场潜力的增加越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教育和培训能增加个人的人力资本储蓄，从而提高个人的生产潜力，这有利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人力资本投入较多的人，一般能够在未来获得较高的工资。并且，在资本应用过程中，物质资本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而人力资本则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增趋势，因而东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最高，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也相应最高，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理论在本文中得到了实证支持。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意味着本地市场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得到增强，从而有利于工资水平的增加，虽然这种效应还不是很显著。当劳动力在一个地区过度集聚时，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不足，劳动者之间便会发生争夺工作岗位的竞争，从而导致工资水平相对下降。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调整，党政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推行人事制度改革，使得传统主渠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私有企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整体上受产业结构的制约，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相对较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就业密度与工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过度集聚，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大，从而导致就业密度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的负相关程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西部地区。因此，从工资水平角度讲，我国劳动者的集聚整体上产生了一种竞争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劳动者的集聚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因而劳动者的集聚更多地有利于企业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本身。外商直接投资增加虽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是，几乎跟工资的增长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通过招商引资、来料加工等“外源型”发展模式，一个地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简单劳动力转移，但是，长期的“外源型”发展会使制造业始终在低端扩张，不利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劳动者收入也难以提高[4]。廉价劳动力、低廉成本、价格优势，曾经是中国吸引外资，“中国制造”后来居上，抢占全球市场的利器和法宝，但如今市场的饱和、工业化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制造业产能的膨胀，已让中国式“血汗之路”变得越来越狭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立了包含三个部门的地区贸易模型，推导出可估计的市场潜力方程。以1985～2008年为样本区间，探讨市场潜力、就业密度与我国地区工资水平的关系，同时，将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市场潜力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也很显著，进出口总额的增加也能促进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就业密度却与工资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呈弱负相关关系；市场潜力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在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东部地区，而人力资本的贡献效应则恰好相反；就业密度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负效应在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根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受经济、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种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落后地区的知识结构，不断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是缩小地区间工资水平差距的重要措施。

第二，提高落后地区的市场潜力，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广大地区通过循环累积机制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中心地带。而广大的西部地区由于自身消费市场有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海外市场距离较远等原因，市场潜力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因此在西部地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中心城市，鼓励省际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有效地促进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使得落后地区在能更多地享受到东部地区市场潜力外部性的好处的同时，也可以带来自身市场潜力的提高。

第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着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速度和能力，也相对排斥了境外投入和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后地区的当务之急。由于多数落后地区内生发展能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又需要高额投入，因此在地区自身加大规划和投入力度的同时，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包括上级政府的投资和外界的经济援助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加强国内外市场的贸易联系与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不仅有利于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改善和发展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沿边开放有利于消除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内地经济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桥梁和纽带，从而全面提升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国际化水平。

[1]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2]Fujita，M.，Krugman，P.R.，Venables，A.J.The Spatial Economy[M].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9.

[3]Harris，C.D.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4，44(4):315—348.

[4]周申，易苗.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开放[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6):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