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下的探讨:抵货运动产生的驱动力量及其生成机制——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

魏国栋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不断欺凌，我国民众奋起抗争，屡次发动抵货运动。目前学界对抵货运动研究的成果甚多，但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抵货运动如何产生，仍为寥寥①［1］。笔者不揣浅陋，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运用社会学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对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行初步考察，敬请方家斧正。

一、“符号性事件”的出现与抵货运动产生的驱动力量

抵货运动是以抵制洋货为“唯一共识”或“共同诉求”，由不同的个人、群体及社会组织联合采取的集体行动。王冠华曾运用美国学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精辟地阐释了抵货运动的集体属性以及无法长期维持的原因，但未涉及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1］。关于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赞同“事件说”，认为抵货运动是在一定的激发事件刺激下产生的。但也有一些新观点，如“资产阶级成长说”“新兴群体说”“民族主义说”等［2］。从近代抵货运动的历程来看，笔者承认，抵货运动确是在一定激发事件的强烈刺激下产生的，并带有较强的对外抗争性［3］。在此，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学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对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行剖析，重点探讨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激发事件、内在驱动力量以及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等方面。

1.集体行动理论中情感论的理论阐释。西方学者(法)勒庞(Lebon)、(美)布鲁默(Blumer)、(美)特纳(Turner)、(美)贾斯柏(Jasper)等人都是集体行动理论中情感论的代表人物。

从情感角度研究集体行动的产生，勒庞是先驱者。他指出:群体(集体)不是简单的多人聚集，它需要有一种“集体心理”，即“其中的个体思想感情会全部朝一个共同的方向进发”;如果没有“集体心理”，那么聚集再多的人也形不成群体(集体)。他强调:“集体心理”的出现需要一个激发事件的冲击，这一事件能使人们爆发出“激烈情感”，从而使众多彼此独立的个人在心理意义上获得“群体特质”，即形成“集体心理”。他说:“很多时候，例如国家大事引发的激烈情感，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各自独立的个人获得心理意义上的群体特质。”［4］14

2.中日交涉旅大事件的渊源、过程及各地各阶层民众的反应。多数学者认为，1923年中日交涉旅顺、大连而日本拒不归还旅大，此一激发事件引发了全国性抵货运动的产生。旅大位于我国辽东半岛南端，背托东北大陆，扼渤海海峡咽喉，战略地位突出，晚清以来一直为俄日两国所觊觎。1898年俄国向清政府强租旅大，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战败，俄擅自“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旅大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238其后，日本于1915年5月同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及换文，袁政府同意将旅大租期延至1997年。但当时中国国会并未批准，以后历届政府也未正式承认。此后，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要求，称“旅顺为亚洲最重之要塞，大连接南满安奉二路，占商业上重要地位，日本得此，足以控制中国历史上北胡寇华所必经之通道，中国之安全从此岌岌不可终日矣”［9］19。巴黎和会是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对中国的合理要求根本不理睬。1921年召开华盛顿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团再次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租借地案，但遭到日方无理拒绝。

日本企图长期侵占旅大，中国则坚决反对。依据1898年3月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和1905年12月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的规定，旅大租借地应于1923年3月26日归还中国。但日本坚持按照1915年5月签订的中日条约，将旅大租至1997年。为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完整，1922年以来，全国各界纷纷发起收回旅大运动。7月，辽宁各界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向全国呼吁收回旅大。10月，国会议员刘彦、张树森等向众、参两院提出《民四二十一条中日协约无效案》，由众、参两院通过，当“主席宣告全案成立时，全场起立，鼓掌之声，震动屋瓦”，这就从法律上正式宣告1915年中日条约彻底无效［10］。11月，全国商联会召开大会，集体上书北京政府，称“日人强迫我之二十一条，……已由我复活之正式国会议决撤销，是辽东半岛展借之期已无根据，所租年限应截至明年为止”，且宣布“举国商民誓不承认”。［11］

随后，中国于1923年3月10日正式照会日本，声明“所有民国四年五月廿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应即全部废止”，并要求日方指定日期以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废约后的其他问题［12］632。但日本于14日悍然拒绝了中国要求，诡称中国违背国际信义，擅自废除“成约”。

日本拒不归还旅大的消息传至国内，举国上下义愤填膺，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浪潮。3月18日，商联会召开评议会，就废弃“二十一条”及协商接收旅大问题，提出《警告国人一致对付案》。会后，天津商会代表杨明僧“以事关国权、国土，商会讵能置之不顾”为由，同各省商会代表赴外交部请愿［13］。同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决定联络全国商界抵制日货，与日本断绝一切经济往来［14］。2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议决26日举行反日游行示威［15］。24日，中华民国救国会、中华女子救国会、国民外交后援会等14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通电全国，急起作否认二十一条之大示威运动;督促政府，速向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16］。

25日，上海总商会举行市民大会，参加者两万余人，高呼“收回旅大主权”“否认二十一条”，商界正式宣布抵制日货［17］554。26日，北京30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及一些社会团体齐集天安门，举行反日游行示威，并召开国民大会［18］。28日，全国商联会、京师商约研究会等举行游行示威，数千人手持白旗，上书“不承认二十一条”“力争收回旅大”［17］549。

3.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符号性事件”及其内在驱动力量。结合西方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我们来分析促使1923年津埠抵货运动产生的激发事件及其内在的驱动力量。如前揭，从中日交涉旅大事件的渊源可知，日本乘战争之机将旅大窃取，虽在1915年与袁世凯签订密约，但未得到中国国会之批准，且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也未承认，所以日本缺乏继续强占旅大的法律基础，故而中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乃至1923年3月提出收回旅大的要求完全合法合理。但是在1923年3月中日政府正式交涉旅大的过程中，日本却蛮横无理拒不归回旅大，此激发事件最终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反日怒潮。从情感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激发事件即为具有“道德震撼”意义的“符号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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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当日本拒绝归还旅大的消息被国人得悉，这一“道德震撼”的消息彻底击碎全国民众渴望旅大回归到祖国怀抱中的殷切期盼，也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民众满腔赤忱的爱国情感，全国民众对日本在道德情感上彻底“愤怒”，“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各地工、农、商、学等阶层针对日本拒不归还旅大这一标志性的“符号”，他们的思想情感开始“朝一个共同的方向进发”，即向对日本“一致的反感”的方向凝聚，各地各阶层的民众纷纷聚集起来商议，在聚众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致反抗日本强权、声援政府收回旅大的“共同的看法或规范”，最终对日本“共同的愤恨”与共同的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等反日爱国情感，即“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喷薄而生。在“集体心理”的驱动下，广大民众及社会团体慷慨激昂、奔走呼号，在实践中通过合法制度许可的多种渠道，发动了一系列集体行动，如前文所述的游行、请愿、召开大会乃至商讨抵制日货运动，这些集体行动充分地表达了对国家收回旅大外交活动的坚定支持和对日本霸权行径的一致挞伐。

所以，笔者认为，抵货运动的参与者所形成的“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即对列强(日本)“共同的愤恨”与共同的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等爱国情感是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内在驱动力量。

二、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

前文在宏观层面上分析了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激发事件与内在的驱动力量，以下我们以津埠抵货运动的产生为个案，在微观层面上分析抵货运动在心理机制上又是如何生成的?意谓:抵货运动产生所需要的“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阶段和环节才能生成?它又是如何转化为集体行动的?

1.勒庞的情感感染论与布鲁默的集体行动形成论的理论概述。勒庞在剖析了“集体心理”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之后，进而指出“集体心理”的形成有赖于独立个体情感之间的“相互感染”与“相互影响”。他提出情感具有“感染性”的理论，指出:“所有的情感和行动在群体中都有感染性，它甚至可以把个体感染到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4］19在群体中，每个人都特别容易接受他人“暗示”，彼此的“暗示”又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染”。他强调:“其实群体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时时在期待被关注，因而他极容易受人暗示。最开始只是一个示意，经过相互感染，很快就进入到群体中所有的人的头脑中，于是一个事实即刻降临，群体一致的倾向性情感得以形成。”［4］28那么，独立个体之间“相互感染”与“相互影响”下产生的“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的具体生成机制又如何?“集体心理”又是如何转化为集体行动的?

布鲁默在汲取勒庞的情感感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是如何生成的，提出了集体行动形成的理论。布鲁默指出，集体行动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循环反应过程”，它包括三个阶段: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

第一阶段——集体磨合:由于出现了某个激动事件，人们受到此事件的强烈刺激，情感上开始感到极大挫伤，他们四处乱转，内心惶恐不安，似乎在寻找什么，或又在逃避什么，于是人们开始聚集起来商讨。

第二阶段——集体兴奋:随着内心不安感的增强，人们在聚众中极易受到他人情感的暗示及刺激并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反过来对原有的情感及行为产生刺激作用，从而形成了循环反应。循环反应把人们的情感推向高潮，某种共同的愤恨情感得以产生，于是形成了集体兴奋。

第三阶段——社会感染:集体兴奋的过程也是情感相互感染的过程。它使群体在心理上逐渐聚焦，从而造成心理上的一致倾向，共同的愤恨情感进而形成。随着人们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强，群体成员会感到群体的聚众行为是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便进入了集体行动的爆发阶段［19］170－177。

可见，在布鲁默看来，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是集体行动生成的三个相承接的基本心理阶段。

2.1923 年津埠抵货运动的具体产生过程。1923年3月14日，即日本拒绝中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收回旅大的当日，哈尔滨商会致电天津商会，要求“一致进行，鼓吹民气，以壮我政府声援”［20］。当时，代表津埠各界的主要社会组织是天津各界团体代表会议。②3月21日，天津各界团体代表会召开会议决定:(1)请各商家在门前悬挂白旗，上写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字样。(2)本月二十六日，在南开操场开市民大会，请各商家派人前往，去时携带手旗或国旗或本公会之旗，或写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之旗。团体代表会还委托商会通知各商“按照上列办法一律实行，并希速速”［21］4874－4875。随后，商会张贴布告，通告商民“26日在南开操场开市民大会，请各商家派人前往多多益善”［22］，并呼吁“事关外交，凡我国民，自应同作后盾”［23］。

在团体代表会与商会充分“暗示”与刺激下，26日，市民大会隆重召开。与会者约二十余万人，成群结队，手执白旗，大声疾呼“还我旅大”“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大会提议全埠民众采取实际行动来抵制日货。当时有一些外国人在场，亦为民气如此蓬勃而肃然起敬，“某西人之脱帽致敬者”。时人慨叹:“以民气如是蓬勃，我国前途尚未可量，我同胞本此民气，积极力争，实行最后之经济绝交主义，坚持到底，终有圆满达到目的之一日。”［24］与此同时，商会下属的照相同业公会、木器同业公会、织染同业公会等纷纷开会，通知各同业商家悬挂白旗，并开始研究抵制日货的具体方法［25］。胶皮车同业公会议决“对于日本外带，暂不购买”［26］。在日本设有分庄的商家也致电其分庄“嘱其停购日货，暂行收束账目，以备回国”。津埠日商“多忧形于色，深恨该国政府之侵略政策为不当”［25］。

市民大会过后，抵制日货提上日程，发动抵货运动非商会直接行动莫属。所以，团体代表会不断加强与商会的沟通，它于27日、28日两次致函商会，称“贵会为商家重要机关，对此问题定有妥善办法”，并提议“派代表来会磋商抵制日货事宜”。［21］487529日，团体代表会派方卓陈、刘雁宾、朱述尧等人前往商会磋商。方、刘、朱到达商会，恰逢商会秘书长夏琴西在场，夏琴西就抵货事宜当即给卞月庭会长打电话，卞道:会上是和议制，吾自己不能主持，总得想个办法，千万别像从前的样子。他决定于4月3日召开会行董会议共商此事［27］。同日，团体代表会公布对商宣言，声明:“以此宣言发表日为购订日货之截止期，在此截止期后购订之货，皆认为违背公约。”［21］4876－4877但由于商会未正式采取行动，此宣言对商家约束力不强。在津埠民众的一致要求下，由天津商会直接领导的抵货运动已迫在眉睫。为此，天津商会于4月初顺势发动了抵货运动。

3.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按照勒庞与布鲁默的理论路径，津埠抵货运动经历了不同心理阶段及环节。

首先，津埠抵货运动的产生是在1923年中日交涉旅大这一“符号性事件”的强烈刺激下爆发的。日本拒不归还旅大使津埠民众爱国情感受到极大挫伤，内心开始愤懑不安。于是人们聚众起来商讨对策，如天津各界团体代表会于3月21日开会商议，人们聚集在一起，畅所欲言、共商国是，人们的情感又“相互感染”与“相互影响”，即进入了“集体磨合”阶段。可见，这一阶段中包括强烈刺激—聚众接触—集体磨合等环节。

其次，21日团体代表会做出了让商家悬挂白旗和召开市民大会等决议，并且通过商会张贴的布告对津埠民众充分地起到了“暗示”作用，使对日愤恨的情感逐渐在各阶层中蔓延开来。26日市民大会召开，在大会上，各社会团体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展示了各阶层民众强烈的反日爱国情感，民众皆高呼“还我旅大”“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等“感染性”话语，对日愤恨的情感一时之际在津埠的工、农、商、学等各阶层中快速感染与传播，各阶层民众彼此又充分摩擦与互动，进一步地循环刺激与反应，这更加强了个体、群体、组织之间的感染力与凝聚力。各阶层对日愤恨的情感渐趋一致，且日益高涨，各阶层民众出现了“集体兴奋”。可见，此阶段中包括充分暗示—循环反应—集体兴奋等环节。

最后，市民大会之后，团体代表会通过向商会致函和派代表前往等方式，与商会积极地展开信息互动，商会下属的同业公会也纷纷开会商讨抵货事宜。团体代表会与商会、各同业公会之间的互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鼓励和支持，整个津埠呈现出了“社会感染”的氛围。时人道:“本埠市民连日对外交问题咸抱坚决，力争主张，故挂白旗也、市民大会也、游行会也、讲演团也。轰轰烈烈，警动全城。然此仅表示民气与民意也，根本问题仍在抵制日货，使其身受痛苦，有所觉悟，为不可稍缓者也。乃连日仍未进行者也，系俟商会开会解决。”［28］此时，津埠民众已处于情绪极其亢奋、情感急需喷发的状态，各阶层的“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也已形成，随着人们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强，人们会感到抵货运动有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于是心理层面上的“集体心理”就转化为实践层面的集体行动——抵货运动。可见，此阶段中包括社会感染—集体行动等环节。

综上可知，抵货运动生成的机制包括的具体阶段与环节有:强烈刺激—聚众接触—集体磨合;充分暗示—循环反应—集体兴奋;社会感染—集体行动等。

三、结 论

历史是“过去”形成的事实，这一事实主要由人的活动谱写而成，而每个人乃至每个群体都具有情感，因此就会给“过去”打上深深的情感烙印。在每一历史事件发生、进行乃至终结的过程中，人类情感往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的角度看，抵货运动的产生需要一个具有“道德震撼”意义的“符号性事件”来激发。民众的“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即对列强(日本)“共同的愤恨”与共同的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等反日爱国情感，它是抵货运动产生的内在驱动力量，直接推动了抵货运动的产生。

从微观的角度看，深入剖析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可发现它的具体阶段与环节包括:强烈刺激—聚众接触—集体磨合;充分暗示—循环反应—集体兴奋;社会感染—集体行动等。只有当“集体心理”(“共同的心理”)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了，才能在实践层面上转化为集体行动。

在抵货运动中民众爆发的对日“共同的愤恨”与共同的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等反日爱国情感是一种从内心焕发出的最诚挚的情感。当国家主权受到践踏、当神圣领土受到侵占，每个有正义感、责任感、有血性的炎黄子孙都会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这种爱国情感是中国人民不惜任何代价来抗拒一切蔑视和羞辱，赢得国际承认和维护自身尊严的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这种爱国情感对激发全国规模的抵货运动起着关键作用，它赋予抵货运动以神圣的意味，并在具体行动中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注释:

①关于抵货运动研究的代表著作有:金文恢:《抵货研究》，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教导部出版，1930年;［美］雷麦:《中国抵货运动研究》(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巴尔的摩，1933年;邵德厚:《抵制日货之考察》，正中书局，1933年;菊池贵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构成:抵制外货运动研究》，东京大安出版社，1966年;Delber L.McKee: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 1900—1906: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Detroit，1977;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美］黄贤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②天津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成立的，由津埠一百多个社会团体组成。

［1］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J］.历史研究，1999(1):5－21.

［2］吴志国.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研究(1905—1937)［J］.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3］［美］雷麦.中国抵货运动研究［M］(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巴尔的摩，1933.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5］［英］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Turner，Ralph H and Lewis M 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7.

［7］Jasper，J＆Jane poulsen 1995，“Recruiting Strangers and Friends:Moral Shock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nimal Rights and Anti－Nuclear Protests.”Sociological Forum 13.

［8］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M］.天津:天津大公报社印行，1932.

［9］程道德，郑月明.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0］满洲报［N］，1923－11－24.

［11］商联会主张收回辽东半岛［N］.民国日报，1922－11－11.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3］杨明僧述外部交涉谈［N］.大公报，1923－03－26.

［14］武汉各团体注意外交［N］.晨报，1923－03－24.

［15］京学界将为旅大案游行［N］.申报，1923－03－26.

［16］旅大今日理应收回［N］.晨报，1923－03－26.

［17］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8］昨日为收回旅大示威运动［N］.晨报，1923－03－27.

［19］Herbert Blumer，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in Alfred McClung Lee(ed.)，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Barnes＆Noble，lnc，1946，PP.170～177.

［20］哈尔滨商会致津商会电［N］.天津:大公报，1923－03－15.

［21］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2］昨日各团体代表开会会记［N］.大公报，1923－03－26.

［23］津人一片力争外交声［N］.大公报，1923－03－26.

［24］气吞山岳之市民大会［N］.大公报，1923－03－27.

［25］津民力争民气之激昂［N］.大公报，1923－03－25.

［26］力争外交中民气之澎湃［N］.大公报，1923－03－30.

［27］团体代表与商会之谈话［N］.大公报，1923－03－31.

［28］抵制日货中商人之奋起［N］.大公报，1923－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