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理论视阈下《红楼梦》称谓语的翻译

吕雪松

(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重庆 400054)

一、《红楼梦》译学研究综述

《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奇葩，既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座语言艺术的宝库。因此，不仅受到国人的喜爱，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国读者。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以前《红楼梦》就被译为23种语言，共60余种译本，其中较多的有日语14种、朝鲜语9 种、英语9 种和法语6 种［1］。

随着《红楼梦》译本的出现，诸多学者对于《红楼梦》翻译(以下简称《红》译)的研究也相继出现。最早对《红》译的研究始于吴世昌1980年发表于《读书》杂志的一篇文章:《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论＜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说明”》，文章指出在评价《红楼梦》译本的同时，亦要重视译本的底本问题［2］。此后，学者江家骏撰文讨论了前八十回杨宪益夫妇译本中的一些具体译例。九十年代，李绍年明确提出建立《红》译学的远大构想，认为它是红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进入21世纪以来，《红》译学研究引起了更多关注。从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仅外语类期刊与《红楼梦学刊》就多达132篇。其中，《红楼梦学刊》发表的相关论文高达54篇，其次是《外语与外语教学》和《外语教学》［1］。2011年至2013年3月，《红楼梦学刊》又继续刊登了20篇相关的汉英翻译类文章。

综观当前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诗词翻译、文化内容翻译、某一或某类特定词语的翻译、修辞格的翻译以及习语、俗语、谚语、歇后语、双关语等语言特例的翻译研究;此外，人名和称谓、书名翻译及译文底本考证、《红楼梦》翻译史研究等内容都是研究者选择评析的对象。除了丰富的研究内容，所涉及的译本语种也从英语扩大到韩语、德语、俄语、日语、维吾尔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和越南语多个语种。当然，对英译本的研究仍占绝对优势。其中，中国著名翻译学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与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及约翰·闵福德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被公认为最有影响力。因此，针对《红》英译的研究也更多以这两种译本为主要对照。

然而，纵览21世纪以来的160多篇译评文章，对人名或称谓的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6篇［1］。其中，汕头大学陈毅平教授2012年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目的出发，详尽地分析比较了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对敬称、谦称、昵称的不同翻译，发表了题为《＜红楼梦＞称呼语翻译对比研究》的论文。他认为，两者在称呼语的翻译上都采用了简化策略，但杨译更忠实于原文，霍译则更多考虑读者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和英文表达习惯，译法更灵活、西化［4］。陈毅平教授对两种译本特点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依然局限于“归化”与“异化”的纷争，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本文拟以顺应论为理论框架，比较研究杨译本与霍译本两个英文全译本中对称谓语的翻译，从顺应的角度探讨翻译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以期对翻译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翻译与顺应论

翻译研究中，方法和策略往往成为诸多学者探讨的重点，但是，对于二者的界定始终存在分歧。直译和意译被翻译界普遍视为常用的翻译方法［5］。然而，对于归化与异化是否属于翻译策略则众说纷纭。归化(demostication)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异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6］43-59。诸多学者认为归化和异化是从宏观的角度，以纵观全局的大语境视角来考虑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属于翻译策略。相较而言，直译和意译谈的是语言形式的保留与变更，因此属于翻译方法。但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在翻译时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7］，孙致礼认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8］。王建国进而提出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是具体的翻译方法［9］。在Venuti的文献中，foreignizing method和domesticating method分指归化和异化，因此同样被看成方法［10］19-20。由此看来，把归化和异化视作为翻译策略仍值得商榷。笔者认为，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the theory of adaptation)为如何恰当选择翻译方法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翻译策略，动态地指导整个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根据顺应论，语言使用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其中包括对语音、语调、词汇、篇章、语言策略等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选择［11］。翻译，作为语言使用的一个特例，同样是语言使用者--译者不断选择的过程。无论从文本的选取到翻译方法的运用，译者都要服从或顺应于自身的目的和交际需要。选择过程之所以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这一系列的特征。变异性为译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协商性指译者不是依据一成不变的翻译方法对目的语进行选择，而是根据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来完成;顺应性则指译者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和翻译方法，从而实现翻译目的。语言的这三个特性紧密相关:变异性和协商性是顺应性的基础和前提;顺应性是语言选择的目的和结果［12］。翻译就是译者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目的出发，顺应具体的语境和交际对象，做出灵活动态的顺应性选择［13］。

译者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媒介，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受到语境的影响。Verschueren把语境划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11］。语言语境，即上下文，包括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三个方面。交际语境则指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等非语言因素。由于文学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只有进入目的语读者认知范围的语境因素才能对译文的理解产生影响，因此目的语读者的交际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顺应读者的认知心理状态，选择直译、意译、归化或异化等具体的翻译方法，对译文作出相应增删，才能实现预期翻译目的。基于于国栋教授的研究［14］，笔者认为，称谓语的翻译就是译者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等方面动态顺应选择的过程和结果。

三、从顺应论角度分析杨译本与霍译本中称谓语的翻译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称谓”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根据其适用范围，可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15］。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称谓语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名著《红楼梦》以人物繁多、关系复杂著称，其中荣国府、宁国府以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里面有名有姓的多达四百位，种类不同的称谓语多达1 900个［16］，占《古今称谓词典》所收全部10 459条的近1/5［17］。由此，译者选择何种翻译方法从而实现交际目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对语言现实的顺应

对语言现实的顺应指译者在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时必然受到两种语言成分和语言特征的制约和影响，是完全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而发生的。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英两种语言中亲属称谓语的数量和指称范围各不相同 。中文里，不同的亲属都有对应的称谓语，如表姐、表妹、堂姐、堂妹、堂兄、表弟，在英语中却只使用 cousin一词。更令西方人困惑的是，中文亲属称谓语不仅用于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还用来称呼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熟人、邻居、甚至是陌生人等，这被称为拟亲属称谓。因此，对于称谓语的翻译，译者应特别关注的是虚拟关系与真实关系的区别，切莫将虚拟关系中的拟亲属称谓一概译为亲属称谓。请看以下译例:

例1 (孩子)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我带了来。”

《红楼梦》(第六回)

杨译:Then he called，“Auntie Zhou!Here’s agrannyasking for you.”

霍译:Then，bawling over the wall，“Mrs.Zhou，there’san old womancoming to see you.”

例2 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先在家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杨译:“You don’t know the reason，madam.”Baoyu grinned.“Even whenCousin Baochailived with her family she didn’t knowher brother’sdoing.”

霍译:“You don’t know the reason，Mother.Baochaididn’t know a half of whatCousin Xuegot up to，even when she was living with her mother outside.”

在例1中，“周大娘”、“老奶奶”都是拟亲属称谓，杨译本采用直译异化的翻译方法势将引起目的语读者的不解，从而影响对译文的正确理解，无法实现译者的交际目的。“周大娘”、“老奶奶”在原文中的使用，一方面可使说话人缩短与受话人的社交距离，另一方面也传达出说话人对受话人的尊敬。因此，译者必须顺应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习惯，通过采用意译归化的方法，使目的语读者领会到原文中二人尊卑有别，最终让译者与目的语读者间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与例1不同，例2中的“宝姐姐”、“薛大哥哥”是贾宝玉用来称呼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薛宝钗和薛蟠。杨宪益夫妇分别译为“Cousion Baochai”和“her brother”，霍克斯则译为“Baochai”和“Cousin Xue”。依据顺应论，笔者认为杨译胜过霍译，原因在于杨译本顺应了目的语的习惯用法:英语中，“Cousin+名”可用来称呼与自己有表亲或堂亲关系的兄弟姊妹［18］79，而非“Cousin+姓”的形式，因此霍氏选用后者会使目的语读者误以为Xue是名(first name)。

(二)对社会规约的顺应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指交际者由于对某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和规定等的考虑和尊重而做出的语言选择［1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肩负着沟通两种文化的责任，因此既要考虑源语文化所涉及的社会习俗，又要考虑这种社会规约是否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范围内。如果这种规约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译者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不被目的语文化所认可或理解，意译则是动态顺应的选择。例如:

例3 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

杨译:“I know Baoyu deserves a beating，”sobbed Lady Wang.“But you mustn’t wear yourself out，sir.”

霍译:“No doubt Baoyu deserved to be beaten，”said Lady Wang tearfully，“but it is bad foryouto get over-excited.”

例4 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

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在外头的事呢?”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杨译:“I’m on duty all day long at the inner gate，”stammered Lai Wang.“How could I know aboutthe Second Master’sbusiness.”

霍译:“I spend all my time on call at the inner gate，Madam.I’ve no means of knowing whatthe masterdoes outside.”

《红楼梦》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人物深受儒家思想教化，一言一行都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约影响着人物对称谓语的选择。在例3中，王夫人因“男尊女卑”思想，所以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爷”。为顺应这一社会规约，杨宪益夫妇选择了直译异化的翻译方法，使用了尊称“sir”，这是动态顺应选择的结果。“sir”不仅传达出发话人卑微的社会地位，而且也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根据 Dunkling，“sir”可用于称呼“比自己社会地位或职位高的人”［18］(223)。同样，在例2中，杨译本选用了直译法来翻译“太太”一词，霍译本却采用意译法。其实，直到1988年，部分美国人仍会使用“sir”、“madam”来称呼自己的父母［18］。因此，根据顺应理论，杨译本在这两处的翻译略胜一筹。

但是，当目的语读者不能理解源语文化中的社会习俗时，意译则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在例4中，两种译本都不约而同地把“奴才”翻译为“I”，如果直译为“The Slave”，只会让目的语读者如坠雾里，不知所指何人。对于“二爷”，两个译本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中国讲究“长幼有序”，所以称谓有排行习惯，这一点是不被西方文化所理解的，因而霍译本更易为读者接受。

(三)对心理动机的顺应

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交际者的个性、情感、信念、欲望或愿望、意图等。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两次语内交际的行为，即发生在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第一次语内交际的行为和发生在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第二次语内交际［19］。在第二次语内交际中，译者面临着多种表达策略和技巧的选择，此时译者的心理动机即翻译目的起着重要作用。译者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媒介，所面临的有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所以译者可以采用三种文化立场:一是源语，二是目的语，三是沟通源语与目的语［20］。因此，译者选择何种文化立场即他的翻译目的和动机直接影响了翻译产品的最后形成。例如:

例5雨村忙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

《红楼梦》(第二回)

杨译:“When did you arrive，brother?”asked Yucun cheerfully.“I’d no idea you were in these parts.What a coincidence，meeting you here.”

霍译:…and Yu-cun now returned the other’s greeting with a pleased smile.“My dear fellow!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I really had no idea you were in these parts.It was quite an accident that I came here today at all.What an extraordinary coincidence!”

例6 宝玉忙叫道:“鲸兄!宝玉来了。”

《红楼梦》(第十六回)

杨译:“Dear brother!”Baoyu cried.“It’s me—Baoyu!”

霍译:“Jing-qing，old fellow!It’s me!It’s Bao-yu”—He called him several times…

例7 刘姥姥道:“我这生像儿怎好见的?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罢。”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杨译:“I’m not in fit to be seen，”objected Granny Liu.“Good sister，just tell her I’ve left.”

霍译:“Look at me!Dear soul，I’m in not fit state to see her now!Tell her I’ve already left!”

从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杨、霍二人在翻译拟亲属称谓语选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多选用直译法，霍则多使用意译法。回顾杨译本和霍译本，不难发现二者是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翻译目的的产物。1964年，杨宪益夫妇应外文局出版社要求，本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经典著作、传播中华古典文化的目的，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既然要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经典著作，自然需要在译作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这一交际目的的顺应结果自然是杨较多采用“异化直译”的方法。相反，霍克斯则希望“能把我在这部汉语小说中所得到的愉悦甚至是部分愉悦传递给我的读者”［9］，因而在翻译中多次改变传统的中国文化意象，主动顺应西方读者的认知环境。因此，二者不同的翻译动机导致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

但是，译者的主动顺应能否达到目的，必须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以保证其获得足够的认知效果。《红楼梦》中共有七百余个人物，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西方读者理解这部鸿篇巨著的一个难点，倘若在翻译中试图保留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的语言特点，只能让读者更加迷惑。在上述三例中，霍译本选择意译法，一方面降低读者在人物关系上理解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原作者选用拟亲属称谓语的心理动机:“My dear fellow”，“old fellow”，“Dear soul”的选用同样具有拉近交际双方距离的语用功能。

四、结语

以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为视角和切入点来研究翻译，可以更好地综合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从宏观上考察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翻译与其它语言交际活动一样，具有多种选择组合的性质，且在任何阶段都要服从或顺应于其自身的目的和交际需要。同时，翻译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特征，更受到文本外诸多因素的制约［21］。因此，翻译实质上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顺应译语语言现实和社会规约的过程和产物。这个过程是动态顺应的过程，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是译者主动或被动顺应下所选择的翻译方法［22］。鉴于此，杨译本、霍译本中对称呼语的翻译不能一概而论孰优孰劣，只有当某种翻译方法顺应译语文化并能实现译者的翻译动机，这样的选择便是可行的。

［1］冯全功.新世纪《红楼》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基于国内学术期刊的数据分析(2000—2010)［J］.红楼梦学刊，2011(4):135-154.

［2］李晶.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底本研究初探［J］.红楼梦学刊，2012(1):221-247.

［3］李绍年.《红楼梦》翻译学刍议［J］.语言与翻译，1993(1):30-36.

［4］陈毅平.《红楼梦》称呼语翻译对比研究［J］.红楼梦学刊，2012(1):285-309.

［5］方仪力.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策略与元理论向度探讨［J］.上海翻译，2012(3):16-20.

［6］Shuttleworth，Mark ＆ Cowie，Moira(eds.).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7］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2.

［8］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9］王建国.从语用顺应论的角度看翻译策略与方法［J］.外语研究，2005(4):55-59.

［10］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

［11］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Publishers)Limited，2000.

［12］张克定.Verschueren的语用理论对语用句法研究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2(5):1-5.

［13］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4(2):19-23.

［14］于国栋.语码转换的顺应性模式［J］.当代语言学，2004(1):77-87.

［15］马宏基，常庆丰.称谓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6］陈毅平.《红楼梦》称呼语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7］杨应芹，诸伟奇.古今称谓辞典［Z］.合肥:黄山书社，1989:1.

［18］Dunkling L.A Dictionary of Epithets and Terms of Address［M］.Beijing: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0.

［19］王建国.论翻译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J］.外语教学，2003:(2):52-55.

［20］许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21］肖娴.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2］乔春华.文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输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5):11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