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战略定力，加速建设海洋强国

岳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当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当前，我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也需要不断加以维护和拓展。这些都需要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加以保障。本刊就建设海洋强国这一议题专访了海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

建设海洋强国是

中国战略的重大转折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这一战略突出的背景是什么？

杨毅：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着眼于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需要，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自然地理位置来讲，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我们周边接壤的邻国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同时在海洋，毗邻国家也很多，我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一万八千多公里，此外我们还有多达6000多个岛屿。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般都是大陆观念比较强，所谓的“天下”，似乎就是陆地。我们历来都强调守土有责，而从“守土有责”这个词上就能看出，人们观念的着眼点在陆地上面。自古以来，我们国人的海洋意识确实比西方列强差得很多。早在十七世纪，西方列强像葡萄牙、西班牙，包括英国，他们都已大规模派战舰到海上掠夺，包括占领殖民地，而中国的皇帝却仅仅巩固自己在陆地上的统治。我们看到历代皇帝一登基都在修建宫殿甚至修建陵寝。中国的皇帝们没有海洋观念，尽管在明朝的时候，郑和曾经7次下西洋，当时由郑和率领的船队的航海力量在世界上是最强的，但那只是航海力量，而不是海军。郑和下西洋，尽管有7次，但是更多的是通过颁发赏赐的形式宣扬国威，最多是进行一些贸易，传播明朝皇帝的威德，并没有利用强大的航海力量进行领土拓展与征服。即便这样的情形，也没有持续太久，中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陆地国家。

近代史上，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最初和最多的侵略就是从海洋而来，包括鸦片战争。近代史上的伤痛对于中国人来说记忆深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面临严重的军事压力，开始是来自美国，后来是来自前苏联。我们的军事防御任务主要防止敌对国家对我们祖国大陆的进攻，甚至连海军的任务也是协助陆军进行“反登陆作战”。由于对海洋方面的投入不够，导致我们海洋权益长期受到侵蚀，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南海有关国家开始大肆占据我们的岛礁领土。直到8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就提出，要研究制定海军战略，这在当时还受到不少人的非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增多，海洋意识也不断提升，特别是我国的能源供应对海外的依存度在逐年提高，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挑战也日趋严重，人们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意识也在随之不断增强。

从国家受到的安全威胁的角度看，我们除了跟印度还没有解决领土争端，其他陆地方向都没有大的问题，总的判断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针对我们领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而来自海洋的安全威胁则是有增无减。

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我国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军队和其他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党中央适时采纳了各种有关经略海洋的政策建议，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海洋问题。到了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这不仅对我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我国的战略思维的重大转折，在国际上的震动也非常大。

国外的一些战略学者对此非常敏感，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巨大转变，认为这种战略观念的转变必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将严重地冲击国际战略格局包括海上安全格局，从这个角度讲，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长远的。

领导文萃：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积累来建设海洋强国？

杨毅：当然，建设海洋强国不能单靠观念的转变，还需要相应的力量来支撑。力量的积累和观念的提出，它是同步的，并不是说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再完成一件事，也不是说我们力量积累得差不多了再提出一个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有客观需求反映到人的认识上，而人们的认识提出的观念，反过来对客观现实进行改造。海洋观念的强化必然促进海洋力量的建设。我们讲的海洋力量不只是军事力量，还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海上运输力量。我们中国目前的海上运输力量，应该说是No.1，我们的海洋远洋公司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大。

第二，就是海上的科考力量。海上科考包括南极北极，海上的钻井平台科考以及其他海底探测等等。中国的“蛟龙号”在世界上也处于非常重要的领先地位。“蛟龙号”至少不亚于我们的探月计划。探月计划轰轰烈烈，但是“蛟龙号”是扎扎实实，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和长远的利益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就是海上的执法力量。国家的利益需要保护，每个大的海洋强国，都有统一的强大的平战结合的海上执法力量，比如像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平时归运输部管，但它是完全按军事建制，警卫队的司令是中将，军服跟美国海军是有区别，颜色稍微浅一点，遇到战时，它就隶属美国海军部指挥，马上成为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它的平战转变非常好，美国在这方面是领先于世界各个强国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及时决定把我们原先分散的几支海上执法力量合并成统一的力量——中国海警。我们已经看到了重新组合的海上执法力量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四，就是海洋作战力量，即军事海军。这更是海洋力量建设的骨干，或者是一个支柱。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海洋作战力量就难以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中国近年来就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不断加大对海军建设的投入，我们的海军在武器装备、指挥体制、远洋训练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方面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跃。

领导文萃：海洋权益被视为海洋科技、海洋生态和海洋经济的前提，维护海洋权益这个前提我们怎么实现？

杨毅：关于海洋权益，我们首先要看中国的海洋权益在哪里。首先，要坚决地维护自己领海的安全；第二，要充分利用和保护我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延伸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开发利用公海的海底资源，包括海上通道，当然还有极地——北极和南极。海洋权益绝不是近海这么简单，不仅仅是东海南海黄海渤海，而是大海洋权益的概念。提到海洋权益的维护，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海洋权益已经受到了，而且还在继续受到严重的侵蚀。有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比如南海，我们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内的海域，有154万平方公里已经被别的国家声称拥有，进入面积最大的国家就是越南，是占了比较多的，还包括其他国家。

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 第一，就是以前我们的海洋意识不强。第二，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那些国家趁机占领岛礁。后来我们想收复，也没能实现，当时我们的海军力量还比较弱，台湾问题又一直牵扯我们巨大的军事资源。所以，对海洋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力不从心。当然，一个更大的战略背景是美国的存在，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头号海洋强国，无论是在科考、运输、军事方面那都是独步武林的，美国对我们发展海军力量非常警觉。美国2010年提出“战略再平衡”之后，不断强化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海军力量，对我们形成巨大战略压力。

现在，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海上运输、海上执法、海上科考，特别是海上作战力量——人民海军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再加上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海洋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央的战略决策的位置上，这对于维护海洋权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就是大的战略方向，必然牵引整个维护海洋权益的综合方面的问题。

领导文萃：中国与东盟努力建设一种良好的双边以及多边关系，但是中国又与多个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在维护海洋权益的同时必然会与这些国家产生摩擦，这似乎是一种两难选择，如何破解？

杨毅：翻看历史，中国对东盟的投入，对于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对于改善稳定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实赢得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理解和拥护，认为真正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还是中国。当然事情是会发展变化的，友好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而国家利益才是永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我们中国跟相关的海洋权益的声索国的矛盾突出，再加上域外势力的介入，在这两个背景下，出现地区在海洋方面的一个不稳定状态。

我们目前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方面，第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的因素。我们在发展中，一直在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政策，我们不是凭借日益增强的力量来夺回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岛屿，而是耐心地与相关声索国进行对话。然而事与愿违，少数国家还在不断继续地向我们进行挑衅，而一旦我们要采取维护自己权益的行动，他们就高喊中国“以强凌弱”。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困境。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介入。2010年美国的战略调整，向亚洲“转身”，后来把它改称为“战略再平衡”，就利用了中国周边的情势包括在海洋方面的冲突，在南海方面东海方面，美国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挑动或者加剧了中国跟周边国家在海洋方面冲突的力度。所以，这方面我们中国是受着多方面夹击的，这是难以忽视的现实，它使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中国单单对东盟，也不是中国单单对东盟的声索国，后边还有美国的因素。当然，现在日本也是其中的一个负面因素。

领导文萃：那么，如何看待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端？

杨毅： 首先，中日之间在东海包括钓鱼岛海域的争端，背景不要单单放在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这个争端，为什么激化呢，主要是日本在2012年9月11日所谓购岛，“国有化”强化了日本的国家的主权存在。这标志着日本在外交上、政治上向中国发起了挑战，我们这口气是不能忍下去的，所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维权，由过去的静态平衡，转向了动态平衡。而在动态平衡当中，我们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一年来，我们从过去在钓鱼岛的不存在，少存在，到了存在、短时间存在到比较长时间存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这是一个由坏事变好事的过程，应该要看到这一点。在维权当中，不仅仅是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博弈，背后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因素。

其次，2013年整个的中国大外交体现了软硬实力的综合提升。我个人认为，新的一届政府在推进周边外交方面，大有可书，我把中央的举措总结为四句话：就是“突出重点，着力支点，冷静布局，塑造态势”。习近平主席2013年初访问俄罗斯，访问拉美，然后跟美国总统会谈，巩固跟俄罗斯的关系，稳住了跟美国的关系。李克强总理通过访问欧洲，巩固了同欧洲的重要经济关系。然后，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这几个大点，最后收官之笔是习近平主席参加APEC会议，包括李克强总理参加东亚峰会，这把中国周边整个稳住了，我们的外交形象提升了。我们突出合作为主线，以构建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主轴，是非常聪明地展现了软实力。硬实力方面就是我们军队的表现，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准备打仗和打胜仗”的号召，全军各部队加强了针对性的实战训练，武器装备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领导文萃：中国海军举行演习时，日方军舰进入演习队列并长时间停留，民间舆论认为中国在此事上表现软弱，您怎么看？

杨毅：在这一事件中，日本是违反国际惯例的。我们采取外交上进行抗议，包括国防部发言人也是外交抗议，只不过是军事外交抗议，而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没有把它击沉，表面上似乎好像不是很解气，但是实际上这样做比较克制，比较适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倒希望给你挑事，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大的冲突，它可以借机加快政治转型。

我们谈到日本，不得不对安倍政权目前的政治，包括战略思路，简单剖析一下。安倍想利用目前整个的动荡局势，一个是美国财政困难缺钱，需要盟友出钱出力，以弥足自己的力量不足这个缺陷。一个是利用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争取民众对他的支持，因为日本民众当中和平主义这个根基比较深，他利用“中国威胁我们，我们日本需要强大，美国不可能靠得住，必须靠自己”来争取国内支持；在国际上争取美国的同情，“你看中国这么威胁我，我是无辜的，我要增加军事力量”，通过这个企图来推动它的政治转型，摆脱二战造成的格局对它的限制。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应对，我觉得大体上是得体的，如果说我们不够强硬，还是因为我们力量不足使然。

所以，在钓鱼岛博弈中，总的来说，我认为2013年跟2012年相比，整个态势不一样，即由过去的不存在，完全属于守势，现在虽然不能叫攻势，最起码是战略僵持，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这个力量平衡的天平是会越来越朝着我们的方向倾斜，这个有利的趋势会越来越突出。

领导文萃：舆论似乎并不这么乐观，而且在公共舆论平台上，有许多过激言论，对此您如何看？

杨毅：中国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从舆论、观点的多元化，特别是网络语言方面的自由度来说，我们一点不比美国差。网络的能量被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地放大了，而这些所谓被放大的能量往往是那些过激的、吸引眼球的、赢得掌声的，大家容易记得住，而温和的所谓比较中性的，或者是比较理性的，反而不突出，甚至容易被人家骂“太软”。网络舆论多元化，甚至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规范化。

建设海洋强国要坚持良性竞争

领导文萃：中国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是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但是即便是和平发展，要想成为一个强国，也必须要面对竞争。那么，中国要怎样处理竞争？

杨毅：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强调合作，强调和平，而忽视或否认竞争，那是不现实的，是理想主义，或者叫白日做梦。但竞争关键要看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是促进竞争参与方的共同提高，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竞争当中才看出自己的劣势，然后向先进那一方看齐，这样才能进步。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包括整个国际关系历史，都是贯穿着竞争的过程。但是，第一，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积极的；第二，把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让它演变成恶性竞争继而失控，因为那会爆发冲突。

就这方面来说，中国和平发展，包括建设海洋强国，首先就是做到“要维护国家利益坚定不移，同时要照顾别的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贡献” 。比如讲，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必然有我们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包括海上力量的建设，我们将来拥有强大的航空母舰舰队。我们必然要保护我们的海洋通道畅通无阻，不受海盗的袭扰，不受别的国家的阻断，同时，我们维护海洋通道的畅通，不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邻国和其他依赖于外贸、能源供应和外贸依存于海上通道的国家，就这方面而言，大国的竞争中，有合作的一个会合点。

以美国和中国为例，有竞争关系，但是在维护海上和平，维护海上通道的畅通和安全方面是一致的。中国和日本在这一点上更明显，双方在岛屿争端上是有利益冲突的，甚至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在维护海上安全方面，不要说一千海里是它的生命线，那同时也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完全是排他性的，合作中有冲突，冲突中有妥协，竞争当中也有合作。我觉得，国际关系互动当中是立体的、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固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竞争，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又有合作。

领导文萃：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和一些邻国还没有达成互信，过去长期跟我们有争端的国家，甚至一些可能没有争端的国家，内心对中国其实是没有那么信任，甚至有些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它们就会想要去仰仗域外势力的帮助，比如说美国，甚至可能是日本。对此您如何看？

杨毅：首先，这种现象很自然，而且会长期存在，我们对此不要感到惊慌失措，也不要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因为它是一种现实。中国经济一直以来快速发展，加上体积大，有13亿人口，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兴起，它带来的冲击必然是巨大的，外界的感受力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觉得我们发展起来强大了，仍然会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不会以强凌弱，但是别人，特别是周边中小国家会很惊慌。

美国也会有焦虑感，作为一个霸权国，无论是对地区、还是对全球来讲，美国都是现存的霸权国，中国的强势发展，或者叫强势崛起，必然冲击它的优势，冲击它的主导权，冲击它的霸权，它对中国有一种防范警觉的姿态。而周边国家，也感觉中国发展很快，中国的力量势不可当，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对它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的问号。如果中国很和善地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它们还能接受，如果中国恶狠狠地，或者以强凌弱，它们就受不了，必然会联合起来，或者仰仗域外大国来制衡中国。这就使中国周边安全面临两种力量的抗衡，而且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给中国形成一种同步压力，这是我们中国发展到目前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因为你在爬坡，正在上升，你的力量像小伙子一样，两个月三个月不见，又长高一截，而且肌肉发达，外边看你，不知这小伙子品德怎么样，是不是遵守纪律，是不是尊老爱幼，还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坏分子。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既要考虑自己作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又要换位思考，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觉得，当我们力量增强的时候，更应增加一种国际交往当中的透明度，或者是积极互动，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既要敢于进取，也要善于妥协，双方面必须结合起来。

领导文萃：那么具体如何做呢？

杨毅：总体来说，中国这方面做得不错。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中国都能应对。有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比较被动，有点四面开弓，是来一招还一招，形成一个整体上有美国，东边有日本，南边又有越南、菲律宾，西部还有印度，似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跟中国都有矛盾的局面，所以那个时候很被动，压力很大。一个人再强，一个国家再强，也不能同时应对这么多对手。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采取相应措施，就是稳住同美国、俄罗斯的关系，同时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南海，跟声索国矛盾冲突中越南是最大的，它占领的岛屿最多，包括声称的海域最多，而我们恰恰跟这个主要矛盾达成了一种妥协合作的方案，进行海上、陆上和金融三个方向的合作，这应该是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典范。让菲律宾和日本看看，跟中国合作是可以得到好处的，跟中国合作是可以改变双边关系的。通过对话，即使不能解决问题，最起码可以防止问题失控，同时也让美国难以钻空子。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进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我们的外交也会具有更加高超的应对能力，不能太拘泥于过去那种传统做法，要有新的思维，因为情况变了，中国现在地位不一样了，人家看你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在处理事务的手法上、思路上都要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