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1960 – 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

黄正柏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正柏 325035)

联邦德国建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保守主义占优势的年代。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恢复与发展经济、解决温饱、生活稳定，或者说是所谓“吃饱肚子”的问题。对外方面，联邦德国处于冷战前沿，奉行对西方阵营“一边倒”，反共防苏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在政治上，联盟党持续执政，激进左派和极端右派的政党被禁止。工会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已不以推翻现存制度为目标。社会民主党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在加入西方集团和重新武装问题上也改变了态度。党派斗争并未消除，左派和右派分歧仍然存在，但共识比以往更加广泛了。青年人没有表现出政治热情。据说某学生被问到哪两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时，回答是：“父亲的支票本和母亲的烹调书”。在意识形态方面，纳粹意识形态已经破灭，而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已失去信心。随着战争废墟逐步被清理，“经济奇迹”逐步惠及广泛的社会成员，人们逐步对联邦共和国产生了认同感，并有“波恩不是魏玛”之说，并相信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突然和激烈的变化。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Entideologisierung）的论断。

一、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

就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新左派”兴起了，一种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大批判”（Totalkritik）浪潮，在60年代爆发出来，打破了以保守主义为基调的共识。这埸抗议运动的爆发突如其来，实际上经历过一个酝酿期。尽管德国共产党早在 50年代就被当局取缔，但左翼激进思潮在联邦德国从未绝迹。1959年，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因不满社会民主党背离先前的信条，该组织与社会民主党脱离关系而成为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组织。该组织的柏林支部号召对大学进行“民主化”改革。1964年，该组织又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越南战争和伊朗的政治压制而举行宣讲会，并组织示威和游行，同时也反对联邦德国卷入世界其他各地的帝国主义冒险事业[1]。文化和思想界的左翼——自由主义批判情绪依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宣称，这个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也有一些人仍然宣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 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批判性的思想并没有形成大的浪潮。保守派不喜欢这种有左翼色彩的思潮。普通人多数满意现状，认为这些文人们不负责任，对实际缺乏了解。到 60年代中期，一系列因素的机缘巧合，促成了学生运动的爆发，打破了平静。此时，出生于战后的一代人已成长起来，并且正是在高中和大学学习的年龄。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战后的匮乏年代，成长于“经济奇迹”的时代，已无需担心温饱问题，并且受到较好的教育，易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于 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社会的保守状态不满，认为现存社会金钱至上，商业市场的价值准则占了优势，物质和技术压制了人性，既不公正，也缺效率，高等学校体制陈旧，缺乏民主。他们还看到，被看成是民主与自由榜样的美国却在东南亚进行野蛮杀戮，联邦德国却支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社民党与联盟党组织“大联合”，被认为是与保守权势集团同流合污，甚至是“背叛”。而一位前纳粹官员库特·基辛格成为联邦总理，大联合政府控制了联邦议院的大多数，反对党自由民主党过于弱小，1966 – 1968年政府酝酿制定《紧急状态法》，并修改《基本法》，以便将原占领国在德国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利移交给联邦德国。这些都引起强烈质疑和担心，左翼 – 自由派担心危及自由民主制度。极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DP）在六个州的选举中获得5%以上的选票，进入州议会，这也激起对极右势力卷土重来的忧虑。还有60年代期间联邦德国对纳粹罪行进行的审判，尤其是1963年开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审判所揭露的纳粹罪行，给德国人而尤其是年轻一代以强烈冲击，他们震惊、耻辱，转而要求清算父辈们的历史，进行政治和道德审判。此外，美国发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1966年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青年学生思想和政治上的反叛情绪更加强化起来，形成60年代后期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强大的抗议运动。

1966年“大联合”组成之际，雅斯佩尔斯（Karl Jaspers）发出“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联邦共和国滑向何处？”）的质问。在他看来，联邦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像其前辈一样，要把公民排除于政治进程之外。“全党派政府”（all-party government）和《紧急状态法》将使这一点彻底实现，联邦德国有可能“从政党寡头制走向威权国家；从威权国家走向独裁；从独裁制度走向战争。”虽然有议会政府的形式，但是“我们国家的结构是建立在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联邦共和国“走入了死胡同，回头是岸才是唯一出路”。国家的转向“不可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实现，非全盘改弦更张不可”[2]。鉴于“大联合政府”控制了联邦议院的绝大多数，反对派力量弱小，于是一些激进左派团体组成“议会外反对派”，举行抗议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发挥了带头作用。1967年6月，伊朗国王访问西柏林，学生们强烈抗议这个“镇压政权”的代表来访，表达对支持伊朗国王的美国和联邦德国政府的反感。一名学生在冲突中被警察的流弹打死，更是火上加油。保守的报业巨头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 AG）对学生运动的指责，更激起了学生的不满，他们批评斯普林格的报刊进行歪曲报道。1968年5月，数万人举行“向波恩进军”运动，反对《紧急状态法》。一些学生在抗议中被拘捕。在几大政党中，联盟党为制定和通过该法辩护，强调制定该法的种种必要性，在野的自民党一部分人批评该法。与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出现分歧，一部分人对于学生抗议运动不无同情，包括党的领导人、时任联邦外长的勃兰特。经过激烈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决定支持《紧急状态法》，同时勃兰特在议院宣布，将反对“任何滥用紧急状态法的企图”。“谁玩弄紧急状态法来压制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为保卫民主而在街垒上同他见面。”1968年6月，在议会外反对派强烈的抗议下，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并修改《基本法》，允许政府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采取包括电话窃听和其他措施来干涉私人通信，且无需将有关情况告知被监控者。但是，学生抗议并未终止。1969年4月，发生枪击激进学生领袖卢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事件，再次激起抗议浪潮。学生运动得到一些左翼 –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情。1967年，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和格拉斯（Günter Grass）等七十一位作家和艺术家发表声明，谴责报纸煽动舆论，批评当局未经调查就宣告学生有罪，要求议会对警察的违法乱纪和野蛮行为进行调查。1968年，恩岑斯贝格批评《紧急状态法》就如同腓特烈·威廉四世所说的话：“士兵是民主派的唯一药方”。以此法对待民主分子，是因为“少数人的统治，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用其他方法维持了”]①参见: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Constitution (May 28, 1968) and In Support of the Emergency Laws(May 15-16,1968) [C] // Jarausch K, Welsh H A.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Vol.9: Two Germanies,1961-1989 [EB/OL]. [2012-10-02].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1969年枪击杜奇克事件发生，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伯尔（Heinrich Böll）等学者和作家发表声明，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和保守媒体对学生的攻击，指出其以保护宪法和秩序为名，行统治驯服的大众和走向新的民族主义之实。另一方面，他们也建议学生注意斗争方式。

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中，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批判现状，质疑权威，抨击政府，要求“民主化”：一是要造就一种了解自身权利，不再服从权威的“成熟的公民”。二是创造平等的机会。三是要求社会更加宽容，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其中激进者甚至提出，只有改变甚至摧毁现存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彻底拒绝现代资本主义（或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才可能有人的自主和解放，通向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的要求所表达的，既有对现状的不满，也有对新生活的向往。时任外长的勃兰特肯定学生运动中的合理成份，认为青年人往往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使大多数并无现成答案，但足够发人深思。“青年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无法解决科学支配时代的许多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国际秩序的可悲状况采取了姑息态度。”“在某些大声疾呼的抗议后面隐藏着这样的问题：‘自由是为了什么？’‘难道没有向我们强调指出，物质生活的改进和技术的完善并非最终目标吗？难道事物没有表明，政治的决策过程将越来越模糊不清，从而也越来越令人费解了吗？难道我们不正担心，人类有可能打错主意，他们也许会退化成为可以操纵的机器人吗？’年青人抗议的是在表象与现实的矛盾后面的那种非人性的东西。他们对那种提出了要求而又不准备兑现的政策，对那种面对暴力、压迫和流血而无能为力的……政策表示绝望。”[3]然而，青年抗议运动又是思想庞杂，泥沙俱下。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以至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有女权主义（1968年“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成立“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有追求所谓个性解放、“爱欲”解放、极端自由化甚至放纵生活者；有共产党人，也有属于极右的、反自由主义的和文化悲观主义的思潮等。理想主义的精神、合理的要求和偏激的情绪、不断抗议的精神和狂热的行动主义混杂在一起。斗争方式是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语传单，但也采取占领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行动，甚至街头暴力。运动的表面轰轰烈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普遍不满的催化剂，但许多要求是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并无可行的对现存社会的替代性方案。而一些人要求的绝对自由等，是与现实相冲突的。运动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怀有对社会弱势群体和第三世界的同情，但他们主要属于中产阶层，并未打算去深入争取和发动民众。有些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情学生，也不赞成他们的极端方式。保守派则明确反对学生们的过激行为。有些激进分子形成好斗的小集团，把抗议变成了恐怖活动，引起反感和恐惧，这无助于学生运动获得社会的支持。加之政府的压制，运动不久走入低潮。

二、1970 – 80年代的“公民行动”

60年代那样的学生运动，到70年代已不再发生，部分原因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后进行改革，使运动提出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学生运动发生分化，小数人进行恐怖活动，遭到镇压。许多人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包括加入公务员队伍。但是，被称为“公民行动”（Bürgerinitiative）的民间自发运动（有时被称为“新社会运动”）却在70年代蓬勃兴起。工业化与环境和资源的矛盾逐渐突出，这引起人们越来越的关注和忧虑以及对工业化——现代化负面后果的反思。这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一个普遍现象，联邦德国也是如此。早在 6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就曾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鲁尔的蓝天”口号。民间开始出现一些自发的团体，称为“公民行动”。其参加者不以党派划线，不过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成员较多而联邦党成员较少。年龄结构则以年轻人居多。其主要活动不是选举政治，而是就一些涉及民众切身权益的政府政策或企业行动表达意见。60年代末学生运动期间，1969年汉诺威出现抗议增加公交费用的“红点”（Roter Punkt）行动①参加者在自已的汽车上标上红点, 表示愿意搭载乘客, 以示抵制公交费用的上涨.，据认为是公民自发行动的首次实例。70年代，石油危机、经济衰退、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的报告、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加剧，这些环境事件的发生，强化了人们对于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核战争威胁等危机的认识，“公民行动”更为广泛地出现。他们或是反对某个核电站或某条高速公路的修建，或反对某老城区的拆除等。例如 70年代，政府制定宏伟的公路网建设计划，大量的树林被砍伐，大片绿地被填压，这引起了居民的抗议和示威。1975年巴符州的威尔（Wyhl）建立核电站一事（据说如果建成，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引发居民和学生的抗议。在最尖锐的时候，有两万余人占领工地，当局曾以强力“清场”，但最终被迫取消了该项建设计划。“公民行动”的影响由此大增，一些人对它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现有政党、公共机构和政府的信任。曾参加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许多人（包括所谓的“K集团”即共产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在学生运动衰落和政府《激进分子令》压制的情况下，转而以环境保护等议题作为社会批判的新主题，汇入了各种“公民行动”，走上“绿色政治”道路，壮大了“公民行动”的声势和力量。在这类组织广泛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70年代成立了全国性的“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BBU）和“德国自然和环境保护联合会”（Bund für Natur-und Umveltschutz Deutschland，1977年改名Bund für Umvelt und Naturschutz——BUND）。到1977年，“BBU”约有950个成员组织，30万成员；“BUND”的成员约有4万人。前者较为激进而后者较为温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约通过《双轨决议》，冷战重新加剧的时候，以环保为主旨的“公民行动”又与蓬勃兴起的反核和平运动汇流，形成高峰。1981年，联邦德国登记的这类组织达1 500个，参加者达500万人。环境运动还获得了科学界的支持。联邦环境保护局的一些专家建立了环境研究所（Öko-Institut），为环境保护组织提供科学的支持。

“公民行动”起初主要是关注环境以及其他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但很快提出了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要求。“公民行动”中不乏要求激进社会变革的左翼人士和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对于环境问题，头痛医头是不够的。人类面临全面危机，除了彻底改弦更张，别无他途。1977年“BBU”的“指导方针”中说：公民行动团体自发形成，是因为一些社会发展和国家措施正在侵害人们的基本权利，人们在强势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面前感到无助，所以要集合起来维权。文件强调：“我们不是仅仅要求纠正滥用的行为和阻止有害的发展，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公正、更自由和更人道的社会。”“我们社会的特点仍然是权力、资本和知识的集中。我们的要求则与此相反，要扭转社会各领域中这种日益集中的趋势。我们要求简单化、非集权化和非集中化。我们不要一个只有侵吞和被侵吞、胜利和灭亡的社会，而是要一个缩小了权力与无权、财富与贫困的对立的社会，一个人类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勾划替代性的社会秩序，也要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冲突。这就是建设性的工作和非暴力的行动。”“公民行动组织不要求夺取政治权力，而是要使权力受到节制，从长远看则要求削减权力。”“我们要求公民有权参与和共同决定与其有关的计划。我们要求公民有权在各级政治中参与和共同决定。我们要求在州宪法或基本法中扩大或者引入公民投票的内容。”[4]BBU的领导人批评说：既有政党标榜为“人民的党”，但却只是争权夺利，而疏远甚至仇视人民，政府对许多问题缺乏应对方略，而公共生活已变得何等官僚化，国家及其机构变得何等简单粗暴。BBU的行动口号是：“当公正变成了不公正，抗议就成了一种责任。”总之，“公民行动”所要求的已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而是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要求更多更直接的民主参与（所谓“草根民主”）和对权力实行更多的限制等。

在行动上，“公民行动”也逐渐进入政治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8年他们组成“绿色集团”（Die Grünen）参加巴伐利亚州选举。其他州相继效仿。此时东西方冷战重趋紧张，北约“双轨决议”激起声势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它与环境运动汇流，提升了“绿色集团”的社会支持率。1979年“绿色集团”以“替代性政治联盟：绿色集团”名义参加欧洲议会首次直接选举。1980年建立政党——绿党（Die Grünen），参加一些州的选举。1983年，绿党通过选举进入联邦议院。随着绿党的成立并参加选举活动，以环境保护为主旨的、民间性质的“公民行动团体”实现了向政党的蜕变。绿党初建时，声称自已不是传统的政党，甚至称为“反政党的党”，与“公民行动”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彼此呼应。后来绿党进一步调整纲领和策略，进入了现存的政党体系之中。

“公民行动”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和平的抗议、游行和静坐等，但有时也出现颇为激烈的斗争，令当局颇为棘手。“公民行动团体”中也有比较激进和相对温和的派别。前者把环境运动当作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的一部分，后者主张尽可能与现有的政党和机构合作。80年代，“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出现分歧：一派支持所有各党的环境倡议，一派主张只与绿党保持关系。更由于经费不足和人事困难，而其他党派如社会民主党也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削弱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的关注。到1985年，加盟的组织由最多时的1 000多个减少到约350个[5]。尽管如此，“公民行动”的基本理念和诉求通过一个新的政党——绿党而在政治上得到表达。

三、1960 – 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的影响

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旋起旋落，70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组织活动到八十年代也出现衰落的倾向。但它们都对联邦德国的发展留下了印记。《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指出：它冲击了建国以来的基于保守主义的、沉闷的政治气氛，促使“各阶层居民对传统的权威和地位、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联邦公民相信，许多东西必须加以改变。”结果是促成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新变化，形成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反保守的气氛”[6]。哈贝马斯说，学生运动促进了激进民主思潮的传播，促进了文化和政治批判潜力的进步。而在学生运动之前，这种批判只限于主流政治文化边缘的富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圈内。他甚至认为，1945年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并未对德国社会政治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才使德国政治文化氛围变得轻松一些，使生活方式更解放一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①参见: 余灵灵. 哈贝马斯传[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72.。政治学家古根贝格（Bernd Guggenburger）在1975年写了《回到现实》一文，肯定“年轻人的抗议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一些久已过时的清规诫律，一些以前讳言之事现在直言不讳了，人们的言谈举止变得较为自由，一般而言也更为宽容，而且从总体上看更加开放，更愿意展开批评了。此外，还有对匮乏和苦难的同情，对世界同一性的认识，对现存制度的缺陷和弱点的揭示，以及促使人们认识第三世界的处境、军备竞赛的自我毁灭性等等。这些都是“独特的道义上的和具有解放作用的成果”②参见: The Ostensible End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March 15, 1975) [C] // Jarausch K, Welsh H A.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Vol.9: Two Germanies, 1961-1989 [EB/OL]. [2012-10-02].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从政治上看，60年代的学生运动，冲破了保守主义占优势的局面，各领域出现了思想开放和讨论改革的局面，为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开启了一个自由化和民主社会主义为特点的“改革时代”。有不少要求改革的年轻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或支持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长期与联盟党合作的自由民主党出现左转倾向。1968年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任主席后，与社会民主党靠拢。1969年 3月，自由民主党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联邦总统候选人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曾任阿登纳政府的内政部长，因反对重新武装而辞职，后加入社会民主党）当选总统。一批知识界知名人士也支持社会民主党上台。社会民主党打出民主和改革的旗帜来争取支持。社民党领导人勃兰特撰文说：“联盟党视民主为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而社会民主党则视民主为一种原则，它必须影响和深入到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以“成功、稳定、改革”为竞选口号，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上升到42.7%。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联盟党组成再一次“大联合”的建议，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织“小联合”政府，由勃兰特担任总理，谢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政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部分地实现了学生抗议运动提出的改革要求。

70至80年代广泛出现的“公民行动”及其活动，到80年代虽然有所削弱，但其活动反映了随着联邦德国进入高度工业化社会而面临的新挑战。“公民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有几点：

一是在其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 – 社民党 – 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1985年，曾任“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主席的约·莱能（Jo Leinen）成为萨尔州环境部长。80年代中期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费舍尔所属的绿党，也是在“公民行动团体”的基础上形成。80年代绿党进入联邦议院。90年代末，绿党又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合的联邦政府。

二是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1979年，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鉴于绿党在不莱梅州选举中的成绩，就批评党对于环境运动缺乏应对方略，担心社会民主党的地位会因绿党而遭到削弱。鉴于许多青年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了环保主义者的活动，他认为党的领导者应尽可能赢回那些对政府的政策失望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70和80年代相继在联邦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 自由民主党政府和联盟党 – 自由民主党政府，均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环境保护的法律法令，建立相应的机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节约能源，鼓励发展节能环保技术。

三是促使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理念，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这是对工业化以来的整个发展理念的一个重大改变，而联邦德国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四是在“公民行动”基础上形成的 80年代初的反核和平运动，也对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促使联邦德国政府坚持“在低水平的军备基础上实现和平”的基本政策，反对重新强化冷战。这成为制约 80年代初的东西方冷战，促进东西方重新走上谈判与缓和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戈登·A·克莱格: 德国人[M]. 杨立义, 钱松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251-252.

[2] Smith G, William E.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 Politics [M]. London: Macmillian Education Ltd, 1989: 79-80.

[3] 维利·勃兰特. 会见与思考[M]. 张连根,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254-255.

[4] Schweitzer C C.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1944-1994 [M]. Providence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1995: 384-387.

[5] Smith G, Paterson W E, Merkl P H.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 Politics [M].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271.

[6] 苏姗·米勒, 海因里希·波特霍夫.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 1848 – 1983 [M]. 刘敬钦, 李进军, 解健真, 等, 译.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4: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