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亚峰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由中国韵文学会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和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韵文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8日－11日在苏州和常熟两地召开，来自国内（包括台湾地区）各高校和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九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与会者围绕诗、词、曲、赋、骈文等韵文文体，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探讨，取得丰硕的成果，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韵文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兹将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韵文的综合性研究

所谓综合性研究，主要是指对韵文发展中相关问题的宏观研究，或者非针对某一种文体的整体研究。本届会议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共11篇，有的宏观探究韵文演变的影响元素，如暨南大学邓乔彬《宋末元初词雅曲俗及其文化成因》分析了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的形成与南北不同文化环境的关系，指出宋词元曲并称为“一代之文学”，似是先后相承，但其实于宋末元初分盛于南北，地域差异远重于时代变迁，二者之所以在文体上有雅俗之别，主要取决于所在地域及相关的文化环境不同。杭州师范大学沈松勤《宋元之际士阶层分化与文学转型》，认为宋开禧至元延祐时期，大批士人在科举、政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被摒弃于统治阶层之外，他们既不失传统士人的人文素养，又怀揣世俗趣味，改变了以往文学以雅正为主流的历史；而以市民为主体的商业化文化市场，为向下流动的士人提供了舞台，使叙事文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中国文学由此进入了“小说戏曲的时代”。苏州大学文学院马亚中的《韵文兴衰与文学演进关系论》，在广阔的纵向时空范围内，考察了韵文演变进程中“文质”关系所起的作用，讨论了文字载体和传播方式对于韵体文学兴衰的影响，认为文体的自觉和“文章不朽”论，对于人们高度注重文学形式有重要影响，促进了韵文的兴盛；而简牍、纸张的发明和以此为载体的书面传播则推动了散体文学的大发展，并促使散体文学的代表——小说的崛起，并最终成为文学的主流。南开大学孙克强《宋代诗学与词学》，则从横向视野出发，关注于宋代诗学与词学的相互关系，指出宋代诗学先是用诗教理论批评、排斥词体，继而用诗学理论诠释词体，将其纳入诗学轨道，最后使宋代词学融入诗体品格气质，形成新的词体；认为宋代词学的发展史就是诗学对词学的影响史，也是两者相互借鉴交融的历史。湘潭大学刘庆云《中国古典诗词与抗战歌曲》，以古今融通的目光分析了古典诗词对抗战歌曲创作的影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对中国歌词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宋词对抗战歌曲影响最大。文章以大量例证表明，古典韵文在唤起民众奋起抗击外族侵略方面，同样起到了投枪、匕首的作用。

有的具体分析某人或某类诗词的创作特征，如四川师范大学赵义山《艺海扬帆逐梦远——解珍玲女士传统诗词创作简论》，以解珍玲为个案，窥探当下传统诗词创作的成就与得失。南京师范大学高峰的《少女怀春的情意空间》，则通过文本细读，梳理中国古典诗词中少女怀春的发生机制、情态表现和多重心理矛盾，剖析这一阶段女性爱情心理的微妙变化。苏州大学钱锡生《雅俗人生——论中国古代的诗茶文化》，通过大量咏茶诗词分析整理，探究中国茶文化的生成历程，及其蕴含的雅俗文化和审美价值。此类文章还有山东大学乔国恒《宋代钱塘弄潮习俗考论——以诗词创作为中心》、盐城工学院张翠爱《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的休闲观探析》等等。

二、关于“诗”的研讨

诗歌是中国韵文的重要体裁，也是本届韵文学会研讨的重要内容，共提交了相关论文40篇。就时间跨度而言，论文涵盖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而晚清近代诗歌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论文数量占三分之一强。就内容而言，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诗歌流派、群体及地域研究、诗歌总集别集研究、中外诗歌比较及域外汉诗研究、诗义的考证和诗律分析等成为本届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论文数量重新增多，反映出诗学研究向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如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去古：杨慎对六朝诗歌与唐诗关系的发现》，探讨了杨慎的诗学研究，认为杨慎发现了六朝诗歌对唐诗变化产生影响的重要环节——“去古”，而这种六朝诗歌与唐诗关系的构建推进了明代唐诗学的进程。常熟理工学院张幼良《世风转捩时期的感伤之音——黄人诗歌美学特征论析》，对黄人其人其诗进行了细致探讨，认为黄诗具有奇情壮采的美学特征，而其个人经历、文学传承以及同代影响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美国波摩纳学院白亚仁先生《清初诗人纪念陆庆曾父子遣戍的作品》，则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揭示了时人对陆庆曾在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遭遇的同情和惋惜，为人们了解当时士人心态提供了一个注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严纪华《论唐代妇女妆容诗——以元稹〈恨妆成〉为例》，选择诗歌的特殊语汇进行外缘研究和内缘分析，结合妆容美学，勾勒出唐代妇女的容饰图影。此类个案研究的论文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路成文《论韦应物的咏物诗》、常熟理工学院李亚峰《再论王闿运的诗学复古观》、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董俊珏《瞿鸿禨等题赠日人村山正隆之佚诗钩沉》、华南农业大学贺国强《由考据经生到诗学山斗：论陈衍的经学与诗学》、暨南大学曾肖《论鲍照诗歌对仗艺术的运用与效果》、广州航海学院马国《从曹经沅移居唱和看传统诗学的嬗变》等等。

诗歌流派、群体及地域方面的研究也是本届会议研讨的一个热点。如河南大学关爱和《同光体的诗论与诗作》，探讨了清末民初同光体诗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绩，认为其在大乱相寻、变风变雅的时代，以弃取变化、力破余地的努力，为旧体诗歌的存在开疆辟域。南通大学顾友泽先生《论宋代南渡诗人对杜诗艺术的接受》，认为宋代南渡诗人是杜甫的第一批群体性知音。乐山师范大学申东城先生《卢照邻巴蜀诗与唐诗嬗变论略》，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对卢照邻的巴蜀诗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认为其对后来唐诗嬗变有重要影响。吉林师范大学伏涛《地域·家族·边缘——清代江南女性文坛之特征》，以《江南女性别集》的序跋为窗口，揭示了江南女性文坛的地域性、家族性和边缘性特征。

有许多论文从诗歌总集、别集的视角切入，介绍诗歌选集情况及其表现出来的诗学倾向。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贺严《〈唐宋诗醇〉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分析了《唐宋诗醇》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的选诗取向。上饶师范学院王顺贵《“四唐”说不始于高棅》，介绍了元人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的内容、选诗旨趣、学术价值及影响等，认为“四唐”说的发明者当为李存。阜阳师范学院尹玲玲《明诗总集遗民选家考论》，对明诗总集的遗民选家进行了详细考论，认为其选诗具有怀念故国、表扬忠烈的特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永波《李白诗在唐五代的编集与流传》，通过各种史料的钩沉，描述了李白诗歌编集情况，对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流传与影响作了一番探析。

还有一些论文有探讨中外诗歌的交流与异同及域外汉诗的研究情况，如日本南山大学蔡毅先生《“诗界革命”起源新探——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明开化诗”》，分析了黄遵宪新体诗与日本明治“文明开化诗”的关系，认为其将新事物导入旧诗体的创作尝试，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苏州职业大学时志明《同质求异 双璧互辉——中西自然观念及其山水诗的比较》，认为东西方自然观的差异，导致其山水诗具有不同风格特征，中国诗把山水从自然中独立出来，西方只有风景诗而无山水诗。韩国草堂大学任振镐《试论韩国近当代对陆游的研究》，梳理了韩国近年来对陆游的研究现状，讨论了陆游在韩国汉文界的影响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此外，还有些论文对诗的音义进行了笺疏考证，如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白居易诗注商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汝弼先生的白居易诗注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商榷辨正。苏州大学王福利《“莲叶何田田”中“田田”音义为何？》，对乐府民歌《江南曲》中“田田”音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析，认为其音义通“陳陳”。有些论文对诗的格律进行了分析，如常熟理工学院许霆《论基于音顿理论的中国新诗节奏体系》，认为汉诗属于音顿而非音步节奏体系，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音顿、意顿、行顿三种新诗节奏体系，共同构建起中国新诗的韵律节奏系统。

三、关于“词”的研讨

“词”的研讨也是本届会议关注的重点，共提交论文34篇。就其数量来看，唐宋词研究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研究清代、民国词的论文数量增多，显示出目前词学研究的新趋向。就其内容而言，涉及词学文献、词学思想、词学艺术、词的传播、词律、词格等诸多方面。

其中词集整理、词作笺释、词人考证成为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热点，彰显出学界对基础性研究的重新重视。南京师范大学曹辛华《论民国词集文献的整理及其意义》，对民国词集文献的全面整理提出了详尽方案，包括词集排查、总目编纂、提要撰写、编年叙录、文献的刊印和电子化等，认为这一工作具有补白性质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合肥师范学院甘松、王开春《清末民国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及其意义》，指出清末民国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刊、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和成熟，昭示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现代化和学术化的趋势。江南大学孙虹《吴梦窗词校勘札记——戈载校选本与杜文澜钞刻本》，以明代毛晋刻本《梦窗词稿》及张廷璋钞本《梦窗词集》为参照，探析了戈载批校本与杜文澜刻本的校勘价值，认为杜本在词籍校勘史上不仅不应受“妄校”之讥，更有创制体例的示范意义。词集方面的论文还有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邓子勉《汲古阁刊本〈片玉词〉论略》、阜阳师范学院张明华《历代绝句词籍考》等。而上海大学杨万里《周邦彦〈兰陵王〉词笺释》、信阳师范学院朱国伟《宋词词意及“本事”辨析四则》等论文，则在词作笺释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范例和启示。华中科技大学岳珍《王灼生卒年补考》，在旧考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补订，对王灼的卒年问题作出了新的结论。

词学观念、词学思想的分析和探讨，也是本届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如苏州大学薛玉坤、罗俊龙《民国词坛四声之争钩沉——以午社词人为中心》，分析了午社词人对四声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揭示其从文字格律寻绎词体音乐属性的理论努力。南开大学杨传庆《试论清季浙西、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融合——以“清空寄托”为例》，认为郑文焯的“清空寄托”理论是清季浙西、常州二派词学思想融合的典型体现，其形成经历了由张惠言“比兴寄托”，至周济“无寄托”，最终至“清空寄托”的过程。安庆师范学院梅向东的《张惠言的〈花间〉词学接受及其意义》，认为张惠言对《花间词》采取了故意误读、文本支离和点石成金的接受方式，从而使词学实现了从传统的为词之学向读词之学的转变。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河南师范大学王慧刚《从对陶渊明的抒写重审苏轼的词学观》、中原文化艺术学院许菊芳《〈唐宋名家词选〉选学价值探微》等。

有些论文探讨词的演变及动因，如江苏师范大学李昌集《词的口头传播与词体创作》的发言认为，词由唐五代的小群体，演变为北宋的全域化文体的过程中，词的传唱是重要的转化机制。北宋的唱词风气，是由上层而后扩散至市井，而不同的传唱场境有不同的文化指向，词体研究应在文体生态学等方面寻求进展和突破。吉林大学文学院李静、孙赫男的《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关系》，探讨了词的体格变化与创作场域与目的、作者与文本身份以及抒情模式等因素的关系，认为词从宫廷豪门的娱人到文人士大夫歌场酒席的唱酬、从文本身份与作者身份的游离到走向重合、从“情生于文”的抒情预设到“文生于情”的情感自然生成与表达，最终完成了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士大夫词体格之变。

有些论文就某类词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常熟理工学院刘华民《宋季词史作品探讨》，对宋季以词写史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观照，认为词史与诗史的不同之处在于：诗史完整，词史零散；诗史具体，词史概括；诗史侧重史，词史侧重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罗贤淑《论唐宋咏史词隐士题材的选择》，认为唐宋词人的咏史词，喜欢选择古代隐士入词，这与词人身世际遇、所属时代背景和对咏史诗的效法有关。

还有一些论文对词体创作和传播中的“音像”现象作了颇有兴趣的探析，如苏州市图书馆白帅敏《解读唐宋词中“莺声”之美》，分析了唐宋词中“莺声”常见的意象模式，并论述其在唐宋词中的特殊作用。华东政法大学王晓骊《宋词接受的绘画模式及其演变》探讨了词意画对宋词的两种不同的诠释方式，即图解词面和重构词境，认为两种诠释方式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接受群体，前者照顾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后者遵循的是文人文化的审美原则。黄冈师范学院谢永芳《像传题咏与经典重构——以〈秦淮八艳图咏〉为中心》，指出《秦淮八艳图咏》作为词史上第一部像传题咏总集，不仅强化了其在晚清记忆中所蕴涵的微言大义，而且创造出了一种图文词三位一体的经典重构模式。

四、关于“曲”、“赋”、“骈文”及其他韵文的研讨

“曲”也是韵文的一种重要体裁，本届会议的曲学方面的论文有：常熟理工学院王菊艳《〈西厢记〉吟诗情节的文化学研究》，对《西厢记》中的吟诗情节进行了文化学的阐释，认为典雅文化的熏陶、儒家传统观念的淡化及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淮北师范大学任荣《“舜耕”与“西楼”之辨——王田生平史实考证二则》，该文对明代散曲家王田的生平进行了梳理辨证。

“赋”学方面主要有3篇：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刘培《宋初学术思想与皇权专制的互动——辞赋创作视野下的重用文臣与道德重建》，从辞赋创作视角，探讨了理学形成之前的宋代学术思想向重视心性修方向推进的原因，展现其发展特征及与皇权专制互动的轨迹。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潘秋云《越南〈后白藤江赋〉、〈续赤壁赋〉与中国〈前、后赤壁赋〉之关系》，着眼于中越之间赋体文学创作的异同，指出《后白藤江赋》、《续赤壁赋》都是越南汉文赋在题材与主题上借鉴中国赋的好例子；但同时这两篇赋也体现了越南文人倾向于历史性和真实性追求的审美观念和创作习惯，这与中国作家有所不同。湘潭大学雷磊《论贾谊赋意象》认为，贾谊赋意象中香草美人减少，而善鸟神兽增多，多用对比句式，即善恶对举，且物我合一，表现出贾谊赋逐渐摆脱对屈宋的模拟，试图以丰富的文学意象，塑造自己的文学个性，进而推动了主流文学朝骈俪和铺张的方向发展。

“骈文”方面的研究也有两篇长文，华南师范大学谢飘云《近代骈文创作特征论》，从“骈散之争”与近代骈文理论的探寻、近代文学变革与“骈散杂糅”格局的形成、文化转型与近代骈文创作题材取向的渐变等方面，描绘了近代骈文这一传统体式在新旧交替的文学变革大潮中的新变。杭州师范大学张兴武《北宋“四六”研究的困境与期待》，认为北宋“四六”创作色彩纷呈，彰显了赵宋文人博雅从容的人格修养和审美取向，展示了骈文艺术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但在反骈重散的理念下，其价值与特点被质疑，因此必须超越既定陈说，还历史本来面貌。

总之，通过本届会议，中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诗、词、曲、赋、骈文等中国传统韵文进行了认真、热烈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韵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