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与经改不可分割

张千帆++蔡克蒙

比较两份名单，一份是世界银行统计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前25名的国家与地区，另一份是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统计的25个“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国家，不难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3/4 （18个）是一样的。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在《经济学人》统计的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38位，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而根据联合国统计，其2011年人均GDP却只有1528美元，在所统计的211个国家中排在了第159位。

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相关吗

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不少人认为，印度的现实表明，民主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当然不可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取决于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国民性格、国际贸易环境等多种因素，民主政治只是其中一种影响因素，而且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建立未必对GDP的提升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GDP本身未必能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幸福指数。倘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连年高速增长，若是存在过度开发严重透支了环境与资源；如果扣除生态破坏的账单，这样的净增长很可能没有统计数字显现得那么乐观。

转型显然也有风险，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栽”了，不仅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而造成军事政变乃至内战等社会动荡。如果威权体制能够维持政府与社会稳定，即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第一必要条件；只要经济政策大体合理，完全可能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往往伴随着漠视人权、破坏环境和腐败横行等社会代价。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完全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而无需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

换言之，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可能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甚至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当然，开明专制不是没有，东亚的新加坡经常被作为“东亚例外”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很小，只有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借鉴意义有限。

不论如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统计关联是不容否认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世界人均GDP为10171美元，其中北美人均GDP为50198美元，欧盟地区为32677美元——这个数值受欧盟东扩影响，如果只算欧元区的人均GDP则上升到36551美元，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值（36722美元）相仿。OECD的34国大都为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有韩国、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少数相对成功的新兴国家。尽管未必所有发达国家都施行民主政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

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未必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而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也包括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后者对前者至多只有次要的“反作用”。因此，国内流行的说法是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似乎只要GDP达到某个水平，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反之，如果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水准，那么政治改革再努力也是白搭。

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譬如现代第一个大众政党是在1832年的“杰克逊时代”建成的。虽然那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只是男性白人的少数人民主，但毕竟算是一种大众民主的“雏形”，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社会。

相反，自由和民主却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经过东西对垒的四十年“冷战”，这个问题早已得出答案。1950年代初期，东欧与西欧的发达程度相差并不大，东德和西德、东柏林与西柏林原本更是同一个国家；“两个德国”究竟哪个更优越，当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四十年光阴使得东西两边出现了天壤之别。

事实上，东西差别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差异造成的；西方尤其是西欧经济体制很难说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关键在于，苏联阵营的国家作茧自缚，那种僵化的体制完全失去了自我纠错机制，即便明知经济政策乃至体制错了都不可能改，只能将错就错，让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方向上越滑越远。

为什么经改离不开政改

不同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对经济发展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是不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普遍认识到法治、私有财产保障、经济活动自由等政治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一些认识甚至认为，政治改革不是当务之急。然而，这种认识可能是短视的。

首先，法治和民主必须齐头并进，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实践已经验证，没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改革注定举步维艰。

其次，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那么公权必然会侵入私人领域，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能受到可靠保障。经济收益则可能被权贵集团“雁过拔毛”、层层剥皮。

最后，人们往往看不到的是，民主政治不仅具有推动法治、实现公平、维护市场、遏制腐败等直接的经济与社会作用，而且还至关重要地影响着国民的人格素质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建构。民主是一种公共生活，公民在其中锻炼理性相处、自我管理的能力。

其实，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逻辑相似性，选择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涉及综合信息、对比选项、权衡利弊的理性计算与选择过程。民主政治能够极大促进公民的智力成熟并提高其理性判断能力，使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的复杂社会生活。

对于经济交易而言，理性判断的前提是充分而相对准确的信息，而信息社会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受到选择性压制，信息失真必然误导大众选择。只有保证思想与言论自由，社会才有不受压制的信息和真相；只有让人民放开说话，他们才不会被迫说谎，并养成正直和诚信的习惯，而诚信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只有在自由交流和辩论的环境中，人民才能提高鉴别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参与自由也有助于培育一个热心、积极、勇敢而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公民群体。只有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公民才会无所畏惧地自由思考、畅所欲言，并在公共交流中培养积极向上、乐善好施的健康个性。

经过3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不仅GDP迅猛增长，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言论自由的实际状况获得极大改善。如果言论自由等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能在实践中获得更好的制度性保障，则中国经济之发展和社会稳定必能成长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