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道者三
——孔门修养论刍议

石 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儒家品评人物，根本标准是德行。以此划分，人只有两类：小人与君子。显然，无德之人为小人，有德之人为君子。然而孔门论“德”，纲目众多，有德君子又分多种、多等。子路曾经向夫子请教过此类问题，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就是“君子”。[1]1041子路追问是否还有比这更高的档次，孔子说“修己以安人”。[1]1041子路还不满意，继续追问，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1041可见，君子之阶次又可细分，虽然等位不同，但其共同点则均为“修己”。那么，修己又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呢？子路没再追问，但孔子在其他场合有所提及，他谦虚地说：“君子道*按，此处君子道之“道”，程树德解作“由”。正是成为君子所由之道，亦即具体的方法及步骤。又，《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还说过另一个版本的“君子之道”，其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但文前有一限定语，曰“子谓子产”。可见，此处所论君子，乃特指子产，其与本文研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君子人格，及修成君子所由之“道”并不冲突。且前者仅为后者之具体化，可被包括在内。又见《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1011子贡回应说，此乃“夫子自道”也。[1]1011对此“自道”，《中庸》又命之曰三“达德*按，《礼记·中庸》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载：“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郑玄注曰：“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修身，则修身以此三者为基。”正是以三“达德”为君子修身之基始。”。[2]可见，孔门论德，虽然纲目众多，但与成为君子之修养相关者，无疑以智、仁、勇三条为关键与开端。

一、智与学

据前引“夫子自道”，可知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智、仁、勇的品格，就能表现出不惑、不忧、不惧的面貌。但孔子同时还告诫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1]1210看来，对于子路这样急性子的人来说，片面强调智，反而成了耍小聪明；片面强调仁，反而成了安于驽钝；片面强调勇，反而成了鲁莽任性。所以，“学”作为补救的关键，被孔子提得很高。

学是与“智”分不开的。孔子将人的智力水平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1158-1159不同的智力水平对应着不同的学习方法。四等中最高的称为“上智”，最低的称为“下愚”。[1]1185其实，这两者都谈不上学习方法的问题。因为天赋“不移”，[1]1185所以学与不学都不能产生影响。只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的“中人”，(原文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404)才要学习。而夫子自道其为“敏以求之者”，而“非生而知之者”，[1]480这实际就是主张将劝学的原则普遍应用于一切人。可以说，从君子道的角度来看“智”，讲的并不是一个人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强调“学”对于智的改造和提升，是针对大多数具有“相近”(原文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177)智力水平的中人来说的。

那么，作为中人，学什么，如何学，就是最基本、最具操作性的问题。关于学什么，孔子说得很明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29-530因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1168-1169众所周知，在孔子的时代，人们要想进入上层社会，必须至少精于“诗、礼、乐”，因为这是“大人君子”(贵族、士)那个圈子的基本行为规范、生存规则，甚至存在方式。因此，在成为“道德君子”之前，首先要内化一套“身份君子”的言谈、举止，甚至思维方式。[4]182

孔门后学进一步将这套基本课程概括为“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3]稍事扩大，便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规模。通观《论语》，引《诗》九次，引《书》两次，引《易》一次。虽未引《礼》，但“诗书执礼”；[1]475虽未引《乐》，但弦歌不绝；虽未引《春秋》，但屡称“齐桓、晋文”。[4]222-226可以说，孔子所倡之学，正是后世儒家“六经”之学的最初形态。若对“六经”作广义的理解，则孔门之所学，乃是一切古代文明之成果，亦即“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1]417也就是无所不闻、无所不学。*另外，关于孔门学什么，《论语·子张》篇记子贡的话说：学“文武之道”。即是主张学习一切古代文明成果的另一种表达。

关于如何学，这是《论语》开篇便涉及的话题，其曰：“学而时习之”。[1]1可以说，此乃孔门学习法之总纲。对此，子夏发挥老师的话，说得更具体，其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1309进而言之，若能做到“温故而知新”，也就可以当老师了。[1]94但这样的说法还是太空泛，还应进一步阐发更加具体的方法。

首先，明确目的，重视兴趣。夫子曾感慨“古之学者为己”，[1]1004认为那时候的学者致力于学问，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只是单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在“学而优”的基础上，才出“仕”。[1]1324而“今之学者”恰恰相反，学问、知识不过是他们用于标榜自我的招牌、提升身价的砝码而已。[1]1004因此，学者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1116在建立了这样纯粹的动机后，才能真正体会学问的乐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404学是为了体会其中的“乐”，乐之者才能发自内心地好之，好之者才能做到“学而不厌”。[1]436

其次，端正态度，虚心求学。孔子教学生，最烦四种错误态度，那就是臆测、武断、固执、主观，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573质言之，要谦虚。谦虚分两种，对人要谦虚，既然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在学问上就一定会有不如人的地方。所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1]482要“不耻下问”，[1]325“择其善者而从”，[1]482“就有道而正”之。[1]52另一种谦虚是对学问本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110“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892意即真正的智者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宁愿不说，也绝不胡说。

再次，博学无偏，一以贯之。孔子讲“君子不器”。[1]96若从为学的角度看，就是要解决专研与博闻的关系。“不器”，是要学者不拘泥、不呆板。达巷党人说孔子的学问虽然大，什么都知道一些，但是又什么都不足以使他“成名”，[1]568-570孔子回应说，与其当个射手，我还是当个车手吧。车手灵活，跑的远，见的多。*此解从李零先生之分析。参见氏所著《去圣乃得真孔子》，第228页。话虽调侃，但明确表达了学问要务“博”的基本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博”绝不是漫无目的、不着边际的“泛”，而是有一定的原则要坚持。子贡曾不得要领，孔子及时点拨了他，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1]1055而这“一贯”之法，则是前面说的“修己”、“为己”之动机与目的。*按，《论语·里仁》中载，曾子曾将此“一以贯之”之道，理解为“忠恕”，但是未见孔子认可。于是，关于曾子是否准确理解了孔子之本意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至今仍存在争论的难题。限于拙作篇幅和笔者学力，此处暂以孔子答子贡的上下文来理解。此种解读倾向亦可见于前引李零先生书，第228页。

最后，学贵用思，思学结合。学与思，最难拿捏。孔子介绍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1118大概在这之后，他又经历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学”的阶段。果真如此，肯定也累得不轻，同样不得要领。最后，他终于总结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103的“中庸”之道，年近七旬才达到“从心所欲”[1]76的境界。

总之，孔子虽然也讲上智与下愚，但君子道中的智，与这两类关系不大。作为绝大多数的中人，一定要通过学习诗书礼乐等来提高自己的智，“月无忘其所能”，也就可以无限逼近上智的高度。

二、勇与义

勇这个德目在古儒文献中经常出现，而且《论语》、《孟子》、《荀子》均有专门的段落对其进行阐述。可是今人对此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兴趣。既然君子道明确以勇作为三“达德”之一，那么深入考察古儒如何论勇，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题目。

《论语》一书，所载人物众多，但性格最鲜明，常使人眼前一亮的，无疑是子路。他正是一位尚武好勇、嫉恶如仇的人物。有一次，孔子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见用于当世，萌发了“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不禁感慨说“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老师这样说，立刻“喜”。孔子见此情形，便笑话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299意即告诫他不要好勇太过。还有一次，孔子大概是当着众弟子的面，夸奖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而(颜回)有是夫。”可谓器重之极。子路听了这话，心中顿生醋意，气之不过。于是，带着几乎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老师说：“要是统帅三军，您老人家选谁同行啊！”夫子闻听此言，也便立即反讽之曰：“暴虎*按，孔子在此为何言及“暴虎”一事，颇为费解，想必与子路有关。有趣的是，梁元帝萧绎所撰《金楼子》一书中载有如下一则故事。虽不足为据，但亦不得无视，录此以广异闻。其曰：孔子游舍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内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复怀石盘，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乃欲杀夫子。问：“上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曰：“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石盘”。子路乃弃盘而去。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41页。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1]452这无疑是批评子路有勇无谋，头脑简单了。此情此景，想必引起众人哄笑，笑他率直单纯。又有一次，孔子让几位弟子各言其志。素来渴求老师表扬的子路，“率尔而对”，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1]799说此话时，大概还要拍拍胸脯。孔子对他微微一笑，但不置可否。等子路与其他几位言志的弟子走了后，陪侍的曾皙问老师：“夫子何哂由也？”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1]799可见，孔子虽然笑话子路不谦虚、不重礼，但对他具有能够治理三军而使之有勇的才能还是不否定的。

通过以上三例，我们发现，孔子虽然称许勇为君子道之一，但对于特别好“勇”的子路却不以为然。时间长了，子路实在想不通，也憋不住，终于径直质问老师说：“君子尚勇乎？”这次，孔子也终于点出了子路的不足：“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1241(按，朱熹《集注》引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5]窃以为此说未安，若子路与夫子初次相见，即有此教诲，以子路之闻善言而强行之之气象，断不会再发生本文前引三则故事。故而，此条所记之事，当发生于前引三事之后。)原来，孔子所谓“勇”，乃是“见义勇为”、[1]134“勇而有礼”，[1]1242-1243礼、义才是评判的标准，才是勇的根本。反之，那就不是“勇”，而是“乱”。*《论语·泰伯》载：“勇而无礼则乱”，又载：“好勇疾贫，乱也”。

那么，经过老师“不愤不启，不悱不发”[1]448的点拨后，子路是否做到了好勇而合乎礼、义呢？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以极特殊的方式捍卫和诠释了礼与义。子路死于卫国内乱，临死前冠上之缨“断”，他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虽身首仆地而丈夫之冠不落。[6]用生命为老师的教诲，为礼义之勇作出了慷慨悲壮的注解。

子路之后，在理论上对勇阐发得最深刻的，无疑首推“亚圣”孟子。他首先将勇分为“小勇”与“大勇”。所谓小勇，是“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就像一个粗野的莽夫“抚剑疾视”，且叫嚷道：“彼恶敢当我哉！”逼真地刻画了“勇而无义”、“勇而无礼”的匹夫形象。大勇则不一样，孟子说，大勇是“文王之勇”、“武王之勇”，这种勇，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7]114-117为了进一步说明养勇的进阶程序，孟子以三个人为例，更细致地分析了小勇与大勇之不同。首先是北宫黝之勇，表现为“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这种“勇”，是睚眦必报、绝不受辱的匹夫之小勇。若毫无节制地任其蔓延，定会导致孔子所痛恶的无礼、无义之“乱”。然后是孟施舍之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这种“无惧”之勇虽高于匹夫之勇，但还不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只是很像当初子路言治军，虽有勇，但不重礼的情况。最后是曾子之勇，他的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也就是说，反省自身，义不在我，就算对方是贫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省自身，义在于我，就算对方是千军万马，我也一往无前。可见，曾子之勇才符合孔子见义勇为、勇而合礼的精神。[7]189-193也是孟子所实际推崇和继承的儒门之勇。

荀子亦颇推崇勇。且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虽然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与孟子相左，但在论勇一事上，他们却达成了罕见的共识。而且，荀子径直使用了“上勇”、“中勇”、“下勇”的名称，明显是对孟子的继承和发展。所谓上勇，“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所谓中勇，“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所谓下勇，“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8]959-960荀子之文章，统类明晰，言辞酣畅，不容小子后学多置一喙。读者可自会其意。

至此，我们对古儒之论勇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值得向往的，乃是从天下、万民的角度来阐发的勇，亦即孟子所谓的“安天下”与荀子所谓的“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这正与孔子所谓尧舜“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道之最高境界若合符契。充分体现了孔门修养论体系的精致。不仅如此，看似相互对等的三“达德”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性和位阶的参差性。换言之，勇以礼、义为根本、标准，而礼、义的获得则离不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智的提升和培养。那么，仁与前论两德之关系又当如何呢？

三、仁与辞色

众所周知，仁乃是孔子非常在意的一种德。据杨伯峻统计，在《论语》中，“仁”字一共出现了“一〇九次”。[9]但孔子却很少从正面给出明确的定义，往往针对提问者的特殊情况而因人设教。在这些不同的阐述中，有两条常被人们当做是仁的标准答案。一是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1]873另外是关于“仁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28可见，仁与“人”关系密切，这两条就字面意思看，是把仁当做处理人际关系的守则。窃以为，若学者仅将仁理解为“人际学”，进而以此为据来学习、修养“仁德”，是很容易走偏的。《荀子·大略》篇载“偄弱易夺，似仁而非”，[8]1091即是此意。但若把对仁的理解从外在的人际交接转向内在德性，再辅以三达德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理解仁，大概就不会产生这种偏颇了。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孔子立下的总纲，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从相反的方面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可见，智、仁、勇作为相互区别的三种“达德”，不仅能带来三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也会产生三种不同的危害。因此，作为共同构成君子道的三条德目，他们有着不同的分工和指向。在这种情况下，三者是相互对待、级别相同的概念。

但在别的场合，孔子又喜欢单独拔高“仁”。子张以“令尹子文”、“陈文子”的事迹为例，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这两个人，一个算得上“忠”，一个称得上“清”。至于说“仁”，则连智都还达不到，“焉得仁”？[1]331-335这是孔子认为仁高于智。他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951同时认为仁亦高于勇。而且借用言与德的关系来进行说明，似乎仁变成了勇的上位概念，勇则下降为仁的构成部件。同理，智在此等情况下，也应当处于与勇同等的位阶。

看似矛盾的两种说法，其实体现了孔子对仁概念内部之不同位阶层次及修养结果的逻辑思考。与前两节所论的智、勇相似，“仁”也当有诸如“上下”，“大小”之分。为了能够对此进行说明，让我们先来考察孔子是如何讨论仁与不仁的。对此，他常以“言”为最直观的标准，说“巧言令色，鲜矣仁”。[1]1225首先将仁与花言巧语、谄媚阿谀区别开。又例如，司马牛问仁，他以“仁者，其言也讱”[1]826来回答，只是给出了仁者在言语上的特征，即“讱”。那么不善言辞、呆头呆脑就称得上是仁了吗？显然也不是，即便做到“刚毅木讷”，也不过是“近仁”而已。[1]940所以，奉“刚毅木讷”为黄金律之人，最多只能算是“其言也讱”之“小仁”，“其蔽也愚”，而且“懦弱易夺”。

那么与“小仁”相对的“大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可以从孔子以下一段话中来体会：“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1]1120这段话虽然主要是说给从政者听的，但是在儒家的理想中，在其位的“身份君子”理应由有其德的“道德君子”来充任。因此，此条语录就不仅是孔子的“为官之道”，更说明“大仁”者，有智、有勇、有威仪，亦且“动之以礼”。这样的人，无位则已，有位则必能“安人”、“安百姓”。

至此，我们以智、勇、仁为序，分别讨论了“君子道”中的三“达德”，及其各自的层次性。可以说，要想准确理解孔子定下的君子道，必从纵、横两个面向着手。先说横的向度，其表现为，1)博学、守约，以学习提高智性；2)培养勇力与胆气，并以礼义之正道配合之；3)修治体貌与言行，使容颜举止不流于“巧言、令色、足恭”。[1]348不难发现，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赋与气质之现实，孔子绝非一律拉平，而是分别提出与之相对应的修养、进阶之法门与途径。这体现的正是孔子因材施教、因人取法的教学宗旨。[11]换言之，智者以修成上智为鹄的，勇者、仁者亦以各自的大勇、大仁为目标。不仅如此，在三条修养取径的至高点，智、仁、勇还将汇合为一。亦即是说，无论“上智”、“大勇”，还是“大仁”，一旦修成，则同时兼具另外二者。这就是君子道之纵的向度。在此向度上，以子思、孟子为宗师的儒门后劲，不仅发展出了一套性命——天道相贯通的心性论、形上学，更配合以养勇、守约、配义与道，以至浩然之气的修养法，最终奠定了后世理学工夫论的根本，进而为华夏民族精神之养成，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料。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13.

[3]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111.

[4]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2.

[6]左丘明.春秋左传注[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1696.

[7]孟轲，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8]荀况.荀子校释[M].王天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

[10]林存光，史少秦.孔门三弟子比较论说[J].管子学刊，2013(3)：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