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拜占廷帝国科穆宁制度的历史作用

摘要：科穆宁制度是1081年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建立的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家族为统治基础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确立了皇帝家族和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庞大的皇帝家族对非皇帝家族的绝对优势，为科穆宁王朝前三位皇帝提供了坚实的统治支柱，使他们加强了中央集权，恢复并保持了对贵族、官僚政治、军队和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控制，最终遏制了11世纪以来十分严重的贵族叛乱和阴谋活动，为拜占廷帝国在1081—1180年出现的百年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拜占廷帝国；科穆宁制度；阿莱克修斯一世；军事贵族；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19?05

1081年，阿莱克修斯（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拜占廷皇位，开创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阿莱克修斯上台后进行了诸多改革，把帝国最高等级的宫廷头衔、最重要的职位（特别是军队将领和地方总督职位）和一定数量的大地产赐予自己的家族成员，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家族为统治基础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阿莱克修斯的儿子约翰二世（John II Comnenus，1118—1143年在位）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Comnenus，1143—1180年在位）统治期间得到巩固，盛行于科穆宁王朝，拜占廷史研究者们因此往往称之为科穆宁制度（the Comnenian system）。科穆宁制度是理解12世纪拜占廷帝国和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关键，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对于科穆宁制度，当时的拜占廷和目前的学术界都有人进行指责。例如，12世纪拜占廷人约翰·仲纳拉斯（John Zonaras）公开批评阿莱克修斯一世将国家钱财分给皇亲国戚，使他们有的拥有数城，有的富可敌国。[1]（53）现代学者如保罗·斯蒂芬森认为这一制度加剧了皇帝家族成员之间的皇位争夺，导致12世纪末拜占廷帝国衰落和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陷。[2]（276?279， 313?314）[3]（22?33）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加剧皇位争夺、促使12世纪末拜占廷帝国衰落的恰恰是1182年后科穆宁制度遭到破坏。事实上，科穆宁制度曾在一个世纪里为拜占廷皇帝们提供坚实的统治支柱，使阿莱克修斯一世渡过了艰难的统治前期①，使阿莱克修斯、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恢复并保持了对贵族、官僚政治、军队和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控制。在他们的统治下，拜占廷帝国保持了一百年的繁 荣[4]（1， 24）。

一

由于与阿莱克修斯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基本上属于军事贵族，因此，阿莱克修斯建立了军事贵族在帝国中的统治地位。通过赐予家族成员宫廷头衔和重要职位，阿莱克修斯恢复了对官僚政治的控制。

1025年瓦西里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去世之后，拜占廷帝国开始衰落，官僚政治失去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皇位争夺激烈，统治者更换频繁。从1025到1081年，拜占廷共有14位统治者在位，发生了90次叛乱和阴谋，其中从1071年到1081年这10年间不少于19次。[5]（261）第二，统治政策混乱。仅就皇帝对贵族的政策而言，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1025—1028年在位）、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IV，1034—1041年在位）、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1041—1042年在位）和依沙克一世（Isaac I，1057—1059年在位）打击权贵；罗曼努斯三世（Romanus III，1028—1034年在位）、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X Ducas，1059—1067年在位）和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向贵

族妥协；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1042—1055年在位）则向文职官僚贵族妥协，打击军事贵族。②第三，皇权逐渐衰落。例如，君士坦丁九世讨好各种势力；米哈伊尔六世（Michael VI，1056—1057年在位）被迫发誓保护当权派的利益；[6]（48）君士坦丁十世讨好政府官员、较小的贵族甚至手工工人；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 Ducas，1071—1078年在位）统治期间，首相尼基福里齐斯（Nikephoritzes）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等等。[7]（178， 226?227， 248?249， 338， 373， 378）第四，教权逐渐膨胀。例如，大教长阿莱克修斯（Alexius Studite，1025—1043年在位）增强了教会的司法和财政权力；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I Keroularios，1043—1058年在位）使教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甚至企图要求皇权服从教权；大教长约翰八世（John VIII Xiphilinus，1064—1075年在位）声称拒绝受皇权控制；大教长科斯马斯一世（Cosmas I Hierosolymites，1075—1081年在位）在米哈伊尔七世和尼基弗鲁斯三世（Nicephorus III，1078—1081年在位）的退位中都发挥了作用。[6]（48）[8]（148?154）第五，荣誉头衔急剧增加。从君士坦丁九世起，皇帝们慷慨授予荣誉头衔以笼络人心。结果，到尼基弗鲁斯三世统治时，当时有人说宫廷显贵的数目已经成千上万。[6]（72）[7]（71?72， 138?170， 186， 225?276， 308?372）

所有这一切在阿莱克修斯建立起科穆宁制度之后很快消失。通过授予亲信最高等级的宫廷头衔和最重要的职位，阿莱克修斯加强了皇权，控制了之前过多的荣誉头衔，恢复了对官僚政治的掌控。阿莱克修斯在统治初期委托母亲安娜·达拉赛娜（Anna Dalassena）代替自己，管理整个政府机构，并设置了一个新的官职“首相”（logothete of the sekreta）来辅佐母亲。据有这一官职的人负责监督、协调文职机构各部门，以克服各部门缺乏协调、工作重复、权限争论的弊端，帮助皇帝更大程度地控制敌对科穆宁家族的文职官僚机构。由于这一官员并非政策制定者，这防止了皇帝被文职机构架空的危险。皇帝恢复对官僚政治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叛乱和阴谋大大减少。阿莱克修斯建立自己家族和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依靠庞大的家族网实现了对官僚政治的有效控制，叛乱的文职官僚、军事贵族无力与庞大的皇帝家族相抗衡。因此，尽管在阿莱克修斯统治的前20年里还出现了19次叛乱和阴谋，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在他统治的后17年里则几乎没有叛乱和阴谋，这表明他已经控制了政治局势。而在阿莱克修斯的儿子约翰二世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统治的62年里，除了家族内的不满，几乎没有麻烦。[5]（261?262）据12世纪末拜占廷宫廷高官、著名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Nicetas Choniates，1155—1217年）记载，约翰二世统治期间，真正的叛乱只有一次，即约翰的大姐、著名史学家安娜（Anna Comnena，1083-1154年）企图为丈夫夺取皇位的叛乱。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真正的叛乱只有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Comnenus）进行的叛乱活动。[9]（8， 58?61， 73?75）

第二，前三位科穆宁皇帝（即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拜占廷教权得到控制。据安戈尔德研究，他们极力树立自己作为正教捍卫者的形象；牢牢控制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任命权，使大教长不再能够干预皇位继承问题；他们还通过与大教长教会的教士们建立联盟来实现对教会系统和地方主教的控制。[6]（115?123， 230?238）[10]（45?136）

第三，元老院地位降低。元老院代表了旧的特权阶级，包括古老家族的成员和重要官职的据有者，文职官僚和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它的影响在尼基弗鲁斯三世统治期间达到顶峰，尼基弗鲁斯曾征求它同意自己的立法措施。[10]（38）阿莱克修斯一开始就反对元老院。在他发动军事政变的过程中，他的军队攻击了元老院的几个成员。面对地位降低，元老院一度抗争但以失败告终。1083年，元老院的主要成员（包括元老院首脑）和一些重要军事指挥官阴谋叛乱，被剥夺财产。大约1100年，一些不满的军事指挥官计划叛乱，元老院再次卷入，但阴谋泄露，叛乱失败。[11]（186?187， 380?386）此后，科穆宁时代元老院成员再也没有参与叛乱，原始资料也很少再记载他们。

第四，宦官势力式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原始资料中出现的宦官人数越来越少。据卡日丹研究，在11、12世纪的拜占廷，有记载的宦官总共有55位，其中活跃于1025—1081年的占52%，出现于阿莱克修斯37年统治期间的占21%，出现在约翰和曼努埃尔62年统治期间的占9%。[12]（179?180）二是宦官地位越来越低。直到11世纪，宦官在拜占廷教会、军事和民事系统中占据重要职位，[13]（746?747）但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宦官被排除于高级职位之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180年曼努埃尔去世。阿莱克修斯统治期间，据安娜记载有8名宦官，其中3位占据较重要职位，5位没有政治权力。[11]（108， 112， 204， 221， 267?268， 297， 304， 363， 395， 397， 408， 452， 475， 510）到了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没有一个宦官担任重要职务，[13]（180）甚至原来一直由宦官担任的皇帝寝宫护卫者（parakoimomenos）职位，也不再为他们垄断。[9]（7）[13]（1584）关于约翰和曼努埃尔统治时期的原始资料中，拜占廷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John Cinnamus，约1143—1203年）和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的记载中都只出现了一位宦官，他们的职位都不高。[14]（202， 220）[9]（70）

因此，科穆宁制度的建立使皇权得到了加强，皇帝们成功控制了官僚政治，最终遏制了11世纪以来十分严重的贵族叛乱和阴谋活动。

二

正如陈志强所指出的，“拜占廷帝国地处欧、亚、非诸大洲交界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可以说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军事外交史。”[15]（335）因此，军事在拜占廷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军事职位举足轻重，皇帝们早就任命自己的亲属担任重要军事职务。③[16]（13?14）在拜占廷历史上，凭借军事实力争夺皇位的现象早就出现。例如，福卡斯（Phokas，602—610年在位）和伊拉克略先后于602年和608年率军叛乱上台。[1]（163?164， 168）这主要是拜占廷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决定的。[17]（193）

七世纪军区制的建立，使军区将军得以控制军区军队。军区首脑控制着军事、行政、财政和司法等权力，相对独立地指挥军区军队。[15]（61）军区将军和军事将领往往利用自己控制的军队发动叛乱。例如，7世纪末8世纪初，从695年到717年，军事将领叛乱不断，皇帝们几乎都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例如，莱翁蒂奥斯（Leontios，695—698年在位）、提比略（Tiberios II，698—705年在位）、腓力皮克斯（Philippikos，711—713年在位）、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os II，713—715年在位）、塞奥多西（Theodosios III，715—717年在位）、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这些皇帝中，除了塞奥多西是文官、是被叛乱军队推上台之外，其余的全部是军区将军或军事叛乱上台的。9世纪初又出现了军队将领发动的叛乱，利奥五世（Leo V the Armenian，813—820年在位）和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II，820—829年在位）先后通过兵变上台。[1]（171?172， 203， 233?234）

军区制的推行促进了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15]（71）他们既有军事实力，又有经济实力，叛乱因而增多。没有军队的权贵（大地产主）买进农民地产，逐渐集结随从、扈从；他们控制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地产，能够很容易地组织和买通由他们自己的扈从组成的军队，因而能够阴谋反对中央政府。到10世纪军事贵族势力坐大、军区制逐渐衰落时，军区地方军队几乎变成了权贵们的私人军队。[6]（4， 7）[18]（346）他们的叛乱也更为频繁。从10世纪晚期起出现大量军事贵族、军队将领叛乱。大规模叛乱如976年巴尔扎斯·斯克莱罗斯（Bardas Skleros）率领安纳托利亚各大家族发动的叛乱，987年安纳托利亚两个大家族福卡斯（the Phokas）和斯克莱罗斯（the Skleros）联合叛乱，1043年乔治·马尼亚凯斯（George Maniakes）将军叛乱，1047年君士坦丁九世的表兄弟利奥·托尔尼基奥斯（Leo Tornikios）叛乱，1057年军事贵族依沙克叛乱。米哈伊尔七世和尼基弗鲁斯三世10年统治期间叛乱不断，发动大规模军事叛乱的主要有：内斯托尔（Nestor）、鲁塞尔·巴利奥尔（Russell Balliol）、布林纽斯（Bryennios）、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尼基弗鲁斯·迈利塞诺斯（Nicephorus Melissenos）、巴西拉凯斯（Basilakes）和科穆宁家族等，其中布尔纽斯先后发动两次叛乱。

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军队将领或军事贵族率领军队进行的叛乱大大减少。根据安娜、约翰·金纳莫斯和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的记载，在1081—1180年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出现了两次军队将领率军发动的叛乱，即阿莱克修斯统治期间特拉布宗（Trebizond）总督格雷戈里·塔罗尼泰斯（Gregory Taronites）发动的叛乱和阿克鲁诺斯（Akrounos）总督米哈伊尔（Michael）发动的叛乱。他们的叛乱都被镇压。[11]（386?388， 446）其余的都是篡位阴谋，而不是拥军叛乱，更不是像科穆宁时代之前那样率军向君士坦丁堡挺进。

出现这种变化应该归功于科穆宁制度的建立。通过把帝国所有重要的军事职位授予自己的亲信，阿莱克修斯保证了对军事系统的控制；通过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重要的地方长官，阿莱克修斯保证了对地方民事、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有效控制。阿莱克修斯建立科穆宁制度，建立起皇帝家族对个别军事贵族家族的绝对优势，使得军事贵族不敢轻易叛乱，即使叛乱也不能成功。从安娜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拜占廷的海陆军队都在阿莱克修斯的控制之中。而且，如果有人懈怠失职，马上有人向阿莱克修斯汇报，从而遭到阿莱克修斯的处罚。例如，兰杜尔夫（Landulf）写信给皇帝指责依沙克·孔托斯泰法诺斯（Isaac Contostephanus）及其兄（弟）斯泰帕努斯（Stepanus）等人玩忽职守，阿莱克修斯极其愤怒，狠狠责备了依沙克，责令其改正否则予以惩罚，依沙克因此积极改正。[11]（414）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也是如此，牢牢控制了帝国的陆海军队。

此外，科穆宁制度使皇帝的亲属被授予“普洛尼亚”（pronoia）即大地产，这加强了皇帝对他们的控制。“普洛尼亚”地主即领主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例如，维修要塞、为士兵提供给养、服军役，不仅亲自作为骑兵服役，还要根据土地面积提供相应数量的士兵。[19]（42）“它使士兵的供养置于坚实的财政基础上无需流动资金，士兵只对皇帝负 责。”[4]（152）可见，它为政府提供了重装骑兵，解决了政府支付军队的问题，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皇帝恢复对军队的控制关键在于恢复对军事贵族的控制，这一统治制度的建立使皇帝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使军事贵族们由于出身或者婚姻分享帝国的统治权，原来的皇位竞争者变成了皇帝的合作人。

三

从11世纪40年代起，君士坦丁堡民众再次成为政治力量，影响到拜占廷的政治局势。米哈伊尔五世上台后政策倾向下层民众，企图使君士坦丁堡民众成为自己统治的依靠力量，最终却被民众推翻。[7]（130?151） 1054年，君士坦丁堡民众支持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迫使君士坦丁九世停止支持教皇使节。君士坦丁堡民众在1057年依沙克上台和1078年尼基弗鲁斯三世上台中都发挥了作用。11世纪民众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当时有个人劝告自己的儿子们在君士坦丁堡各行会中安插暗探。[6]（35）皇帝们公开争取他们的支持，施予他们恩惠，包括授予他们宫廷头衔、向他们敞开元老院的大门、扩大行会的特权等，君士坦丁十世甚至向聚集的行会成员解释自己的政策。由于荣誉制度崩溃，人们在君士坦丁堡社会中的地位依赖于他们在宫廷中的级别和他们的赏赐所获得的食客。因此，官员们在获得晋升之后款待民众，给他们施舍，以期获得支持人员。据米哈伊尔·阿塔利亚泰斯（Michael Attaleiates）记载，由于尼基弗鲁斯三世统治期间过多的晋升，民众过得是如此之好以致他们发现获取所有的额外津贴实在太累。庇护人不再对民众行使有效控制，而是日益受他们的支配。[6]（72?73， 124?125）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1世纪末阿莱克修斯一世成功控制住他们的势力。在阿莱克修斯统治期间，民众很少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即使出现也是被阿莱克修斯利用。例如，1082年审判约翰·伊塔洛斯（John Italos）时民众被发动攻击伊塔洛斯。据安娜记载，此人担任“首席哲学家”，很有影响力，青年人蜂拥而至听他讲课，许多人被他煽动叛乱，宫廷中许多贵族被他的思想毒害。而且，他是米哈伊尔七世的朋友，曾负责米哈伊尔与诺曼人的友好关系政策。因此，必须对他以及他的学生进行谴责，这是统治的需要。阿莱克修斯先是让自己的哥哥依沙克（Isaac Comnenus）审问伊塔洛斯，然后把他提交教会法庭审判，并让大教长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大教长本人接受了伊塔洛斯的思

想。阿莱克修斯于是煽动君士坦丁堡民众去攻击伊塔洛斯。④惊恐之余，大教长不得不提请皇帝亲自审问伊塔洛斯。于是伊塔洛斯遭到谴责，他和他的学生被永远流放。在这里，民众成为阿莱克修斯的利用力量。又如，后来在对君士坦丁堡鲍格米勒派（Bogomils）首领瓦西里（Basil）处以火刑时，瓦西里预言自己烧不死，围观民众要求他试一试，在瓦西里被烧死后，民众见没有出现奇迹，要求把瓦西里的信徒们也扔进火堆，但阿莱克修斯下令监禁这些信徒，不烧死他 们。[11]（174?180， 503?504）这表明民众已经完全在阿莱克修斯的控制之中，甚至被他利用。此后一直到1180年曼努埃尔去世，君士坦丁堡民众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行会（professions）得到控制。1090年阿莱克修斯处理了一桩诉讼，卷入的是一个商人的寡妇和她的舅舅们。这一案件要求以发誓来解决，她的舅舅们要求私下发誓，因为他们是元老，有权私下发誓；他们的外甥女坚持他们公开发誓，因为他们又是商人，必须公开发誓。最后皇帝判决公开发誓，规定“只有那些没有加入君士坦丁堡市长所辖行会的元老，他们保持了其职位的尊严，他们才有权私下发誓；行会成员和那些经商人士不享受这一特权。”[6]（125）这一规定重建了原来存在于元老和行会成员之间的法律区别，降低了行会成员和商人的特权。⑤

到曼努埃尔统治期间，原始资料已经很少提到行会，行会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据记载，曼努埃尔阻止教士占据银行家摊位，但他并没有下令被占的摊位归还给银行家行会成员，而是声明归还给“值得信任的拜占廷人”[6]（247）；被选择的“值得信任的”人去找市长，市长把他登记为银行家，根本没有提到任何行会。行会可能继续存在，但已经是非官方法人团体，它们很可能丧失了特权地位。⑥

这样，君士坦丁堡民众势力包括行会得到控制。由于阿莱克修斯建立了科穆宁制度，确立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控制了局势，从皇帝到一般官员已经不再需要寻求民众的支持，民众包括行会因此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综上所述，11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内忧外患，阿莱克修斯建立起科穆宁制度，渡过了艰难的统治前期。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科穆宁制度无疑会有其弊端，但它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它曾为皇帝们提供了坚实的统治支柱，使前三位科穆宁皇帝得以控制帝国局势，恢复对文职官僚、军事贵族、军队和民众的控制，为拜占廷帝国在1081—1180年出现的百年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阿莱克修斯统治前期，拜占廷帝国内外交困，科穆宁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帝国最重要的职位都由阿莱克修斯的亲信控制，使他得以成功应付所有国内叛乱和绝大多数外敌入侵。参见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by E. R. 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9， pp. 116?118， 120?122， 157?159， 384， 497?498. 李秀玲：《论阿莱科修斯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85页。

② 参见11世纪拜占廷宫廷高官米哈伊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us，1018-1080年）的《编年史》，该书主要记载了976—1078年的拜占廷历史，其英译本有：Michael Psellus，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trans. by E. R. 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6.

③ 据让-克洛德·谢内研究，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 I，610—641年在位）常常把军队交给自己的兄弟塞奥多利（Theodore）或堂兄（弟）尼基塔斯（Niketas）指挥。8世纪以后皇帝们往往把自己的亲属安置在军中。

④ 安娜没有说是阿莱克修斯煽动民众攻击伊塔洛斯的，但考虑到伊塔洛斯的声望很高，民众不可能是自发攻击他，因此很可能是阿莱克修斯派人煽动的。

⑤ 元老和行会成员之间的法律区别被11世纪的一些皇帝模糊：君士坦丁九世使得进入元老院更加容易，君士坦丁十世提高手工工人的社会地位，扫除普通公民与元老院成员之间的差别。见Michael Psellus，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trans. by E. R. 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6， pp. 225?227， 338.

⑥ 行会原是君士坦丁堡市长控制下的官方组织，有自己的官员，最终对市长负责。Michae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4，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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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nenian System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LUO Chunme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mnenia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Alexius Comnenus after he became emperor in 1081. Within this political system， rank and office， and associated wealth and prestige， all emanated from the person of emperor， whose relatives by blood or marriage formed a privileged stratum that was at the top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erarchy. This system establish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aristocracy and the emperors family which had achieved total supremacy over those families who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emperor， which provided the emperors with a strong backbone. With this backbone the first three emperors of the Comnenian Dynasty strengthened the central power， kept control of the aristocracy， bureaucracy， army and Constantinoples populace. This system laid foundations for the prosperity in Byzantium from 1081 to 1180.

Key Word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Comnenian system； Alexius I Comnenus； the military aristocracy； the power of center [编辑： 苏慧]

收稿日期：2013?03?11；修回日期：2013?04?16

基金项目：中南大学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助推专项（2012QNZT190）；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10YJC770124）

作者简介：罗春梅（1973?），女，湖南衡南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世界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拜占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