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市井意识

肖佩华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论张爱玲小说的市井意识

肖佩华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迄今为止，学界研究张爱玲小说多偏重于阐发它的现代性文化特质上，而忽略了其文本其实还存在着浓郁的市井意识，即便论及，也是浅尝辄止，论文深入阐述了市井意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这种市井意识主要源自本土文化遗产的传统市民文学，世情、言情、闺闱、“传奇”文体谱系等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

张爱玲小说；市井意识；世俗性

这里的“市井意识”主要指中国传统市民文学的叙事特征、审美趣味，市俗情趣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底色和基调，它们往往以生活的原生态、贴近生活的形式——日常俗世的生活叙事获得广大市民的赞赏和支持，以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尤其是剖示人物的文化心理，画出“国民的魂灵”，使漫长修远的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的心灵相接，以表现深广的历史蕴涵。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的市民文学传统，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显示出通俗性的一面。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市俗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意义非凡的“市俗风情录”。这些独特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显然，“市井意识”在张爱玲小说中已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遗憾的是，对此学术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我看来，对张爱玲小说的研究，不能忽略我国源远流长的市井文学传统。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市井文学传统在张爱玲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西方小说观念对张爱玲小说“现代”取向的种种影响，它怎样受到市井意识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最后究竟留下了什么。海派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是较早注意到我国市井文学传统对张爱玲及海派小说的影响的：“我把海派小

说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有市民传奇。海派故事便是新的市民传奇”[1]228。更何况，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滥觞地。显然，市井意识对张爱玲小说的渗透、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深入、细致地探究考察市井意识在张爱玲小说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分析产生这种渗透、影响的表层与深层、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及其偶然和必然、正负效应等，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可以这样说，张爱玲是海派中真正能把现代性与市井性对接的一个天才型作家。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沦落于市井中的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她给自己的第一个小说集命名为《传奇》，是要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2]173-174。《传奇》的封面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借用一张晚清的时装仕女图，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突兀地探进一个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现代与传统就这样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非常奇妙地叠加在一起，张爱玲文本中的上海便是许多东西叠印在一起既有传统市井味又有现代人的孤独感，既有传统社会的鬼魂又有现代都市的声音。她致力于在市井日常生活中表现现代人生的传奇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张爱玲要寻找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味，借此把握“人生的底子”。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3]。所以在创作中， 张爱玲刻意表现“日常生活的况味”，描摹世情生活本相。她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所谓的“软弱的凡人”，“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3]。张爱玲要表现的正是普通日常生活中凡人的悲欢，这与传统世情小说重写世俗，着意描写“市井小人”，揭示“俗人”的世俗悲欢相似。传统世情小说在内容上的特点， 就是“饮食男女”婚姻家庭生活与世态风情描写相结合，而张爱玲的小说同样以婚姻家庭为中心。除了题材上的相似之外，张爱玲小说与传统世情小说在世态真相的理解，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小说的整体氛围上都有着诸多内在的契合。世情、言情、闺闱等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这种特点与对中国旧小说的继承关系有明确的指认：“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的脾气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4]405。再者，张爱玲并不因别人称她是“财迷”而生气，反而沾沾自喜，她直言不讳爱钱，很坦然地说：“从小似乎我就喜欢钱……因此，一学会‘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5]。她甚至还有更惊人之语：“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6]。张爱玲还消解了“五四”知识界所树立的赋予妇女解放“出走”模式的新神话，调侃说自己当年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而全是为实际考虑。在这种创作理念指导下，她写出了日益金钱化的都市人性欲望。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本是单纯素朴的来自上海的女学生，抱着出污泥而不染的决心投奔香港的姑妈梁太太，但经济的窘迫与香港半殖民地的浮华奢靡虚荣使她不能自拔在梁太太唆使下日渐沉沦，最终堕落毁灭。《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身于破落大家族，“金钱”的逻辑吞没了白公馆里的手足情、母女爱，白流苏的离婚再嫁，并不是寻找“真爱”，只是费尽心机要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而《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夫妇生有七个漂亮可爱的女儿，但在父亲姚先生眼里这七个女儿只不过是他用来交易的财富。《金琐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为了金钱不仅葬送了自己而且葬送了儿女们的幸福，“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7]。张爱玲的小说没有都市色彩的瞬息万变，一切都是在小奸小坏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来表现时代变动下沦丧的精神理想，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变异与沉沦。

张爱玲擅长从都市市民的窗口来捕捉市井舞台上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她乐意认同以往常被精英知识层讥讽的小市民，小市民就是她心目中的普通人，是现代都市的大众。张爱玲欣赏他们的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他们保持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一群人。她执著于普通市民的生活，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情趣”上下功夫。她说：“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远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与事”[8]。“小市民”实际上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的安稳的一面。张爱玲自豪地给自己戴上 “小市民”等许多“俗气”的头衔， 她立志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我自己作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去寻找实际的人生”[9]。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小说可称得上是世俗日常化写作，其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文学叙事和审美的主要对象，来不断描述日常生活和经验，具有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审美倾向。张爱玲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写作姿态，主要是因为作家在意识上接受了市民社会商业化对文人的世俗化改造。社会与时俱进，其分化发展的结果使市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消弥了界限，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文人开始由传统社会神圣的角色定位转向现代社会自食其力的世俗角色。这一时代的部分知识分子摒除了文化精英的身份，拒绝宏大叙事。张爱玲通过叙述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和颠覆传统价值观来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和“纯态事实”，还原被传统精神饰物所遮蔽了的现代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来表现市井闾巷细民的日常生活。市井日常生活虽然平庸烦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谁也无法逃离生活而存在。张爱玲的笔锁定在中国最广大的市井民众身上，通过对市民生活的精细描绘，展示出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市井风情画卷，从而品味出了人生的意义。

张爱玲的根在都市，熟悉都市，是市民世界一分子，正如她自己直言不讳说自己就是一个俗人，爱钱，爱逛街，爱吃零食，爱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喜欢斤斤计较，热爱通俗文化等等，所以她在表现市民生活心理时就更显得得心应手，且对市民嘲讽时有更多认同、宽容和理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是如此，她的《传奇》一出版就能产生轰动效应，迎合了市民欣赏口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张爱玲及其作品是大众的，媚俗的，她为我们谱写了一部隐没于市井的“没落贵族”的俗世而苍凉的传奇。但张爱玲又很高雅，她作为贵族后裔，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小就接受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父亲教她旧诗古文，新派母亲教她西洋艺术。张爱玲从中国传统古诗文中获得了重意境、重情蕴的真谛，又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得她既能够对芸芸市民众生作形而下细密真切的表现，同时作品又蕴涵了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存意义的形而上的思索，像《传奇》响彻着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是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的一个比喻，非常形象贴切；还有她的很多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空虚、孤寂、惆怅、悲凉等情绪，都反映出作家对人生独特的体验与彻悟： 人生多舛，命运莫测，人生无奈、荒谬、无聊，人生本就无完美无缺的幸福。“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10]。而“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1]。这些感觉情绪虽有些灰暗，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物的心理真实，不仅为广大市民阶层所有，也是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不仅沪港人在历史大变动中所有，也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乃至世界很多国家人们的共同感觉。正是对通常人生的回声的表现， 张爱玲的小说完成了对传统通俗小说的超越。《传奇》既通俗， 又高雅，它不仅满足了广大市民阅读的“期待视野”，也为更多读者提供了品味人生的广阔空间，引起读者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说张爱玲是当之无愧的雅文学的市井意识叙事。的确，张爱玲等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市民文学在他们手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超越，她的琐碎却又深广的市俗人生描写最终指向了人生悲剧性的宿命——苍凉。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里放出的悲凉的乐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深的回味。

二

无疑，从文体上看，张爱玲受“市井传奇”影响较深，她为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取名“传奇”，这个书名，表明张爱玲有感于世俗生活中的“传奇”，其心目中的现实人生，总有许多不可预测和把握……也如她所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从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从普通人中寻找传奇”[2]173-174。显出了张爱玲对传统的“传奇”这个著名的文学系谱的追慕、倾心。《传奇》里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花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共 15篇作品在内在倾向上都具有鲜明的传统市民小说特征，题材类似宋元话本小说中那些人鬼离合的爱情故事和狎俗的市井风情。还有张爱玲爱用中国古代市民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全知全能的权威叙述方式构思小说。在情节安排上，也基本上没有脱出传统小说的经验范围，很讲究情节的离奇性、曲折性、戏剧性、完整性。可见古典市民小说的精神底蕴已化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自我表达的一种极好的方式。而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她的小说主要受外来影响，像水晶就明确指认其作品“似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合而神离”，“她在精神上和技巧上，还是较近西洋的”[1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传统的作用更大，像夏志清虽然承认张爱玲“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但肯定“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4]404。张爱玲本人似乎比较认同后一种意见。她称自己不仅熟读《红楼梦》，同时也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传》、《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在《〈红楼梦魇〉序》中，她更明确指认“《金瓶梅》、《红楼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13]。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14]，充分说明她对民族传统的倚重。我认为，张爱玲的创作的确承续传统市民文学甚多，她自幼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尤其青睐通俗文学，在创作上做了多方面的借鉴，其文字技巧更是得力于此。所以自然而然地她作品中的市井意识随处可见，如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对世俗生活的喜好，声称“喜欢听市声”，“非得听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15]。认为人跳不出“饮食男女”这世俗的圈子和“素朴的底子”，所以人是功利的、世俗的。她断定，“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9]，所以丝毫不掩饰自己“世俗的进取心”觉得自己“天生的俗”[11]。俗人俗事、市井传奇是支撑张爱玲小说的骨架。以《金锁记》为例，假如没有少爷小姐、丫环奶奶之间的琐碎情节，少了妯娌之间的勾心斗角、飞短流长，删掉叔嫂调情、闺房内幕，也就失去了七巧生存的独特环境，七巧的性格发展，更无从谈起。

在小说语言上，同样显示了张爱玲的通俗性，讲究俗白、俏皮、诙谐、风趣，连标题都具有市井气，它们“行头考究”——显然是承续了传统的市井言情小说命名的秀雅闺阁之气，但又往往不落俗套、出人意料，展示出华丽、热闹的景象，而骨子里充满悲凉与反讽。比如《金锁记》，“金锁”的正反逆差巨大：按中国传统文化，“金锁”寄寓着富贵、吉祥、长命、美好，一般由长辈挂在孩童脖颈上作珍贵饰品，但这里“金锁”成了庞大的对人的生命进行逼迫与扼杀的工具——人被“金”钱“锁”住了，“金锁”成了套在世俗的人们脖子上沉重的黄金的枷。就这样，三十年来，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消逝了青春与幸福，“一步步走进无光的所在”， 并“用枷角劈死了几个人，不死的也丢了半条命”。给人的审美感受正是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深沉而新颖。再看《倾城之恋》，“倾城”这个词本来形容女子艳丽，貌压全城，但张爱玲这里的“倾”：实际上讲述的是在抗战期间，香港这座城市的倾覆、沦陷——小说描写的是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个苍凉哀婉的爱情故事：“一座城的倾覆”却成就了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这里张爱玲运用生活化的喻象“蚊子血”、“朱砂痣”、“饭粒子”、“床前明月光”，非常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男性的情感特征与婚恋态度： 男人们一般都希望既拥有如白玫瑰花般纯洁恬静的妻子，同时又拥有如红玫瑰般热情奔放的情人。小说中男主人公佟振宝的婚姻爱情故事形象地演绎了这个心理情结——两朵玫瑰开放得鲜艳、明丽而刺眼。在这里红玫瑰和白玫瑰是一个象征的世界，众所周之，玫瑰象征着爱情：而红玫瑰象征着爱情热烈奔放，犹如烈火，“鲜活”而“放浪”；白玫瑰则象征着爱情恬静典雅，犹如白水，纯洁而平淡，在小说中，它们又各有实指：红玫瑰代指佟振宝的热烈奔放的情妇王娇蕊，白玫瑰则代指佟振宝的纯洁恬静的妻子孟烟鹂。同时，她俩又是一个隐喻的世界，隐喻着女性的两种气质：红玫瑰热情活泼，白玫瑰端庄娴静。从女性角度看，它们隐喻着女性的两种爱情观念：红玫瑰隐喻着欲望，白玫瑰隐喻着道德。而从男性角度看，它们又是男性心目中难以取舍的两种爱情：红玫瑰代表情人，白玫瑰代表妻子。反映出现代都市人格的分裂：爱情与欲望的分裂。这是张爱玲对男人心理的经典解读。还有《连环套》的“连环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十六计之一，这里却用来指霓喜的颇有心计的一次次嫁人。另外，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对白也诙谐、风趣，颇有《金瓶梅》、《红楼梦》遗风。

张爱玲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诚如吴福辉先生所概括的：“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1]85。“张爱玲的文体，高可以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人文学的高峰相连，深可以同民间文学、传统的市民文学相通，真正兼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1]225。

总之，市井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张爱玲小说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低估，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它是在中国传统市民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之下生成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融汇的产物，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文学课题和种种“革命性”的变革，它在张爱玲小说的成熟与深化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它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及不足，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它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一点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1]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2] 《传奇》再版题记[M]//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苦竹,1944,12(2).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5]张爱玲.童言无忌·钱[J].天地,1944,(5):7-8.

[6]张爱玲.谈女人[J].天地,1944,(3):6.

[7]张爱玲.金锁记[M]//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8.

[8]张爱玲.罗兰观感[J].力报,1944,(12):8.

[9]张爱玲.必也正名乎[J].杂志,1944,(1):4.

[10] 张爱玲.烬余录[J].1944,(2):5.

[11] 张爱玲.我看苏青[J].天地,1945,(4):19.

[12]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湾:大地出版社,1973:170.

[13] 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M]//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41.

[14] 张爱玲.多少恨[J].大家,1947,(5):2.

[15]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J].天地,1943(12):3.

本文推荐专家：

李乐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陈思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小说。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hijing in Zhang ai-Ling’s Novel

XIAO PEIHUA
(Literature college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524088, China)

Up to the present, studies of Zhang ai-ling’s novel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its modernity, neglecting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Shijing embodied in her literature text.The consciousness of Shijing origins from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subaltern literature:shiqing(manners),yanqing(romantics), guiwei(boudoir), and “legend” style constitute the crucial features of Zhang ai-ling’s novel.

Zhang ai-Ling’s Novel; Consciousness of Shijing; Secularism

I207.42

A

1008-472X(2014)01-0096-05

2013-11-05

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的市井叙事”研究成果（06HJ-04）。

肖佩华（1962-），男，江西井冈山人，文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