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左翼反美核潜艇入日运动(1964)缘何失败

2013-12-31 02:04臧扬勤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摘要:1964年,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日本的左翼团体发起了反对美国核潜艇靠港的运动。这场运动因美国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常规化而失败。左翼阵营的崩溃、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美国的精心策划、媒体与地方的态度以及赖肖尔对话机制的成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左翼的呼吁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共鸣,这表明国家安全的考虑超越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关键词:日本左翼;美国核潜艇入日;海龙号;佐世保;安保条约;核密约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36?05

1959年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提出邀请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时,日本高层对此反应消极,希望在修改安保条约之后再讨论这一问题。[1]1960年新安保条约的谈判中,日美双方就美国向日本运入核武器问题达成秘密谅解,美国承诺驻日美军部署及装备的重大变更属于双方事前协商之列,但是搭载核武器的美国舰只和飞机过境日本基地不属事前协商之列。①1961年6月池田首相访问华盛顿时,双方就日本邀请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一事达成共识,认为此时为时尚早,日本尚需时间引导公众在核问题上的敏感性。[2]随着日本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进展以及美国核潜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部署和美国对越南干涉的逐步升级,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奥·赖肖尔于1963年1月9日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希望日本邀请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港口的请求。此事一经媒体公布立即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不得不由高姿态转为与美国大使馆进行秘密交涉。1964年8月27日日本媒体披露双方即将就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港口一事达成共识,由此引发日本的反对核潜艇靠港运动。日本反对党极力宣扬核潜艇的安全隐患②,希望能够借助日本民众在核问题上的敏感性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的部署,借以阻碍日美新安保条约的深化并在政治上打击执政的日本自民党。

日本左翼反对党发动的这场运动,本来是应该成功的,但最终没能阻止美国核潜艇按期停靠日本。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左翼阵营的分裂、日美政府的压力规避措施等等,而最根本的,则是国家的安全考虑超越了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左翼阵营的分裂

在美国核潜艇驶入日本港口之前,日本左翼反对派信誓旦旦,声称要重现1960年“反安保斗争”,希望能够像1960年迫使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那样最终迫使美国取消将核潜艇驶入日本港口的计划,但是核潜艇驶入日本港口的1964年已经与1960年的日本大为不同,左翼反对派难以再现1960年时的联合。

反核潜艇靠港运动缺少明确的反对对象。日本国民(尤其是左翼)普遍认为,曾出任战时内阁要员并在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于巢鸭监狱的岸信介接替重病的石桥湛山出任日本首相是要重现战前日本的专制统治。1958年岸信介强行推行《警职法》更是加深了舆论对他的这种印象。日本的左翼政党战后一直反对日本自民党的保守政策,但从未就特定目标实现联合。1960年岸信介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左翼一反常态,实现了联合。1959年3月28日在全国铁路工人大厦,以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总评等左翼团体为核心的134个团体成立了人民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安保斗争。[3](82, 111)事实上参加反安保斗争的这些团体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主要是反对什么,但他们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反对的是岸信介。不仅如此,自民党内激烈的派系斗争使得岸信介也无法获得自民党政要的鼎力支持,时时受到他们的掣肘。1964年核

潜艇访问日本时,无论是已经卸任的池田首相还是刚刚接任的佐藤荣作,他们都是战后在吉田学校成长起来的政治新星,都不能成为像岸信介那样可供左翼联合反对的目标。

左翼团体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实现联合。反核潜艇靠港运动爆发后,日本各左翼团体各自为政,单独组织反对核潜艇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尤其是日本社会党担心日本共产党在运动中壮大自身的实力,拒绝与日本共产党进行实质性的联合。1964年8月28日日本政府公布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的相关文件后,日本社会党虽然质疑美国核潜艇的安全性,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港口,但同时也表示在反对核潜艇进入日本的过程中,他们将不会组建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时的人民委员会,也不会与日本共产党合作。日本共产党只能在遵守社会党和总评所制定的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参加他们的抗议活动。日本共产党在得知海龙号核潜艇第二次访问佐世保港的消息后,向日本社会党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以弥补在第一次反对运动中所显现的自身力量的不足,但是被社会党拒绝。海龙号抵达前夕,日本社会党对自己在佐世保动员能力上的信心终于发生了动摇,才同意与日本共产党的佐世保分部就抗议活动进行协作。即便如此,日本社会党也不想在日本共产党主导的运动中贡献太多的力量,表现也颇有些三心二意,结果实际上海龙号第二次访问所受到的抗议活动要明显弱于第一次。[4](130)

另一方面,各左翼政党希望将反对运动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拒绝与激进的学生组织联合。1960年反安保斗争中,日本国会因岸信介强行表决《警职法》而陷入瘫痪,致使日本社会党对岸信介彻底失去信心,实施了街头暴动的最后手段。[3](87)美国核潜艇即将到访日本之时,日本左右翼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国会仍然照常运作。在核潜艇访问日本问题上,日本和美国政府也尽量避免过于刺激在野党。因此,无论是日本社会党还是日本共产党都较为克制,并不打算将院外集会和游行活动发展成为街头暴力事件,日本共产党威胁要发动类似于1960年反安保斗争那种规模的游行将美国人赶出日本也只是出于宣传目的。各左翼政党对反安保斗争中学生的激进行为仍然记忆犹新④,它们不希望过于激进的学生破坏既定的斗争路线,更不想因与过于激进的学生有联系而在国会选举中落败。因此,各政党都拒绝学生参加自己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左翼的反对运动从一开始就缺乏1960年反安保斗争中最为中坚的推动力量和“激情”。

不少左翼团体在1960年反安保斗争中发生了内部分裂,自身实力大减,反核潜艇靠港运动并不能将他们重新联合起来。1959年10月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正式分裂,较为温和的右派社会党成立了民主社会党。在核潜艇访日问题上,日本民主社会党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只要能够保证美国核潜艇的安全性,他们就不会反对美国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5](192?193)日本外务省于8月28日公布的相关文件以及日本科技厅在佐世保港和横须贺港的准备工作则打消了民主社会党最后的疑虑,它所控制的日本工会没有参与反对核潜艇靠港的抗议运动。日本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学联”是战后日本左翼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力量⑤,长期以来是日本共产党的先锋队。1958年“全学联”与日本共产党因意见不合产生分歧并通过了对日本共产党的不信任案。1960年3月反安保斗争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全学联”彻底分裂,支持日本共产党的少数派退出另组“全自联”。安保斗争之后,日本最大的学生组织与日本共产党分道扬镳,分裂的学生组织成为针锋相对的两大势力,各自为政,自身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二、日美政府的压力规避措施

1964年11月12日,美国海龙号核潜艇驶入佐世保港时,公众并没有像左翼所宣称的那样因核恐惧而发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部分日本人平静地接受了美国核潜艇的到访。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成果及两国对核潜艇到访的精心安排密不可分。

战后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基地,美国军方迫切希望将原子弹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日本民众作为原子弹唯一受害者对核武器的敏感性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在日本的战略部署。1954年3月,日本渔船福龙丸号在比基尼群岛意外遭受美国核试验的辐射,日本国民对核辐射的恐惧引发了日本鱼市的崩溃,人人谈核色变,民间反核运动开始兴起。[6](298)突如其来的事件使美国认识到了日本国内舆论和政治状况对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限制,开始重新评估对日政策,逐步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渐增军备计划。[7](45)美国政府在处理福龙丸事件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日本国内政治对核武器的敏感性,决定在日本的形势出现转机之前暂缓向日本部署核武器。这种转机的出现需要使日本民众克服对核武器的恐惧,为此美国应当大力宣传和平利用原子能,并鼓励日本对此进行研究。[8](181?182)核武器在北约盟国的部署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在日本的舆论攻势,一是建议日本民众像北约国家那样接受美国部署核武器,二是提出向日本出售试验用核反应堆以减轻日本民众对核武器的恐惧。日本政府不希望在浓缩铀等方面过于依赖美国,转而向英国寻求使用天然铀的反应堆。但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一动向仍然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高速发展的工业所带来的能源需求会使他们对核能充满热情。[2]

对日本来说,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不仅是克服公众对核的恐惧,更重要的是解决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问题。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日本正式进口石油用于发电,进行能源的流体化革命。[9](463)能源需求日增的日本深刻感受到了石油进口的严峻性,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廉价能源。恰逢此时国际社会开始重新重视核能的潜力,日本顺应这一趋势于1957年11月成立了日本原子能电力公司,具体负责实施日本的核电站计划。日本原子能研究所也配合核电站的建设项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克服公众心理上对原子能的抵制。1959年日本政府批准了日本原子能电力公司与英国通用电气有限公司(GEC)合作引进卡德豪尔型气冷反应堆建造东海1号核电站的计划。1960年1月16日日本第一座核电站在东海村开工建造,5月使用轻水炉的东海2号核电站也在福井县开建。东海1号在1964年建造工作基本完成,通过通产省的审查之后于1965年4月开始安装核燃料,于11月10开始成功输电。美国核潜艇首次到访日本之际正值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蓬勃发展之时,民众对核能的认识日益加深,他们对核能的接受程度日渐增加。

在增加日本民众对核能认识的同时,美国也对核潜艇的到访进行精心策划。1959年和1961年国务院迫于军方的压力,分别向岸信介和池田勇人首相试探他们在美国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问题上的态度。获知他们认为核潜艇在日本政治中仍极具敏感性后,国务院果断决定日后另寻时机再与日本政府讨论邀请核潜艇访问问题。[10](334)随着日本核电站建设顺利进行和越来越多的核潜艇开始服役并被部署到西太平洋执行任务,赖肖尔大使在军方的敦促下于1963年1月9日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邀请美国核动力潜艇进入日本港口。这一次日本反应积极,表示希望在日本政府最终同意美国核潜艇进入之前,美国能够提供核潜艇的相关信息供日本相关部门研究,以便日本政府得出美国核潜艇安全性的结论,进而消除民众对核潜艇的恐惧。[2]从赖肖尔大使正式向日本提出请求至1964年8月28日日本政府公布美国核潜艇访问的相关文件之间一年半多的时间内,日本外务省与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就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的目的、核潜艇的安全性以及对核潜艇的监测进行了无数次讨论,日本不但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核潜艇安全性的保证,而且还可以在核潜艇访问期间对其安全性进行监测。美国原计划在日本公布相关文件一个月之后实施核潜艇对日本的首次访问。[5](165), [11](25?26) 1964年9月11日赖肖尔大使接获日本外务省的通知,日本科技厅在10月20日之前无法完成港口的环境监测,遂果断决定将首次访问的目标时间拖延至11月下旬,以便日本能够实施自己的监测。除此之外,支持核潜艇进入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核放射防护教授西脇也积极协助政府的工作,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核动力商船萨瓦娜号(Savannah)的信息,通过电视节目展示给广大日本民众。[5](221)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日本民众对核潜艇安全性的忧虑,使他们没有对左翼所大力宣扬的核潜艇安全性问题产生共鸣。

为避免来自公众的压力,日美双方关于核潜艇访问日本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对派仅能偶获部分消息。即使是美国核潜艇访问日本的相关文件公布之后,美国对核潜艇的行程也极为保密,按照规定只提前24小时通知日方核潜艇抵达的时间,并由赖肖尔大使根据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随时调整核潜艇的行程。虽然根据日本警方提供的消息,日本政府和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都判断核潜艇对日本的首次访问会遭到左翼的抗议,但是其规模远没有左翼所宣传的那么夸张。尽管如此,日本外务省还是要求赖肖尔大使尽量将核潜艇靠港的时间避开周末以及日本的节假日,这样在核潜艇停靠期间左翼团体就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出于这种考虑,赖肖尔大使在10月初就核潜艇对日本的访问提出了11月9~11日和16~18日两种方案。赖肖尔大使于10月23日获悉日本社会党11月8日在佐世保的5万人的游行计划后,决定将第一种方案延期一天,以避免出现反对势力在核潜艇抵达之时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池田勇人的突然辞职也给核潜艇首次访问的时间带来了不少变数。11月9日佐藤荣作接任首相后召见赖肖尔大使,要求立即安排核潜艇访问佐世保港,这也颇为出乎左翼反对派的预料。知悉新首相态度的赖肖尔决定安排核潜艇于11月12日(星期四)访问佐世保港。[12](198)无论是消息公布之日,还是核潜艇实际抵达之日均属工作日之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左翼动员外地人前往佐世保参加抗议活动的能力。更为出其不意的一次安排是斯诺克号(Snook)核潜艇于1965年5月25~29日对佐世保港的访问。无论是社会党还是日本共产党都没有想到政府会在上议院选举来临之际安排核潜艇的访问,他们的资金都用在了选举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和实施反对斯诺克号核潜艇进入日本的活动。[4](163?164)

三、美国对日本媒体与地方态度的争取

为了减少有关核潜艇停靠日本的负面宣传,美国积极争取媒体的配合。为使媒体对核潜艇有全面的了解,美国军方于1964年夏组织了一批记者前往关岛参观美军的海军基地,取得了良好效果。7月日本外务省又提出希望美国能够安排日本科技厅的记者前往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参观核潜艇,赖肖尔大使对此十分赞同,并建议NHK的摄影师能够一同前往访问。赖肖尔大使与琉球高级专员协商后于11月2-6日安排日本记者前往冲绳参观美国核潜艇。受邀者除日本科技厅的记者外,还包含了四名佐世保和横须贺港及其周边地区媒体的记者,以及可以在日本的杂志上发表有利于核潜艇访问的独立军事及科学作家。访问团的规模超过了30人,在五天的时间里他们不但分批参观了核潜艇的生活区以及除反应室外的工作区,而且还进行了简短的出海航行。这些人返回日本后做了大量有利于核潜艇访问的报道。11月11日日本公布美国核潜艇第二天停靠佐世保港的消息后,东京大使馆与驻日美军司令紧急协商在当天下午空运60名支持核潜艇访问的记者前往佐世保港进行采访。结果12日海龙号抵达佐世保港后的新闻发布会完全按照预想进行,没有记者针对核潜艇的潜射导弹和核武器进行提问,媒体的配合避免了美日两国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尴尬。媒体对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反应总体良好,他们虽然不反对左翼的游行,但也都呼吁游行者保持良好的秩序。[5](319)媒体对核潜艇首次进入日本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不但全程直播了海龙号的靠港过程,有关海龙号的报道也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但是媒体很快就对核潜艇失去了兴趣,1965年5月斯诺克号实施第三次访问之时,主流报纸仅在它抵达后在其内部进行了一小段的报道,核潜艇进入日本所引发的轰动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4](158)

与5年前的反安保斗争不同,核潜艇访问更具有地域性色彩,与之有紧密关系的只有佐世保和横须贺港及其周边地区。有趣的是做为直接的当事者,佐世保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普通市民,都支持核潜艇的到访。做为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佐世保港的美国海军舰只给佐世保带来了巨大商机。越南战争升级之后,停靠在佐世保港的美国海军舰只越来越少,因此佐世保的商人极力欢迎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商机的美国核潜艇的到访。海龙号停靠佐世保港后,佐世保市长第一个登舰参观访问并给予了好评。左翼在佐世保发动的反对核潜艇访问的活动并没有获得当地的大规模支持,这与他们当初的预料相距甚远。实际上大部分佐世保市民对此毫无兴趣,他们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前来参加游行活动的外地人的抱怨。而佐世保人,尤其是那些更直接依靠基地生活的人则公开批评反对核潜艇停靠的参加者,对这些外来者扰乱他们正常的商业秩序极为不满。即使是参加抗议游行的当地人,大多数也只是听从所属工会的命令而行,他们本身对这一运动则毫无兴趣。佐世保当地的这种情况甚至使佐世保市长建议核潜艇能够平均每月访问一次,即便如此,左翼反对者也没有敢冒丧失选票的风险而在这一问题上找茬。[4](163?164)

四、赖肖尔对话机制的成效

赖肖尔大使1961年上任之后,频繁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宣扬日美平等伙伴理念。赖肖尔的这一努力有效地改善了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印象。1960年安保斗争之时,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反对安保条约的舆论宣传却对街头的抗议运动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赖肖尔履职之后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对日美同盟的敌视。虽然不能使他们支持美国核潜艇进入日本,但最起码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像反安保斗争那样发起反对核潜艇停靠的舆论宣传运动。不仅如此,赖肖尔还致力于与日本众多的反对派建立对话机制。很快那些原来在街头甚至是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反美口号的人就发现他们完全有机会向美国大使当面抗议而非除了街头暴力之外别无他策,并且他们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坐在大使馆与赖肖尔大使品茶聊天。[13](238?239)海龙号停靠佐世保时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都派出了代表前往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不能前往大使馆抗议的团体和个人则纷纷向大使馆发出了抗议信。尽管如此,当海龙号第二次停靠佐世保时,大使馆收到的抗议电报也从上次的3000封锐减到了450封。[4](132?133)赖肖尔大力宣扬日本的近代化论,认为日本是后起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自池田勇人推出经济倍增计划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更是坚定了日本人日本国力欣欣向荣的心态。在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中,日本民众更容易接受核潜艇驶入停靠日本港口。

注释:

日美双方的这一谅解即通常所说的“核密约“问题。核密约包括两部分:一是新安保条约中双方就美国核武器过境日本达成的秘密谅解,另一部分是冲绳返还谈判中就美国在冲绳重新部署核武器达成的秘密谅解。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以无核三原则来否认”核密约“的存在。2010年外务省组织的审查委员会公布了对外务省档案的调查报告,确认日美之间”核密约“的存在。相关调查报告可参见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 gaiko/mitsuyaku.html.

日本社会党-总评、日本共产党、全学联是这场运动的主力,日本民主社会党在核潜艇访问日本港口问题上的态度暧昧。

1964年11月11日海龙号核潜艇(Sea Dragon)首次访问日本佐世保港。在海龙号首访佐世保之前,日本的反对运动以东京奥运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抗议美日关于核潜艇访问日本的相关换文,后一阶段反对即将到访的美国核潜艇。美国核潜艇成功实施对日本港口的三次访问后,日本政府向美国大会馆确认美国核潜艇对日本港口的访问已经实现常规化。

1960年1月全学联的学生为阻止岸信介赴美签订《新安保条约》制造了羽田机场事件。1967年10月8日全学联学生为反对佐藤荣作访问东南亚制造了第二次羽田机场事件。

“全学联”于1948年在日本共产党的指导下建立,高峰期成员近30万人,其领导人多为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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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Japan Protest Campaign against

Nuclear Submarine Visit

ZANG Yangqin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left-wing groups launched a campaign to protest against U.S. Nuclear Submarine visit Japanese port for the reas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 Unfortunately, it failed as SSN calls became routine. All these elements include the collapsing of unified Left-wing bloc, developing of peaceful use of atomic energy in Japan, and U.S. elaborate arrangements, attitudes of mass media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on SSN visit, and ambassador Reischauers endeavor on dialogue with various Japanese counterbalanced left-wings appeal, and there were only few responded to the left-wing. This situation indicated considered national security is valued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

Key Words: Nuclear Submarine (SSN); Sea Dragon; Sasebo;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Secret Agreement on Nuclear weapon

[编辑: 胡兴华]

收稿日期:2013?05?25;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臧扬勤(1986?),男,山东惠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冷战国际史,美日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