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部长也算改革一景

最早在1986年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 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的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在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3年，3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1986年4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部长。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是纪念外文版《中国文学》的一个会议吧，那时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王某当文化部长也确是中华改革一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我的特点之一是，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有一次，一位作家朋友前来文化部办事，我见到了他，他问：“怎么样？当部长的滋味如何？”

受尊敬，说话管用。我很不喜欢“调演”这个词，文艺不是物资，不是部队，不宜于用调拨之类的指令性字眼。过去，这样想了说了，和没想没说一样，现在一说，立即改过，变成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了。

1988年，高行健受到德国一个官方文化组织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邀请他以画家身份访德6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其奥妙在于，DAAD已经以作家身份邀请过高先生访德一次了，而该组织规定，一个人只能被邀请一次，故此次的活动以画家的身份相邀。高行健怎么成了画家？负责审批此事的文化部外联局的同志，拿不定主意。我乃说，德国人承认他是画家，并承担一切费用，我们何必管那么多？我的一句话，高行健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

1986年8月，我首次到了西藏，参加雪顿（戏剧）节。我写了一首长诗《西藏的遐思》，我歌唱了西藏的自然与宗教、风习，我表达了对于雪域高原的人们的质朴与天真的怜爱，我呼唤了理解与和睦，我表达了对于自然与人的无限伸延与变化的可能性的相信，我期待着更永恒与阔大的境界。李一氓同志写了诗评，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诗译成了意大利语，并成为我获得蒙德罗文学奖的由头之一。

我有机会在拉萨近距离接触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北京有个金太阳》催人泪下。对于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我确实有深情焉。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我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我特别向武书记介绍了周总理生前对才旦的关心。后来，在该区换届时，才旦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

文化部属下有一个艺术研究院，原有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我采纳党委书记、很重规矩的老同志苏一平的建议将李希凡与冯其庸请来主持院务工作。他们的年龄使他们在各自的原单位（李是人民日报社，冯是人民大学）已经面临退休了。李希凡虽然50年代曾经批判过我，我是绝对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用人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同样讨厌的是搞对立面，勾心斗角，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实是奇耻大辱。后来证明，李是一个认真正派的人。

帕瓦罗蒂的来访，是先我之到文化部就安排好了的，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我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演出。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帕瓦罗蒂的宴会上讲话提出，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属于意大利，属于拿波里，同时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帕的压轴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一天各方面重要人士出席得极多，做到了辉煌鼎盛。

（摘自《王蒙八十自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