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工程论阐释

王国学，姜 珊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都彰显了巨大力量。中国现代和当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生动地诠释了这种巨大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条件。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长青的根本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价值实现的内在要求。本文从社会工程论角度，尝试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蕴与进路，以期寻找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和社会工程理论研究的契合点，为深化社会工程理论研究做出进一步探索。

一

工程活动是人的一种重要实践。如果说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工程实践则不仅仅是人的存在方式，更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方式。“工程活动的核心是做出一个新的存在物。”［1］4工程实践创造出自然界未曾有的物器、制度、状态、关系等，从而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如“希望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工程项目，显示出工程活动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哲学角度看，工程实践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同一般的生产活动和制造活动相比，工程活动更强调实践的创新性，其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持人的存在，更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为生产和制造活动从结果上看表现为新事物的产出和增加，但从工艺上和程序上来讲则表现为复制，基本上是一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相比之下，工程实践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大规模的实践活动，凝结着工程设计者和实施者的创新智慧和组织管理智慧。以社会工程为例，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建立、社会风气的营造，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组织的创建，都离不开社会工程设计者的精心谋划，体现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社会管理者等社会精英人士匠心独具的才智和胆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社会工程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王宏波教授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当代社会如何发展的总体性社会工程理论”的论断［2］48。

从社会工程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先是以一幅“未来世界图景”出现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组织共产党，用暴力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新政权，以此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用这样一种思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兼具“社会工程蓝图”和“蓝图实施方案”两种性质。这样的理解就大方向而言并没有错。不过，社会工程必竟有别于自然工程，俄国革命不可能完全复制到中国来。因此，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革命尽管在北伐战争前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当国民党人执行“分共清党”的屠杀政策时，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当然也与共产国际指导不当有关)未能适时有效地组织力量加以应对，致使大量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在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不同于俄国社会，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那些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中共领导人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和土地政策过程中都出现了严重偏差。正是在批评这些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从党的思想路线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指导中国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蓝图。这一蓝图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超越。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却是有许许多多具体的蓝图需要绘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革命的现成图纸。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时说:“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3］343-344然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犯了“唯书唯上”的错误，他们在描绘中国革命蓝图时不是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而是根据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且认为苏联的一切经验和共产国际所有指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违背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做法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是第一个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的国家。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而且在物质上还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帮助。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本不应该受到任何质疑。但问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都未能使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相反却遭受到挫折或失败。这说明，苏联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是画不出中国革命这幅图纸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以直接当作图纸来用，而只能当作一个绘图的指导工具来使用。关于这一点，建国后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4］所以，从社会工程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转变为亿万群众的具体的社会实践”需要经过一个“社会工程的研究活动”的中间环节。“社会工程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探索和研究如何将理论命题转化成操作性命题的理论和方法。”［5］35-36

二

任何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工程建构者的主观色彩，是社会精英人物主动谋划和着意争取的结果，但任何社会工程实践不仅仅关乎人的主观能动性，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密切相连。即是说，社会工程的建设，并不是筹划者随心所欲的臆想，而必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时无刻不对存有疏漏的主观谋划加以矫正和修补。当矫正和修补无效时，客观规律将会无情地将社会工程大厦推翻。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发展规律并非是一个预成的先在，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之中，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并不断发展。因此，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制度也并非千篇一律，因为人这一实践主体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千差万别的，其所处的环境和实践活动也必然各有特点。例如，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在建国过程中有许多方面都借鉴了苏联经验。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别于苏联。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苏联实行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中国实行单一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见，尽管当年苏联给中国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再创造，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再创造的重要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曾经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但事实证明有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例如，毛泽东曾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度名称批评说:“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6］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分清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重大任务［3］374。

必须承认，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除旧布新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给新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的政治运动。这两场运动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一教训启示我们:

第一，忽视制度建设无法建造成长治久安的社会工程大厦。一项科学的制度安排必须能够自动地良性运转，且能够有效抵抗制度外的因素干扰。1956年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各项方针和1957年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蕴含的正确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工程蓝图设计。但后来的实际工作并未能够很好把这些思想转化为具体制度。1958年提出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口号违背了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原则;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文革小组”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组织竟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公民未经合法程序遭到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关键在于那时的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教育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者是建立起来但还没有能够有效地自主运转。社会运动习惯性地僭越社会工程，致使社会工程实践活动很难有效开展。

第二，社会工程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客观现实，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求强求富的愿望非常迫切。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追求，但“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风”，“一平二调”等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但没有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辉添色，反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所以，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虽然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厦在中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如何有效地巩固它，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每时每刻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三，宏大的社会工程是由若干子社会工程组合而成，并且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有主有次。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包含诸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等若干子工程。在战争年代，围绕夺取政权的中心任务，军队建设处在极为重要地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在和平时期，围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处于极为重要地位，军队建设和文化建设也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各个时期各项事业的领导力量，所以任何时候党的建设都居于各项工程的核心地位，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各个历史时期必须做好的基础性工作。一旦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受到干扰，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现象，党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记取。

三

社会工程建设出现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结果，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乌托邦工程”进行了批判，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波普尔把谋求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的社会工程称作乌托邦工程。他说:“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7］295

波普尔在批判“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同时，对社会改良即他所说的“零星社会工程”却大加赞赏。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工程的可行性，前者因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而很难成功实施，后者因范围小易于调整而具有现实可行性;二是工程实施的手段，前者的实施必须借助集权和暴力;后者则借助理性和民主;三是工程目标不同，前者追求最大善，后者避免最大的恶［7］293。

按照波普尔的分析，那些寻求社会整体改造的乌托邦工程必定以失败告终，而零星工程因为是一种局部的渐进的变革所以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中国的经验证明波普尔的分析是片面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无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都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这些巨大成绩并不是通过局部的零星的社会工程建造取得的，而是通过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亦即波普尔所谓的“社会重建”来实现的。其间出现的“大跃进”和“文革”等全局性错误，并不能掩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成绩。

然而波普尔的上述分析也有其深刻性的一面，即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极为艰巨，非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能完成［7］297。这启示我们，对于宏大的社会工程的评价，如同对于宏大社会工程的建造一样，不能操之过急。同时，局部的工程失败也不能代表所有工程的垮塌，甚至还会为后来的工程建造带来益处。邓小平就曾认为，“文革”有一“功”，即让全党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共识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发展。因此，评价社会工程的成败应该具有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

事实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而周详的具体方案，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摸索和完善各项政策，并最终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联系百年中国的沧桑经历总结说:“我们坚守的主义和创造的模式，都不是设计出来的，我们是被逼上了一条叫做社会主义的道路。”［8］298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摸索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告诉我们，今天的事，具体应该怎么办”［8］301。

的确，在社会工程的建设方面，没有一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图纸来供所有的社会工程使用。真正的社会工程大师应该像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样，把握准时代发展脉搏，深入了解社会实际，立足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需要，绘制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蓝图。至于如何实现这一蓝图，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择善加以推广。“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邯钢经验”等，都不是邓小平亲自设计出来的，但又都是“中国模式”下的子模式，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1］王宏波: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王宏波:社会工程的概念和方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45-52.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3-264.

［5］王宏波，杨建科，周永红:社会工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应用形式［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2):35-41.

［6］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6.

［7］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郑一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潘 维，玛 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