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科技培训现状研究述评

孙敬国，宫同瑶，安丙俭，王召峰

(1.山东省科技厅星火计划办公室，山东 济南 250101;2.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吸收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不强，还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建设现代农业的需要。因此，必须全面实施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及相关知识培训，提高务农技能，引导农民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随着国家先后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科技入户工程”，“百万农民培训工程”，“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工程”等多项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民科技种田、科技养殖、科技示范的水平大幅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得到增强。通过科技培训工程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推广了一批新科技、新品种、新成果;推进了广大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国内众多研究［1，2］表明:当前农民科技培训存在财政经费投入力度不够，培训规模及资金支持未能满足农民对科技培训的需求等诸多问题。本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归纳总结已有成果，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

农民科技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的主体较多。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把众多主体主要分为三类，即政府、培训机构和农民，并按文献中此三类主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述评。

一、培训推动者——政府

(一)培训理念落后

部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民科技培训重视不够，尚未真正将农民科技培训提升到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战略地位。潘鸿等［3］指出，现有的各级政府的文件和指令，不乏关于农民培训的单项规制，但大多没有准确的需求依据和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没有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同时，许多政策、文件、指令的内容显得脱离实际。侯小单［4］17指出，农民科技培训是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对农民科技培训的效果不会像其他行业那样投入后马上就有产出，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示出来。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更关注那些见效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的培训，而不愿意在农民科技培训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或是有时只是在表面上重视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却不做实际上的支持，使得培训工作因缺乏经费而不能顺利的开展。丁林等［5］对四川省的调研数据也支持以上观点。他们指出，各级政府对劳动力转移输出技能培训和农民务农知识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同，工作也很不平衡。这主要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被纳入年末目标考核刚性指标，诱使政府追求“短平快”项目，以更好更快地凸现政绩所造成的。较之务农培训具有成本低、投入少、见效快和增幅大的特点的劳务开发，正好契合了政府这一急功近利思想。

这种培训理念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宣传不足。潘鸿等［3］指出，受分税制后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影响，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缺乏对农民培训重要性的宣传和引导机制，在教育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技术致富新观念、宣传科技致富典型方面做得也不到位，造成农民对科技培训缺乏热情。曹建民等［6］使用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四省14个样本村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指出，能否充分地获得技术信息对农民的技术采用有显著的影响。阚长侠［7］25对河北省太行山区的实地调研显示，组织培训少、信息不灵、时间不合适是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主要因素，其次是经济状况、培训内容、师资等因素。其中，“信息不灵”也表明政府在农民科技培训宣传方面尚需努力。

(二)培训体制机制不顺

1.培训缺乏统筹协调。徐磊等［8］指出，我国现有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从纵向层面来看，省、市、县、乡建立的科技素质培训资源未能相互有效衔接;从横向层面来看，涉及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部门有农业、科技、教育、劳动、财政、共青团等20多家。农民培训工作缺乏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管理与协调发展，各部门各自为政，没有明确职责，职能重复与缺失问题存在。梁艳萍和高建军［2］以广东省为例，指出农业厅、科技厅负责新型农民科技普及培训工作的推进，财政厅负责政府补贴拨款。具体操作工作则由各示范市、示范县农业局、科技局等部门根据上级下发的文件要求和精神，结合本地区农业产业发展实际来制订具体实施计划。再通过公开招投标或指定培训机构的形式，将培训任务、培训要求安排给培训机构去完成。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出现了农业、科技、财政、教育等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管理分散、调控薄弱的问题，导致基层培训机构、培训设施、培训队伍等建设不足，地区间办学资源分布不平衡，有限的培训资源得不到最大的利用，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对农民科技普及培训的发展十分不利。滕卫双［9］以河南省为例指出:纵向来看，各级政府建立的农民科技培训资源未能有效衔接，县、乡、村不能互通信息，培训设备、培训师资不能有效共享;横向来看，涉及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部门过多，没有确定具体负责部门，造成培训内容不科学和培训对象重复，极大地影响了培训效果。吴晚信等［10］指出，广西省贺州市八步区农民科技培训资源未能相互沟通衔接，培训工作由农业、科教、劳动、妇联、共青团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组织，形成各自培训、多头管理、互不相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致使农民科技培训陷入盲目无序的状态。由于各部门举办的培训没有做到有机结合，教育培训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统筹和科学利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复培训、无序培训，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时间。李龙梅［11］以云南玉溪市为例，指出现行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管理体制和培训体系不完善，农民教育培训统筹协调与部门合作不够，存在多头领导、条块分割和体系交叉的局面。同时存在重复培训和重复统计的情况。同时，她认为目前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主要是在乡镇开展，甚至培训班办到了村，但乡镇级培训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专职工作人员，培训力量薄弱。

2.培训配套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培训工程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同时，培训项目的后续监督力量不足。

丁林等［5］认为，管理考核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管理和考核对象缺乏分类，用一个综合性办法来统领对所有培训相关方的管理考核。这种不分类管理、不区别考核的直接负效应，是对决策机关、管理部门、组织单位、培训机构和指导教师等的责任约束不清、赏罚指向不明。金玲等［12］指出，项目下达单位对整个培训工程的实施缺乏一套有效的评价机制。其往往注重下达任务而缺乏对实施效果的准确考评。评价内容上，定性考核多、定量指标少，宏观考核多、微观评价少，重目标考核、轻过程管理。评价方式上，简单地采取调查、走访、测评方式，自我评价、上下结合、交叉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尚未建立，不重视参训农民的反馈意见。梁艳萍等［2］指出，由于缺失必要的培训监督、监管机构和培训效果保障机制，导致各培训项目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不重视实际培训效果，科技普及培训质量难以保障。

邓东京等［13］指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后续跟踪监督、评测力量缺失。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一般实施年限为三年，而面对广阔的农村，广大的农民，三年似乎尤显其力度不够。而其后对培训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隐性问题和收益率，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农业收入的贡献大小，尚无准确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果没有进行持续的科技培训和跟踪比较，是难以科学衡量农业科技贡献比值的，培训效果也无法进行定量评估。

(三)培训经费投入不足

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表明，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农民科技培训发展的重要因素。徐磊等［8］、侯小单［4］23指出，我国目前对于投入农民培训的经费还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用于农民科技培训的费用也偏少，有些地方和乡村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中甚至没有规划预留出专用资金。例如，2006年我国农业部财政安排农民培训经费7亿元，其中，用于阳光工程的转移劳动力培训经费为6亿元，仅仅安排1亿元用于农民科技培训(其中还含其科技项目经费)。由此可见，这笔资金分配到各省对于农民科技培训来说微不足道。

各地方政府在农民科技培训方面的投入也不足。滕卫双［9］指出，2010年河南省用于农业的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110亿元，仅占全省总财政支出的7.7%。由于培训经费投入较少，导致河南省农民科技培训工作不能有序开展。丁林等［5］指出，2006年四川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共培训农民3.12万人，每村平均1万元总计投入830万元。如此偏低的资金投入水平与这个具有公益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培训工程极不相称、很不协调。李龙梅［11］指出，自2001年起，云南省玉溪市市级财政和部分县区财政就没有安排“绿色证书”教育专项经费。新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部分县区资金不能及时拨付到培训机构，市县区配套工作经费严重不足。吴晚信等［10］指出，广西省贺州市八步区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地方政府投入的专项经费少。由于缺乏经费投入，目前农民科技培训仍以举办培训班、田间地头面传口授为主，一些先进的教学技术和设备没有得到普及，特别是村一级，没有固定的培训场所，大范围开展声像教育难度较大，致使农业科技培训教育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邓东京等［13］指出湖南省蓝山县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财政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责任到村的培训教师和参与培训的专业农民在培训过程中所需开支都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补助，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经费相当紧张。因此，对于学员提出的多请些外面的专家、种养能手来讲课，组织学员代表走出去参观、学习，进行更专业化、更系统化的现场指导等需求无法满足。

农民科技培训的经费不仅投入不足，而且区域差异显著。方亚兵等［14］指出，2007年宁波市农民科技培训县乡两级财政投入资金为658.6万元，农业劳动力人均年培训经费9.58元，由此可见，宁波市农民科技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劳均培训经费更是偏低。各个县市区农民科技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平衡，劳均培训经费最高为36.32元，劳均培训经费最低为2.56元。

(四)培训相关配套政策欠缺

丁林等［5］指出，四川关于劳务开发的政策多达18个，内容广泛，前后连贯，体系完整。但农民科技培训只有一个综合性实施办法，不仅办法过于宏观和可操作性差，而且对管理部门、培训机构、指导教师的激励以及对参训农民的扶持等配套政策欠缺。李龙梅［11］指出，由于农民教育科技培训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通过培训后持证农民的优惠待遇没有体现出来，影响农民参训的积极性。刘宇［15］指出，辽宁省缺乏对参与农民科技培训的优秀学员进行跟踪服务和宣传，未能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李春兰［16］以四川省为例，同样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已经参加培训的骨干农民，有一部分已转移到二、三产业，或外出打工，培训后难以在当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难以形成骨干科技群体。

二、培训实施者——培训机构

(一)基层培训机构建设落后

梁艳萍等［2］以广东省为例，指出基层培训机构建设是科技普及培训工作落实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广东省科技普及培训基层机构建设落后，特别是各级农民技术学校和社区教育资源在农民科技普及培训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广东省近年建立示范市、示范县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在培训机构设置方面，采取社会招标、专家评审方式确定。短期内，这种方式对于集中最有优势的教育资源完成培训任务是非常有效和可行的途径。但是他们指出，如果没有稳定的、覆盖面广的基层培训机构，对长期、系统开展农民科技普及培训工作是难以提供有效保障的。方亚兵等［14］对宁波市的实地调研表明:有38.57%的农民认为当地缺少培训结构是影响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尽管目前每个乡镇都有农民科技培训机构，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培训机构没有真正发挥农民科技培训的功能，培训流于形式，农民科技培训机构亟待创新。

(二)培训目标本末倒置

金玲等［12］指出，部分培训机构的培训目标本末倒置。当前培训经费主要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培训机构的“东家”是政府主管部门(当地财政或农业部门)。为了争夺市场、拿到经费，培训机构的培训目标往往是“主管部门满意度最大化”，而非“农民受益最大化”。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对主管部门的意见关注度远远大于对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的力度，于是培训机构表现出“不是为农民培训，而是为主管部门培训”。

(三)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

从目前农业技术培训的现状来看，培训内容面比较窄，内容缺乏灵活性、可操作性，许多内容不是农民所需要的。金玲等［12］、阚长侠［7］23指出，现有培训内容难以契合农民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培训内容没有结合农业生产形势和农民实际需要;在培训过程中以单纯的种养技术为主，忽视了农村二、三产业知识的培训，较少注重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经营理念培育。只注重产中培训，忽视了产前和产后相关技术培训，以至于影响到培训成果的延伸。如产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培训，以及产后的农产品销售服务和农产品加工储藏等培训，它们都关系到农产品标准化安全生产，以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多数培训内容单一、雷同，缺乏针对性，并且多集中种、养殖类技术管理。培训内容没有针对一个地区特色种植、养殖，达不到发展“一村一品”的要求。柳菲等［17］根据四川省平原、丘陵、山地三类地形区7个代表性行政村247个农户家庭的调查资料指出，现行的农民培训并未结合农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他们建议，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内容应围绕地方特色产业，按需求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农业政策、农村法律法规、经营管理、创业技能以及文化、卫生、环境等知识的培训。方亚兵等［14］以宁波市为例，调查发现农民认为培训缺乏针对性，投入产出不成比例，13.34%的农民认为培训内容不能满足需要是影响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这表明有些培训项目课程安排缺乏针对性、流于形式。他们借助调查数据，进一步指出，农民最需要的科技培训内容是市场经营知识;农民最需要的农业技术是优良品种。他们建议在开展技能培训时，要加强市场经营知识、农业生产技能、政策法规、农民创业知识的培训。同时，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如何选择优良品种的技能培训、加强农民销售技能培训和机械耕作技术培训。

(四)培训方式单一

黄永春等［18］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指出目前大多数农民科技培训仍采用人对人、面对面的以语言讲述为主或简易的现场示范形式，运用多媒体、网络电视、现代通信等现代传播方式的不到10%，制约着培训直接性效果和农民接受信息的时效性。方亚兵等［14］对宁波市的调查数据显示，59.4%的农民最喜欢参观学习和田间示范的培训方式。受访农民中仅有13.42%喜欢传统的培训方式——课堂讲授，这一比例排在第四位。这表明，农民喜欢的培训方式是注重实效、讲究实际，特别是能够直接看到经济效益的培训方式，因此，应该将参观学习与田间示范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培训的效果。侯小单［4］17指出，农民之所以选择培训，是由于在生产实践中遇到了问题，他们希望的是能够针对问题对症下药，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对于农民来说，熟练的动手能力比简单地罗列理论知识更加实在。吴晚信等［10］也指出，现行农业科技培训只是单纯就培训而培训，课堂上侧重于理论教学，课后无具体操作和解决方法，不能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有机结合起来，造成部分农民学无所用，影响了农民学习技术的积极性。

(五)培训师资力量薄弱

黄永春等［18］指出，目前农技人员知识老化、年龄结构不合理，又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适应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的复合人才偏少，难以胜任新时期农民科技培训工作。培训师资力量不强直接制约着农民科技培训的深入开展。侯小单［4］18指出，目前承担农民科技培训任务的师资力量主要来自于农业高等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乡镇农校和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大部分培训通常都是以农业基地为中心围绕课题或者是项目进行的培训。从调查上来看，农民科技培训中普遍存在着培训人员专业素质较低、学历低、职称低的情况。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些新的农业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随着农业科技的快速更新，一些培训人员的知识变得老化、水平变得相对落后，而且由于缺乏培训经费，培训人员的待遇较低等诸多因素，培训队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这些方面的原因都会影响到对农民科技培训的效果。吴小凤［19］指出，由于需要培训的农民数量大、类型多，现有的培训师资队伍在数量和专业结构上远远不能适应任务的要求。目前，培训师资力量还很薄弱，培训教师一般都是区镇级从事农业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知识已老化，对新知识只是自学理解，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其培训的内容主要局限于种养类技术，培训类型受到制约，不能满足现代农民的需要。

三、培训接受者——农民

(一)对科技培训的认识不足

黄永春等［18］认为，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技能型的劳动者，更需要具有示范带动性、促进科技推广的劳动者，但现在从事农业的人员知识水平和主动接受培训的意识不高，普遍只顾眼前凭老经验干活。吴晚信等［10］指出，农民自身认识不足、小农意识强、小富即安，总认为农业是靠天吃饭，依赖传统经验，不愿花时间精力接受新技术。李恩等［20］经调研数据实证表明:农民对新技术的认知程度、对农业技术给自身帮助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民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

(二)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梁艳萍等［2］指出，从反映产业人员整体素质的受教育年限指标来看，2009年广东省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员占83.3%，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员相比，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方亚兵等［14］指出，宁波市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占26.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高达73.5%，表明该市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黄永春等［18］指出，苏州市吴中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9.0%，初中占50.4%，高中(职高、中专)占24.2%，大专及以上占6.4%。另外，接受农民“绿证”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只占2.6%，接受生产技能培训的占35.3%，接受其他培训的占12.9%，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并缺乏专业技能。同时，拥有的农民专家、种养能手及农民经纪人仅占从事农业劳动力的2.5%，平均每村不到16人，农村实用人才少。丁林等［5］指出，四川乡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5年，其中文盲占15.6%，小学文化程度占47.2%，初中占32%，高中及以上占3.3%，乡村劳动力中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员占8.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由于新农村留守农民整体素质不高，通过短期的科普培训，他们难以接收、掌握有效的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专业知识。

另外，潘鸿等［3］、梁艳萍等［2］指出，青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领域的转移，带来留守农民年龄老化趋势，而年长农民在接受培训、从事专业化生产方面积极性不高，也为新农村科技普及培训带来阻碍。黄永春等［18］指出，一次产业效益低、劳动强度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从业者群体呈低文化、老龄化、女性化特征。据调查，吴中区农业从业者50岁以上的占49.2%，40－50岁的占35.8%，35－40岁的占10%，35岁以下的仅占5%，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难度增大。邓东京等［13］根据实地调查指出，参与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农民年龄大部分在40－60岁之间，其中40－50岁占41%，50－60岁占56%。由于参训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和年龄偏大，一方面，对农业结构调整、抗击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投资的意识弱，不能把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到产业发展上;另一方面，参加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青年农民少之又少，影响了农村后续力量的培养。

四、结论及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民科技培训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民科技培训的推动者——政府、农民科技培训的实施者——培训机构、科技培训的接受者——农业生产者三大行为主体的角度入手。多数学者侧重于进行定性分析，在培训体制机制、培训经费投入、基层培训机构建设、培训体系、培训模式及师资队伍、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及对科技培训的认识等方面均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

虽然国内学者对农民科技培训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⑴现行“农民科技培训”界定不清，外延过大。本文认为，需要规范界定农民科技培训的内涵及外延。⑵鲜有文献通过区分农技推广服务机构、专业教育培训机构、专业合作组织及农业科技园区或基地等不同主体对农民科技培训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⑶现有文献专门针对各类新型农民精英，尤其是专业大户、科技带头人、会员型农户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实证研究较少。⑷已有文献较少对农民科技培训财政支持政策进行分类界定、绩效评估及统计分析。全面评价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阐明现行农民科技培训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及根源，对于增强农民科技培训实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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