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模式

王 鹏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领域，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人们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展开，主观角度的研究集中在阶级或阶层意识方面，鲜有学者从情感的角度进行研究。

近几十年来，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其中情感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更是激发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比如，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A.R.)认为，情感体验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是存在差异的，消极的情感体验通常可能会趋向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体，而积极的情感体验则会趋向较上层的个体。在多数社会学家看来，情感不仅可以作为先赋性的资源，通过代际传承与累积，还能够作为一种资源通过交换与运作从而帮助实现地位获得。情感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自我生产，会维持与强化现有的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学一直致力于社会分层的分析，它有必要将情感与社会结构的属性和变化适当地结合起来。

一、情感的代际流动

尽管某些基本情感可能是先天的，但对于大部分情感而言，个体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情感文化，获得了识别情感与表达情感的能力，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随着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

戈登(Gordon，S.L.)认为，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感受与表达某种情感，相反，我们总是要根据情感文化去解释、评价与改变某种情感。比如，情感词汇是情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情感经验的语言表达，是将生理感觉、姿势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套意义范畴。①Gordon，S.L.，Social structure effects on emotions.In T.D.Kemper(Ed.)，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157.也就是说，个体以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词语来命名自己的某种感觉与姿势、识别与定义情感，从而了解每一种情感对他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比如愤怒、忧虑等生物情感，经过短暂的童年之后，就会被赋予文化意义，这种意义通常会涉及到与某个社会对象或群体的关系。比如，爱的情感通常是围绕父母、朋友;羡慕和嫉妒经常针对那些拥有自己所渴望的资源的人。所有这些情感都是文化界定的，当个体经过社会化之后，他们就会学到这些情感的意义。肖特(Shott，S.)也指出，情感的社会化过程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时情感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情境定义和社会规范的影响。②Shott，S.，Emotion and social life: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p.1318.

情感词汇比较精确地反映了不同社会中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点，即使在一个社会的亚文化(诸如社会阶层、男人与女人)之间，情感词汇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根据伯恩斯坦(Bernstein，B.)的研究，与工人阶级相比，中产阶级的语言中包括更多的情感词汇，并能更精细、更复杂地区分情感体验，这就使得中产阶级能更精确地表达情感。库利(Cooley，C.H.)的研究表明，情感的细腻化从较高的社会阶层向普通人扩散，情感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个体的情感概念的形成，并不主要是出于理论上的求知与探索，更多地是来自于日常社会互动中的学习。尽管社会化经常会涉及到对有意的强化、模仿与直接的情感训练，但是儿童的社会化更多是通过在互动中间接地学习情感行为、规范和符号而完成的。接触某种情感，即有机会经历或观察一种情感，是对该情感概念化的前提。比如，父母经常表现出的情感会成为儿童情感概念的来源。舍弗(Sheff，T.J.)认为，当感到羞耻的父母向孩子发泄愤怒，并用愤怒的语言甚至体罚来羞辱孩子时，常会迫使孩子压抑自己的羞耻感，陷入羞耻—愤怒的循环中。

戈登的研究指出，根据社会位置，比如出生年代、社会阶层或性别等不同，个体会通过环境事件、看护者的行为或儿童自主的活动，接触到不同的情感。比如某些社区与家庭能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其接触到不同的情感规范、词汇和表达风格，而有些儿童则缺少这样的机会。或者，在科层制系统中工作的父母会鼓励敏锐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以及对消极情绪的有效控制。他们的目标是要使儿童在将来的社会互动中具备良好的情感能力。另外，社会潮流(比如离婚率的上升)、历史事件(比如战争、自然灾害等)也会影响到不同年代的同期群对情感的接触。①Gordon，S.L.，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s Emotion:Emotional culture，Competence，and Exposure，In C.I.Saarni，P.Harris(ed.)，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1989，p.325通过差异性的社会条件，个体所能接触的情感规范和理念，也会从人类情感体验的可能范围中经过筛选与细化，逐渐浮现出来。

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社会化过程，当个体习得了情感文化，并学会根据情感规则来整饰情感的时候，便具备了一定的情感能力。戈登认为，情感能力较强的个体能够更恰当地感受与表达符合社会情境的情感，控制不为社会赞同的情感，妥善地处理令人痛苦的情感，并且能够更好地进行角色扮演，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情感能力较强的个体在获取奖赏、与人交往、保护自尊等方面更能获得优势。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情感的识别和表达是社会化习得的产物，个体所能获得的情感能力直接来源于父母的情感体验与表达风格，而后者又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社会学家指出，情感体验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肯普尔(Kemper，T.D.)与柯林斯(Collins，R.)共同发展了权力和地位的情感理论。在他们看来，拥有较高权力与声望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诸如自信、满意和安全感等积极的情感，相反，拥有较低权力和声望的个体，则会体验到更多诸如焦虑、恐惧以及丧失信心等消极的情感。情感资源的多寡成为社会位置的敏感的指示器。劳维格勒(Lovaglia，M.)及其合作者豪瑟(Houser，J.)的研究对上述观点作了解释与支持，他们认为，地位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会从这些表现中得到更高的评价，从而会对群体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也因此更有可能体验到诸如愉悦、幸福等积极的情感。与之相比，地位低的人更有可能体验到不快、愤怒等消极的情感。因此，高的地位是与爱、自豪感等积极的情感状态相一致的，而低的地位则往往与忧虑、愤怒等情感联系在一起。里茨威(Ridgeway，C.)与约翰逊(Johnson，C.)对任务群体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地位高低不同的个体预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人们往往预期地位较高的人更有能力。基于这样的预期，互动中地位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够拥有更多的行动机会，而且他们的表现也更有可能获得积极的评价。正因为这样的优势，地位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体验到积极的情感，而地位较低的人则更有可能体验到消极的情感。

上述分析表明，情感并非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现象，表面上看似私密与内心化的情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制约。个体会由于其地位、权力和声望的差异而体验到不同的情感，而这些会成为其子女情感知识与情感能力的来源。因此，我们可以将情感资源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适当表达情感的能力，以及自信、快乐、安全感、幸福感等积极情感的存量。父母所拥有的情感资源通过子女的接触、观察和模仿而实现了代际流动。

二、情感资源与地位获得

情感不仅可以作为先赋性的资源，通过代际传承与累积，巩固与强化现有的地位，还能够作为一种资源通过交换与运作从而帮助实现地位获得。

柯林斯认为在社会互动中存在长期持续的情感，他称之为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它是一个连续体，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和消极的自我感觉。①Collins，R.，Interaction Ritual Cha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08.情感能量是制约人们在互动仪式市场中获得回报多少，或者说，在社会互动中是否能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资源。互动仪式市场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市场，但是它与有形的物质市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资源交换的场所。互动仪式市场之所以呈现出市场的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将与谁交往以及程度如何，取决于他与别人是否有相遇的机会，而且他们之间是否能相互提供吸引对方的资源。在互动仪式市场中，与物质资源相比，情感能量更加直接地决定着人们的投资回报。这是因为，情感能量是一种参与社会互动的渴求，情感能量的高低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主动程度与受欢迎程度，而后者则直接关系着个体在某一社会互动情境中的地位如何。在互动仪式市场中，情感能量丰富的个体对社会互动充满了自信与热情的感觉，所受到的互动情境的限制较少，有更多的机会成功地投资他们的情感能量;而情感能量较少的个体对社会互动缺乏积极主动的感觉，只能在少数的、能接受他们的互动仪式中参与情感能量的投资。情感能量过低的个体往往由于对社会互动过于被动消沉、排斥他人，而不能进入互动仪式。相应地，情感能量较高的个体相比情感能量较低的个体会得到更高的情感投资回报，在社会互动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科拉克认为，个体向他人表达的任何一种情感都包含了一种潜在的交换:情感资源被给予对方的同时，期望能得到其他资源的回报，即使作为友善与利他行为的同情也不例外。②Clark，C.，Emotions and micropolitics in everyday life:Some Patterns and Paradoxes of‘place’，In T.D.Kemper (Ed.)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310.个体经常会运用情感来增强或维持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权力或声望。同情，与任何一种情感一样，可以成为个体增强在社会互动中地位的重要工具。比如个体在向他人施与同情的过程，特意强调他人的缺点、问题与弱势，以使对方意识到自己的次级地位。或者，个体在施与同情时提醒对方应该感到负疚或羞耻，这样不仅降低了对方的地位，还使得对方产生了对同情予以回报的责任。

从上述分析来看，科林斯与科拉克都暗示了情感可以作为一种交换资源，能够增强或削弱个体在社会互动或微观际遇中的地位，由此产生价值。情感能力与积极情感存量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在社会互动中获得优势地位，也就越容易提高或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情感资源越匮乏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屡受挫折，会越发失去自信，产生悲观失望的情感，从而越容易失去目前的地位。海格特维德特(HegtvedtK.A.)与库克(CookK.S.)的研究对上述观点做了解释与支持，一般来说，处于优势地位的行动者往往将获得的权威与地位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因此会将权力所带来的满意的交换回报视作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更有可能在交换中体验到积极的情感。与之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的行动者，往往更有可能认为交换结果是不公正的，因此更容易体验到消极的情感。

因此，情感资源与个体地位呈现出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柯林斯指出，在互动仪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拥有较高的情感能量，他们可以借用这些情感能量继续控制将来的互动仪式。那些处于关注中心的行动者拥有较多的情感能量，他们会利用这些能量去聚集和激发更多的集会，使自己不断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按照这种方式，地位较高的人会从一个又一个的情境中再创造出权力与情感能量，而受其支配的、处于边缘地位的行动者则会再制造出较低层次的情感能量，被固定在其原有的位置上，继续成为前者的拥护者与附属者。萨默－爱福勒(Summer－Effler，E.)扩展了柯林斯的理论，她研究了处于次属地位的行动者的情感动态机制，指出当个体处于次属地位时，由于总是必须要服从，所以每一次与等级地位高的行动者互动，他们总是处于丧失情感能量的处境。

为了维持既有的甚至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人们不仅寻求积极的情感，而且力图使之最大化。人们的行为通常是以积极情感最大化与消极情感最小化为目标的。哈蒙德(Hommand，M.)指出，与其他资源类似，人类对积极情感最大化的追求围绕着几个基本变量，比如，在既定的时刻对积极情感的需求;在某种情境中所可能获得的积极情感水平;为获得一定的积极情感所必须蒙受的时间、精力、不确定性等成本;以及在特定关系中可能产生的消极情感等等。③Hammond，M.，Affective maximization:A new macro－theory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In T.D.Kemper(Ed.)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61.为此，他们不仅要减少为获得积极情感所带来的金钱、时间、精力等成本，还要运用各种策略确保积极情感的流动。比如构建多重情感纽带，使个体能够拥有多种选择获得积极情感。当一种关系破裂时，个体还可以从其他的关系纽带中获得持续的积极情感。或者，发展不同强度的情感纽带，这可以使人们能够按其需求调节和选择不同水平的情感关系。这样，按照对情感从高到低的需要，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情感关系。比如维持高度积极的情感纽带所花费的成本很高，所以当个体不需要很强烈的积极情感时，可能会选择强度不高、成本也相对较低的情感纽带，从而通过降低时间与精力的成本使情感资源最大化。

因此，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类似，情感资源的多寡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个体总是试图使情感资源最大化，并通过与他人的交换和运作来强化个体的地位获得。

三、情感与阶层再生产

随着情感资源与个体地位获得的相互强化，即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拥有较多的情感资源，而后者又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维持或提高地位的能力;相反，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拥有较少的情感资源，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个体的边缘地位。从宏观层面来看，情感资源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地位的分化。因此，在芭伯雷特(Barbalet，J.M.)看来，从表面上看，情感是一种微观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心理生理现象，而社会资源分配或社会分层是一种宏观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现象，但是这两者之间的清晰的分割界限不会维持太久，因为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单一的结构性解释的局限性，比如它不能说明阶层成员为何有时会偏离物质条件所指示的方式去行动等问题。①Barbalet，J.M.，Emotion.Social Theory，and Social Structure:A MacrosociologicalApprao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4.

正如柯林斯所说:“我们可以将社会分层想像成不只是谁控制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或是占据了社会结构中多么抽象的位置，而是情感能量分配不平等的问题。”②Collins，R.，Interaction Ritual Cha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31分层的关键不仅在于物质财产或文化差异，还与情感能量的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柯林斯认为，“正是这种情感能量持续的流动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运用物质和文化，或者使某些人对它们的运用超过了另外一部分人。分层的最简单的版本就是活跃的上层阶级，统治着消沉沮丧的下层阶级，中间是具有中度能量的中产阶级。”③Collins，R.，Interaction Ritual Cha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32.即分层能够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具有能量去控制与他人发生际遇的情境。上层阶级通常是最具有情感能量的人，因为较高的情感能量可以使人们专注于某项事业，比如最富有的人，或者是在特殊的智力领域中的“能量明星”，如科学家、哲学家或作家。情感能量较少的行动者经常会被具有大量情感能量的行动者所影响，后者的情感能量使其产生了一种光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成就，使他们容易获得前者的钦佩。所以，高度的情感能量赋予了统治者合法性，这并不是韦伯所归类的合法性体系，但它也许巩固了这种正式的合法性。所以，情感能量的分层使其它方面的分层变得更加坚固而且不可动摇。当上层阶级具有真正高的情感能量时，没有人认为可以代替他们。因此，情感能量的不平等导致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巩固了社会分层的合法性。

因此，情感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自我生产，会维持与强化现有的社会分层体系，而且情感资源的代际传承，也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中情感资源的分化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会造成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则潜伏了社会变迁的危机。

随着情感资源向下一代的传递，上层阶级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积极情感，而下层阶级则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消极情感。这就使得上层的社会成员比较稳固地保持了其原有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而下层的社会成员由于越来越匮乏的情感资源，就更加难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情感资源的继承性，加剧了情感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化，从而使得不同阶层的地位分化更加明显。

当下层社会成员或弱势群体所积累的消极情感越来越多时，就可能会成为引发社会风险的隐患。弱势群体的失落感、相对剥夺感、不信任感等消极情感逐步发展成对整个社会更普遍的愤恨。根据芭伯雷特的研究，愤恨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会保持在潜意识中。当这种愤恨变为有意识时，资源被剥夺的人群就可能会采取激进的集体行动。然而，如果愤恨仍旧在这些人群中保持潜意识的状态，那么这种愤恨可能不会以激进的集体行动出现，而是表现为犯罪、虐待、反常的性倾向等等。

当处于弱势地位的行动者参与反抗运动的情感超过了维持现状的情感时，社会变迁的条件就成熟了。萨默－爱福勒认为，当互动仪式的焦点集中在弱势地位行动者的集体境况，并且给予他们发展团结的机会时，社会变迁就有可能发生。①Summer－Effler，E.，The micro potential for social change:Emotion，consciousness，and social movement formation，Sociological Theory，2002，p.53.比如妇女运动或者民权运动，是由处于类似社会位置的行动者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发展出共同的情感和彼此的关注，采取协调的同步行动，而形成了新的群体团结模式和集体身份。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在这种仪式驱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对于社会位置较低的个体来说，当无力改变生存环境时，其新的集体身份和团结将先前的羞耻感与忧虑转化成对现状不公平的愤怒，并将越轨的情感合法化，这会逐渐增加个体的情感能量，这些情感能量足够强大，能够克服与强势地位的行动者互动所带来的恐慌与羞耻感。他们由此保持了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意识，并维持了对强势地位的行动者的积极反抗且参与到破坏性的社会运动中。

因此，情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行动，以及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迁。情感不仅是个体的内部状态，而且存在于社会的结构关系中。它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可以引导与激发个体的行动，成为地位获得的资源;阶层情感或群体情感的形成与积累则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维续或变迁的重要因素。

四、对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启示

关于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在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体而言，社会分层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关注个体的地位获得模式，从宏观的角度则着眼于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地位获得可以理解为个体为了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回报而动员和投资资源的一个过程。关于当前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情感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即个体所继承的情感资源会进一步影响到他在社会互动中的参与，从而影响到其地位的获得。一方面，情感作为一种先赋性的资源，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情感在不同社会位置中的分化成为情感资源不平等的重要来源，而这种不平等又随着情感资源在代际间的传承而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情感又可以作为一种自致性的资源，影响到个体的地位获得。情感资源越多，即情感能力与积极情感存量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在社会互动中获得优势地位，也就越容易提高或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情感资源越少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屡受挫折，会越发失去自信，产生悲观失望的情感，从而越容易失去目前的地位。

当前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从经济收入、政治权力、职业声望、教育程度等角度来划分阶层。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目前我国社会逐渐呈现出阶层固化的趋势。这种固化主要集中在最高和最低的社会阶层中。社会剧烈分化为两极，一端是明显的精英再生产现象，另一端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并且缺乏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机制。情感社会学为这种阶层固化的状态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即情感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化，会进一步巩固现有社会分层体系，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或许，情感的分层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逻辑和机制。

当然，情感社会学的分层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索伊斯(Thoits，P.A.)指出的，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微观研究的成果多于宏观研究，而微观方面的研究多为理论性的而非经验性的。情感作为个体的主观感受，可能需要特殊而复杂的测量指标。但是由于情感的外在表达比如表情、语言和姿势的可观察性，或许可以发展出新的测量方法和工具。因此，随着经验研究的增加，情感社会学必须拓展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对当前的理论假设进行严格、系统的检验，从而更加精确迪说明情感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