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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城里人”

张志勇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张志勇身体不好，3年前查出患有糖尿病，每月几百元的医药费也成了一项不可小觑的开支。没有搬入锦和新城之前，他的医疗保险是新农合，每月医药费能报销85％；搬进新城之后，社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不能再交新农合了，按照规定应该缴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消失的五里铺村。图/丁筱净

正在扩张的锦和新城。图/丁筱净

医疗保险的更换也就意味着报销比例的缩小。现在，张志勇的医药费只能报销60％，与新农合时期相比落差不算小。“怎么不划算他们怎么来。”他嘀咕着。

谢春华比较谨慎。面对采访，她告诫说：“快走吧，别问了。你们这样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千万不要在笔记本上写我们的名字。”虽然不识字，谢春华仍然象征性地看了看记者的笔记本。只要是三个字连着的词语，她就要求擦掉。在她看来，三个字的词组不是村庄名字就是村民名字。“前两天有村民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结果被管委会的人叫去了。”

这样大规模的村庄拆迁整合以及土地流转，是否征求了农民的意愿呢？

《民生周刊》记者查阅滑县人大常委会的资料得到如下信息：2009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到各乡镇、集聚区和农村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表、走访群众等方式，收集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600多条，形成了1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并依据这份调研报告，向县政府提出相关建议。

而在记者的实地调研中，先后有20多位村民表示，在搬迁之前并无一人参加过座谈会、填写过调查表或就此事受访。

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0年间的搬迁过程中，率先搬迁的暴庄、睢庄村民还经历了先拆迁、后搬迁的情况。当时，村民们不得不在旧宅拆迁后四处投亲靠友或租用住房，领取少量的过渡费。

由于村民对此事意见很大，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才决定采取先建后拆的方式，并沿用至今。

“这些调查资料肯定不敢公开。”采访即将结束之时，张文秀向记者强调。她的理由是，一旦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被公开后，上面将有领导出来追究。

张文秀并不知道所谓的“上面领导”官职有多大，她只想让领导知道她家的处境，但又怕被一些基层领导知道后，“给她穿小鞋”。

采访最后，张志勇解释了“万人坑”的含义：“万人坑，坑万人。”说完，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崭新的楼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