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研究

2013-12-31 02:04丁学娜李凤琴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关键词:规制范式决策

丁学娜 李凤琴

摘要:福利多元主义为福利国家改革后福利供给中出现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而分析框架本身的发展也随着福利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向前推动。在经历了横向单维度——福利提供主体扩展对福利现象的认识后,复杂的社会福利供给现象要求更精确的认知方法,分析框架纵向发展成为必然。福利多元主义纵向的发展经历了提供、融资以及规制/决策维度不断深化 ,虽然对于规制与决策维度的采用问题,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都在推动福利多元主义作为范式的不断深化和成熟。

关键词: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福利提供;融资;规制;决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58?07

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总是沿着不同的范式进行。在工业革命时代,市场力量占支配地位,社会政策起到补缺作用;在后工业化时代,“剩余性”社会政策对市场失灵应对显现局限,凯恩斯?贝弗里奇式国家主导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范式形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在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声中,主张引入非政府力量来弥补政府部门的缺陷,反对过分强调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提升其他部门的福利提供功能,发展一种多元的、混合的福利制度的观点日渐兴盛。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混合经济理论逐渐成型。

国家主导的福利供给方式所构建社会保护系统的方式减少了市场和市民社会在社会保护方面的贡 献[1],面对国家的财政重担,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将国家的全面福利提供转变为社会多部门的福利供给,通过多部门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实现福利供给;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强调市场、志愿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对福利供给的作用,从福利国家转型到福利社会。福利多元主义是介于制度型福利与剩余型福利形态之间的中间路线[2]。福利多元主义中明显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反官僚主义和反专业化,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热情一直充斥于福利多元主义者的文献中[3]。

福利多元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

研究的一个新范式[4]。范式的发展与成熟需要对其中所包含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元素进行进一步界定。随着社会福利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个范式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深化中。了解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现阶段发展的深度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分析实践中的福利多元供给现象。本文尝试对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个范式的发展进行梳理,着重梳理其中的分析工具的与时俱进的扩展。总体而言,福利多元主义分析工具经历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扩展——横向上福利供给主体增加和纵向上福利分析/认知面向增加双重变化。横向看,供给主体的变化经历了三主体到四主体的演变。纵向看,福利供给认知面向的变化经历了从提供面向到提供——融资面向再到提供——融资——规制/决策面向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福利多元主义分析工具的横向延伸

——供给主体的扩展

福利多元主义在 1977年沃尔芬德委员会所作的《志愿者组织的未来》(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的报告中受到一些关注,该报告主张把志愿组织也纳入社会福利提供者行列,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英国社会政策的实践。但是最早的、内容大部分涉及到对福利多元主义讨论的是1979年志愿组

织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zations)出版的《变动世界中的格莱斯顿志愿活动》(Gladstones Voluntary Action Organiz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其中讨论到对法定福利效率的质疑,以及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将更多的依赖于志愿行动。

想要对福利多元主义做出界定,而不受到歪曲定义的批评是非常困难的,在福利多元主义的“帽子”下,有太多模糊和不一致的观点和论证。但是,福利多元主义学者哈奇和迈克罗夫特(Hatch, S. and Mocroft, L.)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界定:在一种意义上讲,福利多元主义可以被用来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和健康照料可以从不同的部门获得——法定部门(the statutory)、志愿部门(the voluntary)、商业部门(the commercial)和非正式部门(the informal)。更规范的讲,福利多元主义暗含着国家主导地位的降低,不再将国家看作是社会福利集体供给的唯一、可能的工具。就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策组织实施中需要强化其他资源而不是只依赖强制行动,忽视其他资源。[5]

罗斯(Rose, R.)在《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国家对福利混合的贡献》(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中认为,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total welfare)应该从福利混合(welfare mix)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要考虑到三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家庭(household)、市场和国家对总体福利所做的贡献。虽然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不是福利提供的垄断者。福利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市场也生产福利,但是仅从市场和国家的角度界定福利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两者提供的福利都必须用金钱(money)来衡量,而家庭为老年人、儿童和病人提供的服务都是非货币化的。不能为市场和家庭提供福利留出空间就意味着承认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极权地位(totalitarian position)。社会总体福利是由家庭、市场和国家共同的、或补充或竞争的提供的福利混合。虽然有货币福利和财政福利,但是国家在社会中并不是垄断的福利生产者,因而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中的福利危机。[6]

在欧洲社会科学家中,为推动福利混合观念作为当代福利社会重要应用的讨论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能是伊瓦斯(Evers, A.)。Evers通过福利三角(welfare triangle)的刻画,给出了一个系统的关于福利混合的介绍。这个理论灵感来源于罗斯,罗斯将福利混合界定为三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家庭、市场和国家对社会总体福利所做出的贡献。三者作为单独的福利供给者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多元的资源存在对福利供给是有利的。 对于Evers而言,罗斯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使用福利三角和福利混合的概念,打破了广泛存在于福利国家中的“国家——市场”二分法。[7]他认为罗斯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定义过于简单,应把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放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中,并将三角中的三方具体化为对应的组织、价值和社会成员关系。

表1 伊瓦斯福利三角研究

组织 价值 社会成员关系

国家 公共组织 平等、保障 行动者和

国家的关系

市场 正式组织 选择、自主 行动者和

市场的关系

家庭 非正式/私人组织 团结、共有价值 行动者和

社会的关系

资料来源:Evers, A. Shifts in the welfare mix: Introduc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s in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C]// Adalbert Evers, Helmut Wintersberger. Shifts in the Welfare Mix (7?30). Frankfurt: Campus Verlag,1988.

伊瓦斯在其后来的研究中对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采用了四元划分的分析方法。在1996年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著作(Wohlfahrtspluralismus: wom Wohlfahrtsstaat zur Wohlfahrtsgesellschaft)中,伊瓦斯和奥尔科(Evers, A. & Olk, T.)采用了福利供给的四极法(four- polar approach),即社会福利的来源有四个: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他们特别强调民间社会在社会福利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与之前所起的作用相比,互助社、自助组织、友谊社等志愿组织将会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市民社会在提供福利方面的作用的努力是推动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前进的关键问题。在其他著作中,Evers也认为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应该在福利四边形(welfare diamond)中有一个特权地位,因为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起到协调作用。在一个不同部门以及次级系统共同存在的复杂社会中,中介的质量(intermediary quality)、冲突性合作(conflictive cooperation)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志愿组织而言,成功取决于在官僚理性、市场理性和社区理性之间建立沟通的能力,保证个人、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联 系。[8]

约翰逊(Johnson, N.)主张采用四元划分的方法,他在福利三元主体国家、市场和家庭的基础上加入了志愿组织,丰富了福利多元组合的理论。他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分为四个部分:① 国家:提供直接福利和间接福利;② 商业部门:提供职工福利以及具有营利性质的福利;③ 志愿部门: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社区等组织提供的福利;④ 非正式部门,如家庭、亲友、邻里提供的福利。他将自己的观点称为混合福利经济(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强调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人口老龄化、失业问题严重、家庭结构转型等社会问题日渐严重的背景下,发挥市场、志愿组织、家庭等非正式组织在福利提供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重要途径。[9]

平克(Pinker, R.)认为福利多元主义是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将福利多元主义看作是“损失控制”(damage control),处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是“盖到一半的房子”(halfway-house)。平克在福利供给主体上区分出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志愿部门、互助部门和非正式部门。[10]

派斯特奥弗(Pestoff, V. A.)认为福利混合(welfare mix)涉及到不同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基本的社会结构包括社区、市场、国家和协会组织(associations)。每个结构都有自身指导性原则,主要活动主体和资源,基本动机和资金(pay-offs)。与这四个社会机构相联系的社会组织是家庭、私人企业、公共机构和志愿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福利混合就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组织的相互关联。公共非营利机构和私人营利机构所提供的福利服务仅是可能的集中提供福利服务方式中的两种。他们不是对立的两极,但是他们没

有包含某些其他可能性,如合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或家庭所提供的服务。从福利混合的角度看,第三部门作为社会服务公共与私人供给的补充供给选择,总体而言,第三部门有三类优势:为服务消费者或使用者增权;更新或改进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条件;通过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动提高公共部门服务目标的实 现。[11]

吉尔伯特和特瑞尔(Gilbert, N. & Terrel P.)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与约翰逊一致,认为福利混合经济中福利提供主体由政府、志愿组织、非正式组织和商业组织四部门组成,社会福利透过这四个部门传送到需要帮助的公民手中[12]。

福利多元主义的供给主体界定经历了从三主体到四主体的扩展。但是在实际分析中,学者们会根据自身的分析需要采用三主体或四主体。如,埃斯平?安德森在进行福利体制比较时,所采用的就是三元主体——国家、市场和家庭。鲍威尔和布瑞托斯(Powell, M. & Barrientos, A.)将福利混合描述为福利生产中市场、国家和家庭的联合。福格尔(Vogel, J.)将福利混合界定为福利传输系统的结构即市场、福利国家和家庭[13]。

二、福利多元主义研究分析工具的

纵向深化——认知维度的扩展

福利多元主义中多主体对福利的提供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就导致

图1 福利混合(The Welfare Mix)

不同福利供给类型的产生。为了能够更好的分析福利供给的类型,更深刻的理解福利供给现象,从福利供给主体以外的认知面向纵向分析更加有利。纵向看,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分析维度从单维度到双维度,再转变到三维度。初期,对福利混合经济的分析倾向于单维度的关注福利的提供(provision),但是仅仅通过福利主体增加的变化,还不能满足对福利供给复杂现象的分析。为此需要不断的增加新的维度,双维度讨论福利注重的是福利的提供和融资,它更能够揭示出福利供给形式的多样化。三维度即提供—融资—决策/规制对福利供给形式做出了更精确的解释。

最初,福利的提供可以分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地位的私人提供两类,此处私人部门包含着国家直接提供或税收补贴以外的所有的福利提供。但是,这种两分法不能满足对现代福利供给复杂性的分析。尤其是福利国家财政危机之后,国家作为直接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受到限制,这导致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产生差别,公共机构可能购买私人服务,如外包照料服务;个体可能购买公共服务,如国民健康服务医院中的付费病床。为此,在可替换的供给模式之外加入融资维度,则能够界定服务购买与传输中的广泛安排序列——从中央计划的万事→由国家负责的福利国家→使用者及其亲属从各类营利供给者那里购买服务的自由市场。对购买与提供之间的理论区分早在1968年就已开始,在1980年代变得更加规范。双维度划分允许国家购买私人服务,私人购买公共服务,同样有传统的纯公共(all-public)和纯私人(all-private)部门。[14]

平克将福利提供与融资两个认知维度区分开。在融资方面,他区分出了公共、私人和合作以及消费者自己付费。例如,福利服务由互助组织提供,由公共部门像对国家项目(state sponsorship)那样资助;或者私人部门像雇主资助雇员那样进行资助;或者由消费者自费,就像建立协会一样;或者通过缴费,像工会养老基金一样;或者通过自愿承诺(voluntary commitment),如同自助组织(self-help groups)一样。同样,公共部门可以资助他们自身社会服务部门提供的福利服务;也可以资助私人部门,如私人养老院;也可以资助志愿组织如委托机构服务;或者可以资助互助组织,最后还可以资助非正式部门,如抚养服 务。[10]同时,平克认为,福利规制只能是国家的事情。因而,将这个维度抛开,可以看到福利的提供与融资以及两者都由不同的主体或部门进行。吉尔伯特和特瑞尔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福利服务的提供涉及到融资,但是融资与提供并不一定总是由同样的单位负责,公共机构可以让自己的员工承担为低收入母亲提供的日间照料服务,同样也可以通过服务购买安排,委托志愿机构或营利企业或低收入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进行日间照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双维度依然不能解决福利供给中的很多复杂现象,于是更多的维度被学者们提出来,到目前,第三个维度的争论落在:规制还是决策上,双方各不相让。

希尔(Hills, J.)在分析公共福利私有化时采用的是供给、融资和决策三个维度[15]。伯查特(Burchardt, T.)采用简化的福利供给主体二分法——公共福利与私有福利,提出了划分福利供给的三分类法以超越单纯的供给划分方法:供给、融资和决策,各维度互不影响。决策是关于消费者做决策权力的程度以及对机构的选择和退出,抑或由国家为公民决定。这种划分方法最终提供了福利供给的8种模式,并用同心圆的方式展现出来,如图2所示。

图2 供给、融资和决策三维度福利供给图

伯查特并不同意规制作为第三认知维度,他认为,虽然规制对福利服务传输方式产生明显的、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规制是否是独立于供给和融资而构成单独的维度还不那么清楚。规制本身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公共性,即使私有部门的自我规制也是有法律强制义务作为基础的。因而,这个维度的取值范围将会是“多与少”而不是“公与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规制就涵盖在供给维度范围内,因为对供给者的划分就取决于独立于政府的归属和控制程度。一个高度规制的组织如国民健康服务基金更倾向于被认为具有公共性而私有性。[14]

对于第三维度的另一个选择——规制,学者们也是非常坚持。勒格兰特(Le Grand, R.)认为规制本身就是福利提供的一项重要机制。福利国家较为根本的改变之一就是法律福利或规制福利(legal welfare)对收入再分配式福利的补充,即规制也是福利传递的方法。这些福利与其他福利的不同在于它们不像现在通过财税措施如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实现再分配,或等到市场将收入分配到家庭或个人。而是通过法律措施直接干预收入的分配过程,如儿童支援机构(Child Support Agency)会对离婚有诸种限制而且直接强制赡养依赖者。[16]

约翰逊认为在分析福利供给四部门之间平衡关系变化时,不仅要从服务提供角度分析,还要将融资和规制整合到分析中,这样就能区分出不同的福利传输方法。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划分出了四种福利供给模式。[17](1?26)

表2 福利服务传输方法

方法 提供 融资 规制

国家主导 政府 政府 政府

传统混合

经济 政府

志愿机构 政府

私人来源 政府

自我规制协会

当代混合

经济 政府

志愿机构

商业供给者 政府

私人来源

使用者付费 政府

自我规制协会

市场

市场主导 商业供给者 使用者付费 市场

资料来源:Johnson, N. 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London: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9.第24页。

在考察公私社会政策边界时,兹莱博?凯泽(Seeleib-Kaiser, M.)认为要想捕捉到公私福利混合之间的可能变化,就需要分析公共政策干预的三种不同方法,即公共融资(支出和税收),提供和规制。政府可能会减少直接公共供给,同时引进强制私人供给安排或者在严格的公共规制框架下外包给私人供给者。社会规制在社会政策领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是自愿的社会福利政策通常也由国家高度规制,欧盟国家也比较倾向于使用这种干预手段。但是,规制这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政策文献忽视了。对规制的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广度(extensity)和深度(intensity)。广度是说社会政策规制的范围,深度是指规制措施对私人供给的干涉深度。[18]

鲍威尔(Powell, M.)则认为,在有关福利混合的争论中,与规制相比,决策或选择并不直接相关。因而,他提出了供给、融资和规制的三个维度的64格三维图。但是,它本身也对于是否能够将四个领域放在规制维度下存在质疑,因为很难设想由市场、志愿性或非正式部门中的行动者承担规制职能。因而,在实际的研究中给出的是简单的16格图,图中把规制维度分为两类:高度规制和低度规制。[19]

表3 三维度的福利混合经济(供给、融资和规制)

供 给

资 国家 市场 志愿

部门 非正式

部门

国家 1a(高度规制)

1b(低度规制) 2a

2b 3a

3b 4a

4b

市场 5a

5b 6a

6b 7a

7b 8a

8b

志愿

部门 9a

9b 10a

10b 11a

11b 12a

12b

非正式

部门 13a

13b 14a

14b 15a

15b 16a

16b

三、小结与评论

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的分析工具在横向——供给主体和纵向——认知维度的扩展,增加了理论的发展张力。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动力来源于福利改革运动的不断深化;随着福利供给主体和供给活动的不断复杂,其中牵涉到的关系也越来越富有张力,正是这些关系张力推动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这种张力关系不仅表现在横向多主体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纵向与横向相互交叉的关系上。

首先,在横向主体间的关系方面,各福利供给主体间的张力关系不仅体现在活动主体边界的移动,而且表现在不同时间、地域下的不同选择,还表现在主体间关系的判断等多个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强化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发展。福利供给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福利多元主义分析的重点,约翰逊(Johnson, N.)就指出,福利混合经济中的关键问题不是考察提供福利的四个主体是否存在,重点在于分析四部门之间的平衡,需要考虑四部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福利服务项目以及相同服务项目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变化。罗斯(Rose, R.)也指出,一个既定社会的福利混合特征表现为由三个部门所提供福利产品和服务比例的不同,福利混合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两种极端形式是由其中一个部门垄断,另种形式是每个部门提供三分之一的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福利供给的各部门之间有一条“移动的边界”,在供给福利中,每个部门的作用和介入程度因时、因地而异。福利混合经济因此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现象,其走向取决于特定时点上的特定历史情 境[20](27?47)。鲍威尔和犹伊特(Powell, M. & Hewitt, M.),通过分析英国的福利供给状况,认为英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福利混合经济,只是混合的要素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应将英国看作一个一直具有福利混合经济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志愿部门、家庭和市场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21]。

福利混合经济术语的规范性使用表明,不同的福利意识形态,对不同的福利混合会有相应的偏好。大致而言,政治左翼会倾向于国家在福利供给中占据强大位置,而市场空间会很小,甚至没有。强大的商业、志愿性和非正式部门则被认为与不平等相联系。另一方面,政治右翼却倾向于以商业性、志愿性和非正式方式取代国家方式,倡导一个福利社会而非福利国家。政治右翼认为国家是一个低效的福利生产者,过度的国家责任会导致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e)。[19]

福利多元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主要是国家在总体福利项目中主导地位的一种转变,各种福利提供者之间的功能正在重新分配,而福利总体水平将几乎仍然保持从前的规模。如照料政策精心的将不同的部门混合在一起,以建立一种合作式混合(synergetic mix),一个部门的弱势由另一部门的优势所抵消。以此为基础,他们强调国家责任、家庭照料潜力和正式照料服务供给者多元化之间的联合以保证使用者导向的(user-oriented)、有效率的长期服务供 给。[22]这种福利改革理念的假设是福利供给各部门在功能上是等价的,各部门之间可以进行替代。社会福利总体规模是各部门提供福利规模的总和。如罗斯认为,市场、 国家和家庭在社会中提供的福利总和即社会总福利,用公式表示为:TWS = H + M + S。TWS 是社会总福利,H是家庭提供的福利,M 是市场提供的福利,S 是国家提供的福利。

其次,在横向与纵向相互交叉的关系方面。随着横向供给主体的增多,纵向认知维度的扩展,对错综复杂的福利供给现象越来越能进行深入细化的剖析。福利多元主义产生于福利国家面临财政危机而进行福利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的角色就成为福利多元主义探讨的中心问题。从横向上来说,增加福利供给主体,分担由国家直接担负的福利供给责任;纵向上,福利提供主体多元化,国家与各主体之间的在福利供给上的关系变得复杂,融资、规制、决策等维度为国家角色定位提供了参考;而且随着分析维度的不断细化,国家角色定位将会越来越精准。但是公共与私人福利传递的界限日益模糊,福利供给责任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变得难以分辨,“资金来源似乎是公共与私人福利之间一条明显的界限。”[23]但是这种融资区分对于以规制方式实现的福利供给行为则很难做出清晰的界定,这又成为福利多元主义发展的契机。

虽然在纵向维度的规制与决策问题上,学者们没有达成一致,但它代表着福利供给改革运动的深化,也代表着对福利供给现象的不断扩展的认知。随着社会中福利供给改革的不断延伸,该范式的发展还会在横向上有供给主体不断细化增加、纵向上有深入的认知维度扩展。例如,福利供给的四主体或许会变为五主体或更多,如克雷斯·德·纽伯格就提出了福利五边形,在政府、家庭、市场外,加入了会员组织(membership institutions)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24]。福利多元供给的纵向认知维度也会因为实践中复杂的福利供给现象而不断增加,以便更加准确的认知和分析这些现象。所有横向和纵向的发展,都意味着对其间关系张力的不断澄清,也意味着福利多元主义作为范式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福利多元主义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范式,但它仍处在不断成熟和扩展的阶段。本文只对其分析工具做了梳理,范式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如福利提供主体的界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移动边界的活动规则及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移动边界对福利供给主体、福利供给对象产生的影响、不同服务领域福利混合比较等等,更能够具体展现该理论范式内在的研究张力,并验证和丰富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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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pluralism

——Based on paradigm perspective

DING Xuena, LI Fengqin

(1.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Welfare pluralism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complex welfare supply phenomenon,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alysis framework benefits from the further welfare reform in western counties. After the cognition of welfare reform from the single horizontal dimension—the expanding of welfare provider, more complex reality of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needs more sophisticated approaches to get clear, therefore, the ver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nalysis framework becomes necessar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vertical progress of welfare pluralism comes true though the dimension introduction of provision, finance, regulation and/or decision. Although scholars have not achieved consensus on the dimension choice of regulation or decis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 dimension is already a symbol of advance and the dissent and its corresponding discussions would all push forwar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welfare pluralism as a paradigm.

Key Words: welfare pluralism; paradigm; welfare provision; finance; regulation; decision

[编辑: 颜关明]

收稿日期:2013?05?05;修回日期:2013?06?13

作者简介:丁学娜(1985?),女,山东沂水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李凤琴(1980?),女,云南曲靖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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