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内涵、逻辑与价值

左雪松， 夏道玉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浙江温州325011)

邓小平说过:“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1］326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底气，表明在新时期我们党将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风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全面把握“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逻辑维度与价值意蕴。

一、“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

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优势在于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这种坚定信念来源于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与制度的合理性。

(一)道路自信——正确性。

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马克思1843年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及运动道路时指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3］641844 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道:“如果有人能向他们指明道路，那该多好!”［3］322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一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关键在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现实与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科学性——“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发展道路正确的根本点在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体现道路发展的科学特质。道路自信重在认清道路间的本质区别，符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其所包含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以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的勇气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二，现实性——“不走僵化的老路”。社会发展道路正确的立足点在于符合具体国情，体现道路发展的现实特质。道路自信贵在认清道路发展所处的实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伟大创举，以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逻辑与历史前提，集中关注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化程度较低与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第三，时代性——“不走封闭的老路”。社会发展道路正确的关键点在于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体现道路发展的时代特质。道路自信意在认清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背景下开辟的，通过两个市场与利用两种资源谋求自身快速发展，以全球合作为显著标志、以市场体制为重要依托、以科技革命为技术支撑、以国力提升为战略目标、以建构和谐世界为价值理念。

(二)理论自信——科学性。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4］817我们党是在科学理论中孕育诞生、又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信既是对规律认识的高度自觉，又是对实践检验的持之以恒。

一方面，规律的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更加自觉遵循的前提下，实现从社会主义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突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实践的标准。理论的科学与否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自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5］

(三)制度自信——合理性。

道路与理论的探索成果，最终都要靠制度来保障，制度带有根本性与全局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6］333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十八大报告对其内涵作了科学的阐述。制度自信来源于其生成、设计与运行的合理性。

第一，生成的合理性。一方面，时间的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是道路开辟与理论创新的水到渠成，相比前两者，它的形成与提出均相对较晚，需要长期实践的积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372另一方面，内生的逻辑。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全球竞争中凸显其强大生命力与巨大优越性，这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通过内生型演化而孕育的结晶，既不是外来嫁接的结果，也不是照搬照抄的结果。

第二，设计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顺应时代、适合国情与反映民意有机统一起来，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世情、国情、党情有机统一起来;把协调关系、规范行为与关切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领域形成了有序运行的制度体系。

第三，运行的合理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213首先，制度的逻辑——立场。制度哲学认为，制度是特定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的机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这是制度安排与运行的根本逻辑。其次，制度的生命——效率。以经济为例，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再次，制度的灵魂——价值。这一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讲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胡锦涛同志也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这一制度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把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三个自信”的逻辑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逻辑的自觉把握。

(一)实践的逻辑:运动——学说——制度。

马克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7］58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践逻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运行法则，是一种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中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学说、运动、制度三种实践形态。经典作家认为，运动是学说创立与制度形成的基石，学说是开展运动与形成制度的指南，制度是掀起运动与创新学说的保障。党的十八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学说、运动与制度的统一体，三种形态基于实践差异，以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演绎来呈现，表明道路需要实践来开拓，理论需要实践来丰富，制度需要实践来创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任重而道远。首先，道路是实现途径。实践在先，道路探索在前，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往哪里走的问题，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需要道路探索的推进。其次，理论是行动指南。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解决前进的思维问题，是道路探索与制度变革的锐利武器。再次，制度是根本保障。要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探索进入把握规律进行顶层设计的自觉安排，解决道路从实践到理论、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制度保障问题。

(二)时间的逻辑:历史——现实——未来。

“三个自信”是以时间逻辑在参照历史、立足现实与指向未来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信念。

首先，历史的昭示。历史是一面镜子，自信来源于历史的思索。一是历史的选择。面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艰巨任务，中国人民对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照搬英美样式或是照抄苏联模式纷纷宣告失效，唯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胜利。二是历史的反思。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面对道路探索的失误与挫折，自信的政党必定在纠错中奋力崛起，在磨炼中更显从容自信。三是历史的影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中国好声音”，吸引了全球目光聚焦于现代化的新路径、文明的新形态与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现实的回应。邓小平指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6］251自信源于我们党对自身发展成就的自豪与基本国情把握的清醒。一方面，现实成就是自信的底气。道路对不对，理论行不行，制度好不好，发展是最好的试金石。人们公认，近十年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好时期。另一方面，清醒是自信的基础。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与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深刻理解“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正视现实存在的六大突出问题。

再次，未来的憧憬。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4］1059自信源自对未来宏伟目标的坚定执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基于高度的自觉与强烈的自信，“两个百年目标”呼之欲出: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心理的逻辑:自觉——自决——自强。

“三个自信”是我们党在心理上对自身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主发展道路的坚定执着以及制度自我完善的坚强决心。

第一，理论自觉。自觉是自信的前提，没有理论自觉也就没有理论自信，理论自信贵在理论自觉。胡锦涛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8］首先，表现。自觉相对于自发而言，理论自觉是主体对理论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积极的主动性。其次，归因。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理论自觉根植于实践的动态性，它会改变既有理论的发生条件，引发理论合法性危机，导致其从实效性走向失效性。再次，诉求。一是主旨的自觉，理论能客观反映现实、维护现实甚至批判现实;二是主题的自觉，理论能有效把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发生与运行，科学分析事物的主次矛盾与主次方面;三是主体的自觉，理论能鲜明地刻画主体强烈主动的责任担当与积极追求的精神风貌。

第二，道路自决。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符合自身基本国情的道路，否则会丧失发展主体的品格。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关键在于道路的自决，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实现道路的自主选择。一方面，现实起点。苏共二十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了一条自主自决的道路。另一方面，理论起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

第三，制度自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中国国情，被实践证明切合中国实际的制度建构，30年来的综合国力、竞争力与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摆事实与讲道理来说明制度的自强。从制度经济学来看，与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使发展速度更快，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使发展效率更高，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公有制与市场体制有机结合使发展态势更稳。

(四)空间的逻辑:话语——价值——文化。

“三个自信”在空间逻辑上是“中国特色”的自信，拓展了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发展空间。

首先，话语的自信。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9］“三个自信”的命题以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逻辑思维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规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势在必行。第一，重要性。任何大国崛起都以特定的话语作为急先锋来展现自身发展的风貌，阐释自己道路、理论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自信的表征就是要主动掌握话语权，以自觉态度与自信精神建构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好声音”。第二，现实性。西方发达国家仍旧占据话语优势并掌控全球话语权，依旧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评判世界，这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现实语境。尽管“Made-in-China”遍及全球，但中国话语还未被全球广泛认同，国内某些学术理论中还大量充斥西方话语。第三，必要性。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内在矛盾与重大缺陷导致自身无法克服其合法性危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为文明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考。随着中国日益从国际舞台边缘走向中心，“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发出“中国好声音”恰逢其时。第四，紧迫性。打铁还须自身硬，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关键要提升话语创新力，用个性鲜明的话语解读中国道路、理论与制度的“精气神”，突出浓厚的“中国味”，以“三贴近”原则增强话语的感召力与吸引力。

其次，价值的自信。近年来西方国家极力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不遗余力地进行价值渗透，企图借经济全球化推广西式的价值观，实质是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个自信”的倡导是对“普世价值”大行其道的积极回应，重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核心价值观塑造，引领社会思潮与凝聚思想共识，牢牢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三个自信”也是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亮出我们的价值主张，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包容性发展，等等。

再次，文化的自信。“三个自信”在更高的空间层次上是一种文化自信，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的“自知之明”。文化自信是能在世界文化坐标系中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意义与贡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三个自信”是以文化自觉引领前进方向，以文化认同凝聚奋斗力量，以文化觉醒推动事业发展。

三、“三个自信”的价值意蕴

“三个自信”作为我们党的当代政治宣言，把主体需求的内在尺度投射到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对象上，蕴含着丰富多样的价值主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11

(一)主体性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的基本价值立场。“三个自信”充分体现尊重人民群众实践主体的价值取向。首先，道路的主体性。道路自信在于人民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道路选择。十八大报告在奋斗目标中增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充分彰显了人民的主体诉求与利益实现，充分彰显了人民是道路发展的力量源泉与胜利之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价值。其次，理论的主体性。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0］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高扬人民主体价值观，理论创新以民生为导向，理论发展以民本为价值，理论塑造以民创为基础，理论表达以民间为优先。再次，制度的主体性。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于提升人民共富水平;民主政治体制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权利;文化体制在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社会管理体制在于创新人民和谐相处局面;生态文明机制在于实现人与自然融合发展。

(二)整体性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有机体系。首先，道路的整体性。十八大报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将道路从“四位一体”拓展到“五位一体”，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反映出对新型文明形态探索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信。其次，理论的整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包括”一词，说明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现有理论之间紧密相连、相互贯通，它们有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世界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范畴。再次，制度的整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组合而成，而具体制度又细化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生态体制五位一体。

(三)功能性价值。

在道路、理论、制度的有机整体中，各部分都具有不可缺少与不可替代的功效。首先，道路的功能优化。道路是实现途径，党的十八大对道路内涵的表述作了全新的阐述，一是删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内容，避免与制度内涵重复;二是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项目，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三是增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容，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科学发展理念。其次，理论的功能优化。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来源，前者既继承后者又超越了后者，迈向新境界。再次，制度的功能优化。制度是根本保障，制度的功能优化突出体现在制度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关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营造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发展氛围。

(四)过程性价值。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1］244“三个自信”是我们党以特定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理想信念。首先，道路的过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又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相结合。这一道路是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从新民主主义道路转变而来的。其次，理论的过程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28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三大理论成果，既置于同一主题框架下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呈现不同的风格与特征，在于深刻认识与把握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邓小平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国国情，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与阶段，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高到了新水平与新境界。再次，制度的过程性。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693因此，在坚持事关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基本制度条件下，对阻碍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进行变革，破除那些不适应的旧体制与旧观念，将改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动力。

(五)多样性价值。

世界文明是人类整体创造的结果，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具有兼容并蓄的互补性。首先，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相异，也与传统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不同。一是中国道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单一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框架限定，提供发展模式的新选择;二是中国道路基于国情与时代特征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没有模仿与依附他国发展模式，作出了发展途径的新选择;三是将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动力，突破传统僵化模式的禁锢，提供发展动力的新选择。其次，理论的多样性。列宁指出:“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方法特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特色、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品质特色、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范畴特色。再次，制度的多样性。以制度的经济“特色”为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体制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3］其二，破除市场与计划作为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属性的陈旧观点，经济体制兼有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的手段。其三，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将价值与财富、劳动与生产、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贡献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三个自信”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形态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把握“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逻辑维度与价值意蕴，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