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2013-08-15 00:46车志红
怀化学院学报 2013年10期
关键词:译作许渊冲译本

车志红

(江夏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一、生态翻译学

(一)生态翻译学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态发展的重要性逐渐为人类社会所认识。在全球生态化背景下,语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为学者们关注。“语言生态”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提出。他认为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也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一个可追随的路径。2001年12月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带来了他的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庚申教授被认为是我国“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第一人。从此我国有关“生态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兴起。

实际上生态翻译学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门类,它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或者说是一种翻译观,又称生态形的翻译观。它着眼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从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描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聚焦译者的生存境遇和翻译能力发展。

(二)研究综述

从2001年至今,胡庚生教授就一直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及出版专著,从不同角度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论证,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理论。从2001年生态翻译学概念的提出到2009年后生态翻译学全面发展的10余年间,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也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相关研究纷纷发表于各大刊物,内容涉及了各个领域,如文学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等。胡教授在第三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说:“作为一种本土理念,经同仁的共同努力,生态翻译学已经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翻译研究界的充分关注。在国内,目前翻译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研究范式的实用性与合理性,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思路应用到翻译的各个领域。”

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召开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翻译学相关研究的发展。2010年第一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就此成立。2011年,第二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大会回顾与展望了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2012年题为“生态翻译学:挑战与机遇”的第三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2013年9月第四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将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每届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都会吸引众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们提交的研究成果涵盖了生态翻译学派研究、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研究、全球化视域下的生态翻译学研究、生态翻译学与其他翻译研究途径的关系、生态翻译学视阙下的应用翻译与实证研究等。

作为中国生态翻译学发展的领军人物,胡教授在第三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总结了生态翻译学近几年来的发展现状,对中国在该领域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目前生态学翻译理念研究还存在不足,他指出:“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模式,是一个相当大的话语理论体系。我们目前所做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正如那则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我们要争取摸 `象'的全身,反映`象' 的整体特征。”

(三)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早期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主要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的观点作为哲学依据,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在原文——译者——译本的翻译链上,生态翻译学主张以译者为中心,认为最佳的翻译是译者依据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态法则对文本进行处理和加工并得出成果。生态翻译理论的核心是“三维”,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对文本进行多维度的选择适应与适应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是译者应主动地去适应翻译环境,并且在翻译环境中不断进行选择,直到完美。

经过10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提高。2013年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对生态翻译学概念、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核心理念、叙事方式等进行了描述:生态翻译学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与同构为前提,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础,以隐喻类比、概念移植和系统综观为研究方法,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为核心理念,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与翻译理念文体进行综观和描述。

二、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

(一)许渊冲先生翻译成就

许渊冲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是个语言天才,他有无比娴熟的汉译英,英译汉,汉译法,法译汉,甚至苏译英的手段。到目前为止,许渊冲先生的作品已超过了100部。他的译作代表作有:《诗经》、《楚辞》、《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中国不朽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等。他在中国诗词英译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此外,许渊冲先生也穷其一生精力将很多英国、法国的经典文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为中国人更好地研究西方文学、探视西方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

许先生在翻译领域做出的成就让大多数人只能“望其项背”。他为中国翻译事业呕心沥血,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

自古以来,许多有成就的翻译家在潜心进行翻译实践的同时必定会刻苦钻研翻译理论并构建出一套独特的翻译体系。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翻译思想已认人们所知晓,如“三非” 观、“三美” 论、“化境” 说、“再创论”、“神似说”、“竞争说” 以及“三大翻译标准”。“三非” 观是罗新璋先生总结出,他认为“外译中,非外译 `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三美”论的提倡者是鲁迅,他认为翻译就要讲究意美、音美、形美。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 `化'” 的“化境” 说。郭沫若“再创论”主张“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傅雷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叶君健强调了翻译时要“展开竞赛”的“竞争说”。此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标准。

许渊冲在不断进行翻译实践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各大名家提出的翻译思想。他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吸收借鉴上述翻译理论,并对它们进行挖掘和发展,最终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许氏” 翻译理论——“优化论”。许渊冲的“优化论”只有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看似简单的十个字,但饱有深意,里面包含了“三论”,即“三美论” (意美、音美、形美);“三化论” (深化、等化、浅化);“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既有方法论,又有认识论,还有目的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渊冲在总结中国翻译家思想及自己的翻译理论基础上认为“西方译论不如中国译论”[2]。

三、许渊冲翻译理念与生态翻译学观点

(一)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翻译生态环境”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在翻译时,译者将原文、原语和译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翻译“世界”。广义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所有因素构成了一体,其中包括源语、译语、交际、文化、社会、表层意义,深层就义,意象,以及作者、读者等。这些因素层层相关,相互联动,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翻译活动和生态自然系统一样,各个环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合体。“和谐统一”是翻译生态环境的特征,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

许渊冲提出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字字珠玑,内涵丰富。“美”指鲁迅先生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化”指钱钟书的“化境”说;“之” 指知之、好之、乐之;“创优”是郭沫若提出的“再创”(优创);“竞赛” 指叶君健提出的有“竞争”。许先生的“十字” 理论融合了翻译理念史上各大学派的观点,对翻译理念的方法、目的、认识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他强调了翻译时要让读者在“意、音、形”三方面让译诗与原诗产生共鸣,从而在心灵、听觉和视觉上获得最高程度的审美享受。

“意美、音美、形美”是许渊冲先生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达到“意美、音美、形美” 的译作无疑是上胜之作。许渊冲先生这样阐述了三者关系:“押韵的`音美'和整齐的`形美'是必要条件,而 `意美'却既是必需条件,又是充分条件”。许渊冲先生所译的柳宗元《江雪》译本就是“意美、音美、形美”完美结合的典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首是五言绝句。原诗句选用“绝”、“灭”和“雪”三个入声做韵脚,句式对仗工整,上下联词义相对,整首诗语言峻洁流畅,境界寂寥。许先生在对原诗认真研读后,将该诗译为: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3](P239)该译文里的每行诗的音节数都严格控制在八个之内,也采用了四行结构,并运用了对称结构,如“From hill to hill” 对“From path to path”,保留了原诗的“形美”;押韵手法的运用, 如“flight” 对“sight” ,“afloat” 对“boat”, 传达出了译文的“音美”的效果。通过译作,原诗作者要表现的落寞孤寂,清高孤傲,苦闷和压抑的情感在译作中也都很好的传递出来,最终达到“意美”的最高境界[4]。因此,许渊冲先生总结出的看似简单的“十字理论”却饱富深意,它对许渊冲先生翻译理论的形式、目的、方法、内涵、外延等都进行了概括,这使得许渊冲先生翻译理论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系统的、一体的生态环境。

(二)译者中心地位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5]。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就是原文——译者——译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文和译本都是没有生命的客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有生命、有意识、有适应能力、有选择能力主体。唯有译者才有能力担此重任,因此译者必然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可见译者与翻译的优劣、译品的生存和长存与译者的素质密切相关。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人气质、艺术功力、行文习惯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会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直接影响到译文的形成[5]。金圣华教授说过,“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例如《红与黑》在中国有将近二十个译本,除了少数剽窃抄袭、不负责任的版本之外,多数译作都由认真严肃的译者执笔,但由于各人对翻译本质的认知有别,其译作亦必然会风格殊异”。这些与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译者中心地位”有相同的道理。

原文是一样的原文,但是经过不同的译者处理后,必然出现了不同的译作。《小雅·采薇》中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可谓千古名句,有不少的译者都试图翻译。屠岸就把它译成: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lean near. I come at last, Snow falls fast.[6](P326)。然而许渊冲先生认为此译本还存在不足之外,如“把 `杨柳依依'说成`杨柳靠近'、`依靠',只是形似而不是意似,所以不能算是`优化'。`今我来思'说 `我最后来了',并没有战士还乡的意思,也是形似而没有优化。最后把 `雨雪霏霏'说成`雪落得快',只是浅化而不是深化,都不能算是优化”。[7]许渊冲先生1988年将此诗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sshed tear. I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3](P29)。经过细心雕琢,许先生用了“tear” 而不用“near”, 用“Snow bends the bough” 取代了“Snow falls fast”。此刻“眼泪” 比“靠近”,“大雪压弯了树枝” 比“雪落得快” 更能表达出原诗的“意美”。许渊冲先生通用“三美论”和“三化论”产出了许多的精品译作,这都体现了译者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他主张“译文胜过原文”也和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地位” 不谋而合。

(三)翻译行为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始终贯穿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许渊冲先生运用了一组数学公式来阐述译文与原文对比达到的翻译效果。他认为形似而不意似的不等化译文达到的效果为1+1<2;意似而形似或不形似的译文达到的效果为1+1=2;优化而形似或不形似的译文:1+1>2。很明显第一种情况译本与原文相比处于弱势;第二种译与原文相比处于均势;第三本则为优势。[7]

在上述的情况下,生态翻译学中的“优胜劣汰”法则发挥出了作用。“优势”译本生存下来,“弱势” 译本被人们弃用。每一次的翻译都是一次深思熟虑,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如许渊冲在其著作《中诗英韵探胜》里提到了他在翻译元稹《宫行》“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诗句时困扰他的几个问题:

问题一:How many dames were there:one,two or some?

问题二:Was the white-haried dame“an Emperor's flame?

问题三:Whatwere the dames talking about?

在经过不断的推敲、选择与淘汰后,许渊冲先生解决了以上难题,并终将其译为:Deserted now imperial bowers. For whom still redden place flowers? Some white-haired chambermaids at leisure Talk of the late Emperor's pleasure.《中诗英韵探胜》 一书收录了100多首的中国古诗词及后人的翻译。值得一提的是许渊冲先生对每一首诗或词列出了至少两种的译本,并给出评价。可见,许先生在翻译时反复考虑形成自己的思路,同时还参阅其它名家的译作进行谨慎的选择,最终形成了带有自己风格的译作。许先生整个翻译过程也是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四)翻译过程的优胜劣汰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操作上遵循着“优胜劣汰”、“汰弱留强”的基本法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尽可能地通过修改把译者认为不好的、劣质的东西去掉,而留下优秀的。经过对译本“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好的译作才能保留下来。翻译过程里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就是译本质量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译出更佳的翻译效果,得到最好的翻译文本。

许渊冲先生在《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一文中举出了一个例子正好符合生态翻译学的“优胜劣汰”原则。文中他提及曹禺和朱生豪都曾对列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茱丽叶》最后两行诗For never was a story of more woe Than this of Juliet and her Romeo.进行翻译。曹禺译为“人间的故事不能比这个更悲惨,像茱丽叶和她的罗密欧所受的灾难”;朱生豪译为“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心酸”。许渊冲问学生哪一种译本好。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朱生豪的译作好,因为“能感动人”。许渊冲先生也认为朱生豪的译作“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水平。”[7]获得了大多数人认可的译本无疑更具有生命力,被淘汰的机会也就相对小些。

(五)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译有所为” 是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该观点回答了译者为何而译,也就是翻译的最初动机的问题。

许渊冲教授是中国当代杰出的翻译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动荡的岁月。他在“文革” 中曾饱受苦难,戴过各种“帽子” ——“文坛遗少”、“学霸作风”、“王婆卖瓜”,但后来仍然庆幸自己没留在国外,心中仍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骄傲:“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独一。”

当然,对他提出的理念许多人也提出过非议和质疑。赵瑞蕻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但许渊冲仍坚信自己的翻译理论标准。事实证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1年出生的许渊冲先生如今已有92岁高龄。但是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从来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翻译事业。即便是在90岁后,他还发表了9篇论文,其中不少还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他这一生不停地前行。2010年12月许渊冲教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许渊冲先生的一生就是“译有所为”的一生。

(六)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于译本来说就是“适者生存”、“适者长存”。在历史长河,必定有些译本被人们所忘记,但译本中的精品也必将成为中国文化里的璀璨的星星,留传恒远。

杜甫《登高》里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被著名诗人余光中看作是无法翻译的诗句:“无边落木,`木'后是 `萧萧',是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江'后是 `滚滚',也是三点水。这种字形,视觉上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没有办法的。”事实上,这句诗已经有“高手”翻译过了。“萧萧下”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的,三个字被译成“showerbyshower(一阵又一阵、纷纷洒落)”;而其余部分是他的学生许渊冲完成的。许渊冲用“hourafterhour” 对“showerbyshower” 句式工整,韵律相同,结构对称,真可谓是珠联璧合,让人耳目一新。该诗句译为: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 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两个“草字头” 的字译成两个带 ∫ 音的词:sheds,shower;两个“三点水” 字译成了两个带 r 音的词:river,rolls。此样的译法音义双绝,给人以震撼,非常人所能达到也。该译品必定长久不衰,传承永远。

许先生一生百余部作品,有许多绝妙的译作。他的译著之所以能够“适者长存”,正是由于他适应了作品的翻译生态环境。他积极的“选择适应”,“多维适应” 和“优化选择”造就了他整合度非常高的翻译水准。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诠释许渊冲的翻译思想,为研究许渊冲的翻译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让人们更加深刻理解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精髓。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 [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香港,2001.

[2]许渊冲.中西翻译理论比较 [J].外语与翻译,2010,(2):48-55.

[3]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曾祥宏.“三美对等”视角下的古诗翻译 [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246-249.

[5]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J].外国语,2009,(3):47-53.

[6]屠岸.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M].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7]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2):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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