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及内涵衍变

2013-12-31 02:04苗颖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关键词:文化身份

摘要:“混杂性”是当今文化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混杂性本为生物学术语,在十九世纪殖民种族主义话语中,沾染了负面的种族与文化内涵。法农等反殖民族知识分子批判了种族主义的混杂观。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杂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义德强调了文化混杂性的普遍存在,驳斥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纯粹观。霍米·巴巴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论述了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建构了混杂性理论体系。“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与内涵衍变,反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理 念。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混杂性;混杂化;文化身份;第三空间;霍米·巴巴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02?05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殖民研究的进一步勃兴,混杂性愈发成为文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对于混杂性的研究多集中于阐释霍米·巴巴对混杂性的界定。混杂性是霍米·巴巴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自提出以来,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影响甚广,同时也引发诸多争议与批评。本文试图另辟视角,探讨从十九世纪到当代,混杂性的界定与内涵衍变,希望以历史的维度来更加体系化地阐释这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关键词。

一、现代殖民种族主义者对“混杂性”

概念的缪用

混杂性(hybridity),也称为杂合性、杂交性或杂糅性,本意指混合,该词起源于生物学,在十九世纪被陆续应用于语言学与种族理论。混杂物(hybrid),也称杂种,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指家养母猪与野公猪所繁衍的后代。牛津英语词典将之界定为:双亲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该词在十七世纪早期有一些使用的例子,但直到十九世纪,一直使用的很少。在十九世纪,混杂物主要指一种生理学现象。[1](5)1837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进行异花受精实验中,首次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混杂性”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下,混杂性只是纯粹的生物学用语,指的是物种意义上的杂交,其中包括人种方面的混杂。伴随着现代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与

发展,本为生物学用语的混杂性被殖民种族主义者借用,并辅以伪科学的缪解,摇身一变,成为种族理论的重要概念,转而为殖民统治服务,为种族压迫正名。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曾有过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例如思想家与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都认为希腊人天生就优越于外族人。亚里斯多德认为其他一些族裔的人只是“植物”,或天生的“奴隶”[2](17),因而主张保持希腊种族的纯正性,认为跨种族生育的后代将给社会带来动荡与不稳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在新帝国主义时期 (1880—1914)盛行的科学种族主义,借助身体人类 学﹑人体测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按照人类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和形态特征,划分出不同等级的优等种族与低劣种族,宣扬殖民者相对于被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性。种族主义者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发挥,将人类进行分类的同时宣称:白人与非白人的混杂,将会导致白人种族的退化。

在殖民种族话语中,混杂性被认为是对种族纯净与社会?政治秩序的严重威胁,将会造成种族与文化的退化。由此,“混杂性”从话语层面被推广到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由一个单纯的生物学用语转变为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负面内涵的文化概念。从种族概念衍变为文化概念,混杂性从最初指代种族的纯正或混合,转而指向文化分立或混合。罗伯特·扬指出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混杂性是殖民种族主义话语的核

心组成部分,这种旨在保持种族纯粹和不同种族隔离的话语,同时包含了白人殖民者对其他种族被殖民者的恐惧与渴望这两种背离的心理动机。

二、法农等反殖民族知识分子对殖民种族主义混杂性观念的批判

面对殖民种族主义理论的荒谬以及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殖民地本土文化的凋零与低等化,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捍卫殖民地民族文化的纯粹性,针锋相对地对殖民主义及其所谓的种族与文化混杂性理论进行批判与斗争。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一些西方的以及殖民地旅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对殖民种族话语中混杂性的负面内涵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大多倡导的是民族主义的民族本真性,给出的同样也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药方,在批评方法上,仍未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例如,著名诗人与作家赛萨尔(Aime Cesaire)是该时期著名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者,思想影响甚广。赛萨尔是一位来自西印度洋的黑人,从小接受法语教育,在法国用法语写作。但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赛萨尔与桑戈尔等人在巴黎发起推崇“黑人特质”(Negritude)的运动,以此来捍卫黑人的历史与文明的尊严。他反对抛弃黑人特有的身份来完全融入西方文化,强调黑人应保持自己种族的文化意识和历史遗产。

另一位反殖民民族革命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将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诊断方法运用于研究非洲的殖民化和殖民主义。虽然早期受到了老师赛萨尔的影响,但法农并不认同赛萨尔的文化本质论,他认为赛萨尔的思想未能摆脱西方黑?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一味强调“黑人特质”, 正合殖民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的本意,黑人将一直被看成不可改变的,与白人对立的“他者”。 法农对殖民地的种族与文化混杂性有深刻的洞悉,他批判了殖民话语中为了维持种族隔离、殖民统治而对混杂性所赋予的负面内涵以及殖民文化所推崇的黑白对立、不可越界的荒谬性,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殖民种族文化给被殖民者主体性建构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法农指出殖民主义是一种形式的神经功能症,这种种族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心理建构都具有毁灭性的后果。《黑皮肤,白面具》描述了黑人的主体性如何在白人殖民者的注视下,或可以称为种族主义的凝视(gaze)中产生。这种凝视把黑人客体化,使他与其他人分开,成为物体中的一种物体,粗暴地干预了黑人主体性的建构。法农认为结束黑人神经症的方法,并不是宣扬黑人特质,让白人发现黑人的不同之处,而是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事实上,法农在批判殖民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二元对立模式时,已经切入了对殖民地文化的混杂性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我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也论证了混杂性不仅仅存在于种族与血缘上,而且存在于文化精神层面上。可以说,法农已经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混杂性研究揭开了一线缝隙。但法农对于混杂性的探讨也止步于此。在法农的思想体系中,他更强调暴力对于殖民地人民净化灵魂的作用以及革命暴力的必然性。应该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农提出的暴力与革命是摧毁有形的殖民体制与机器的重要手段,但却未必能有效地实现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民族文化重建。

三、萨义德对文化“混杂性”的探讨

法农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诸多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促进了后殖民文化语境中混杂性理论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总体来讲,随后的后殖民理论家大多侧重文化的混杂性研究,对文化的本质主义与本真性持怀疑与批判态度。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曾提出“文化混杂化”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极端不相同的。”[3](22)萨义德借文化混杂化这一概念来质疑并颠覆了殖民文化的权威与优越性,同样,萨义德也批评了民族主义者对本土文化原始本真性的追求。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进一步指出:“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参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4](3)萨义德的“文化混杂化”概念的提出,是对他本人前期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种突破。在早期著作《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主要借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旨在颠覆东方主义学者建构的东-西方二元对立,而未过多论及被殖民者自身的能动性与反抗力,被殖民者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一个沉默的他者,被动地被殖民话语体系所建构。

在强调文化混杂化普遍存在的前提下,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当今的世界,“作为知识分子责任的解放运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限制和破坏的反抗和对抗中,从一种固定、稳定和内化了的文化转变成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化身是移民;它的灵魂是流放中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它的政治人物是那些处于领域边缘、形式边缘、家边缘和语言边缘的人。”[3](472)流放中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典型特点应是其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以及此混杂性所赋予他们的独特视野。他们的移动性与移民混杂身份书写,构成了对帝国权威虽然有时略显消极,但又极为复杂的反叙事,而这也正是萨义德赋予厚望的文化的反叛力量。

萨义德试图以“文化混杂化”的概念来瓦解文化本质主义,在批评殖民文化优越性的同时,也反对追求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在萨义德后期的研究中,他认为虽然混杂性会带来身份的混乱与归属感的丧失,但移民知识分子应跨越身份的限制,进行反抗性叙事,来颠覆已有的叙事权威。萨义德所倡导的移民知识分子反抗性叙事的观点,实质上是在殖民话语与反殖民话语之间划下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由此,他对文化混杂性的认识依然难逃东?西、正?反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困扰,而这也是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受到批判最多的理论弱点。

四、霍米·巴巴对混杂性的重新界定

与理论化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中,霍米·巴巴承袭前人的影响,对混杂性进行了新的界定与理论化。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话语充满含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在实质上也远比萨义德等人论述得更为矛盾与复杂。霍米·巴巴对法农的殖民心理研究评价颇高,他认为在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文化混杂性的研究方面,法农为后殖民主义研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但同时,霍米·巴巴对法农也有一些批评,如,他认为法农在进行殖民关系复杂的心理状况研究时,急于从认同的矛盾情感研究转向文化敌对身份的研究,从而失去了其理论研究的棱角与锋芒。

霍米·巴巴借鉴巴赫金复调理论,积极利用拉康的重要观点,即自我的建构依赖于他者时,并超越了法农的殖民心理研究,突出了混杂性的积极作用。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者的主体建构也依赖于被殖民者“他者”的存在,由此纠结于“自恋”与“侵略”之间,这主要反映于殖民话语自身的断裂与矛盾含混。同时,被殖民者也并非仅仅是消极被动,在《模拟与人》一文中,霍米·巴巴引入了模拟(mimicry)这一术语,模拟是指被殖民者对殖民者变形了的,“几乎相同却又不一样”的模仿,霍米·巴巴认为,在一些语境中,模拟可以称之为被殖民者的一种抵抗策略。罗伯特·扬指出,在《奇迹的符号》中,霍米·巴巴用混杂性这一概念来取代了模拟,因为混杂性比模拟更具有积极的能动性,也有理论家认为模拟本身是混杂性的一种手段与实现模式。其实,霍米·巴巴的诸多概念普遍具有一定的承袭性,混杂性可以被界定为对模拟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狡诈的文明》《奇迹的符号》《质疑认同》等一系列文章中,霍米·巴巴分别从殖民者与被殖民的角度,对混杂性问题进行了探讨。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性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示所有存在于被歧视和压迫中的必然变形与置换”,[5](112)并将混杂性定义为:“一个殖民地话语的一种问题化……它逆转了殖民者的否认,于是‘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了主宰性话语并疏离了其权威的基础……。”而且“如果殖民权力的效果被视为混杂化结果……它使一种颠覆成为可能……这种颠覆将主宰的话语状况转变为干预的基地”。[6](116)由此可见,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性瓦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性,具有一种内在的颠覆力与能动性。总体来说,霍米·巴巴在其混杂性理论的建构中,试图颠覆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在研究的侧重点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后结构主义的所谓文化研究语言化转向的特点。

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的主要内涵可以概述如下:

首先,霍米·巴巴认为应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混杂化(hybridization)。他强调混杂化不是各个不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持续的、未完成的交融混合的过程。他认为混杂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的消极的副产品。霍米·巴巴反对将殖民关系定位于对称对立的观点,试图将混杂性转换为一种政治颠覆的策略,借助混杂性理论来颠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理论。

其次,霍米·巴巴的混杂性反对将任何种族与文化集团看作同质的,尤其反对将不同种族与文化集团看作是二元对立的政治意识的做法。由此,霍米·巴巴理论中的混杂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叙事,是对经典及经典对其他叙事排除在外的做法的一种批判,同时也颠覆了殖民话语中泾渭分明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文化的不同形式都处在不断地混杂化的过程中,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性是使不同立场得以发声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是一个漂浮的隐喻,指一种混杂的、居间的空间,这一空间产生于文化翻译,或称文化转换的过程中。第三空间否定文化的原始性与本真性,反对任何追本溯源的冲动,在此空间中,混杂性占据主导,权威话语被颠覆。

混杂性理论提出之后,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与发展。例如,罗伯特·扬认为,混杂性可以视为与十九世纪的辩证思维相对立的、二十世纪的文化特征。霍米·巴巴关注“文化接触、侵略、融合和断裂的复杂过程的机制”。[1](27)混杂性挑战了殖民话语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与区分。“混杂性使不同变为相同,相同变为不同,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使相同不再是相同,不同不再仅仅是不同。”[1](26)

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在《黑色的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中,指出混杂性是他所谓“黑色的大西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黑色的大西洋”是他定义的“跨文化与跨国界的构成”,连接着区域与全球,挑战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种族特质的理念,颠覆了一切形式的本质主义。吉洛伊进一步发展混杂性的内涵,推崇一种“后种族人文主义”思想。[7](147)

但同时,霍米·巴巴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文化的延展性与渗透性,强调混杂性的反叛作用与非冲突及包容的性质。他的理论向极端发展,就会产生所谓“快乐的混杂”。许多理论家对“快乐的混杂”这一概念以及随之产生的所谓“多元文化和谐”理念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对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的批评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批评指出该混杂性理论集中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在语言学与文化批评转向过程中,对现实物质世界问题的刻意回避与冷漠。在此类批判中,固守在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最为引人关注。例如,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认为霍米·巴巴提出混杂性理论,以混杂性来代替民族性,是因为他是属于远离故土、生活于西方的“学术精英”阶层的一员。这些人无视后殖民问题的社会阶级现实性,推崇后结构主义的叙事,否定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在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在混杂性理论的语境中,前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努力,不会得到理解。

第二类批评针对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的方法论展开,认为混杂性理论试图借助其对话性,颠覆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但始终难逃此二者之困。例如,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认为混杂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明显要依靠一种有关力量对立存在的设想,“这不仅涉及一种新的二元对立,而且还要冒混杂(和后殖民空间或它代表的身份)本身被本质化的危险”,[8](117)霍米·巴巴借混杂性反而是重写了而不是代替了(新)殖民和后殖民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此可见,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深陷方法论循环的陷阱。

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主要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论证了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混杂性既是对帝国话语中心意识的颠覆,又是对民族主义追求本真性的批判。霍米·巴巴将混杂性阐释为一个极具颠覆性功能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关键词,从而揭示了殖民种族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性与虚假性。在这一点上,霍米·巴巴的理论天赋与学术贡献是毋容置疑的。但同时,霍米·巴巴在混杂性理论建构中,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论辩与解构的态度,混杂性所隐含的“非政治化”倾向昭然若揭。批判霍米·巴巴借助混杂性理论来回避具体的历史时间与地理区域中的现实问题,可谓切中要害。而且此类批判不仅在混杂性的研究中有效,将文化视作社会斗争的决定场域,同时也是诸多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理论体系中所共有的问题。确切地说,应辩证地、具体地看待混杂性。作为叙事与话语的特征之一的混杂性,其本身未必具有激进性,只有结合混杂性发声的具体语境,才能解读或利用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而在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建构中,明显对该要点强调得不够,这可谓他的混杂性理论的一个显性缺陷。

对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的方法论的探讨,则主要反映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对西方理论工具的倚重。当今最主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大多长期浸染于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意识形态中,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所采用的主要的理论来源,诸如心理分析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等等,无一不是来源于西方。而运用西方的理论工具,能否真正有效地颠覆与批判当今西方的帝国主义思想,一直备受质疑。在新殖民主义研究日盛的今天,发掘独立于并且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工具,也是诸多第三世界理论家所努力的方向。

五、结论

文化混杂化是当今世界,从前殖民地国家到前宗主国中心,普遍存在的一种现实状态,对混杂性的内涵进行理论探讨,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从混杂性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内涵衍变来看,混杂性可以被加以不同的界定与使用,反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因此,只有具体地、辩证地考察混杂性,才可以既充分发挥混杂性的能动性,借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又不会过分夸大文化反抗在社会斗争领域中的决定性作用,堕入“快乐的混杂”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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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Demarc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text

MIAO Yi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Hybridity is a hotspot in current culture studies as well as a key term in postcolonialism. Hybridity is a biological term in origin. It is contaminated with negative ra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racist discourse. Fanon and other anti-colonial intellectuals criticize the racial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1980s and 1990s, there is further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ybridity. Said emphasizes permeating existence of cultural hybridity to refute imperialist and nationalist concept of cultural purity and essentialism. Homi Bhabha explores the subversive and initiative nature of hybridity from language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hybridit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emarc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text from historical dimension associating with different ideologies, which shows that hybridity should be studied dialectically and context-specifically.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hybridity; hybridization; cultural identity; third space; Homi Bhabha

[编辑: 胡兴华]

收稿日期:2013?06?18;修回日期:2013?09?11

作者简介:苗颖(1975?),女,辽宁丹东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电力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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