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笃行—吴官正同志二三事

□王志宏 张振明

“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

“我现在处理信访时总是想到穷人，想到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意味着背叛。当领导的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关心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的生活，关心城市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关心农村还没有脱贫的农民，关心家里出了天灾人祸的干部职工。人有困难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找你们信访的群众那只是少数，还有好多有困难的群众没找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主动多帮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

吴官正到基层调研，到一个村里，看到村干部作风松松垮垮，群众生活困难，村干部还说：“我们是老区，要发扬光荣传统。”吴官正说：“老一代为革命做牺牲，那是他们的光荣；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跟随他的同志提醒说：“这个地方是‘通天’的，还是少批评两句吧。”吴官正说：“老祖宗给我们这块土地，国家给了我们好政策，共产党给了我们一顶乌纱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事情办好！”

“花架子”与“智囊团”

“这么大的武汉市，凭我个人的聪明和才能，远远不能挑起市长这副担子。”

1983年3月，吴官正刚刚任职市长，他既未“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未初来乍到踢“头三脚”，而是游说学府，登门求贤。50天过去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囊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了。32名咨询委员中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就占29名。咨询委员会下设工业、交通、农业、科教、财贸等8个专业咨询组，共86名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大门类。

“智囊团”开张大吉，市直机关却议论纷纷：“刚上台，就闹起花架子。”“有本事自己干，拉专家、教授吓唬谁呀！”

的确，当官的“求教于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可以与“没本事”画等号。再说，基层干部对某些领导的“老三招”也摸透了：对上，伸手大讲困难；对下，搞命令主义；当这两招都失灵，就玩起第三招——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市长大人背后站这么一大排书生，你说这架子花不花？”这说明干部和群众深深厌恶“花架子”。吴官正心里清楚，现代社会形势错综复杂，事情瞬息万变，市长不可能是通才，而遇事又要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充分运用科学家、专家的专长和智慧以缩短领导职责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实属必要。这不能与“花架子”同日而语。

搞改革，每前进一步，总是要遭人非议的。吴官正并不回避。他自信地说，运用“智囊团”，我们是刚刚开始。

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1989年3月，江西省教委在南昌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省长吴官正发现在座的有南昌市一中的张富老师，便起身走过去，轻声问道：“前两天的会上是你谈到你们学校的危房问题的吧？你给我写个报告，现在就写。”半个小时后，他再次来到张老师身旁，告诉他自己已在报告上签了意见，交有关同志办理了。几天以后，他又一次见到了张老师，第一句话便说：“危房问题我已经同你们市长面谈过了。”一旁的南昌市市长接着告诉张老师：解决危房问题，市里已列入了计划。

一年之后，春节前夕的一个中午，吴官正突然来到了张老师的家。当张老师手足无措之际，省长已经带着满身寒气在沙发上落座了：“张老师，去年你反映的危房问题，我来看看解决了没有，也来给张老师拜个年。”

激动中，张老师竟不知如何作答。

人们闻讯赶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学校领导向省长汇报了一中危房改造的情况：两幢危房已全部拆除，建房资金也筹集好了，一幢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新楼不久将开工。

吴官正欣慰地说：“解决了我就放心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这是一桩小事，却也堪称佳话。后来有心人又将此事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吴官正出生于贫民家庭，凭着自身的勤奋和聪颖，考上了清华大学动力系。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说，从本科到读研究生，冬天他一直穿着同一件破棉袄，还用一根绳子系着。这种生活上的清贫简朴慢慢地内化成他的一种独特作风。他任武汉市市长时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官正同志非常廉洁。他传承了农民身上最质朴的东西，夏天穿一双塑料凉鞋，冬天穿一双解放鞋，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军棉帽。从衣着打扮上看，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市长。”

生活中，吴官正清心寡欲，工作中他又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忘我的工作状态。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从他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便是如此。他由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即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对于这段工作经历，武汉《长江日报》1973年刊载的一篇专题报道曾有这样的描述和记录：吴官正“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们一起出大力、流大汗……”有一位省领导则回忆说：“一次他在江西生病输液，听说发生了紧急安全生产事故，他二话没说，拔掉针头，拧开葡萄糖水瓶盖，咕嘟咕嘟喝完立即赶往现场。”

吴官正常说：“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才是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