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
——论古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叶 健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

[历史·文化]

从“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
——论古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叶 健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

藏羌彝走廊;羌人;族源;羌人“汉化”与“藏化”;历史地位

羌人作为历史悠久而古老的民族,在藏羌彝走廊内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走廊分布的藏语支、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的各族,其族源与羌人有着密切联系,或吸收羌人成分而壮大自身,或族源直接出自羌人系统。因此,从藏羌彝走廊的考古文化、走廊内非羌民族与羌人的族源关系、羌人作为“输血民族”三方面,可以很好地评价羌人在藏羌彝走廊的历史地位,而“藏彝走廊”被定义为“藏羌彝走廊”,是给予羌族历史地位最好的界定。

“藏羌彝走廊”这一民族走廊概念,也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是对“藏彝走廊”的补充,是基于“藏彝走廊”而提出的。20世纪70～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民族走廊学说从此诞生,民族学及其民族社会学研究有了新路径。羌人作为藏彝走廊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民族,对其周边民族产生过深刻影响。羌文化是藏彝走廊诸多文化中的一支,羌语支是藏彝走廊5大语支之一。研究藏彝走廊非羌民族的文化,不探讨与羌文化的关系,则该民族文化是缺失的。依据费先生的观点,民族走廊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羌人历史上一直活跃在藏彝走廊,故而以历史为起点,加上宗教、语言、民俗等方面的因素,“藏彝走廊”应该被定义为“藏羌彝走廊”较为合理。既然藏羌彝走廊的概念更为准确,则考察藏羌彝走廊内羌族的历史地位,应该从羌人的考古文化、走廊内非羌民族与羌人的族源关系以及羌人作为他族的输血民族三方面进行探索。

一、藏羌彝走廊的考古文化

史前的考古文化,分为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两大类。藏羌彝走廊的考古文化以新石器文化居多,主要包括卡约文化、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昌都卡若文化、拉萨曲贡文化、藏北细石器文化、营盘山文化等。石硕先生认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有5个类型:澜沧江区域类型、大渡河上游区域类型、岷江上游区域类型、青衣江区域类型、滇西北部区类型①石硕.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J].中华文化论坛,2006(2):113.。而藏羌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笔者认为存在6个,即在石硕先生提出的5个类型基础上增补一个,即黄河上游区域类型或称河湟地区类型。不论是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还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属于黄河上游区域类型。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被认为是羌人的文化残存。就先羌文化而言,有人认为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是羌戎系统的祖先②青海省文物处,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宗教思想等方面来考察,民族的迁徙不会使之摒弃这些内在的文化内涵,因此有人认为宗日文化是先羌文化③闫璘,柳春城.羌人渊源考释[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1(1):30.。因此,黄河上游区域类型的考古文化,不论是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还是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或直接间接地与羌人存在联系。而在6大考古文化类型之中,黄河上游区域类型是其他5个类型的源头,或者说它影响着其他5个考古文化类型。换言之,石硕先生提出的新石器文化之5大类型,在不同程度上能够体现出羌人的文化元素,且与黄河上游区域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共同之处。

其一,种植同一农作物——粟。粟,俗称小米,主要种植于黄河流域,而在澜沧江、岷江、大渡河等流域十分少见。黄河上游区域类型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之半山类型与马厂类型,发掘过粟的遗存,如甘肃永昌鸳鸯池之墓地遗址发掘了一个装有粟的陶罐。澜沧江类型之昌都卡若文化,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而得到的种子,经过碳十四鉴定确定为粟的种子。不仅如此,粟作为原始居民栽培的农作物,也出现于岷江上游类型之营盘山文化、汶川县萝卜寨汉代石棺葬之中。这些考古遗迹中均能发现农作物粟的存在,说明藏羌彝走廊区域农作物粟的培育与种植很大程度受到黄河上游古羌文化的影响。

其二,彩陶文化之相似之处。沧澜江类型的卡若文化、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大渡河类型的狮子山文化等出土的彩陶,其纹样、格调、制作法式与马家窑文化相吻合,以黑彩绘于橙红色的陶器表面。此外,“在姜维城类型遗存中,大量近似于西北地区马家窑类型文化风格的彩陶及同于马家窑类型文化的泥质橙红陶、泥质橙黄陶,表明姜维城类型文化同马家窑类型之间应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④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1995(5).。在云南耿马县石佛洞发掘的陶器“以刻画、剔剌、压印等手法模仿涡纹、连弧纹、水波纹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做法与卡若遗址极为相似,这种做法也同样暗示着由于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南下,其影响范围可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而是直抵横断山脉南端——滇南地区。石佛洞遗址便有可能处在这种影响所扩散范围的南缘”⑤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272-299.。以马家窑文化为核心黄河上游区域考古文化类型,其彩陶文化元素在藏羌彝走廊区域内被广为运用,其文化作用力普遍波及藏羌彝走廊区域内其他考古文化类型。

其三,葬俗文化的相同元素。瓮棺葬、石棺葬是藏羌彝走廊地区考古文化类型之中存在的现象之一。石硕先生,认为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中,瓮棺葬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与云南宾川白羊村和元谋大墩子遗址的瓮棺葬的埋葬方法与习俗差别不大,“所葬者均为幼童,尤以1周岁以下的婴儿为多,并同样有在瓮棺上钻小圆孔的做法”⑥石硕.从新石器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甘青地区的石棺葬可以追溯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辛店文化时期,如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青海民和马厂垣簸箕掌台等地皆发现了石棺葬。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沙江流域云南的永仁菜园子墓地、元谋大墩子墓地,也发现了类似于甘青地区的石棺葬。所以,藏羌彝走廊埋葬习俗直接源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羌人的先民最早生活于甘青地区,说明了羌人的葬俗影响着藏羌彝走廊非羌民族的丧葬风俗,反映了羌人南下的历史事实。

其四,石器类型的共同性。首先,长条磨制略呈方形的石锛或石斧是藏羌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大特征。这样的遗存不仅在昌都卡若遗址出现,而且在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新石器遗址、丹巴中路遗址、云南洱海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遗址等地都很常见。同样,这种石锛和石斧在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青海民和马厂类型等遗址中,均有所发现。另一方面,藏羌彝走廊新石器考古文化系统普遍存在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弧背凹刃的石刀。“在卡若遗址、四川丹巴中路遗址、岷江上游新石器遗址、西昌礼州遗址、云南的维西戈登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白羊村遗址均有发现。而这类石刀同样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形。在甘肃大地湾遗址、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甘肃白龙江流域的巩家坪遗址、青海贵德县罗江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中均有普遍的发现”①石硕.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J].中华文化论坛,2006(2):117.。

其五,人居建筑的相近性。羌族先民所居之地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于羌人的南迁,使得藏羌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保留着黄河上游考古文化类型的某些特征,即圜底式或半地穴房屋、石砌房屋居。以卡若文化为例,其“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系统传统的居住形式,它见于兰州青岗岔、临夏马家湾等地”②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上述印证了童恩正先生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考察藏羌彝走廊的房屋建筑文化,“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③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帮带[M]//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

二、藏羌彝走廊中非羌民族族源与羌人的关系

“羌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亦广,据说他们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羌族中的若干分支由于种种条件和原因,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研究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等族的历史,都必须探索其与羌族的关系,羌族历史在我国民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④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1.。换言之,藏羌彝走廊的非羌民族之历史源流均可上溯至羌人的历史,其民族格局是羌人经过无数次迁徙而致,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

从文本记载,我们可以寻找到羌族与藏羌彝走廊中非羌民族的历史渊源。了解走廊之内羌族与非羌民族的关系之前,应该理清“羌”的内涵。《说文解字》之《羊部》载:“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因以为号。”《广韵》说:“羌,发语端也。”《小尔雅》言:“羌,发声也。”《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注解:“羌,语发声也。”由此而言,“羌”有两层含义:一是,“羌”即西方的一个族群。以上文而言,许慎、应劭等认为,羌人即西方从事游牧的人群,他们以牧羊为生,是作为五方之民西戎的一部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道:“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二是,“羌”是某一族群说话时的发端语。故而,远古社会中原人把言谈时发“羌”音的人群称之为羌人。耿少将认为,古代“羌人以万物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其祭祀之词往往以三声连续的‘羌’音开头。直到现在,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祭祀之词仍然流传在包括羌族在内的藏缅语族的一些民族之中。”⑤耿少将.羌族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

羌人远古祭祀之词既然流传于藏羌彝走廊的少数民族,那么走廊内非羌民族的历史源流,莫不与羌族有关。《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羌人作为西戎的一支,里面糅合着苗民的血统,反映了羌族与苗族的渊源性关系。至于藏羌彝走廊域内其他非羌民族,最早可以追溯西南夷。《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载:今藏羌彝走廊活跃着夜郎、靡莫、滇、邛都、嶲、昆明、徙、筰都、冄駹(冉駹)、白马等数十个民族。《史记·西南夷》中《集解》之《括地志》谓:“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冄駹国地也。”《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曰:“冄駹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冄駹之地为汶山郡。汉代的汶山郡,或是唐代的茂州、冉州,均为今羌族核心聚居区。冄駹及其山,存在许多族群,与冄駹羌联系密切。故而,范晔书写西南夷历史时,强调了冄駹羌所处的核心地位,而非以他族为中心来撰写西南夷的历史。《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云:“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羌人从今甘青地区向南迁徙,之后延生出的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等,步入了藏羌彝走廊,而一直南下。越巂羌之地望,大致为今云贵川交界之处。这里正是今藏、彝、白、纳西、傈僳、独龙等族,聚居之地。可以说,这些民族是由羌人延续下来而形成的。

藏族与羌人的关系 今白马藏族是汉代甚至更早的白马羌人演化而成。《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称:“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称:秦献公时,羌人的一支由今青海河湟地区向南迁徙,“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今藏族的先民是吐蕃,羌人是吐蕃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发羌、唐旄等出自牦牛羌,其后演变今之藏族。换言之,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语言学角度,古羌语在藏语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如青海乐都的县城“碾伯”,是羌语gnyan-po,与果洛久治县的神山“年保”的藏语相同。古代羌人部落,“先零一词藏语可找到zhbas -lung(意为下沟);同样,滇零可为ste-lung(意为上沟),封养可为spang-gzhung(意为草甸)等……说明了古羌语的一些基本词汇与藏语一脉相承。”①谢佐.青海民族关系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6.

彝族与羌人的关系 彝族起源于乌蛮,而乌蛮则追溯至秦汉时期西南夷之邛都、徙、筰都等族人。《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言:“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邛都今四川省西昌,筰都今四川省汉源县,这些地区均是今彝族的核心聚居区之一。然则,邛都、筰都之地,先秦、两汉、隋唐时期均是羌人活动范围。先秦时期,羌人惧秦之威而南迁,衍生出越巂羌牦牛种、广汉羌白马种、武都羌参狼种。西汉时期,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地区以邛都置越巂郡,以筰都为沈黎郡,而以邛都为越巂郡。从郡名来看,邛都先秦时期正是越巂羌活跃的地带。隋唐时期,以汉时邛都建邛州,以汉时徙建嘉州,筰乃白狗羌,唐以白狗羌置恭州、维州。邛州、嘉州、恭州、维州等地是唐代剑南道诸羌之地,是唐朝设置的剑南道诸羌羁縻州的部分,《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下》言:“剑南道,诸羌州百六十八。”

追溯彝族的历史源流,彝族实则出自于越巂羌的牦牛种。越巂羌活动范围,是今彝族主要聚居区。汉时以越巂羌故地邛都设越巂郡、筰都建沈黎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之《索隐》引《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亦云:“巴蜀……西近邛筰,笮马、旄牛。”又《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谓:“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水经注》之《江水注》道:汉武帝以筰都为沈黎郡,“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自蜀西度邛、筰,其道至险。”清代大家纪昀言:“筰都即旄牛县,亦曰旄牛道”,其城址是清代雅州府青溪县的南部。青溪县乃是今四川汉源县,也是筰都故地,旄牛羌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以此而论,今四川彝族是由今青海河湟地区南迁的羌人,与汉时越巂郡、沈黎郡的其他一些部落融合而形成。今云贵川交界处的彝族,则是由乌蛮发展而来。李绍明先生认为,今云贵川交界的乌蛮是秦汉时期的叟人演化而来①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16.。方国瑜先生也说,邛都与滇池曲靖地区的彝族是叟人的遗裔②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21.。叟人,秦汉时期生活于越巂郡、沈黎郡,被称之为越巂羌亦或是旄牛羌。《华阳国志》之《蜀志》越巂郡条称:“邛都县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西部斯叟。”邛都的居民便是斯叟。

白族与羌人的关系 白族起源于白蛮,而白蛮则上溯至僰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的《集解》引徐广说:僰“羌之别种也。”《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卷四五《伍被传》曰:“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卷八七下《扬雄传》谓:“靡节西征,羌僰东驰。”陈琳《檄吴将部文》云:“今者枳棘剪杆,戎夏以清,……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零、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其中“羌僰”并称,说明僰人与羌人之间有着极其密切关系。刘复生先生认为,“僰”有两层含义,一是“羌僰”泛指汉代的西部民族,二是单用“僰”专指今藏羌彝走廊的某类民族,“僰人”在僰道地域较为集中③刘复生.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M].成都:巴蜀书社,2000:11.。湟中今青海河湟地区,这里是羌人最初活跃的地方。陈琳的“湟中羌僰”记录,司马迁认为僰是羌的衍生种以及羌僰的泛指人群,说明僰是羌的一个支系,今藏羌彝走廊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僰人极有可能是羌人南迁、亦或是南迁羌人与僰道土著人融合的结果。

白蛮是僰人以僰道为中心向南迁而形成的族群。李绍明先生认为,秦时期僰人可能经历了两次南迁,一是李冰军事用兵于僰道,使得僰人南迁。二是,秦始皇置五尺道导致僰人向南迁徙,《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称:“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④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36.。先秦至汉代,僰人从今滇东北向滇中迁移,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期,与滇当地的濮越系统诸族碰撞、融合形成白蛮。白蛮,学术界普遍认为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白族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概言之,白族的族源出自于羌人系统。

纳西族与羌人的关系 纳西族的族源,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争论,即迁徙说和土著说。不过,迁徙说最早应推章太炎先生,他在《太炎文录续编·西南夷属小记》言:“唐时之么些蛮,即羌种之流人者。”方国瑜先生认为,纳西族的族源可以说上溯至先秦时期生活在今黄河上游地区的河湟地区的羌人,其迁徙的路线是河湟流域——(南迁)岷江上游地区——(西南迁)雅砻江流域与(西迁)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⑤方国瑜.麽些民族考[J].民族学研究集刊,1994(4).。和士华先生发展了方先生的观点,认为纳西族是迁徙与融合而形成,是羌人南迁过程并融合了今纳西族聚居区的土著居民而形成⑥和士华.纳西族的迁徙与融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1.。笔者也认为,纳西族是迁徙、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麽些蛮或称么些蛮是纳西族的先民。《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均称纳西族的祖先为麽些蛮。《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曰:“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麽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又《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两爨蛮传》言:“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镇,置戍、守捉,以招讨使领五部落:一曰弥羌、二曰铄羌、三曰胡丛,其余东钦、麽些也。”剑南西界麽些蛮即今纳西族聚居区。麽些蛮其实夹杂着羌人成分,古代史家对于羌、蛮、夷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概念。故而,麽些、弥羌、铄羌、胡丛、东钦实则是5个羌人部落。麽些蛮归附,唐朝在其地置巂州、姚州等羁縻州府,巂州乃剑南道诸羌羁縻州之一。

麽些蛮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羌人。杨福泉先生,认为纳西族丧葬文化之送魂路线即纳西族祖先的迁徙路线,送魂路线的很多路站名都有与藏羌彝走廊纳西族活动区域的古今地方民称相吻合,送魂路线与羌人的迁徙路线几乎重叠①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稿[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44.。方国瑜先生指出,《白狼王歌》共44句、176个字,其中90多个字接近纳西语甚至相同,认为白狼羌可能是纳西族的后裔②方国瑜.麽些民族考[J].民族学研究集刊,1994(4).。秦汉魏晋时期,纳西族的先民存在不同称谓,汉时称牦牛羌,蜀汉时叫作旄牛夷,晋时又称之为摩沙夷。不过,笔者认为纳西族的先民是旄牛夷较为合理。旄牛夷与牦牛羌不可等同,“旄”与牦牛毫无关系,是“髳”、“髦”、“毛”、“茅”等字的同音异写,与纳西族“天”字有关。“髳”为纳西族先民,《史记》卷四《周本纪》引《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髳国。”姚府括囊了今纳西族聚居区。“旄”字之义与“天”相连,纳西族传统文化之中,祭天崇天敬天文化突出。唐以将,源于天文化,故而纳西族先民在此及其以后被称之为麽些。但不论是牦牛羌,还是旄牛夷,甚至摩沙夷及麽些蛮,其渊源关系均与羌人相关。先秦时期,惧秦之威的羌人,南迁至丽江流域,与土著的濮人形成了摩沙夷,“随土著濮人入俗,达到和睦共处,互通婚姻,相互融合”③木丽春:纳西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6.,南迁的羌人与濮人共同繁衍了纳西族的先民。纳西族先民共有梅、禾、束、尤四个氏族,其中梅、禾、尤三大氏族部落,所居之地,汉时称之为越巂郡,是羌人活动地区。《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羌人迫于秦军的压力而出今青海河湟流域,“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

除此之外,从族源历史角度而言,像哈尼、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等族,均源自羌人系统。冉光荣、李绍明等先生,认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不讨论羌人对其的影响,则该民族的历史是不完整的④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任乃强先生,指出蜀南、滇北、喜马拉雅山脉等地的民族皆与羌人有关⑤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何光岳先生,也说“羌人的一支由岷山沿大渡河、大凉山南迁……后来定居于滇西,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形成了哈尼、傈僳、普米、拉祜、怒、基诺、景颇、阿昌、独龙、苦聪、拉基等族。”⑥何光岳.氐羌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方国瑜先生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认为白狼歌属于古羌语,虽然研究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与白狼歌诗的学者较少,但是这几种语言与白狼语是很接近的,它们属于一个语族的各族,其族源与羌人关系密不可分。由此而言,西南少数民族与羌人或多或少存在着亲缘关系,甚至其族源直接出自羌人系统。

三、羌族是一个“输血民族”

“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了血液”⑦谢佐.青海民族关系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27-28.。可以说,若没有羌人,今汉族及藏羌彝走廊非羌民族将失去重要源泉。历史上羌人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羌人的“汉化”过程、羌人的“藏化”过程、羌人及其支系的演变或者说羌人对藏羌彝走廊非羌民族的形成的影响。

羌人的“汉化”过程 羌人的“汉化”过程与汉人的形成紧密相关,尤其是先秦、秦汉、隋唐、宋元等时期汉人形成的重要阶段,汉人吸收了羌人成分才不断壮大。先秦时期是汉族前身华夏族形成期。阪泉之战后,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融合、繁衍,形成华夏族。炎帝居于姜水,姜姓。黄帝长于姬水,姬姓。炎帝与黄帝两大部落族群,皆为先羌族群⑧耿少将.羌族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姜姓部族乃是羌人之别称,顾颉刚认为:“羌和姜是一字:羌从人,作为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①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121.夏朝的建立者大禹。《六国年表》、《蜀王本纪》、《吴越春秋》等文献均记载,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兴于西羌,可以说禹是羌人无疑。殷商时期,据出土甲骨文载,当时有北羌、马羌等部落,殷商与羌的战争频繁,被俘之羌人,被商作为人祭牺牲,也有融于商人的羌人。周之祖先后稷,后稷原名弃,为姜原履巨人足迹而孕所生,姜原本是帝喾元妃,帝喾是华夏共祖,说明了羌人与华夏族的姻亲关系,羌与周是同源共生。童书业认为,周时期姬姓、姜姓、子姓族人是华夏族的核心组成部分。周武王依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建立周朝。羌人为周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故而周所分封许多姜羌诸侯国,如齐、申、吕、许等国。春秋战国时期,鲁、卫、晋、郑等国后宫有着不少羌戎妃子、朝臣。联姻是族群之间交流融合的一种方式,上层之间联姻带到下层之间的联姻,使得更多羌人融于华夏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华夏族被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形成,羌人为其输出不少。秦历公并大荔,尽占大荔羌之地。秦惠文王灭义渠国置陇西、北地、上郡,义渠羌人融于秦人。汉景帝为了隔绝羌胡,将羌人内迁,安置于陇西郡狄道、临洮、羌道等,使之与汉人相居,部分融于汉人。东汉时期,设置护羌校尉,官吏腐败压榨羌人,致使羌人大起义,起义失败为统治者内徙,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散落于关中各地,甚至进入中原地区。尤其是后秦政权的建立,加速了羌人的封建化与汉化进程。隋唐时期,唐朝与吐蕃在剑南道的争夺,迫使唐朝将道内的羌人内迁,使之与蜀地汉人杂居,部分羌人成为汉人。同样,党项羌经历了两次大内迁,使得他们聚居于今陕甘宁之地,为西夏立国奠定基础。西夏立国后,统治者借鉴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加快了其封建化进程。西夏亡国后,为蒙古统治者迁入中原地区,使之完全汉化,党项羌人从此消失于历史洪流之中。

羌人的“藏化”过程 学术界关于藏族的族源问题,藏族源自羌人,笔者认为藏族应是土著说与迁徙说的结合。从考古遗迹来看,藏族的主体部分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诸如拉萨曲贡人、昌都卡若人等。从历史文献来看,藏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他族成分,尤其是羌人,即羌人的“藏化”过程。《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谓:“羌无弋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至秦献公时,爰剑曾孙忍的叔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三河之地,是今青海河湟地区,为羌人活动范围。无弋爰剑入三河之地前,这里已有众多羌部。以今藏族的分布来看,三河之地是今青海藏族聚居地,越巂羌之地是今四川甘孜藏族和云南迪庆藏族的聚居地,广汉羌之地是今四川阿坝藏族聚居地,武都羌之地是今甘肃甘南藏族聚居地。以此而论,今西藏藏族由西藏土著人演化而来,其他藏区的藏族则是羌人的“藏化”而来。秦汉时期,今中国西北地区生活着先零、勒姐、当煎、当阗、封养、彡姐、卑湳、钟存、巩唐、且冻、傅难诸羌。尔后,西北诸羌之地为吐谷浑所据。《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言:鲜卑吐谷浑部,自辽东“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吐谷浑遂从上陇,止于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至吐谷浑曾孙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今甘青川地区,皆为吐谷浑所占。隋唐时期,吐蕃的崛起,先后兼并了苏毗、羊同、白兰等羌部,其后与唐争夺吐谷浑之地。至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诸羌故地尽为吐蕃所据。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国力空虚,维州、保州、松州等地均被吐蕃占领。吐蕃对其占领的羌人地区,从军政制度、财税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推行“吐蕃化”政策。在苏毗、羊同等地设置“茹——东岱”制度,该制度是从雅砻悉补野的部落制发展而来,吐蕃统治者对其占领的苏毗、羊同建立苏波茹,它与伍茹、叶茹、约茹、茹拉构成了唐代吐蕃的“五茹”地方行政制度。苏波茹辖有11个千户,羊同之地管辖10个千户。在被吐蕃征服的白兰、吐谷浑之地,设置节度使,如青海节度使、河州节度使等。吐蕃在占领的敦煌、若羌地区,实行的人均1突的“计口授田”尽显吐蕃部落制度下的平均主义,有十分浓厚的吐蕃特色。吐蕃在被征服的羌人地区,建立吐蕃化的僧官制度,委派吐蕃僧人亲赴青海、河州等地担任僧官,管理白兰、吐谷浑境内的寺院、僧侣及其财产。另者,吐蕃对其境内的羌人,使之学吐蕃话、学吐蕃文字、穿吐蕃服饰、与吐蕃通婚等①杨铭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J].民族研究,2010(4):76-79.。吐蕃境内的羌人经过“吐蕃化”的进程,为藏族的形成奠定基础。《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曰:“婢婢,姓没卢,名赞心牙,羊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羊同为吐蕃征服后,其大家族世代成为吐蕃的贵族,俨然已经成为吐蕃人。不仅只是羊同的“没卢”氏,还有苏毗的“末氏”、白兰的“仲氏”,《安多政教史》记载:今青海贵德县分布着一些与苏毗“末氏”相关的村落,如色末、色末村。直到11～12世纪,苏毗家族还活跃在西藏的历史舞蹈之上,如编撰《医学四续》的苏端意希赛。嘉绒瓦寺土司的起源,也与西藏小邦时代的“苏域雅苏”,即苏毗的朗地吉木雪存在关联②杨正刚.苏毗初探(一)[J].中国藏学,1989(3):36.。《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言:松赞干布“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与“苏毗、吐浑…兵八万保洮河自守”,不论是羊同、苏毗、浑羌,还是西南诸羌,已经视其为吐蕃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藏族的形成与壮大,与苏毗、羊同、白兰、党项诸羌的贡献密不可分。

总之,羌人作为西南地区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民族,其迁徙而演化的支系,形成了西南地区十余个民族,这些民族或同源异流、或异源同流、或同源同流。历史上羌人的迁徙路线大致存在三条路线,一是向西迁徙,二是向东迁徙,三是向南迁徙。羌人的第三条迁徙路线,是西南地区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民族走廊即“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从历史事实出发,西南民族地区被称之为“藏羌彝走廊”,是基于羌人对走廊内非羌民族的贡献。从考古学角度而言,黄河上游区域的先羌考古文化,是藏羌彝走廊内其他类型考古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从族源问题而言,羌人的迁徙及其支系的演变,使走廊非羌民族得以形成。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言,羌人壮大了汉族及走廊内非羌民族。评价羌人在藏羌彝走廊的历史地位,其实“藏彝走廊”被定义为“藏羌彝走廊”,是给予羌族历史地位最好的界定。

From“Tibetan and Yi Corridor”to“Tibetan-Qiang-Yi Corridor”: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Ancient Qiang People

YE Jian
(School of Nationality Studies,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Shanxi 712082)

Tibetan-Qiang-Yi Corridor;Qiang people;origin of nationality;Chinese or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the Qiang people;historical role

The Qiang is an ancient people that played unusual roles in the Tibetan-Qiang-Yi Corridor.The Corridor area was inhabited by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branches of the Tibetan,Yi,Burmese,and Jingpo nationalities.These peoples were either descendents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or became strong after assimilating the Qiang people.Therefore,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ancient Qiang people can be appreciated in the ethnic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Qiang and non-Qiang people and i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the"blood giver"in the Corridor as well as in archaeology.Redefining"Tibetan and Yi Corridor"as"Tibetan-Qiang-Yi Corridor"is a recogni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叶 健,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藏族、羌族历史与文化)。

K281/288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009-9506(2014)05-0001-08

1009-9506(2014)05-0001-08

2014年5月10日

①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彝走廊川藏交界地区多元化丧葬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1CMZ017)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