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吉林市边外“七镇之首”与区域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佟银霞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清初吉林市边外“七镇之首”与区域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佟银霞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吉林市是清政府在抗俄斗争中为加强东北边防而设置的军事城镇，号为边外“七镇之首”。吉林市凭借其优越的军事政治地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发展为东北地区区域贸易中心。

吉林市；“七镇之首”；区域贸易中心

吉林市是清政府在抗俄斗争中为加强东北边防而设置的军事城镇，后逐渐发展为东北地区军事政治城镇。其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工商业的发展，而在于其军事行政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不断提高。吉林市凭借其优越的军事政治地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发展为东北地区区域贸易中心。然而，由于资料、地域等因素影响，学界对有关清初吉林市的城市发展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多。本文试从城市史角度，基于当地的档案、期刊等文献资料，探析清初吉林市边外“七镇之首”与区域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以为今天城市建设和发展乃至中国内陆传统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设性意见。

一、边外“七镇之首”地位的形成

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蒙古族统编成八旗兵。在此情况下，东北地区人口锐减。此间东北地区不断遭到俄国的骚扰。为加强边防、巩固边疆，清政府于1652年派“梅勒章京萨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礼，统官兵驻防宁古塔”，并在今黑龙江海林市设立镇守宁古塔等处昂邦章京，与驻守盛京的昂邦章京南北呼应，共同管理东北地区的事务[1]。但宁古塔昂邦章京的驻地偏北，距盛京较远，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且“木城颇小”，兵民“合计不过四三百家”[2]，不适合修筑较大城池。因此，清政府一直在思考建一新城。1673年“三藩之乱”发生后，清政府将兵力南调，造成后方空虚，一些蒙古贵族意欲借机图起。为了监督蒙古部落的活动，清政府遂将建立新城的目标锁定在距蒙古200里左右的吉林城。实际上，早在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即调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率军队移驻吉林城。康熙十二年(1673年)吉林开始建城。吉林城南倚松花江，东、西、北三面竖松木为墙。“城外凿池，池外筑土墙，东西门各一，北门二”[3]，木城内面积约为0.2平方公里。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由内城和外城组成的新城，为封闭型军事重镇，依山傍水，贴近船厂，外轮廓呈现向西北突出的“凸”字形，北、东、西三面有土砌、木砌的两层城墙围绕，南侧面向松花江开敞。吉林木城的建成，标志着吉林市早期城市雏形的形成。此后，经过三次扩建，由木墙、土墙改为砖墙，形成琵琶形的古城格局。

康熙十三年(1674)，清政府在吉林市设水师营。人口主要由水师营的官兵匠役、船厂工匠、驻防和督造战船与修城官兵及原居于此地的百姓组成。此时，吉林市已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称。康熙十五年(1676)，清政府将宁古塔将军治所迁移到新建的吉林城，改城名为吉林乌拉。自此，吉林城取代宁古塔，成为东北地区军事重点设防城市(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城市)。清政府将将军治所由宁古塔迁至吉林，主要基于吉林市优越的区位优势。

其一，吉林“北接龙江，南辅辽沈”，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就地域形势而言，吉林市居东北地区中东部，国防交通至为重要。从这里陆路南下可通往盛京达北京，北去黑龙江，是上下通达的交通要塞，也是捍卫帝都的重要屏障[4]。清人对此曾有生动的概括：“吉林(今吉林市)北接龙江，南辅辽沈，为东方四达之蘅，不知其地域广远；东至库页岛，跨海外数千里；东北至赫哲、费雅喀部落，延袤三千余里，重关巨，捍卫天府，实为东北第一雄镇”[5]。因此，清政府舍弃宁古塔“而改建都会于驿道之冲，非于边防有所规划也”[6]。

其二，吉林市周边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便于军事给养和补给。吉林市自然条件优越，以“吉林为中心的第二松花江流域，储备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其林场面积和林木储备量分别达到了1.56万平方公里和742.7万平方英尺”[7]。长春、吉林之间的地区“素推满洲第一沃野”、“东洋之穀仓”[8]。此外，松花江沿岸“农产、烟、豆、矿产、金、煤、水产、鱼类、珍禽奇兽、鹿茸、熊掌、貂皮皆称贵品。若人参、东珠、乌拉草尤著声誉。至于吉林全省有四十八窝集，大者亘千余里，小者亦百数十里”，“物产之富饶不胜枚举”[9]。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战时的军事补给。

其三，吉林市有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清代吉林地区形成了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南北驿道：南过伊通经威远堡达盛京至北京，北向直达瑷珲，西北达伯都讷至齐齐哈尔，东向达宁古塔至珲春。优越的地理位置、天然的造船场所、发达的松花江水系使得吉林市自古就是舟楫便利之处。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最后注入黑龙江。其干流长2002公里，流域面积55万平方公里。此外，松花江河流密布，河网发育极好。仅在吉林市辖区内流域面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流就有1300多条。《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载：“松花江所汇之水，有名者不下三百余”[10]。丰富的水资源带来了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湿润气候和肥沃土地，并极大地带动了交通运输的兴旺发达。“凡由宁古塔、珲春、三姓及松花江等处运至南方之货，皆集于吉省，经伊通州或经铁岭及通江口之水运至营口及关内等处。南来之货亦由此经吉省而分配至东北两方”[11]。

为了加强边防，清政府在东北相继建立多个边城，并配有水陆两师，驻军永戍。这些军事政治城镇均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如黑龙江城、瑷珲城建于黑龙江畔；齐齐哈尔、墨尔根城依次建于嫩江沿岸；三姓城、阿勒楚喀城沿松花江依次而建；伯都讷城位于嫩江与松花江汇口地带。以上各城可通过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牡丹江四江互相联络，并都可通过水路达吉林城，通过驿站亦可互相联结。其中宁古塔城、三姓城、伯都讷城、瑷珲城、墨尔根城、齐齐哈尔城、吉林城，依其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被称为边外七镇。[12]而吉林市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是将军治所所在地，被列为“七镇之首”。其“七镇之首”的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在此过程中，吉林城都突出地发挥了它的军事作用。

二、区域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发展

早在吉林建城前，吉林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商业贸易。据清初流徙宁古塔的著名学者张彦记述，顺治年间清政府在吉林“造战船，练水兵”时，仅士兵的“帮丁”就“多至七八百名”，由于吉林“人烟凑集，去沈阳稍近，商货流通，遂为宁古塔重地”[13]。吉林建城后，来此经商的人日渐增多。最初，外来商贾多为直隶、山东、山西人，也有江浙商人。吉林本地商民多从事贩运人参、鹿茸及山货药材，多为小本经营。此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以及农业、商业的发展，大批的粮食、酒类等开始运销，吉林市内大小铺商、货栈、山货庄、杂货铺、绸缎庄、粮米店等此兴彼起，集散着来自乡、镇、村、屯的农、副、土、特产品和外地运销至此的布匹、盐、碱、海货，商业景气。吉林市背临东部山区，长白山盛产的人参、鹿茸、皮张、药材等著名“关东特产”历来都以它为集散地。这些产品大量销往关内，换来的是京师和江南的绸布、茶叶。所以，驿路沿途商旅盛行，“威远堡边门路通宁古塔、黑龙江两省，商贾车辆往来不绝，又如英额、江清二门，虽无车辆出入，多有马驼私运”[14]。吉林市地濒松花江，又为南北交通要道，“实三省之通阛”[15]，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贸易中心。

随着区域贸易往来频繁，吉林地区人口逐年增多。据统计，雍正十二年(1734)吉林地区人口为2387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为13302人，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达到27479人[16]。为了加强对人口的管理，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在吉林市专设永吉州，行政上隶属奉天府。乾隆十二年(1747)改永吉州为吉林厅，直辖宁古塔将军。乾隆二十二年(1757)改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为镇守吉林等处将军。永吉州的建立及其由州改厅以及将军的正名，标志着吉林市已升级为区域政治中心和商贸中心。

军事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吉林市城市空间的拓展。乾隆七年(1742)，吉林市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改木城为土城，设五门，周长增加1100米，城区面积增至1.1平方公里。城内移进了商民。人数由建城初的数千人增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38000人。为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吉林市按照乾隆七年改造后的五条大街进行编制，每街两甲。据《吉林外记》载，每街由吉林厅挑选乡(约)、地(保)各一，专管呈报军民命盗事件[17]。此外，在每一大街的商铺遴选一名铺达(头领)，专门参与处理商事纠纷，统称为五街乡约和五街铺达。五街乡约和五街铺达的设立说明了吉林市开始出现早期的城市管理。

教育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清军入关后，东北地区作为“龙兴之地”被列为禁区。吉林市同样受到封禁政策的束缚，其文化教育一直被忽视。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书院教育开始在吉林普及。是年，吉林将军富俊在吉林参局街(今大东街白山胡同)买民房五间，改修后建成学舍五间，榜名“白山书院”，专招八旗子弟入学。道光二年(1822)，富俊深感白山书院缺乏教习，上书“请将发遣废员马瑞辰改发吉林，专司教读”。结果遭到道光帝的“严行中饬”。道光帝认为，包括吉林市在内的东北民众特别是八旗子弟应“以清语、骑射为重”，“俾知共守淳风”，而“究之书院，仍属具文，于造成人材毫无裨益”，为“舍本逐末”之行为[18]，吉林书院教育的发展可见一斑。但设立白山书院所产生的“文教日兴”的作用却不容忽视。继白山书院后，崇文书院于1874年由地方士绅捐建，地址在旧崇文书院胡同(今公安街永远胡同)。

三、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优越的地理区位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吉林市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得益于“远迎长白，近绕松江”的区位优势，特别是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吉林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所以，清政府将将军治所由宁古塔迁至吉林，使吉林市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军政城镇。此后，吉林市即使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仍能不断再生，且城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尤其行政官署仍在旧城兴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其次，广阔的经济腹地是城市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经济腹地为凭借和支撑。城市与腹地的关系是互为依托、互相作用的关系。清初，吉林市就是东北地区区域贸易中心。同时，吉林市与吉林省内的各主要城镇、集市、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语言等各方面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的外缘辐射范围远远超越了行政区划范围，形成了一个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社会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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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1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251号)；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B230)；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2资助项目)。

佟银霞(1976- )，女，吉林梅河口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东北近现代城市史研究。

D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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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4)05-00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