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艺建设

● 夏杏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人物，毕生从事诗词创作，持久而深入地关注文艺问题，而且形成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针、政策。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作为这一科学文艺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本文试图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内涵及其传承，以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中孕育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发展，逐步孕育、成熟和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1919年3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发出了“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的呼声。1921年以后，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非常重视农民的文化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1]“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在土地革命中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毛泽东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他批评了对宣传工作的轻视态度，指出要“发扬工农大众文化，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到了延安以后，为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强调文艺宣传要大众化，“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要用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形式，征集、编辑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3]

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为此，他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4]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从苏区到边区，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特别是戏剧和革命歌谣，成为极为普遍的两种文艺活动形式。革命文艺活动在发展革命战争、巩固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论》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提出了文化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并指出：根据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目标和路线，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政治前提与依据。

在文化方面，《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6]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民族性是前提，科学性是精髓，大众性是归宿。它是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相一致的。

《新民主主义论》还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7]这就纠正了在文化性质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第一次把我们党的文化主张理论化、系统化，为以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和建设，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标志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和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等对文艺的要求出发，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制定了一条明确而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

（一）指明革命文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8]

（二）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9]

（三）阐明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

《讲话》透彻地回答了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

关于文艺和生活，毛泽东提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他还分析了“源”和“流”的关系。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10]作家艺术家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和借鉴过去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这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也不能代替生活的源泉，真正的艺术家还是应当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为此，“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1]

关于“普及和提高相统一”，毛泽东认为这是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保证。《讲话》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严重地轻视和忽视了普及”的问题，指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没有明确的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从工农兵实际需要出发，指出：“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12]

《讲话》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是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向、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一大批优秀的、崭新的人民的艺术作品创造出来。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二是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三是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四是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从1945年12月起，《讲话》的朝鲜、英、俄、意等外文版出版。胡锦涛在《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讲话》“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新中国文化建设，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新中国文化建设，提出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在新的实践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得到丰富、发展。

(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继承《讲话》精神，确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向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集中了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支文艺大军，共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大政方针。在《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毛泽东期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3]毛泽东在会上称文艺工作者的代表们为“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并指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14]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认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完全正确。

（二）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新中国基本的、长期的文艺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有两次重大的决策：一次是1956年5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另一次是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双百方针”指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途径；“二为方向”指明服务的对象、目标。两者结合起来，完整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经受了严峻考验。国际上有人歪曲“双百”方针；国内许多人不赞成这个方针。[15]毛泽东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必要性，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深刻、具体的论述，着重说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性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着重阐释了文艺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问题，认为艺术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16]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明确提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7]。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对“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引起重视，毛泽东于9月27日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8]这些论述，对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艺关系，做出了辩证的科学的理论阐释，是对“双百”方针内涵的具体补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0.

[3][13][14]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19.129-130.131.

[4][10][11][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4-845.860.861.862.829.

[5][6][7][8][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98.708-709.698.699.706.704.847-848.857.

[15]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美国的杜勒斯之流说“人们还不能断定，这“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转引自朱地.“双百”方针的提出带来“早春天气”[A].中南海实录——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47.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75-183.

[17]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03.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