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杂谈

沈迪飞

(深圳图书馆，广东深圳 518036)

图书馆里有宇宙和生命的寓意

2011年11月22日清晨6 时半许，读马慧元著《书生活》中的一篇《图书馆》(266－272页)，刚读到第二个自然段，就将我牢牢地吸引住了。我急急忙忙敲起了键盘，将第二个自然段全部抄录了下来，变成了我自己的“私藏”。

读了这一段，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老图书馆工作者，不能不有很大的感触，也可以讲，是震撼。为此，抄录如下，愿同同行们共享:

“我读的书虽然少，但总是按不住对图书馆的瘾头，没有办法的事。在书和期刊里闲逛，本身有看戏的意思，看到前人的毁灭和不朽，看到命运和审美的残酷。白纸黑字背后，多少人渴望传世的美梦被血淋淋地粉碎。所有人世里的希望和绝望，在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对应。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宇宙(另有人把它叫做图书馆) 是由不定的，也许是无限数目的六角形艺术馆组成的”。他声称图书馆里有宇宙和生命的寓意。这种玄妙的说法，并不能一下子贴上我的心，但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里混久了难免会想入非非，则可以肯定。而且，图书馆里充满了“无限”，充满了近在眼前而永远不能抵达的存在，我是说那些书，那些任何一本都能耗尽人若干年细嚼慢咽的所谓经典，还有无数研究它们的书，这些书又引用了更多的经典。它们轻易地堕入无穷的迭代。不过如果离这些书远一点，远到看不清书脊上的名字的时候，书就变成了一条条独立的性命。”

我读了这段文字，有三点感触。

第一点感触是，没有白白地早起床，因为获得了至宝(唐·白居易《李都尉古剑》诗:“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我感觉到了那种人生难得一遇的获得了至宝的感觉。

第二点感触是，人们总是给予图书馆很高的评价:“图书馆里有宇宙和生命的寓意”。多年前，我读到有人将图书馆比喻为“天堂”，高兴的一夜没有睡好，今图书馆又增添了宇宙和生命的寓意，可能我几天内都将处于兴奋之中。这也属于人生少有的喜悦吧。

第三点感触是，不管将图书馆寓意为宇宙、生命或天堂，根本原因就在于书，是书，使图书馆成为了人类文化的宝藏。图书馆工作就是保存和开发人类文化宝藏。因此，做一名图书馆员不仅光荣而且义务重大，义务是什么呢?那就是读书，只有读书才能做好开发宝藏的工作。

我已经退休13年了，但我想，只要身体许可，我必将同大家一起读书，愿我们为“宇宙、天堂和生命”而共勉。

从《哈佛经典》所受到的启迪

人人都知道哈佛大学这一名字，却不一定知道哈佛大学同书籍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渊源。

哈佛大学是全美第一所大学，被誉为美国的思想库。这里先后诞生了8 位美国总统，40 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 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在全美500 家最大的财团中有2/3 的决策经理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纪录，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排行榜中常年位居榜首。哈佛大学获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美誉，美国独立战争中许多先驱者都出自于哈佛门下，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哈佛已经取得人类文化教育史上的“经典”地位。

为什么能从哈佛走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哈佛的魅力到底从何而来?

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哈佛办校宗旨，就是追求真理。它永久地激动着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渴望和梦想，这就是哈佛的魅力。而将哈佛魅力承载起来、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之一的，应该归功于《哈佛经典》。

《哈佛经典》(又名“五呎丛书”)是一套反映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思想性读物，旨在囊括人类有史以来至19世纪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献，以展现人类观察、记录、发明和思想演变的进程，这是世界所有文明的经典。在这部丛书里，你会了解到精英的文化本质。《哈佛经典》是哈佛大学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是哈佛学子如此优秀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升华出来所谓的奇迹与魅力。

《哈佛经典》是由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爱略特任主编，联合全美100 多位享誉全球的教授历时4年完成，共50 卷，精选400 多位人类史上最伟大思想家的136 部专著。自1901年问世至今，畅销100 多年，成为西方家庭的必备藏书，是西方学生接受古代和近代文明教育的最权威读物。查尔斯·爱略特于1869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时，年仅35 岁，担任校长达40年(1869－1909)之久。在此期间，哈佛增设了三所学院，教职员工增加十倍，学生增加四倍，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1890年，他还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

也是在此期间，作为哈佛的第二任校长，百事待举，但查尔斯·爱略特却牵头编纂《哈佛经典》，此举不能不赞佩他的远见卓识。为什么要亲自领导编纂《哈佛经典》?近三十年成功的教育生涯使爱略特深知，一个现代的文明人、一个哈佛学生，“他不仅理所当然的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蛮荒发展到文明的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于是，他领导对这座宝藏进行认真地挖掘、筛选和编辑，成就为《哈佛经典》。哈佛大学的成功已经证明了《哈佛经典》的价值，并且未来还必将继续证明它的价值。

《哈佛经典》问世后，哈佛大学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的推广和导读工作。

《听哈佛教授讲经典》原名《哈佛经典讲座》，是哈佛大学专门组织该校著名学者对《哈佛经典》丛书的权威讲解。作为《哈佛经典》的导读卷，《听哈佛教授讲经典》每一讲的作者都是哈佛大学相关专业的著名学者，他们不但有着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更能融会贯通，将学科的知识精髓，深入浅出，语言优美睿智地讲解给听众。听哈佛教授讲经典，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哈佛经典》也影响着我国。中国伟大思想家胡适先生称《哈佛经典》为“奇书”，该书是引领他进入西方文明殿堂的第一块敲门砖。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学者都受到过《哈佛经典》的深远影响。

2003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50 个分册。2006年，一套流传百年的名著《哈佛经典》英文版登陆中国，“向我国大学生介绍这份清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外的大学生接受什么教育，他们平时读什么书，可能具备什么人文知识，他们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从了解和学习《哈佛经典》，使我牢牢地树立和坚定了两个信念:一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流通和影响全世界的、记录人类崇高思想的经典著作，有着任何珍宝都无可比拟的价值;二是推广和导读经典著作，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

围绕《哈佛经典》的百年历史可见，堂堂的哈佛大学以及显赫的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爱略特，也在进行经典著作的编辑工作，且在出版后还进行经典著作的推广和导读工作，使经典真正在哈佛大学学子们的身上潜移默化，起着滋养精英的伟大作用。

毫无疑义，经典著作的推广和导读应该是图书馆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佛大学和查尔斯·爱略特也在做着图书馆工作。这件事情给了我两个深刻的启迪:第一个启迪告诉我们，图书馆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社会需要有一些专门人才从事图书馆工作;第二个启迪告诉我们，图书馆工作的主攻方向在哪里，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有意义。

深圳图书馆历来以读者人数众多和借阅量大而闻名，记得1995年有一次，《光明日报》用整版的篇幅点名报道深圳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和国家图书馆“虚位以待”的对照，当时我窃以为自豪。现在想来，尤其是同哈佛大学和爱略特的推广和导读工作比较起来，那是多么的无知和浅薄啊!对图书馆真正的工作来讲，借阅仅仅是第一步，阅读才是图书馆工作的归宿。且图书馆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被动状态;要扭转被动为主动，无疑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图书推广、读者辅导和读书导读工作。

上个世纪50－60年代，前苏联图书馆就强调推广、书目和读者辅导工作。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由于有留学苏联的馆级领导，还专门设有阅览推广组和书目组，这在全国是很罕见的。但我很不理解，图书馆推广什么?怎样导读?我是学图书馆学出身的，可见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工作实践之落后程度，不认识、更不重视图书馆的推广和导读工作。这在现在看来，应该是我国图书馆工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工作存在着尚空谈的积习和不重实际服务效果的弊病，结果却忘记了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即迷失了根本。图书馆是干什么的?简言之，图书馆是社会上专职阅读的服务机构，且是唯一的机构!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读者有其书”道出了图书馆的根本。在这种铿锵有力的语言面前，我们的空谈和研究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啊!

书是根，读者是本，图书馆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上的每一位识字者阅读，保障读者有其书。图书馆学应该研究什么?很明显，主攻方向应该研究书，应该研究读者，应该研究书与读者的结合点——阅读;研究阅读机理、阅读真谛、阅读方法和阅读趋势，研究阅读如何在读者身上潜移默化、起着育人和滋养精英的伟大作用。

在世界数字化生存的新形势下，天降大任于我们现今的图书馆人，那就是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学习《哈佛经典》的精神，为图书馆推广和导读工作创造出新的方式、新的形式，实现读者有其书的伟大目标。

(2011、11、22)

阅读原来是有声音的——读《阅读史》第三章“沉默的读者”笔记

阅读，天经地义是没有声音地读;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就大声地读，那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反正在人们的眼中是精神不正常。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是在模仿古人的读书状态。不信就请往下看。

一、古时候的阅读是有声的

读了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作《阅读史》的第三章“沉默的读者”，给我一个全新的感知:怎么，阅读原来是有声音的啊!

这一章开头就讲到，公元383年，《忏悔录》作者奥古斯丁在米兰看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在专注地默读，这对当时正在风行的“大声朗读”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后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还专门描述了安布罗斯默读的情景。

不独有偶，公元前4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闷不吭声地读着母亲捎来的一封信时，他手下的兵将对其“不吭声”感到十分惶惑。公元2世纪时，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论标准》一书中讲:“有时候，人们要努力专注时，会以默念的方式阅读，因为发出声音会造成分心。”这也说明，通常的阅读是有声音的。

公元349年大斎节期间，在耶路撒冷城要求“安静地阅读”，以免“其他人的耳朵会听到其声音”——“这或许可称为耳语式阅读，嘴唇带着捂住的声音抖动着。”这也从侧面说明，通常的阅读是不安静的。

1927年，匈牙利学者约瑟夫·布洛夫试图证明，“古代对于默读几乎完全无所知”。偶而出现的默读，那是例外的状况，而非常规。

“古时候的阅读是有声音的”这个论断，也得到了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证实。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在一份有关意识起源研究报告中讲到:“二室心智——其中一个大脑半球演变成专司默读的功能——在人类的进化中属于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现象，而这个功能借之以发展的过程现今仍在演化之中。他表示，阅读最早期的实例或许是一种听觉而非视觉的感知过程。”

一句话，古时候的阅读是一种听觉的感知过程，是有声音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有声阅读时代。

二、有声阅读是从书写文字发轫时就出现的规范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人类最早的交流是从简单的喊叫声开始的，后来有了简单的语言，再后出现了真正的语言，其后才有文字。我们的汉字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如甲骨文)再到青铜器上刻铸的“钟鼎文”，而后出现了大篆——小篆——隶书等的发展。有了文字才有书，从简牍(竹简和木牍)、帛书发展到纸本书而现今的电子书。这就是人类的语言、文字和书籍的最简要的发展历史。

再深入想想，就更清楚了。

经过多少年，巫师的话语一旦蜕变成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那文字仅仅是记录话语的符号。要复原这些符号的本意，那当然需要用声音念出。

奥古斯丁遵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诲，认为字母是“声音之符号”，声音是“我们所思考的事物之符号”。

在公元前3000年时，古埃及人的阅读，可能指的是一种聆听象形文字的情景;同样时间，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阅读，可能指的是一种聆听楔形文字的情景。

在公元前1600年时，中国殷商时期的阅读，可能指的是一种聆听龟甲兽骨上象形文字的情景。

“从苏美尔人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念出，因为这些符号隐含有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就是它们的灵魂。”

古代有句名言，其用意就是“赞颂大声念出的话语，谓其带有翅膀，可以遨翔;相比之下，书页上的沉默文字只是静悄悄不动，一片死寂。”而声音加到这些字母上面，会使它们“变成精神”。

“《圣经》的原始语言——阿拉姆语和希伯来文——并未将阅读活动和言说活动加以区分;两者都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也就是说，言说活动就是阅读活动。可见，当时“阅读”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专门意义的词汇。

对宗教经典的阅读，更能够说明这些圣典从最初的编写到阅读，都是同声音联系在一起的。“在圣典中，每个字母和字母的数目和其排列顺序，都是由神所口述，欲达到完整的理解，不只需要用眼睛，也需要整个身体的配合;随着句子的韵律摆荡，并将圣言喃喃念出，免得有任何神意在阅读中不慎流失。”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只有有声音的阅读才能够理解出神言的完整意义，默读是复原不了原始状态和意义的。

同样，“伊斯兰教徒也是以整个身体来参与圣典的阅读。”《可兰经》研究规则第九条要求:读《可兰经》时要“大声到让读者自己可以听得到，因为阅读意指对声音作出区别”，这样可以免除信徒们受外界干扰而引起分心。

在有声阅读时代，那时在图书馆里阅读，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不管是学者、翻阅卷轴的人或奥古斯丁，也不管是在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或其它图书馆，“这些人肯定都是在隆隆嘈杂声中阅读”。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啊!对于近现代的图书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也不要将这种情况看得那么可怕，现今不是也有人在闹市中读书以锻炼自己吗。古时候的人，从读书开始就经受这种锻炼，习惯成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再看看现在，在数字化阅读时代，“不管是大英图书馆或是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都不再是鸦雀无声;默读不时会被手提文字处理器的接触和轻敲声打断”，这同古代几十位读者在图书馆里“喃喃自念”，其干扰有什么不同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找不到有抱怨希腊或罗马图书馆的噪音的记载。”

书页上的文字在眼睛感知它们的时刻并非单单“变成”声音;“它们本身就是声音”。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观念:“不管是理念、描写、真实与虚构的故事、心灵所能处理的任何事物，都以声音的形式拥有一种具体的真实性，而这些呈显在刻写板或卷轴或手抄本上的声音，唯有靠眼睛辨识并用舌头说出，才合乎逻辑。”

直到进入中世纪一段时间，写作者一直都假定其读者会“听到”而非单单“看到”其作品，就像他们在写作时也是将文字大声念出一样。

在有声阅读的时代，“阅读是一种口头的技巧”，“阅读是思考与言说的一种形式”。

三、默读阅读方式的发展与普及

“一直要到10世纪时，这种(默读的)阅读方式才在西方普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如何，我还没有查到。

在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是朗读与默读“同时发生”的一段时间，《忏悔录》中描写了386年8月的一件事情证明:奥古斯丁自己也有默读的时候。

随着时代的发展，阅读方式也在与时俱进。

“字母具有将不在场的人的话语默默传达给我们的力量”，书写的文本是一种纸上的、可以同不在场的人进行对话和交流。古代的名言“书写之字得以留存，口说之语消失无踪”——表达出一种截然的对比。

默读让书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未有他人在场的沟通，并让读者单独得到“心灵的振作”。

默读使“读者终于能够同书本和文字建立一种不受拘束的关系。文字不再需要占用发出声音的时间。它们可以存在于内心的空间，汹涌而出或欲言又止，完全解读或有所保留，而读者可以用其思想从容地检视它们，从中吸取新观念，也可以从记忆或其它摊在一旁准备同时细读的书来作比较。读者有时间来反复细嚼那些金言玉语，它们的声音——如今他已了解——在内心所获得的回响跟出声朗读时一样丰富。而作品本身，由于靠着封面的保护得以免受外来者随意拿取，变成了读者自己的所有物、读者的私人知识，不管是在热闹的缮写房、市场或家中。”

6世纪末，叙利亚的圣以撒就体会出默读的益处:“练习默读时，所读的作品与祈祷文的韵行居然让我充满了欢欣。而读懂的乐趣使我哑口无言，然后，如同在梦中，我陷入一种感官与思想集中的状态。然后，随着沉默的延长，记忆的骚荡也在我心中平静下来，一波波的喜悦出乎意料地突然自内心涌现，欢喜我心。”

7世纪中期，西班牙神学家依西多尔称赞默读为一种“极轻松的阅读”方法，可以一边“思考所读的东西，令它们更难从记忆中逃离。”

8世纪的时候抄写员辛苦到“三根手指抄写，两只眼睛看。一片舌头朗读，浑身都在劳动。”那是从朗读到默读的过渡时期，抄写员们还处在工作的痛苦中。9世纪，默读在缮写房已经普遍，并有需要默读的规定。

教条主义者反对:“默读让人可以作白日梦”，导致怠惰等危害。天主教神父更大言其危险:“一本可以私下阅读的书，一本只用眼睛便能阐述文字意义的书，不必再受到聆听者当场阐明或指导、非难或审查。”那对教会来讲，是失去控制力的天大的问题。

学者们是支持默读的先锋。爱默生认为“阅读乃属个人、孤独的行为。”他拟了一份包括《奥意义书》与《沉思录》等“神圣的”著作的名单，作起了导读工作。他说:“所有这些书籍都是普遍良心的庄严表达，而且它们对我们的日常作为而言，比年鉴或日报更为重要。但是，它们是用来私下阅读的，是要放在曲拢的膝盖上阅读的。我们不能用嘴唇和舌尖来与其沟通，而必须发自双颊的热情与悸动的心。”“读者应该借着彼此报告所读要点来分享心得”，也就是说，需要的是在沉默中阅读，那即安布罗斯之默读。

从公元10世纪至今，可以称之为默读阅读时代。

(2012、3、22)

阅读四个层次和“深浅”两种阅读

国外有一部阅读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讲“比较权威”，不是随口而言，是有根据的。该书于1940年在美国初版，那可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出版后好评如潮，立刻成为畅销书，高踞全美畅销书排行榜首达一年之久。其后风行60年不衰，被译成多国文字，在阅读领域广为世界读者所认知，并深深地影响着世人。1970年作者又对初版内容作大幅度增补改写后再版，是一部少有的阅读方面的专门著作。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引进出版了此书。

作者是以色列学者、教育家莫提默·艾德勒。他曾因担任1974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编辑和主编《西方世界经典》闻名于世，是世界级的书籍专家和阅读专家。

有这样一部好书，如何能够不读?2011年12月，376页厚厚的一本书，我整整读了一个月，真正是如饥似渴，那可不是读一遍啊，作了几种笔记。

《如何阅读一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不是书中对于阅读生动的感性描写，因为这样的书较多;而是其内容中许多阅读的科学实验依据和理性分析，这样的书少之又少。

这样一本阅读方面的好书，不仅启迪了我们普通人，而且影响了名家。世界闻名而多产的意大利作家依塔洛·卡尔维诺，在阅读方面他也写过一本书《为什么读经典》，在其著作《寒冬夜行人》第一章中，特别对《如何阅读一本书》大加赞赏。卡尔维诺提到:

有个古老的问题曾问，如果一个人到荒岛上度过余生会选择哪十本书? 我想我们肯定不会选择《如何阅读一本书》。但是我希望人们在进入荒岛前先读此书，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更轻松地选出那十本你真正需要的书，更深入地咀嚼并且吸收那十本书。

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第二章，用全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阅读的层次”。作者将读书分为渐进的、即后者包括前者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阅读，从认字开始，小学完成，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句子在说什么?”第二个层次是检视阅读，强调阅读时间，解决的问题是“这本书在谈什么?”第三个层次是分析阅读，这是系统化的专注的阅读，是完整的、优质的阅读，“读者会抓住一本书一直要读到这本书成为他自己为止。”第四个层次是主题阅读，围绕一个主题，面对许多书，进行最复杂、最系统化的比较阅读，这是最有收获、最值得的阅读。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检视阅读，艾德勒又进一步做了阐述。检视阅读是有系统的略读或预读，其目标是大体了解一本书以决定这本书值不值得继续阅读。方法是抓重点:先看书名页和序;再而目录和索引;三看出版者的介绍，略读跟主题息息相关的章节;最后一步，翻阅书以随时寻找和查读主要论点的讯号和基本脉动，不要忽略最后的两三页。这样，最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会了解该书的基本架构，评估出其所涵盖的议题，从而基本上认识了这本书。这是一种非常主动而省时的阅读，做法如侦探，所以艾德勒说，“检视阅读是系统化略读的一门艺术”。

《如何阅读一本书》所讲的四个层次，实际上就是四种阅读方法。我国自古以来也有多种阅读方法，如细读、精读、研读、粗读、略读、泛读、寻读、浏览等等。这些阅读的方式方法，也都有清楚的解释。如，研读是指仔细推敲、潜心涵泳、多番感悟和融会贯通的一种阅读方法。略读，就是总揽全局，观其大略，剔除枝蔓，抓住要点的阅读法。略读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阅读，如同从飞机上鸟瞰地面上的明显标志一样，迅速获取文章大意或中心思想。略读可以采取跳读的办法，善于抓住读物的关键，分清主次。如果说细读在于“精深”，那么“略读”就在于“广博”。略读时“不需要深层次理解”并非指理解水平很低，而是说可以低于细读和精读的理解水平，理解率达50%或60%是允许的。寻读又称查读，是指从大量的资料中迅速查找某一项具体事实或某一项特定信息，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数字等，而对其它无关部分则略去不读的快速阅读方法和技巧。

当前媒体上经常讨论深阅读和浅阅读，细读、精读、研读等属于深阅读，粗读、略读、泛读、寻读或浏览等等，属于浅阅读。

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和理解，各种阅读方法，国外和国内是相通、类似、甚至是相同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所讲的第一个层次基础阅读，我国在小学就完成了，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上的扫盲;第二个层次检视阅读，是概略、粗浅地阅读，以了解一本书的基本内容，这基本上就同于或类似于我国的浅阅读;第三和第四个层次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很清楚，同于我国的深阅读。艾德勒认为，检视阅读即浅阅读“是非常省时省力的阅读，但许多优秀的读者忽略了这个层次。”

近些年来，阅读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第二次伟大的革命。一场大的变革，总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上追求功利、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以及出版界书籍内容“商品”表征，浅薄化、媚俗、速读版与缩读版之“浅出版”等，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污染着人们的阅读，导致和催生出追求浅表化阅读、视觉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功利性阅读以及反智性的傻瓜阅读等偏离正确轨道的“浅阅读”现象。因此而引发了社会上刮起一股贬低和否定浅阅读之风。

我在网上不止一次地看到，我国当代好几位流行的文化名家，武断地认为:“阅读就是阅读，世上并无浅阅读，所谓浅阅读就不是阅读。”我相信，作为名家，他们一定读了很多书，难道他们读的所有的书都是一样的精、细、慢?就没有需要略、粗、快的时候?必读书和参考书都用一样的阅读方法?当然，如果他们批评的是当前我国严重存在的功利、低俗的阅读境界和浅薄、浮躁的阅读心态，那是正确而中肯的，我举双手赞成。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浅阅读和无视浅阅读的存在。

比较一下国外的名家，艾德勒并没有将深阅读和浅阅读分出孰是孰非，二者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阅读的不同层次。浅阅读也同深阅读一样，是阅读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个观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尤其是在今天。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薛青的文章，对“深浅”两种阅读进行了全面深入而又浅显易懂的诠释，我自认为达不到这种程度和水平，特引用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浅阅读”与“深阅读”是人们在读书学习中一般要经历的两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一种看书学习的方法，无论文化程度高或者低的人都概莫能外。从哲学上讲，“浅”与“深”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即没有“浅”，就没有“深”，没有“深”，也就谈不上“浅”。何谓“浅阅读”与“深阅读”? 我们先说“浅阅读”，也有人称之为“粗读”“快读”，一般是指读书的初级阶段，……我们的读书学习切忌只停留在“浅阅读”层面上。“浅阅读”是为了“深阅读”，是为了更好地“深阅读”。“深阅读”，人们也称细细品读，潜心研究。就是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2012、5、29)

书库满了怎么办?

书籍为我们图书馆人带来了无上的荣耀，我们为每天能够同书籍打交道而自豪，但有一对矛盾也为图书馆人的工作造成了无尽的烦恼。这就是:藏书的增长是无限的，而保存书籍的书库是有限的，无限增长的藏书与有限的书库容量这对矛盾，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这是图书馆永远难于解开的一个“结”。

如果问，人类同世界上万事万物中的哪一种有永远割舍不断的“不了情”，很多人会立即回答:书籍。是的，书籍至少是为数不多的一种。

人类对于书籍的热爱之情，赞美之词，褒奖之誉，举不胜举。仅举不大为人知道的两例:

18世纪，英国历史上著名文人之一，集诗人、散文家、传记家于一身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书籍是可靠的贮存器，也许一时会被忽视或遗忘，但只要重新打开，就会重新传授其教导。记忆一旦被干扰，就难以恢复。写出的学问是固定的发光体，只要掩盖它的浮云散去，它依旧在原地明亮如初。”

19世纪，苏格兰评论和讽刺作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深邃的思想极具影响力。他讲:“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起源;而决定人类身躯和存在的乃是人类无形的精神世界。”他在19世纪40年代，对于书籍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了常常被引用的名言:“真正的大学就是‘一套藏书’”。一百多年来，这句话得到了许多教育家的回应，只是没有那样的直截了当，“用词上不那么粗鲁而已”。

在我国，解决“书库满了”最常采取的做法是对图书馆藏书进行“剔旧”，以腾出书库空间，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面对那些“宝物”，有选择地剔除，怎么选得出来，又怎能够下得去手清除呢。

近来在读巴斯贝恩的《永恒的图书馆》。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被誉为“关于书之书的权威作者”，他的“书话三部曲”:《文雅的疯狂》、《坚忍与刚毅》和《读者有其书》，名扬世界图书界。《永恒的图书馆》是其“书话三部曲”第二部《坚忍与刚毅》的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巴斯贝恩是西方公认的“书话大家”，1943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厄尔，曾任海军军官、记者和文学编辑，1999年因《文雅的疯狂》而一跃成为知名专栏作家。

《永恒的图书馆》共五章，其第四章标题是“沉睡”，专门讨论图书馆“书库满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走访了美国许多大图书馆和有关人员，同图书馆人一起，从理念到实践，探讨这一图书馆永远难于解开的“结”。我试着对巴斯贝恩长达2 万5 千字的翔实、全面、客观的描述，进行提炼、归纳和汇总，以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理念和做法。

1 “哈佛模式”

在藏书保存方面，哈佛大学独树一帜，有理念有措施有成功的实践，称之为“哈佛模式”。

20世纪初，哈佛大学有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馆长柯立芝，他认为只有提供了书籍这个“不可缺少的核心”，才能实现学术上的伟大成就。他的信条是:“在哈佛，从来就没有死去的图书这回事儿。”这个传统使哈佛大学逐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强的大学图书馆。在至今的实践上，哈佛大学坚决地设法保存“一切”藏书。柯立芝相信“最好的图书馆必须质量与数量兼而有之”。他坚信，哈佛大学“任何其它的建筑物被烧掉了，只要图书馆还在，我们的大学就仍旧存在。”2000年哈佛藏书达1440 万件，《哈佛图书馆公报》称:“站在怀德纳图书馆内，就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上，学者站在这样的地方是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经验。我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研究型图书馆。在这个地方，你能见到几乎任何一种重要的书籍，能见到人类创造并保存下来的任何一种知识的记录，通常只需要等待若干分钟，最快的只要几秒钟。”即使存放在校外也最多不超过24 小时。

哈佛大学整个系统有100 多所图书馆，前面提到的怀德纳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大学的藏书政策要求“一律保存、不予放弃”。哈佛商学院之克雷斯商学与经济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图书馆之一，收藏很多1850年前的出版物。馆长讲，发现有200年没裁开、没用过的书，也可能再过200年才有人读，“总有一天有人要来使用的”。教育家、纽约公共图书馆长格雷戈里安一向认为，“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著名图书馆学家韦伯说:“仅仅因为某些图书已经‘退休’了，便剥夺了它们在智力活动方面的作用，这是不合理的。”他坚信:“不论现在或将来，图书收藏都是人文学者埋藏智慧矿物的宝库。”

“哈佛模式”具体做法是，将不常用的书保存在“备用书库”，在实践中有三种情况。

1.1 哈佛的“异地储藏”

1986年怀德纳图书馆在索思伯勒镇西30 英里的分校，建立了6 栋哈佛书库(2001 完成)，计划再建4 栋，共能容纳2600 万册藏书。每栋为一个单元，保护措施是:消毒、电脑控制空调、木炭过滤空气、钠汽灯照明以增加纸制品寿命(能够延长书籍寿命达数百年)。书库采用仓储式管理，按书型大小排架，电脑辅助查找。现在每周流通约2000 册，年10 万册次。这种异地存储图书的办法，被许多研究型图书馆仿效，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德克萨斯大学、俄亥俄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普林斯顿大学馆长特伦纳说，“印本书仍然是大学不可缺少的”，“我们有责任把书保管好，借阅方便。”

1.2 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园内藏书

与哈佛大学不同的是，该大学的书库在校园内。1997年挖两个地洞，建造“明尼苏达图书使用中心”，可容250 万册书。1992－1997年瑞典皇室图书馆也建了类似的地下图书大厅，1 小时可取到书。

1.3 仅藏书1 份，不藏复本

2000年11月建成的“科罗拉多学术图书馆保藏与借阅服务中心”，也采用哈佛模式，但略有修正，即“备用书库”中仅藏1 份，不藏复本。

2 电子化保存模式

“康奈尔大学数字化转换计划”是同哈佛模式不同的另外一种保存藏书的办法。该大学有200 万册酸性纸书，处在“危险状态”。哈佛模式是保存原始的印刷本，而康奈尔大学是将备用书数字化，不再保存原始的印刷本。该计划将一批“脆弱图书”电子化，1989年起十年已经将250 万页(约2 万册书)转换到非酸性纸上或缩微胶卷上(均已解决了版权问题)，同时进行数字化，建立电脑资料库“美国历史数字图书馆”。

计划负责人、数字化转换专家安妮·肯尼是“一个专心读书的人”，她认为康奈尔的做法仍然是试验性的。她讲:“电子复制品迅速退化”，“数字图像复制方法仍然未能解决长期保存的难题”，“数字化形象并不等于数字化保存”，“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学校想出了有效的数字化保存方法”。媒介和软件的变换，引起使用困难也是大问题。

“用电子手段存储论文”，或者对小学科如旅馆管理等，“办一个完全电子化的图书馆”是可行的，但存在有“版权问题”。

缩微胶卷经受过验证，保存期长，成本不高，占地小，该方法有吸引力，但还是不清楚胶卷上面的图像能够持续多久。“事实上，它们完全不可能永久保存”。

数字化转换在实践中还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哲学问题:“新的转换形式可以代替原件，那是忽视了原始证物在研究过去历史中的作用。”内容转换没有问题，但书籍的原始形态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在许多地方可以起到证物作用的。

3 剔旧

书籍的增长是无限的，而永久保存书籍的书库是有限的，有些图书馆采用“剔旧”——剔除无用的藏书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他们这样做的理念是:“关怀与智慧不应当只在扩充这个图书馆，也应该在必要时为图书馆剪除杂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福尔哈伯馆长讲:“我要讲出来了，也许会钉上十字架，可是我老老实实相信，未来的图书馆不会有书存在了。”

对于“剔旧”出来将要淘汰书的处理:

(1)继续发挥作用:1949年，10 所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内建立独立书库“研究型图书馆中心”，将其作为“销毁图书收容所”。现在有几百所学校往这个中心送书，已经存储有500 万册件。这些书仍然可以借阅，平均年4000 册次。中心主任讲:这些书虽然是经过“仔细清除所形成”的，然而50年后“这些收藏品会具有国际重要意义，因为在别处都难以找到了。”“我认为一切收藏都应当有生命，这就是我们赋予它生命的方法。”

(2)渐次朽坏慢慢死亡:美国第十大研究型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中央校园书库仅能容500 万册，其余180 万册在1996年送到另外的书库。书库不断紧张，许多学校领导都在“节节退让”，什么时候是个头呢?遥遥无期!图书馆的办法是剔除那些“极少使用”的书，“毫不声张地按期实施”，让价值较低不可救药的书籍“渐次朽坏”，慢慢死亡。

4 调查组的理念

1999年“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理事会”成立17 人调查组，研究“什么因素促成了主张保持图书原貌”问题，要关心“一种思想被提出来的背景”，“如果不知道一种思想是在什么场合说出来的，就无法理解它的意思。”

经过一段工作，调查组结论性的意见认为，“如果它的物质状态被破坏了，这个物品的历史特征也就破坏了。”缩微胶卷并不保存手稿或书页的原有物质状态，它失去了原有的装订以及你要看的其它方面。据此调查组主张:“不仅保存实物，而且保存胶卷、印刷物之类的图像材料以及数字化形式的各种新型材料。”“我们的调查组极力主张想各种办法把材料保存得越多越好。”

了解了美国同行有关藏书“剔旧”的种种做法，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他们几乎都是站在书籍的意义和读者利用的角度，自内心深处提出理念和具体做法，那种对藏书的爱恋之情，溢于言表。即使进行少量处理，那也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

我国有人时髦地提出图书馆藏书“零增长”概念，对照国外的理念和做法，对“零增长”百思不得其解，可能的好处是方便图书馆管理吧。但是，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出版量在猛增，图书馆藏书却“零增长”，这违背了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五定律之一的“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世界一流藏书家约翰·伯顿在《猎书客》中也写道:“伟大的图书馆不是靠建筑来成就的，它是多年生长而成就的。”由此可见，“零增长”意味着，图书馆在自行走向衰亡。

(2012、7、14)

怀德纳图书馆的故事

有一位中国学者讲，我去美国的目的是去哈佛，到了哈佛就必去堪称世界大学图书馆之最的怀德纳图书馆，亲临怀德纳图书馆。

怀德纳图书馆是哈佛大学图书馆100 多个分馆之一，是哈佛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收藏国内外历史、经济、语言、文学等文献，仅图书即有345 万册，整个图书馆共藏书六百多万册件。怀德纳图书馆拥有的经典藏书、墙壁上悬挂的名画名言、宽大舒适的书桌沙发、彻夜通明的灯光……让每一个踏进图书馆大门的人，崇敬之意油然而生:我踏进了天堂的大门。

怀德纳图书馆的背后有一个关于孝子、母校情、社会大义的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泰坦尼克号有关。一个学术殿堂能够同上个世纪之初的泰坦尼克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到的，但却是事实。

1912年，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皇家游轮——泰坦尼克号，在送行的喧天鼓乐声中，满载着淑女绅士们，一声声鸣笛开始了它名闻世界的处女之航。富豪之子、视书如命的哈立·爱德金·怀德纳，带着他从伦敦大大小小书店淘来的一箱箱珍贵书籍，也踏上了泰坦尼克号。望着辉煌的战绩，他满意地笑了，对前来送行的友人们打趣道∶ 即便遇难，我的宝贝们也永远与我朝夕相伴。没想到，这句戏言竟一语成谶。

在巨大冰山的撞击下，泰坦尼克号破裂了。船上的乘客们尚未从首航的狂欢与兴奋中完全清醒过来，就收到了死神的邀请。随着轰轰隆隆巨大冰山地撞击，泰坦尼克号携裹着众多精英和无数珍宝，在无月光的寒夜，寂静地沉没了。在即将沉入冰海中的那一瞬间，年仅27 的怀德纳，把生的希望给了老母亲，他帮助母亲上了救生艇，而他自己却没有获救，沉了下去。一位年轻的孝子就这样连同他的宝贝书籍，永远地长眠在冰冷寂静的大西洋海底。历史清晰地记住了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20分，号称“永不沉没”的超级巨轮悄然销声匿迹了。

痛失爱子的怀德纳母亲，在别人忙着建墓立碑悼念亲人的时候，她却以超乎常人的胸怀和一颗慈母之心，拭去泪水强忍悲伤，为了完成爱子“希望自己的未来能与伟大的图书馆相提并论”的遗愿，用一个慈母的全部爱心，捐出了爱子的所有藏书，又馈赠大笔家产，在爱子的母校——哈佛大学，修建了赫赫有名的怀德纳图书馆。把儿子的名字永久镌刻在世界图书馆的历史上。

为了永远的纪念，1915年建成的图书馆以怀德纳命名。这位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遇难的校友，遗嘱里指定死后将所有藏书悉数捐给培养他的母校。

怀德纳图书馆整体建筑庄严肃穆。外墙采用了哈佛传统的红色，并配以白色大理石。罗马式的十二根高大的大理石圆柱，气势恢宏地并排排列，三十阶宽大的台阶直通图书馆正门。远远望去，既庄重宏伟又典雅简练。每次进图书馆前，就像进行一种心灵上的登攀仪式。

进入图书馆大门，穿过宽敞的大厅，便是怀德纳纪念室。橘黄色的灯光温馨地从屋顶飘泻下来，洒落在地毯书桌沙发上，洒落在每一本珍品书上，洒落在巨幅油画像上。画像上年轻英俊的怀德纳左手握书右手托腮，坐在绛红色高背沙发中，似乎在沉思、休息，又似乎注视着前来看望他的人们。

在建设怀德纳图书馆时，怀德纳母亲向学校提出了三点要求:(1)怀德纳图书馆的外形，永葆原样不能改动;(2)怀德纳纪念室内，要永远有鲜花;(3)游泳达不到50米，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哈佛毕业生。对第一和第二点，哈佛遵守诺言全都办到了，至于要求游泳达到50米，也跟泰坦尼克号沉没有关。当巨轮不断下沉时，绅士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童和妇女。母亲坐在救生橡皮艇上，泪水模糊了双眼，心肠撕裂地望着亲生骨肉被冷酷无情的大海慢慢吞噬下去，她只有一个朴素的呼喊:倘若你会游泳，哪怕短短的50米，就能游到橡皮艇边，逃过这场劫难，继续你宝贵灿烂的生命!据说在哈佛，这个规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的是纪念英年早逝的怀德纳，安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为了哈佛学生们在人格、知识、体魄上全方位的成长。后来考虑到身体障碍者等因素，才取消了这项规定。

在怀德纳图书馆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仅举一个保卫图书馆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事例。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造反运动达到疯狂时刻，哈佛大学的一些激进派学生扬言要烧掉怀德纳这座神圣的宝殿。当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到图书馆前，却看到惊心动魄的一幕:台阶上威风凛凛地站立着一长排白发苍苍的哈佛老教授，中间的一位老先生抱着一块纸板，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面对着坚强沉默、无畏无惧的老先生们，学生们胆颤了，仓皇离去。

怀德纳母亲代表她的儿子，为全人类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一个年轻的名字同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文科学图书馆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怀德纳的生命仅短短的27年，但是，不仅他的亲人在怀念着他，还有那些哈佛培养出来的众多思想家、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和实业界巨人和所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也都深深地在怀念着他，天下莘莘学子们也都在纪念他。正如在海底发现的2000 多年前埃及克娄巴特拉女王宫殿石碑上的字“永恒的生命”，怀德纳的生命是永恒的。

(2012、9、21)

做一个清醒的译著读者

青少年时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牤》和《夏伯阳》等励志翻译小说。那时候总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崇拜。崇拜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卓娅和亚瑟，崇拜夏伯阳式的战斗英雄。满脑子都是故事和情节，连作者是谁都不十分了解，就更不要提译者了。译著翻译的怎么样，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是接触翻译作品的初级阶段，在一种幼稚、无知情况下，对翻译作品的盲目崇拜。讲“盲目”似乎过分了些，但仔细想想，实质确实如此。

大学和工作时期，尤其是国家困难的1960－1961 两年，大学功课不重，造就了我阅读翻译作品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读的几乎都是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冈察洛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以及前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代表作。这期间的阅读，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仅仅是读故事、读情节，而是进一步地读人物、读社会。最令我感动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复活》，它描写了人的内心、人的道德、人的灵魂的复活。这种感动完全不同于励志小说，它是对人的心灵的震颤，是对扭曲的人的本性的复正，是激励美好人性的再生。这期间的阅读，相当地注意作者，希望读大作家的作品，但还是没有留意到译者。

我阅读翻译作品的第二个高峰期是退休且完全不工作的2008年起，古稀之年踏入了西方文学盛开的百花园，万紫千红，香气四溢，应接不暇。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德国的、瑞士的、西班牙的，那真正是丰盛的文学大餐。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容地品着。至今，回忆起来已读有二三十部长篇和近百部短篇，且大都写有读书笔记和读后感。直到这个时期我才意识到，阅读翻译作品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一个大问题——译者。

一次不愉快的经历，给我印象深刻。在读莫泊桑的代表作《羊脂球》时，我先借了某某某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借回家读了十几页，就碰到了好几个地方，怎么读也读不懂意思，中文就不通，似乎这位译者的汉语比法语还要差一些。以前也碰的过类似的问题，译著读的多了，自然就有了切身的感受。读拙劣的译文，味同嚼蜡，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再进一步想想，若其译的内容有错误，那自己就更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被骗的傻子。因此，读译著必须选择著名译者的译本。

这次碰到了较差的《羊脂球》译本，只好再花时间到图书馆改借别的译本。这次借前先读前面的十几页，感觉通顺才借回。这个版本的译者是柳鸣九，译文不仅通顺，而且优美，读起来如潺潺流水，使人悦目赏心。柳鸣九何许人也?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原来是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是集教授、学者、翻译家于一身的大专家啊!从此，养成了习惯，借译著一定要做到:一是先在图书馆逛书架，浏览目标书的各种译本，看看译者是否是知名的翻译家，读读翻译的文字是否通顺;二是至少需要借两本经过选择的译本，以供未来阅读时进行比较对照。这就是我为什么宁愿舍近求远一定要到大图书馆借书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不经过透彻了解绝不能轻易买译著的原因之一。

我这样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自己不能够读原文，通过阅读几十种经典作品的译著，深深地体会到，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是多么重要啊。可以讲，译者就是第二作者，这样表达也许还不够，是并列的第一作者。外文的原创作者是原文第一作者，译者是在外文原作基础上的译文创作者——译文的第一作者。所以，美国女作家施瓦茨在《读书毁了我》一书中说翻译作品是“伟大的再生”，多么深刻的体会啊。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和传播，得到了在译语环境下重生或再生的机遇，而只有伟大的译者才能够使这样伟大的再生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译著读的多了，有时也接触翻译方面的专门论述。曾到过96 个国家的一百多所大学讲学的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奈达，1964年出版了理论著作《翻译的科学探索》。就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他继而认为，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译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奈达的这一理论对世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奈达理论强调的是“语义和文化”，是“重创”——用译语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多么深刻，多么一语中的啊!在这样一种伟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翻译界一直讨论的直译和意译、什么是信达雅等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了。

一种文化环境中的故事和人物要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实现“伟大的再生”——用译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达到文化意义上的对等。这就是翻译的实质，这就是翻译的真谛，这也就是评定翻译作品的标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2012年3月16日《新闻晚报》有一篇“温家宝引用古文 张璐翻译令人拍案叫绝”的文章。讲的是在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引用《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由于中文和英文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很难在翻译中体现出来。但张璐的翻译很巧妙，把“九”翻译成“thousand times”，非常贴切，“汉语习惯说‘九死’，英语一般要死上thousand times(一千次)才够。”这就是中英两种文化的文化内涵。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它却恰恰告诉我们:翻译不是两种语言的对等，而是由语言所体现的两种文化意义上的对等。多么清楚，多么直白啊!这种注重文化内涵的对等翻译，有时候能够起到拯救源语文化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书话作家曼古埃尔说:“然而，有时文化也能通过翻译得到拯救，此时译者辛苦而乏味的追求就变得正当了。”(《恋爱中的博尔赫斯》120页)

翻译作品若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和境界，谈何容易。为此，翻译者不仅应该是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的专家，而且还必须是两种文化的专家。加之，两种文化环境在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差异太大，几乎使任何专家都望尘莫及，因此奈达理论上的翻译境界，是一种目标，一个理想。再怎么优秀的翻译作品总会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瑕疵，这是翻译作品存在着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此，美国专栏作家尤金·菲尔德在其著作《书痴的爱情事件》中有着清楚的论述:“每一种译本，无论译得有多么好，总会要丧失掉一部分生气和神韵。”翻译不可能做到像复印一样，“只是简单的替换行为”。(48页)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提出，翻译作品是有“赏味期限”的，也就是保质期。过了一定的“赏味期限”，译文就跟不上语言演化的脚步了。这方面我有实际的体会。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我本来想借最早的徐迟译本，因为1949年将该书引入我国的译者就是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大作家徐迟。我流连在书架前，发现《瓦尔登湖》有近10 个译本。我大致翻了一下，徐迟译本有些偏于文言，就另外又挑选了二个译本。借书时图书馆员特别看了我一眼，似乎在问为什么同一本书借了三个版本。阅读的过程中，我没有用徐译本，不是翻译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徐译本过了“赏味期限”。60 多年来，我国文化大环境演变了，翻译作品必须跟着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是被动的，但却是必要的。

曼古埃尔认为:“没有任何翻译是清白的。每种译文都暗示着一种阅读，一种在主题和阐释方面的选择，一种对其他文本的拒绝或压制，一种由译者借助作者之名强加的再定义。”(《恋爱中的博尔赫斯》114页)这些话语是深刻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仔细想想，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阅读都是读者个人对原文的理解，都必然是主观的。因此，译者也同样，他对原文的理解当然也是主观的;进而，译者在自己对原文主观理解的基础上，再选择译语进行翻译，这无论如何也必然产生差异。我们这些读者阅读的就是在“对原文主观理解”和“翻译差异”的基础上的译文。

这种翻译作品的“不清白”是客观存在的必然，不是译者的主观行为。如果译者再加之不正当的有意行为，那就超出学术之外而带上政治、宗教、利害关系等“色彩”了。举一个例子，在瓜拉尼，为了让土著人信奉基督，利用翻译将其远祖那满都变成了基督上帝。“历史上，对翻译的审查曾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得以施行，在一些国家，翻译是将‘危险’作家的作品净化的手段之一。”(《恋爱中的博尔赫斯》120页)

在报刊上，我也经常注意我国翻译方面的情况，现在有“译界乱象”的称谓。对2011年度获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作品“反响平平”，或认为“与原作相去甚远”;当当网畅销书第一名的《乔布斯传》，因翻译过于草率让人诟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的“文学翻译奖”也因作品难达共识爆出空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抄袭之风早已蔓延到翻译界”，《爱的教育》的译者王干卿因遭遇抄袭侵权，6年打了14 个官司。翻译者东补西凑地抄袭，译文拙劣，读者看了不懂，反而觉得原著不好，严重点的就这样使读者失去了对某经典著作的兴趣。很多翻译作品都存在着抄袭问题，很多翻译家都有被抄袭的经历，这就是当前我国翻译界的负面情况。

出版社出版书的缺漏现象严重，而且盗版猖獗。我曾经买过一部厚厚的《悲惨世界》，是1995年某某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回家细看，核对了几处，明显是盗版。更有甚者，全书分五部的第五部根本就是缺的，让读者花钱买残缺的“新书”，我们的出版界怎么啦?仅1995年至2001年，《悲惨世界》的原译者李丹、方于夫妇还在世的时候，就发现有8 种不同版本，都是盗版的或剽窃原译之作。现在，译者的后人一直在为保护《悲惨世界》译作版权、打击盗版而奔波。以上种种说明翻译作品无端地“被变化”，有的做法，简直是在践踏翻译，使“伟大的再生”变成了“苟且偷生”，令人哀叹!

译者发挥自己在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聪明才智，倾注“偏见的爱”，在两种文化交汇的空间里自由驰骋，使原著在译语环境中实现伟大的再生。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进行着二度创作。但是，翻译活动是主观的，它必然具有个人色彩的局限性，同原文具有一定的差距;翻译作品是社会的，它也必然受到社会性的制约，使翻译作品按照社会的要求“被变化”。因此，翻译作品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知性、差异性和“赏味期限”等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非翻译专业的广大读者，必须了解些翻译知识，在阅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科学地、辩证地、历史地认识翻译作品，做一个清醒的读者，进行聪明的阅读。

(2013、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