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探析

李勇强，倪志安

(1.第三军医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重庆400038;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关于“‘中特理论’哲学思想”①说明:在本文中，“中特理论”一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简称。的方法论特质问题，主旨在于探讨“‘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方面具有的一些明显特征或特殊性质。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形成了“解放思想”的现实诉求、“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中国道路”的话语逻辑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等鲜明的方法论特质。对这些特质的探析与澄明对于我们把握“‘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何为”和进一步把握它在方法论上的“怎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解放思想”的现实诉求

“‘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有着明确的实质性指向。一方面，是要重新恢复和确立我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思想基础和发展前提。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囿于当时的历史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把这个关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具体详尽地搞清楚、道明白，而列宁逝世后的前苏联和我国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都是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体制”等同于资本主义;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实施，也与背离我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及和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密切关联;而在粉粹“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中“两个凡是”又甚嚣尘上。在这种严峻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恢复和确立我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便以“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指针和准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介，从而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发展前提，所以“‘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这方面方法论上的实质性指向就是“解放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64;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279。

另一方面，是要在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创造性地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由于必须以党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指针和准绳，才能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这方面方法论上的实质性指向也是“解放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着重号引者加)，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141他认为，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多了，一切从本本出发，就要亡党亡国;不破除我们的思想僵化，不去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希望。当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要不要解放思想”的大争论。

“解放思想”不仅是“‘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实质性指向，也是“‘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中特理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它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就是“解放思想”:

(1)要实现拨乱反正和党的中心工作的正确转移，亟需解放思想。我们知道，“解放思想”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诉求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只是为我党拨乱反正提供了一种前提条件，但在我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教条主义之风还盛行，人们的头脑还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和内在地牵扯，我党要实现拨乱反正和党的中心工作的正确转移，亟需提出和提倡“解放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解放思想”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

(2)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面临过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没有进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视野，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要迈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到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2］87。

(3)“‘中特理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它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就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和完善“‘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

“‘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表现在:

(1)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内在地体现着“‘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问题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化，也是对我党遵循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问题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化。即是说，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以能够反映中国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并能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于是，他提出了坚持“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法论原则，这表明“‘中特理论’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即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在方法论上内在地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

(2)“‘中特理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内在地体现着“‘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相对邓小平哲学思想所表达和反映的时代性，针对新世纪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以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的问题，认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537。这表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来说，就是在方法论上要求做到和体现出一种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相统一的“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笔者认为，“‘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就其发展观说，从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科学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强调的“和谐发展”，就是发展观方面——“‘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体现出的“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

“‘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理论品质。恩格斯认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4］337－338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为，这种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这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理论品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蕴涵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恰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5］9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拓展的关键所在。

同时，“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还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党治国之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治党治国之“道”就是，要求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在“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中，不断地推动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创新。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一定要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殊社会主义规律，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三、“中国道路”的话语逻辑

“‘中特理论’哲学思想”作为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实践指导，它在方法论上所要凸显的话语逻辑，不是以往“中国革命”或“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话语逻辑，而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逻辑。诚如冷溶教授所言［6］，要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必须对它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在此基础上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义的“中国道路”，它的历史起点是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发展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核心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实践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而狭义“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则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与实践［6］。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12。显然，“‘中特理论’哲学思想”作为对不断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实践指导，它在方法论上所要凸显的话语逻辑，就应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逻辑。

“中国道路”的话语逻辑作为“‘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质主要体现在:

(1)在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合中，不断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传承，同时也是正本清源与历史创新，它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新思考与新解答。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地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社会主义道路”的承接与创新。

(2)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存在不同的国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产生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正是基于对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历史等方面具体实际内在规律性的反思和把握，处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即逐步探索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3)在坚持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的互动交融中，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我们是在与世界历史的互动交融中，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做的事情跟“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没什么差别，“华盛顿共识”如果要找成功的案例，中国大概应该是一个［8］14。这种把“中国特色新道路”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变种的观点，是只看到了“中国特色新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共性”，而严重地忽略与错估了“中国特色新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方面“个性”的一面［9］。

四、“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始终不渝地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主题高度契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就内在地包含要把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改变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与之相反，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未来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以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实现了人向自己“自由自觉”实践本质的充分占有和完全复归。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把“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最高理想，这在“‘中特理论’哲学思想”的方法论上，就具体地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正如习近平同志简要但精当地指出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10］

“以人为本”作为“‘中特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

(1)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衡量改革开放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11］，要以人民利益作为我们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政策)和道路，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准绳。

(2)江泽民“三个代表”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并认为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3)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更是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价值取向。正如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2］2这表明只有符合“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

在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从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方法论看，由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一齐抓”，经江泽民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体现着它们都是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而不断地充实、跃升和完善的。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动力观与价值观，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庄严地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就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增进人民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策部署和制度创新，集中鲜明体现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途中谱写出更壮丽的篇章。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冷溶.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J］.党的文献，2011(6).

［7］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9］冉双全.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24.

［10］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

［11］李健，谢鸿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全面内涵及其新发展［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8).

［12］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祝玉峰，韩小敏，邹祥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中国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