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层学术世界中的考据学

温志拔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350300）

在哲学史叙述模式之下，一般学术史、思想史多以道学为中心，一部南宋学术思想史，便是道学的形成演变的历史。这一脉络化的叙事方式，最大的问题，便是忽略的学术史作为史学叙述的本质，即湮灭的生动多元、复杂细致的历史过程。如果道学作为历史和哲学史洪流中的上层主流，代表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思考和体系建构，那么道学之外的众多学者，则是出于上层知识精英与下层士子之间的中层学术世界。与道学士群追求纵向的体系性天理人性思考不同，这些学者更关注传统的文献考据，与平面的博杂知识的整理与考辨。

一 文士的考据活动

两宋之际，特别是钦宗以降，伴随着对于徽宗政治的反思和清算，曾经高居孔庙神坛的王安石及其新学也开始松动，学术一元论的时代暂时终结，而代之以元祐诸学的复兴。这其中特别突出的，并非日后替代新学再入官学的二程道学，而是受帝王之家与一般文士热捧崇尚的苏黄文学。苏黄诗文，不仅有高宗、孝宗的表彰爱好，民间科举士子们“苏文熟，吃羊肉”推崇，更有论文宗东坡，言诗右山谷的盛况。南宋前期文学的复苏，从两宋学术史上看，是欧阳修以来文学统绪的承续，[1]P36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复兴，其主潮并非诗文创作的隆兴，而是文学研究的高峰。其中最为著名者，如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杜诗、韩文辨证，韩愈年谱考辨，均为两宋之际文学考据的典范之作。而孝宗时期周必大的发挥文忠之学，救元祐以来穿凿破碎之害，同样可称承续欧阳修之统绪的，也是周必大的文学考据学整理与研究，主要成就在校理《文苑英华》与《欧阳文忠公集》以及《二老堂诗话》的文献校勘考据。

与周必大相近的还有明州士大夫楼钥。楼氏既是孝宗、光宗词臣文人、一代名宦，同时又是博学多能的严谨学者。袁燮亦推楼氏“潜心经学，旁贯史传以及诸子百家之书，前言往行，博采兼取，山经地志、星纬律历之学，皆欲得其门户”[2]（卷三）。虽无专门的经史著作，其文章却体现了为学求真考据的精神，往往于序跋书信中作经史考证与文字校勘。其与象山门人杨简论《诗经》云：“古说难尽信，虽载之《左传》者，亦不可据。《尔雅》亦多误，《大学》所引，亦有牵合。《诗序》多失经意，《释文》多好异音。诗人讽咏，或自包于事实制度名数，不尽合于礼典。先王皆在商世，难拘以周礼。文王以服事商，不应作礼乐。”[3]P1337文献记载不可尽信，须考辨而据信，因此楼氏序跋往往是对著作本身考据学的补证、略考。其考据范围包括经学，如《古文孝经指解后序》；史学，如《讲筵论〈资治通鉴〉》；金石学，如《跋黄长睿〈东观余论〉》。此外还包括文字学（《复古编序》）、古音学（《跋赵共甫〈古易补音〉》）、校勘学等。作为南宋著名藏书家，藏书而手自雠校是常见之事。楼氏不仅藏，而且努力搜寻善本，以校勘刊行，体现了强烈的搜藏意识。最为著名的例子即其对《春秋繁露》全本的搜求。其《跋春秋繁露》云：

《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佳，而相去殊不远。又窃疑《竹林》、《玉杯》等名与其书不相关，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繁露》之书，今书皆无之，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开禧三年，今编修胡君仲方榘宰萍乡，得罗氏兰堂本刻之县庠，考证颇备，凡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改定，义通者两存之。转写相讹，又古语亦有不可强通者。[3]P935

详细记载了他对《繁露》文字篇章的释疑考证，通过类书征引、目录记载、版本源流最终以足本订正程大昌以来的辨伪疑误。

楼氏之学从文字音韵的小学出发，反对“因陋就简，指以为学之细事而忽之”，并进而校勘文献、考史证经，虽亦同情支持道学士大夫，与一般道学家学问路数并不相同，四库馆臣云：“士大夫多求胜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实学。钥独综贯今古，折衷考较，凡所论辨，悉能洞澈源流。”[4]P2133南宋士大夫并非一味“求胜于空言”，考实之学亦复不少，非“独”楼钥一家，不过其言楼氏学术之特点则当时准确的。

此外作为文士而有考据学者，还有如鄱阳洪氏，主要是洪适、洪迈兄弟等。洪氏一门与欧阳修、黄庭坚同为豫章乡里，在地理上属于乡邦前贤，在文史、金石等方面，均前后相望。洪迈《容斋随笔》为代表的笔记杂考，则是南宋考据学发展的代表之作，洪适的《隶释》、《续隶》直接由欧阳修、赵明诚影响而来，同样体现了嗜古考证的特点。

南宋前期一般文士的文学活动，一方面承续北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而来，另一方面又偏离创作中心，转而折入文学、文献研究，以版本、校勘、金石、名物考证为重心，从而与乾淳时期方兴未艾的道学运动形成对照。尽管这些学者与欧阳修等相同，多身居政治高位，而其学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与砥砺名节、建构形上体系的道学不能相提并论，构成道学之外的中层学术世界。

二 考据笔记所建构的文人学术世界

考据笔记是以考证史实、辨证名物、校订文献等为主体内容的笔记。宋人在笔记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将记载杂纂琐闻为主的笔记加以学术化、史学化，其中考据笔记正是宋代笔记学术化的典型代表，学者甚至认为“宋代考据笔记是宋人学术的重要载体”[5]，南宋考据笔记，不仅在数量上远胜北宋，并出现了众多著名的考据笔记作者、作品。例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观国的《学林》、程大昌的《考古编》、洪迈的《容斋随笔》、袁文的《甕牖闲评》、叶大庆的《考古质疑》、李心传的《旧闻证误》、史绳祖的《学斋佔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考据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如文字训诂、校勘订误、史事考索、名物辨证等。

从学术构成看，笔记作者以中下层文士为主，多与元祐之学，特别是苏轼为代表的蜀学自得通达的文人精神相一致，而与南宋日渐兴盛的道学较为疏远。例如吴曾与《云麓漫抄》作者赵彦卫，皆逢迎韩侂胄，《纬略》作者高似孙及其父高文虎，向与道学士群对立，谄侍韩侂胄，为时清议所不齿，即如道学的同情者，如与朱熹交游的程大昌、家学钦慕道学的李心传，以及道学门人，如魏了翁门人史绳祖、兼收朱学与浙东学术的王应麟等，也表现出了与道学主流强调“格物”致知、完善主体道德不尽相同的学术方式。另一些笔记作者，则身处偏僻、寄身下寮，与两宋时期各派主流学术思潮均无过多关联，只是借助笔记这一随笔文字，记录博杂见闻知识，作庄子式的文人自娱排遣。总之，这些笔记及其作者在博物洽闻、读书考辨的知识形态中，建构了与道学不同的学术世界。

笔记的形式自由随意，极便于一般文人在职事之余，表现学术知识活动的能力与成果，并在其中获得相对封闭环境下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南宋考据笔记名著《芦浦笔记》作者刘昌诗自序云：

予服役海陬，自买盐外无他职事。官居独员，无同僚往来；僻在村疃，无媚学子相扣击。遥睇家山，贫不能挈累。兀坐篝灯，惟翻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逆其源而循其流。[6]P1

刘氏对于训诂、故实、校勘、地理源流的考据学研究，是其“服役海陬”、远离学术话题中心的独立学术活动。相近似的还有叶大庆及其《考古质疑》。叶氏此书是其教授建州官学之余，考索经史及宋人笔记等诸家文献，就训诂音读、典故名物疑义，援引该博，详加考证。笔记中所体现的学术方式，既不同于徒事枝叶的应举之业，也异于当日主流之道学义理之学。书中所引，除了经史各部典籍外，尤可注意的是，广泛援引《能改斋漫录》、《学林》、《考古编》等宋人考据笔记，对共同讨论的话题展开新的考证，与南宋许多考据笔记反复引证、驳斥前代笔记观点一道，共同构建出了前后相延续的学术主题。如钱币铸造中使用年号问题，南宋学者王观国《学林》、吴曾《能改斋漫录》等笔记反复争论纠谬，《考古质疑》卷三则分别考订王、吴二人得失，以为“王说之非固不止此，吴氏所论要亦未然”，而广引司马光《通鉴》及《考异》、高承《事物纪原》、杜祐《通典》、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凌璠《唐政要录》等各部典籍，不惟证前说误，又解成说前后渊源及致误之由，还对史事究竟进行解释与证实，如谓“‘开元’所以独多者，盖自乾封改铸之后，商贾不通，米帛涌贵，后行‘开元’钱，天下皆铸之”等。[7]P200

尽管南宋中期以后笔记作者出自道学门庭者日渐增多，但其学术方式仍然具有相对自足性，以文献考据为方法，重视经史博闻，多为读书过程中对于疑义所存展开考证，因此，所涉及的论题多是细小，甚至琐屑的博杂知识。这一片段式的学术方式，正是笔记的特点，同时宋人也自觉将其与体大思精的性理哲学体系构建区别开来。曾问学于慈湖先生杨简的南宋学者赵与峕曾意味深长地描述其写作笔记的初衷：

嘉定屠维单阏之夏，得疾濒死。既小愈，无以自娱，而心力弗强，未敢覃思于穷理之学，因以平日闻见，稍笔之策。[8]P1

“穷理之学”属于深入追问的“覃思”之学，而笔记则是“自娱”之学，不需要深入刻苦的反思穷究。总体而言，笔记所构建的学术世界，是对于平面的、片段性、非体系知识的探索求真，与之不同，南宋兴盛的道学主流，则是天人一贯的、人伦日用的实践之知。后者高迈的道德理想色彩，使其成为少数知识精英“形上”之学，而前者平实、普遍的知性特征，使其成为中下层文人学术世界共同的“形下”之学。

三 史学考据的知识形态

宋代史学，特别是南宋史学，表现出强烈的理学化色彩，史学哲学思辨意味较之前代，更咸突出。即如道学内部，史学呈现不同形态。吕祖谦及浙学重视历史文献编纂和名物制度的考订，但其史学文献考订，仍是在理学体系下的格物材料。作为道学正宗的朱子学更是批评其博杂，主张祛除叙事史学、考据史学的义理化史观。然而在道学之外，南宋史学实际上表现出了与之不同的学术形态，继承并发扬传统叙事史学、考据史学，以及北宋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史学，他们代表了南宋史学乃至宋代史学鼎盛。同时，以史学编纂和考据为中心的南宋史学，是南宋学术史道学之外的又一重镇。南宋考据史学主要包括史书编撰中的历史考证和地理方志文献的考据。

史学贵在求真，故即使在义理史学逐渐兴起之时，考据史学并未随之衰微，反而在深度广度上都有发展。从广度上说，南宋史学考据学的重要成果不仅有《通鉴考异》类的著作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益之《西汉年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考证精核的目录学，以及熊方《补后汉书年表》、钱文子《补汉兵志》的史书辑佚等。从深度上说，《长编》、《要录》等著作在史料考异方面相对《通鉴》仍有进步，客观性增强，考据更为细密。更重要的是，南宋史学在史书编撰方面体现出更为自觉的求真考据意识。在著述体式方面，出现了更多专门的考史著作，例如年谱考证。学界一般认为年谱产生自北宋中后期，南宋中期达到高峰。学者统计，北宋人编年谱约10余种，南宋人编年谱则有100余种。[9]从内容上看，北宋年谱，如吕大防的《杜工部诗年谱》，文字至为疏略，仅为简单生平履历记录，而南宋人编撰年谱不仅记载详实，且考证细密。如黄庭坚后人黄 《山谷先生年谱序》云：“尝编次遗文为《别集》二十巻，然于编年无所考证。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与夫四方碑刻、它集议论之所及者，旁罗搜，殁系诸岁月”，考证编年，成《山谷先生年谱》，年经月纬，详考其地其人，纤悉毕备。此外，如方崧卿、吴仁杰之韩愈年谱（表）的考订编制，亦是宋人年谱考据中之上品。尽管这部分学者在道德人格方面，对方兴未艾的道学运动及道学之士，表现出肯定和支持态度，但就其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主要仍是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具有与重视义理性命体贴不同的知识兴趣。

同样体现出对于博学知识兴趣的，是南宋学者对与古代山川地理与沿革地理、地方历史文化等地理学博物知识的关注。地理方志之书，因其对地方物产、风俗、制度、名物、遗迹的记载需要，本身具有对于博物知识的兴趣。对于地理方志之作，北宋人即以之为“博物之书”，南宋学者亦以博学“有用之学”视之：

其有乖缪则为之援据引证，以相参考，实而不浮，自成一家，几三十万言，分为四十卷，目之曰《舆地会元志》……朴又尝合古今华夏草为一图，纵广余丈，了然可观。就馆潘氏，其主翁好事，绘为帐，以便观览，今借来以呈阁下，庶知其用心不为无用之学也。[10]P540-541

善誉闻险要视平地，攻与守属诸人。古今之地未始殊绝，而或得或失者，人事之不侔也。自三国以迄于陈，南北攻守之变借矣。其事可览而类也，□其地不可不考而图也。览古之事，以考今之地，□为有用之学哉。[11]P197

本朝刘侍读原父奉使契丹，能言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诘虏人，虏相与惊顾羞恧，卒吐实以告，士君子识博至，此岂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奸心，表中国之有人哉。是则地里之书，至此始为有用之学。[12]P380

历史而言，北宋方志、图经，属朝廷收集、记录、考察各地物产、财税、人口等官府档案性质，南宋的地理实用，发展为考订古地理以证九州岛华夏之实，以及记载地方历史沿革、教化风俗之史，更具学术化、学者化[13]P50-66。如程大昌、毛滉、傅寅等人《禹贡》经书地理考证，以及王象之《舆地纪胜》等地理总志和各地方志，不仅广泛搜集地方历史制度、风土人物，作简单整理叙述，还对大量文献材料进行考订、征核。南宋不少方志也有大量的考证，其突出者如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宋方志作者还对文献考证的方法做了自觉总结，如王象之不仅有《舆地纪胜》中的按语考证，更有《巴蜀考》、《四川风俗形胜考》、《蜀山考》、《蜀水考》等地理考证专题论著。关于其作《舆地纪胜》的目的，其自序云：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或图两界之山河，或纪历代之疆域，其书不为不多。不过辨古今，析同异，考山川之形势，指南北之离合，资游谈而夸辨博则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此《纪胜》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

又如陈耆卿（1180-1236）总结了考证的主要原则及方法：“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14]P84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考证按语中，也对考据义例进行了总结：

象之窃谓：东汉更改郡县之名，《东汉志》必有纪载。今《东汉志》既云“建安二十三年孙权立高凉郡”，而《宋志》亦云“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高凉郡”，证援明甚。《元和志》乃引《晋志》之说以为据，遂谓东汉威帝立高兴郡，后为夷獠所据，亦不言晋武并入高凉郡一节，恐失其实。要之，论东汉郡县之废置，当以《东汉志》为主，不应下引《晋志》也。殊不知《东汉志》及《宋志》之作时皆在江左，而《晋志》乃作于正观之时，论作书之先后，亦当以《汉志》、《宋志》为定。故书曰吴立高兴郡。[15]P3774

所引史料，通常当以年代早者为信，即考证文献重“年代意识”之例，对史料证据力的把握已经有相当丰富细致的认识。可以说这是南宋地理考据学的方法论自觉，也是南宋考据学的方法论自觉。

上述擅长史地考证的学者，相当数量都属中下层文人，其与道学主流的关系或远或近，但都体现出对传统儒学重文献考据、求实尚真的坚守，构成了道学之外的又一中层学术世界和智识主义的学术形态。

四 余 论

对于知识、文献的考证，在南宋后期的道学发展中曾获得回应，不论是宋末“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还是宋元之际王应麟等人的考据学，既是道学自身的学术性转向，无疑也是道学之外学术形态相互影响的结果。从南宋后期整体儒学来看，博学考据之风是一种学术潮流。对于知识、学术博大、考实求真的态度，不仅仅受道学格物致知的影响，也是宋代学风重视文献、好古嗜学传统的结果。不论是道学士群还是传统儒家，都保持着对科举功利、空疏无文倾向的警惕与批判，这一反思批判的学术精神与追求，正是宋代学术博大且精深气象得以形成的最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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