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理性传统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以湖湘士大夫与湖湘文化为例*1

朱汉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儒家士大夫成为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主体。这一点，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体现得十分鲜明。由于湖湘士大夫执著于“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理想与济世情怀，他们因此而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及湖湘文化近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在这种价值理念推动下而形成的近代化文化，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儒家士大夫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内圣外王”、“修己治人”，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与“内圣”、“圣贤”相关，是一种涉及“仁政”、“王道”、“大同”、“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政治理念的价值理性；其二，与“外王”、“治人”相关，是一种表达经世致用需求并与“功用”、“实用”、“有效”等有关的工具理性。当儒家士大夫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时，其思想动因、价值目标就是这种“内圣外王”、“修己治人”。由于“内圣外王”包含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个方面，而且二者在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故而在考察湖湘文化近代化时，必须分别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两个方面作一深入探讨。

本文主要探讨实用理性传统对中国文化近代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一、洋务运动与实用理性传统

儒家士大夫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思想传统，即追求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并且形成了一种以实用理性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品格。在学术史上，人们往往称其为“实学”传统。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将学术思想与文化的目的，均归结为对现实社会的实际功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实际功用为衡量标准、价值取向的思想传统。当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入中国并开始为儒家士大夫所知时，有许多敏锐的儒士就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化，这与所谓的“崇洋媚外”心态没有关系，而完全是基于一种经世致用、实际功用的价值取舍的结果。无论是最早主张“师夷长技”、倡导从物质文化方面学习西方，还是后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中那些儒家士大夫主张从制度文化方面学习西方，或者是新文化运动中追求科学、民主，具有士大夫传统的知识群体从精神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其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标准，就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传统。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由晚清湖湘的两个儒家学派和儒家士大夫群体，即以魏源为首的晚清今文经学派与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开始的，尽管这两个学派的学术师承，学术宗旨各异，但是经世致用则是这两个不同士大夫群体的共同追求，并且也均是由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而选择了对西方科技文明、物质文化的学习与引进。

魏源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家。西汉今文经学就有以阐发孔子“微言大义”以服务现实政治的实用理性精神，而魏源则完全继承了西汉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传统。他主张“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1]这种通经致用的务实精神，势必通向以功利、功用的实用理性目标，即追求“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180的“实功”追求。正是这种“实功”的实用理性观念，使得他能够突破顽固派那僵死的“华夷之别”，而能够冷静地观察、思考、比较西方的各种文明成果。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后不久，魏源就能够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调查、分析、研究“夷人”的军事实力及其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中方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他能够冷静也看待西方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长处。他那追求“实事”、“实功”的实用理性精神，使得他能够编写出介绍西方文明的名著《海国图志》，并鲜明地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179魏源所认为的夷之长技，首先就是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在顽固派的眼中，这都属于不屑一顾的“奇技淫巧”，而从实用理性的功用观念来看，它们能够让民族国家在战争中获胜，故而应该纳入到精兵强国的经世致用中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战舰火器的军事长技，他以“睁眼看世界”的眼光，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化、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情况。从实用理性的眼光，魏源确实发现了西方国家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乃至精神文明，故而他才能够以那种欣赏的眼光对中国人作介绍和描绘。魏源以宽阔的胸襟来考察、研究、介绍、引进西方的文化，其实用理性的态度是主导原因。

魏源主要是从观念上确立了“师夷长技”的必要性，而真正从实践上推动“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则是以湘军将领为首的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尽管他们均是推崇程朱理学的儒家士大夫，但他们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与人生追求，故则被后世称为“理学经世派”。作为“理学经世派”，曾国藩强调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是相通的：“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求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3]他特别以“礼”来统一修身与政事，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4]理学经世派许多均是中兴名臣、封疆大吏，故而能够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实用理性的角度，考察、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将西方坚船利炮的近代文明汲收到传统中国的治术中来。曾国藩在奏稿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可见，正是这种追求“永远之利”的实用理性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大胆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左宗棠也是从国家自强的实用理性思考，倡导制造枪炮、战舰，他说：“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6]左宗棠也是在经世实践中意识到必须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的技术、民生日用的科技，才有可能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斗争中取胜，才可能民富国强。郭嵩焘是一名思想开放的湘军将领、洋务大臣，他也完全是从中国的实学传统、实用理性出发，提出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7]“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8]可见，郭嵩焘亦完全是从功效、功利的经世致用与实用理性的目的出发，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由这种物质文化的引进而引伸到其他方面。

二、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与实用理性传统

湖湘士大夫从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实用理性出发，进一步拓展为对西方的制度文化的学习、引进，从而推动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近代化运动。

本来，洋务派最初以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充分肯定并大胆引进西方的科技文明，但其中有个别洋务大臣走得更远，他们肯定、推介西方的政教文明，并且以实用理性、社会功用的标准肯定了这种政教文明。如郭嵩焘不仅肯定西人的格致之学有“实事求是之效”，而且进一步肯定其“朝廷政教”对民众的功效。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进行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富强，又末中之一节。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9]郭嵩焘从实用理性的角度发现西洋的朝廷政教、社会经济方面有许多优长之处，能增长社会功利，认为值得学习与引进。当然，这时还只是郭嵩焘的个人想法而已。自甲午战争清廷败于日本之后，现实的教训迫使湖湘士大夫全面反省清廷的社会经济、政教的制度文化，并且重新从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出发，推动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的近代文化运动。

湖南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最富生气的省份，湖南地区蓬勃的维新活动，就是那些追求经世致用的湖湘士大夫领导、推动起来的，所以，他们也是从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出发，引伸出必然变法的要求。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对南宋永嘉事功之学十分推崇，他从事功学派对“经世”、“功利”的追求，引伸出晚清变法的必然性，他说：

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哉言乎！……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揆其意，盖欲外御胡虏，内除秕政耳。……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10]

谭嗣同强调“变法”的必然性，完全是基于当下的时势与天下的功利。正是由于对民族国家、人民大众的“利害”、“功利”的考虑，他特别强调变法的必然性。维新派人士大讲兴民权、立宪政，并不是西方那种由城市资产阶级为维护经济权益而提出的政治诉求，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目的与强国富民的功利目的，特别是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目的。如维新志士唐才常就完全从“政术”、“功利”的实用理性角度，来看待、评价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他所主张引进、仿效这些宪政制度的理由，也同样是强国、救亡的实际目的。他说：“今天湖南十八行省中，从守旧闻天下者也，今乃蘧然大觉，焕然改观，……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日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11]其实，正是由于湖湘士大夫这种“求强”、“救亡”的实用理性，使他们选择了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正如杨度曾言：“欲救中国，非立宪不可；欲立宪政，非君主不可。”[12]立宪派杨度鲜明地表达了“立宪”与“救国”的关系。

维新志士是这样，辛亥英豪也是如此。百日维新失败后，湖湘士大夫的立宪梦未能实现，这些立志于中华民族自强的士大夫群体将政治矛头对着清朝专制王权，他们倡导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的新政体。和维新派士大夫一样，革命派倡导革命的思想起点的是儒家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济世精神。湖湘地区的革命派领袖人物很多，包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他们深受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致力于晚清以来救亡图存、民族自强的经世实践。他们之所以选择革命道路，追求民主建国，并不像近代西方民主革命派起因于对个人权利、个性自由等“天赋人权”的追求，他们总是将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追求视为实现民族自强、救亡图存的手段。对于以革命为旗帜的士大夫群体来说，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始终是第一位的事。所以，革命派领袖黄兴特别强调“以国利民福为唯一宗旨”。[13]他在辛亥革命后，总是将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国家“救亡”、民族“自强”的根本目的，他说：“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14]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从消极的角度看是中华民族的“图存”，从积极的角度看则是中华民族的“自强”，正如他所说：“吾国非痛加改革，创建共和，俾全国人民共负责任，无以立于世界竞争之场。”[15]这个观念不仅仅为黄兴所有，同时也是那些倡革命、建共和的湖湘士大夫的普遍观念。可见，革命派所要建立的共和政体、民主政权，仍然是出于士大夫经世致用需求的救亡图存，这仍然是基于一种实用理性的思维结果。

三、新文化运动与实用理性传统

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思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是受过西式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但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从传统士大夫衍变、转型而来，他们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仍然鲜明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特征。所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倡导、引进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之所以倡导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其主导的因素不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权利意识、人文意识等个体意识的诉求，而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济民责任意识与实用理性的治术选择。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起因于“巴黎和约”中中华民族利益受到西方掠夺的严峻事实，“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民族意识才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原动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式的中国近代知识群体强调，必须全面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才能真正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西方列强的欺侮；而一些更为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则看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所暴露出的种种社会弊端，故而主张引进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新文化运动中，湖湘知识群体继承了晚清湖湘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精神，他们秉承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传统，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扬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本来，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许多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就提出过超越资本主义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均曾提出过相关的“大同”思想，而到了新文化运动之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正处在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湖湘青年知识群体的精神资源。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士大夫们强国富民的经世理想，中国仍然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苦闷而敏感的近代知识群体在焦虑地寻找救国救民的方略，在新文化运动之时，西方国家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等。除了这些政治思潮外，当时还流行各种其他救国的道路与思潮，包括实业救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

湖湘地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蔡和森、李达、邓中夏等人，均受到了上述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们游移在各处不同的西方的新思潮中，以寻找救国救民的经世之方。青年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人，就一度服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将这些学说看做是改造社会、挽救中国的根本道路。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还受新村主义思潮影响，在岳麓山下做“新村”建设的试验，希望找到一条改造中国、振兴民族的道路。最后，他们均找到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当然，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与传统士大夫救国济民的经世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7月，蔡和森在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时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体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16]其实，蔡、毛所追求的“大体之功利”，就是晚清以来士大夫救国救民的功利目的，他们相信苏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晚清以来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李达的思想历程也是这样，他最初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就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后又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实业救国”的追求，并留学日本。但是，他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均已破灭，他又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终于意识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7]可见，李达承传了晚清以来士大夫的救国情怀，只是他选择的经世济民之术是苏俄的马列主义。

以上简要论述了晚清以来湖湘文化近代化的过程。由于自晚清以来所推动的近代化是“外缘”的，而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主体力量又是一批抱有救国济民的儒家士大夫，他们所持的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态度，使得他们的近代化追求似乎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其一，他们所追求的近代化文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从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科技文化，到模仿西方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文化，再到引入苏俄马列主义的精神文化，这就可能将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归结为一种不断学习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其二，他们引进这些西方文化的目的只是为了救国救民、经世致用，故而他们是以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文化，即在选择学习、引进哪一种西方文化的服务，完全是由经世济民的功用来决定的，工具理性的文化观念似乎主宰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过程。

但是，这种以传统士大夫经世救国为宗旨的近代化运动，只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面向，即一种以实用理性为主导的，将文化近代化归结为对西方科技、制度、思想等不同文化形态的引进。这是一个面向。如果深入探讨湖湘士大夫所致力的近代化运动，还有一个面向，即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建构为主导的，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希望建构出一种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近代文化类型。这种文化建构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当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1]默觚上·学篇九[M]//魏源全集(第13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

[2]海国图志叙[M]//魏源全集(第13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

[3]诗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M]//曾国藩全集(第14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5..

[4]诗文·笔记二十七则[M]//曾国藩全集(第14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5.

[5]奏稿·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M]//曾国藩全集(第2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5.

[6]奏稿·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M]//左宗棠全集(第3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9.

[7]郭嵩焘日记(第3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8]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4.

[9]郭嵩焘奏稿[M]. 长沙：岳麓书社，1983.

[10]致唐才常二[M]//谭嗣同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唐才常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谈筹安会[M]//杨度集(第2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3]致各省都督等电[M]//黄兴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与陈炯明等联合通电[M]//黄兴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致袁世凯电[M]//黄兴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蔡和森文集(上册)[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17]李达文集(第4卷)[M]. 长沙：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