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与自尊的关系：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

(四川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成都 610066)

一 问题提出

自尊是个体人格的核心因素之一，青少年时期则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期。自尊作为重要的人格成分，与个体健康人格以及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1]。研究证实，在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自尊可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2]，青少年期自尊呈下降趋势，到成年早期开始逐步上升[3-5]。

当要求进行自我评价时，个体通常都会对自己作出积极偏好的评价[6]，这就涉及到社会赞许性的问题。社会赞许性是指个体为了得到认可、维护自尊，使自己看起来更适合社会需要，倾向于使自己的态度、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和愿望的一种动机性倾向。低赞许情境下被试不知道测验的真正目的，不受社会期望的影响，完全按照自己固有的赞许特征做出反应；而中或高赞许情境下，赞许动机偏高的被试在了解测验目的的同时，受到情境压力的影响，对情境反应更敏感[7]。近年来，有研究者将社会赞许性视为一种人格特质，探讨其与自尊的关系[8]。严顺琴和张宁发现社会赞许性能预测自尊[9]。陈红花也发现外显自尊可以预测受社会赞许影响程度[10]20。

余安邦和杨国枢基于文化背景发现，个体成就动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成就动机取向上，他们依据文化特质把成就动机分为个我取向和社会取向两种类型，在东方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主要以社会取向为主[11]。然而张兴贵研究我国汉、藏、回、维族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发现，中国当代大学生以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为主，并且显著高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12][13]。研究者围绕自尊水平与动机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发现成就动机能够预测自尊水平[14][15]。

社会赞许性可以是刻意造成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反应[16]。赵志裕等人通过对中美文化的研究发现，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体现在人们按相应的文化要求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加强追求个人目标的动机[17]。杨国枢发现，在中国人们通常以能彻底地遵守与实践某些主要的社会规范作为人生的最大成就[18]21-54。由此可见，社会赞许性影响个体的成就动机。考察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三者关系可以发现社会赞许性能预测自尊[9][10]，成就动机也能预测自尊[14][15]，而社会赞许性影响个体的成就动机。因此，可建立社会赞许性通过成就动机影响自尊的路径模型。

人们不仅是通过他们移植的、获得的观念来维持价值，形成自我尊重，同时也依靠文化生成的价值观念标准来判断其行为[19]。因此，汉、藏民族的文化差异将会导致汉、藏族个体的自尊水平的差异性。回溯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关于自尊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汉族学生，极少专门涉及独特文化背景下的藏族儿童青少年。因此，本研究以藏族中学生为对象，从文化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探讨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三者之间的关系。

自尊作为人格要素，其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年龄特征，初中逐渐上升，高三明显下降，随后又上升[2-5]。也有研究表明成就动机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高中生成就动机低于初中生[20][21]。从发展角度看，社会赞许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也会随年龄增长而改变。因此，考察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三者关系时还需考虑年龄特征，而中学阶段正是个体追求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因此，本研究选取初、高中藏族学生，同时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不同年龄段三者间的关系。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2013年5月从玉树某民族中学抽取藏族学生281人，删除无效问卷后，有效被试260人，其中男生124人、女生136人，初中107人(男生58人、女生49人)、高中153人(男生66人、女生87人)。

(二)研究工具

1.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SES)，共10题，为5点记分，从“1”到“5”表示“完全不是这样”到“完全是这样”，其中正向、负向计分题各5道题。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在本次测量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2.成就动机量表

取自余安邦与杨国枢编制的成就动机量表，分为个我取向成就动机量表(SIOAM)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量表(SSOAM)两部分，各选10道题，采用Likert式5点记分。本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成就动机量表为0.95，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分量表0.93，社会取向成就动机分量表为0.90。

3.社会赞许量表

采用Marlowe-Crowne社会赞许量表(MCSD)，由杨国枢翻译修订，共8个题目，其目的在于测量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意欲符合社会期望的程度[22]484-485。分数越高，表示个人的社会赞许性越强；分数越低，表示个人的社会赞许性越弱。在本次测量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三)施测程序

团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被试完成问卷约需15分钟。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三 结果与分析

(一)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表1.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1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以及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正如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所示，藏族中学生自尊、社会赞许性在性别上差异显著，自尊、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年级上差异显著，其余变量的差异不显著。

(二)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的关系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显示(见表2)，藏族中学生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与社会赞许性、自尊的相关均不显著，因此不作进一步的分析。藏族中学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的绝对值在0.15-0.38之间，预示着三者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表2.各变量的相关矩阵

为检验藏族中学生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张雷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23]。首先做自尊对社会赞许性的回归，结果显示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能显著预测自尊，β为0.13(p<0.05)。其次，做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对社会赞许性的回归，结果显示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能显著预测个我取向成就动机，β为0.17(p<0.01)。然后，以自尊为结果变量、社会赞许性为预测变量、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作用模型(如图1)。当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进入方程后，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直接效应(β=0.07)不显著，方差解释率从4.6%提高到15.1%，说明藏族中学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8.4%。

图1.藏族中学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中介模型

(三)不同年龄阶段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的关系

表4.藏族中学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社会赞许性与自尊的相关矩阵

本研究把被试分为初、高中两个组，以考察不同阶段的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的关系。首先，对各个组的变量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藏族初中生，除自尊与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相关显著外，其余变量间均无相关；藏族高中生，除自尊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间无相关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均显著，r绝对值在0.16～0.36之间。

图2.藏族初中生社会赞许性、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关系的路径图

图3.藏族高中生社会赞许性、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关系的路径图

通过回归分析建立各组的路径分析图(图2、3)，可以看出，藏族初中生，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显著，β为0.37(p<0.001)，说明此阶段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的关系更明显。藏族高中生，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独立预测作用(β=0.16)显著，方差的解释率为2.7%。当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进入模型后，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间接作用(γ=0.22×0.36=0.0792)显著，而直接作用(β=0.09)不显著，方差的解释率提高到13.0%，说明藏族高中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5%。

四 讨论

(一)藏族中学生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藏族中学生社会赞许性、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间的相关均显著，社会赞许性与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均能显著预测自尊，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这与本课题另一研究“汉族青少年成就动机、社会赞许性与自尊关系”结果不一致。在汉族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发现：社会赞许性、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间的相关均显著；社会赞许性、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能独立预测自尊；社会赞许性在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

对于藏、汉族学生在路径模型上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藏、汉族学生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受到不同文化、社会规范、价值观、家庭教养方式等的影响，因此，两族学生在心理发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会有所不同。汉族学生受儒家文化影响，逐步把道德标准与社会规范内化而完成自我发展，通过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来避免社会批评、逃避惩罚[18]。这使他们倾向于以社会规范与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们做出的反应更多地符合社会的要求和标准。在社会化过程中，藏族学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藏族文化强调行善修好、谦让知足、与世无争、安贫乐道、博爱[5]；佛教主张人们在现世中忍耐、克己、顺从、受难才能顿出“苦海”[13][24]，他们逐步形成一种约束个人行为与价值的内在标准。藏族学生从小生活在宗教朝圣文化的环境中，而宗教朝圣的基本功能则是消除自己的原罪感、应对现实的挫折感、获得来生的希望感[25][26]。换句话讲，藏传佛教的朝圣文化更多的是对信徒自我的规范，这样会更多地影响他们个我的内在价值判断标准的发展，因此，藏族学生的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紧密。

(二)不同年级藏族中学生成就动机、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的关系

本研究还发现，藏族初、高中学生的社会赞许性、成就动机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初中阶段，藏族学生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自尊的相关显著，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能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这与“汉族青少年成就动机、社会赞许性与自尊关系”结果一致。此阶段，初中生个体自我意识迅速发展，自尊心强，自我评价有所发展却还不能全面地评价自己，他们一方面渴望自主独立，表现出强烈的“成人感”；另一方面敏感、主观、偏激，表现出“自我中心”，又渴望受人尊重，希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严[27][28]。初中生对社会规范及价值体系还比较模糊，还不能根据社会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或反应，因而，其社会赞许性与自尊的关系不明显。个我取向成就动机是一种个人想要超越某种内在决定的目标或优秀标准的动机心理倾向[29]。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或标准以及对其行为结果作什么样的评价，都是由个体自己决定的。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的不同，藏族家庭一般不会对孩子从小就过度照顾，过度保护，藏族孩子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能力要强于汉族孩子[30]。且藏族学生从小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把宗教伦理当成其价值核心，并以此对社会作出价值上的判断和认同。由此可见，藏族学生的个人取向自我，即个人的自主、独立及自足能力非常明显，其自尊受到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影响也比较显著。

藏族高中生的社会赞许性与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对自尊的独立预测作用均显著，可以看出，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作用开始彰显。通过层级回归检验中介效应，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进入方程后，社会赞许性对自尊的直接作用不显著，说明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青少年自尊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家庭、学校、同伴团体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家庭是主要和直接影响儿童社会化的机构及场所，在藏族社会，父母的宗教信仰、虔诚态度和宗教情感都会潜移默化渗透到儿童的思想行为之中。藏区极为普遍的隔代抚育的家庭教养模式，通过祖辈加强了儿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观念[31]。家庭、社区和社会对藏族青少年一致的宗教期望，使他们不仅仅在社会期望中实践相应的行为，而且还在自己不断的行为和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中认识自我，并最终确定自我形象[26]。在藏族学生社会化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社会化逐渐成熟，同时高中生的自我意识也高度发展，自治、独立的愿望也进一步增强，更加关注自我的发展，对自己的评价更为客观、深刻[32]6-8。因此，藏族高中生的社会赞许性通过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对自尊的间接作用更为明显。

五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藏族中学生的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

(二)藏族初中生的自尊与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相关显著，与社会赞许性相关不显著，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能显著正向预测自尊；

(三)藏族高中生的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在社会赞许性与自尊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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