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空间结构*——以襄阳府为例

徐俊辉 XU Junhui

1.武汉理工大学，武汉430070（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70 Wuhan）

2.华中科技大学，武汉430074（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430074Wuhan）

中国古代社会中，省、府、州、县治所城无疑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存在着的，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始终是处于第一的位置的。明清时期，城乡之间各类集镇的兴起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城市的等级制度。不过，随着城镇等级结构的日益完善，集镇并没有改变传统城市的等级结构划分，反而引起了城镇群组空间结构的变化。本文特意选取汉水中游的襄阳府为例，用以描述汉水中游城镇等级结构及其空间结构特征，进而归纳明清时期影响汉水中游城镇发展的各种要素。

一、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

明初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 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与直隶州，府以下有县及属州，各州之下有县，从而形成了一个省、府、州、县4级制与省、州、县3级制并存的基本格局。

明代设15个省，省-布政使司下设府，成为主要的二级行政区划，但是同时又有直属于省的直隶州，行政级别等同于府。府以下有属州与县，是主要的第3级行政区划，而属州还可能领有少数的县，成为结构上的第4级，但相对的重要性却较小。直属于省的直隶州下也领若干县，但其级别相当于府属州或者府属县，仍是第3级行政区划。所以州按性质的不同是跨第二、第三两个级别的区划，而与府相比，无论属州或者直隶州的治所所在地均不设县，即使原有的县也被并入州制之中。

清初为便于统治明代故土，顺治帝仍沿用明制15布政使司，康熙初，改布政使司为省，因认为全国区划为15个省，其制过大，所以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两省，全国共为18个省。清代省以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基本上是沿用明制：省下辖府及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

1.府辖县（州）情况

襄阳府的辖县及其变化情况：北宋宣和元年（1119）升襄州置，治所在襄阳县（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南襄城区）， 辖境约今湖北省襄阳、谷城、南漳、宜城等市县地。元至元年间（1264～1295）改置路。明初复置府。清辖区约今湖北省丹江口市以东，枣阳以西和蛮河以北地，1912年废。宋为京西南路治。清嘉庆时白莲教刘之协等在此起义。辖境相当今湖北襄阳、谷城、光化、南漳、宜城等县地。元至元时改为路，辖境扩大。明初复为府，领1州7县，辖境又略小。清辖境相当今湖北均县以东、枣阳以西和蛮河以北地。清代初属湖广布政司；圣祖康熙3年（1664），改属湖北布政司（后改省），州县建置沿袭明制。

府治襄阳县（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辖襄阳（县治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南漳（今湖北省南漳县）、枣阳（今湖北省枣阳市）、谷城（今湖北省谷城县）、光化（县治在今湖北省老河口市光化办事处）共6县；均州（州治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区）1散州（见图1）。

图1 明清时期汉水中游襄阳府的政域范围

2.县及其县城

“万事胚胎，皆由州县”，“积州县而成天下”，是说县在明清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组织，是一切政事的开始。明清时期，府有知府，县有知县，与县平级的州、厅分设知州、同知(或通判)。县的长官知县(习称“县令”)代表朝廷直接治理百姓，号为“父母官”。其职责可以说是一县之内无所不包，乾隆中名臣陈宏谋把“地方必要之事”即县令内无所不包之事概括为田赋、地丁、粮米、垦殖、物产、仓储、社谷、杂税、食盐、街市、桥路、城垣、官署、防兵、坛庙、文风、民俗、乡约、词讼、军流、匪类、邪教等等，有近30项之多[1]。县城是一县的政治中心，是县政府的所在地，因此其城池面积较大，一般有城墙环绕（见表1）。

3.派驻机构在集镇的设立

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一些较大的集镇日益成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中心，与封建城市的统治中心日渐背离，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市镇的管理和搜刮，在一些规模较大、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集镇设立专门的机构，征收商税，强化治安。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简称“同知”)、“府通判”(简称“通判”)等衙署。巡检制度始于宋代，主要设于关隘要地，或兼管数州数县，或管一州一县，以军事统治为专责，以武官作巡检。明清时期的巡检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主要管理军镇，转向对经济市镇的管辖与掌控。

表1 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县(州)城池规模表

明清时期，汉水中游集镇经济发展迅速，一些经济雄厚的市镇相继有了行政机构的派驻。如南漳县方家堰巡检司“在县东六十五里”，光化县左旗营巡检司“在县西北四十里”[2]。此外还有谷城县石花街巡检司、均州县孙家湾巡检署等（见表2）。

表2 明清时期汉水中游派驻机构及其集镇一览表

这种在县与普通集镇之间的管理模式亚层，主要针对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日益背离的现象，在不触动原有统治机构及等级秩序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调整。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集镇经济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封建统治力量对于新兴经济区的控制。

二、汉水中游的城镇等级规模

襄阳户43 056，人口133 359，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作为汉水中游一级中心城市当之无愧。“贡赋所集，实在荆襄”以及“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阪，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都说明了襄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交通上的枢纽地位，同时也给襄阳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条件。

汉水中游的二级中心城市是宜城。 宜城“八省通衢，五邑要道”，是襄阳府的东南门户，同样是襄阳府和南阳府各市镇经由汉水至钟祥、武昌等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必由之地，重要的位置促进了其商业的繁荣和县城规模的扩大，至光绪十一年（1885），共拥有户12 443，口94 930，是襄阳府的第二大县城。

处于汉水中游的3级中心城市有光化、谷城、枣阳、南漳。光化和谷城两座县城隔江相望，联系紧密。光化商业繁荣，而谷城西靠山林，“流寇”较多，因此是作为军事据点发展而成的，两城的人口分别是54 845和51 895。枣阳和南漳分别位于府治所在地襄阳的东南和西南方向，虽然距汉水较远但同样是战略要地。枣阳因其地形的特殊——易入而难出，也成为“兵家诡伏奇计”之地，人口达44 464；南漳“卢罗旧封、依重阻以为固，南纸沮水，东来蜜河，西珼凤凰，北翼作襄西之屏障，为巴蜀之咽喉”，是襄阳的西南门户，有人口36 438。

襄阳府最小的县城是均州城，属于汉水中游的第4级中心。均州“东连汉沔、西接梁洋、南通荆衢、北抵襄邓，左通汉水之长江，右据关陕之要路”[3]，因此均州的人流量大，“流寇”盗匪侵扰频繁，这也是其人口规模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只有15 451。

因此，襄阳府下的县城形成了4个级别的城镇等级体系（见表3）。

表3 襄阳府各县人口规模顺次表

三、汉水中游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

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是一定地域内城镇之间的空间组合形式，是地域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在城镇体系布局上的空间投影[4]。本文研究区域的地形特征是河网密布，山地和盆地相间分布。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河流又是区域间交通的重要方式。因此，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特征受河流的影响，整体形成了以襄阳为中心的中心对称和靶形对称两大结构形式。

1.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结构是以汉水和唐白河为整体框架结构，以襄阳为中心的，沿汉水形成襄阳-张家集-周家湾-谷城、襄阳-宜城-王家集-钟祥两大轴线，沿唐白河形成襄阳-双沟集-新野-南阳轴线，在3条轴线的顶端形成呈平行四边形的城镇组团（见图2）。中心组团由襄阳、枣阳、宜城、南漳、大市镇张家集（属襄阳）和大市镇双沟镇（亦属襄阳）组成。东南方向通过唐白河轴线与襄阳相连的组团由南阳县、邓州、新野和唐县组成。组团内各城镇之间还有一些属于次级中心的集镇，如穰东镇、瓦店镇、三皇镇和北河镇。西北向是以均州、光化、谷城和房县（属研究区域外）为中心的组团，组团通过汉水轴线与襄阳联系。东南方向的组团由钟祥、京山、潜江和荆州组成，由于此组团不属于研究区域之内，所以在此不作涉及。

图2 汉水中游城镇中心对称结构

2.靶形对称

经过长期发展，汉水中游区域形成不规则的同心环结构，经过几何变换可以抽象为一个以襄阳为中心，呈环状对称的高-低-高-低-高的间断性分布的靶形结构（见图3）。靶形环域由内至外依次分布为高值中心（核心城市襄阳）-低值圈（由樊城、尹家集、双沟集、耿家集等集镇组成）-高值圈（由新野、枣阳、宜城、谷城等县城组成）-低值圈（由邓州、唐县、新店、王家城等规模较小的县城和集镇组成）-高值圈（由均州、南阳、钟祥、双河镇、兴隆集等规模较大的县城和集镇组成）。汉水中游的高-低-高-低-高间断性分布实质是中心地理论模型的现实架构。

图3 汉水中游城镇靶形对称结构

四、 结语

1.鄂北的岗地丘陵是汉水中游城镇空间布局的自然边界

汉水中游四面皆为低山丘陵、岗地，东面与鄂北岗地、低山丘陵交界，南边与武当山、荆山连接，西部为鄂西豫南山地，北部与豫北的伏牛山、桐柏山等山脉相邻，整个地势四面高而中间低凹，故又称之为“江汉-南阳盆地”。明清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和流民的不断涌入，在低湿平原，尤其是在平原的边缘，平原向岗地、丘陵过渡或与丘陵交会的地带分布着规模与等级都较高的县城与集镇。岗地尽头的丘陵或山地似乎成为汉水中游地区城镇空间发展的自然界线，随着商业的发展，水运与陆路兼济的综合运输带动了汉水中游中部平原、低洼湿地的城镇发展。

2.汉水河道谷地是汉水中游城镇的主发展轴

汉水中游大多数县城分布在江河沿岸，如均州、光化、宜城、襄阳四个县城分布在汉江沿岸，其中襄阳位于汉水与其最大支流唐白河的交汇之处。纵观汉水中游城镇的形态布局，皆形成了以河流走向为主的城镇空间发展轴线，如“光（化）-谷（城）”群组的沿汉水发展的轴线、“襄（阳）-宜（城）-南（漳）-枣（阳）”群组的“汉水-唐白河”城镇发展主轴线。另外，水文条件的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的迁徙乃至湮废。

3.水陆综合交通网络是汉水中游城镇空间发展的动脉

综观汉水中游城镇体系及城镇总体空间的布局形态，“汉水-唐白河”河网布局是其城镇空间发展的主轴线，这突出了明清时期水运仍然是其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明清时期汉水流域最大县城与最大集镇之间的往来，向来依靠舟楫。乾隆《襄阳府志》卷1《里社》附“市镇关梁”所记较详，谓汉江官渡在小北门外，“与樊城大码头对，船十只，水手二十名；内襄阳县船四只，水手八名；南漳、枣阳、谷城、光化、襄阳卫各船一只，水手两名。”陆路运输往往形成城镇发展的次轴线，甚至是第三轴线，如“光（化）-谷（城）”群组的第二轴线就是以谷城为中心向南部武当山区伸展的道路作依托的；“襄（阳）-宜（城）-南（漳）-枣（阳）”群组除主轴线外，其余次要轴线都是以陆路交通运输网为依托的，如“南-宜-枣”轴线。因此，明清时期汉水中游，水路综合交通网络是城镇空间布局与发展的大动脉。

[1]陈宏谋.咨询民情土俗论[C]//.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恩聊，王万芳.（光绪）襄阳府志[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3]（光绪）襄阳府志·兴地志·形势[M].

[4]吴郁文，黄建固.海南城镇体系特征与发展思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1)：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