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徐会奇，卢 强，王克稳

（1.青岛大学 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徐会奇1，卢 强1，王克稳2

（1.青岛大学 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文章利用2001-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调整离差率指标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测量，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从静态与动态关联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经营性收入不确定对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波动。

灰色关联；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农民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受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使得我国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发展瓶颈。例如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2 016.7亿美元，下降了16%，出口价格下跌6.2%，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 960.7亿美元，减少了34.2%[1]。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真正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将会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阻滞经济高效顺畅增长。就我国而言，2001年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50%，远远低于世界70%～80%的平均水平。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 414美元，居民消费率却仅为34.8%。如图1所示，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呈逐年下降态势。此外，据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2002-2011的10年间，我国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年平均增长18.2%，同时我国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60%左右，其消费量应该是巨大的，但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仅占居民总消费的22.7%。由此可见，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农民消费仍然是我国实现战略调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图12001-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化状况

对于消费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已有很多。考虑“确定性”因素的消费理论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以及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Hypothesis-Permanent Income⁃Hypothesis，简称LC-PIH）；而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缓冲库存储蓄假说等消费理论则将“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对如何提高消费以及其影响因素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Kim⁃ball and Mankiw（1989）、Kimball（1990）和Caballero（1990）[2]等人的努力下，预防性储蓄假说在近些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根据利兰德和扎德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研究，他们指出除收入会影响居民消费外，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越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相应地居民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国内学者从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预期出发，研究认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居民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强化储蓄。杭斌（2009）[3]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原因；龙志和（2000）[4]、田青（2011）[5]等认为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原因；万广华（2001）[6]认为未来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是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的原因；彭秀丽（2008）[7]、罗楚亮（2004）[8]等认为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共同对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产生影响；孙凤（2001）[9]则认为未来收入、支出以及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都对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产生影响。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基础上，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解释的过程中，王建宇（2010）[10]、郭英彤（2011）[11]、蔡秀玲（2011）等学者普遍认为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在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将收入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专注于研究这种变量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且都以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或者只是把农村居民作为对照组。此外，在对收入不确定性进行衡量的过程中，很多文献都是把人均收入整体作为分析研究要素，鲜有学者根据收入的不同来源将其进行分类，分析到底何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效果最明显。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否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吻合？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情况如何？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何影响？不同来源收入中何种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最明显？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测度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大小，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比较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农民收入的构成及不确定的测量

（一）农民收入的构成

农村居民纯收入一般是指农民当年从各个渠道来源获得的总收入，扣除各项获得收入所需发生的费用（生产费用）、国家税收及集体提留和统筹后剩余的部分[12]。按照收入性质可以划分为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两大类。按照收入来源不同，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Family），工资性收入（Salary）、财产性收入（Proper）和转移性收入（Transfer）四大类。这也是本文中所采用的收入划分标准。

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其经营活动可按行业划分为农、林、牧、渔、工、服务、餐饮、邮电、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以及家庭经营等活动。

财产性收入，指运营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动产，例如银行存款等）或出让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不动产，例如房屋、车辆、土地等）的使用权，作为回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增值收益或者租金、利息等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其中包括政府转移支付，例如失业救济金、离退休金等；单位转移支付，例如辞退金、住房公积金等。从统计年鉴上人均转移性收入的数据来看，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仍然占据主体地位。

（二）收入不确定性的测量

关于收入不确定性量化的方法有很多，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整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人们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感知程度，以此衡量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例如Guiso（1992）[13]、朱信凯（2003）[14]等通过调查居民对其未来收入的感知程度或生活的信心程度来测算被调查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小。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缺乏一定的科学性。第二类，通过采用代理变量的形式代替收入不确定性。Friedman（1957）[15]将居民的职业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周京奎（2011）[16]则用失业率来衡量居民收入不确定的大小。在使用代理变量衡量收入不确定的过程中，需要对不同变量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得代理指标过于间接，因此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第三类，使用与收入相关的某种指标衡量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Skinner（1988）[17]、孙凤、王玉华（2001）[18]等以职业或者地区间收入的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申朴（2003）[19]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来衡量收入不确定性；臧旭恒（2004）[20]认为使用各省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值和实际值差额的绝对值或者使用各省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值和实际值差额的平方两种方法可以对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这种对使用收入相关指标衡量不确定性大小的方法，通过评价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更能反映不确定的大小，与前两类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将不确定性的方向问题纳入其中，使得不确定性的测量更为科学。但是，人们预期之外的波动才是不确定性概念中真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预期之内的波动并不在不确定范畴之内。而这种方法在测量过程中没有将人们预期之内波动剔除，必然导致不确定性的测量结果偏大。

鉴于以上几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王建宇（2010）[21]引入了“调整离差率”作为量化收入不确定性的指标，这也得到了张振（2011）[22]等国内学者的认同，本文也将采用这种方法对收入不确定进行量化。这种方法从奈特（2005）[23]提出的不确定性的定义出发，将人们可以预期到的收入进行剔除，使用一段时间内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作为预期收入的变动率，进而计算出每年的预期收入值，预期收入可以表现为：

在计算出居民每年的预期收入y'i之后，将该年的实际收入值与预期收入值相减，我们将预期收入之外的差值称为波动离差，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σi表示第i年居民收入的波动离差， yi表示第i年居民的实际收入。

为了更好地对居民收入不确定进行测量，使测量结果可以进行纵向比较，需要对波动离差进行如下处理，用波动离差与预期收入的比值作为量化收入不确定的最终结果，把这个比值称作波动离差率，其公式为：

其中，Unci表示第i年居民收入的波动离差率，也就是收入不确定性的量化指标。将（1）式、（2）式代入（3）式，可以进一步得到确定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量化指标公式：

三、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是一个对系统发展变化态势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确定参考数据列和若干个比较数据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反映了曲线间的关联程度。将评价指标原始观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关联度并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对待评指标进行排序。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的计算量较小，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数据分布的要求较低，计算结果仅与序列相对于初始点的变化速率有关，与各观测数据大小无关。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其基本推导步骤如下：

（1）确定反映系统特征的系统特征序列和影响系统特征的关联序列，设有n维系统特征序列初值为：X0:{X(K);K=1,2,…,n}，以及n维关联序列初值为：Xj:{Xj(K);j=1,2,…,m;K=1,2,…,n}，在这里就是把将要关联的两组数据分入两组数据集合中。

在应用中，由于不同序列的物理意义不同，导致各序列中数据的量纲也不尽相同，为保证比较的客观与科学性，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一般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有均值化和初值化，前者适合于静态分析，后者适合于动态分析，本文在以下的利用过程中，会根据关联数列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确定系统特征序列与关联序列之后，计算每一点的系统特征系列 X0与关联序列Xj的绝对差值Δ0j() K,其计算公式为：

并找出最小绝对差Δmin与最大绝对差Δmax：

其中， j=1,2,…,m，K=1,2,…,n，ρ为分辨系数，一般在0～1之间进行取值，通常情况下取ρ=0.5②。

（3）计算系统特征序列与关联序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γj为：

γj便为灰色相对关联度，其中， j=1,2,…,m；K=1,2,…，n。

四、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包含了2001-2011 年11个年份中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以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数据。由于西藏数据的缺失，将其进行剔除之后，本文同时选取了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这11年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在进行数据处理时，相对应地利用当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以上数据进行修正。

（二）静态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计算方法，对全国农村居民各种来源收入（见表1）的不确定性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不确定的计算结果有正有负，在计量结果中，不确定性的符号表示的是其对收入的影响方向。如果符号为正，表示的是当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超过了预期水平，出现了各种暂时性的意外收入；如果符号为负，则表示当年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农村居民收入未达到其预期水平，出现了预期之外的损失。

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波动较小，说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以及经营性收入比较符合预期，未出现比较大的变动；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波动较大，说明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农村居民财产性以及转移性收入出现较大波动。具体来看，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出现较快正增长，这与2003年国家在全国全面铺开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使得农村居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等有关；自2003年以来中央已出台了10个中央 “1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及范围，同时，国家陆续推出的新农合、免费义务教育等惠农政策，使得2003年后中国农村居民各种收入的不确定性趋于平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动内需的作用。

表1 2001-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及各种来源收入列表

图2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不确定性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③，计算得出各种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与消费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为：γ1=0.700 0，γ2=0.759 6，γ3=0.802 8，γ4=0.760 0，γ5=0.791 0。通过各个关联度数据可以发现，各种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较高，这也充分说明了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与消费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得出相应的关联序为：γ3≻γ5≻γ4≻γ2，从以上关联顺序可知，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最大，其次为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最后为工资性收入。

（三）动态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在静态灰色关联分析中，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不同来源收入以及消费在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以每年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自的消费面板数据作为比较序列，以计算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来源的收入不确定性④作为关联序列，通过灰色关联分析⑤，得出每年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便构成了各项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见表2。

表2 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图3中的折线更加直观地反映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关联度的变化趋势。整体来看，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的关联度曲线分别处于上、中、下的位置，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弱。同时，近几年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各种收入的不确定性趋于稳定，使得以上三种来源的收入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愈来愈大。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波动较大，2007年后，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较低，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小，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不大。

在动态关联分析中，与静态关联不同的是，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在几种来源的收入中始终是占首位的，这是由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地区差距导致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是导致中国区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24]。在动态分析中选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各自的收入作为关联序列，而静态关联分析使用的是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作为关联序列，平均收入弱化了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图3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的灰色关联度变动曲线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收入的不确定性方面，2001-2011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的各种来源收入均出现了不确定性，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在现代农业中的普遍应用，农村居民在生产经营中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相对稳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随着非国有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需求，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并稳定增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支持农村发展，受政策环境的影响，导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

在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方面，通过静态关联分析可以发现，各种收入的不确定性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通过动态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经营性收入不确定对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再是农村居民各种来源收入中拉动消费的最主要动力；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波动，其中由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人均收入的提高贡献率降低，从而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

（二）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以及结论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各种收入来源不同程度上出现不确定性，且不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于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优先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降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方面的主要政策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农民收入波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作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对于刺激消费至关重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深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实现农业经济集约型增长，建立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2）缩小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优先保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弱化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创造平等的制度环境。实现不同地区之间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劳动报酬的均等化，保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加大监管力度，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兑现，稳定其工资性收入预期。鼓励落后地区的土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化经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参与到非农劳动中去，缩小地区间工资性的收入差距。

（3）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以及稳定性，降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推进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连续增长。同时，加强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增加政策透明度，使了解更多关于未来收入的信息，降低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消费信心。

（4）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投资机制，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促进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保收增收。目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以土地出让，储蓄利息收入为主。应以有效监管为前提，在农村土地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土地征用以及补偿标准；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推进农村股份合作社改革，探索农民以土地劳动力等形式入股，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理财观念，提供创业服务与创业补贴，增加农民的投资信心；开发针对农民的除股票、国债券外的投资理财产品，开发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的贡献率，增加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注释：

① 本文采用3年作为估算步长计算收入增长率，是因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三农”问题一直受国家重视，国家也不断出台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每次改革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估算步长不易太长。此外，由于农民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通常局限于3～5年以内，所以本文选取3年作为估算步长对每年的预期收入进行计算。

② 本文在计算过程中，按照通常做法，选取ρ=0.5。

③ 在这里，由于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及消费的数据为动态序列，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之前本文对其进行了初值化处理，处理公式为:其中为各原始数据，为原始数据各序列的第一个数据，为原始数据处理变化后的新数据。

④由于篇幅原因，此处未给出计算所得的每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⑤ 在这里，由于每年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及消费的数据为静态序列，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之前本文对其进行了均值化处理，处理公式为：其中为各原始数据，为原始数据各序列的第一个数据，为原始数据处理变化后的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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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志虎］

AResearch on Impactof Farmers’Income Uncertainty on Consumption —Based on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XU Hui-qi1,LU Qiang1,WANG Ke-wen2
（1.School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2.Schoolof Economics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Using“Adjust Deviation Rate”tomeasure the farmers’different income uncertainties,the paper applies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empiricall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come uncertainties on farmers'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in 30 different regions from 2001 to 2011.From the analysis of static and dynamic grey correlation,it indi⁃cates that income uncertain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The wag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operating income uncertainty of rural residents affect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There is greater uncertainty in rural residents'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which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sumption fluctuation.

gray correlation;income source;uncertainty；farmers’consumption

F328

A

1007-5097（2014）02-0029-05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4.02.007

2013-0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广义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长效机制研究”（11BGL035）

徐会奇（1962-），男，山东青岛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副院长，研究方向：农民消费行为；

卢 强（1989-），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营销管理；

王克稳（1984-），男，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