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传弘法,佛在人间
——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中“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王一帆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立传弘法,佛在人间
——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中“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王一帆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释迦牟尼佛传》作为星云大师传记文学的代表作,较完整地呈现了其早期“人间佛教”思想的三个方面。本传包含了星云大师“宗教革新”的思想,塑造了一位“革命者”的佛陀形象;本传实现了对佛陀的“去神化”的描写,凸显了星云大师从“人间佛陀”到“人间佛教”的思想轨迹;本传中贯穿着“了生脱死”的修行思想,通过塑造一个颇具“人情味”的人间佛陀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生命关怀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释迦牟尼佛传》也是很有特色的。本传采取了叙事、议论、抒情有机融合的写作模式,延展了作品的时空维度,扩充了作品信息量,通过情感渲染更有效地实现传教弘法的目的。本传大量利用独白和对话建构起一种权威叙事,更便于作者创作意图的明确表达。本传多化用典故,取喻作比,将艰深的佛理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形成了故事嵌套的叙事结构。本传中常见对比性叙事框架的建构,使情节更有戏剧冲突感,并通过对比衬托出佛陀之伟大、佛法之神圣。《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佛教与艺文结合,以文学弘传佛法”的成功案例,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佛教宣传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佛传创作和“以文弘法”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释迦牟尼佛传》;人间佛教;星云大师;文学;佛教史传

星云大师曾言∶“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一是出家,二是写作。”[1]作为佛门高僧,星云大师既是孜孜以求的弘法者,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佛教文艺明星”。大师著作近千万字,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舞台剧或影视作品,为佛法、教义,特别是“人间佛教”思想之弘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若把大师的著作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看,几乎就是整个“人间佛教”思想体系逐渐发展完备的记录。而其早期传记文学作品《释迦牟尼佛传》在把“佛陀深邃的智慧与无比的慈悲……传达给这一时代的国人”[2]5的同时,亦体现了“人间佛教”思想孕育、发展的轨迹。

一、《释迦牟尼佛传》中“人间佛教”思想之体现

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创作完成于1955年。这五十多年间,该书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诚如大师自己所说∶“在佛陀传记如雨后春笋的今天,拙作之所以愿意重新印行,是有原因的。”[2]5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本佛传蕴含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想。

(一)《释迦牟尼佛传》的创作与宗教革新

《释迦牟尼佛传》创作之时,中国佛教前途堪忧。星云大师对此深表焦虑,遂决心要通过文学创作呼吁宗教革新,构建“人间佛教”的蓝图,于是便有了本传的创作。传记开端,大师就把佛陀定义为一个宗教革命家∶“如果我们知道救主释迦牟尼佛住世奋斗的经过,一定就会明白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慈悲的革命者。”[2]3进而又通过将佛陀与俗世一般革命者比较,说明了宗教革新的特殊性和积极意义∶

一般的革命家……他们革命是源于瞋恨敌人,所以用以革命的手段都很残忍。唯有佛陀的革命,完全是由于慈悲心肠的激发,他的革命是用慈悲覆护一切,感化一切……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大都是由下而上的……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的……为了公理与正义,他不能不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可怜的人们代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是向别人革命而没有向自己革命。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他不得不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去过平实的生活,这才是究竟的革命[2]3-4。

这段话明显体现了“人间佛教”讲求普济、平等、博爱、利他的思想特征。如大师所说,“‘人间佛教’是佛陀专为人而说的宗教;‘人间佛教’是一个法门,应该把它归为佛陀的。”[3]325这里的“革命者”佛陀,无疑寄托了星云大师的革新理念,甚至可以说就是“革命的”大师的写照。

(二)《释迦牟尼佛传》中佛陀的去神化

在传统佛传中,佛陀作为受信徒崇拜的教主,一直是被神化叙述的。而星云大师在为佛祖作传时,却坚持塑造一个“人间佛陀”的形象,实现佛陀的去神化。比如关于佛祖的诞生,《本生经》云∶

这时菩萨化身为白色美丽的象……以银色的鼻子执持白莲花,高吼一声,进入黄金殿以后,在母妃卧榻的周围右绕三遍,就从母妃的右胁钻进,住在胎内了[4]。

这分明是一位善于变化的神仙。而同一事件,星云大师是这样描述的∶

她(摩耶夫人)朦胧的睡梦之中,忽然见到有一位长得堂堂一表的人物,乘坐一头白色大象,从虚空中慢慢走来,当走近夫人的时候,就从她的右胁而进入了腹中[2]14。

虽然保留了原典中的“寤生母题”,但把“化身白象”改为“乘骑白象”,这就使原来的神通转为了常人亦可为之的事情。再如“降服魔军”一节∶在《佛本行经》中详细描绘了佛陀与魔王斗法,各显神通、变化多端的神异情节。《本生经》虽没有这般奇幻,但也详尽铺排了摩罗天子的“九种风暴”。而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降服魔军与魔女”一章中则淡化了这些神异叙述,整章的主要内容是“护法的天大将军”与魔王的义理论辩,并借此宣扬教义以替代传统的神魔斗法∶

这一位大修道者,有正确的见解,有不屈不挠的精进,有平等的慈悲心,他具有这四项可贵的宝物,这就是他必定能成就天地希望的基础!……现在有解脱一切众生之愿的大求道者……你们赶快远离一切骄慢,生起惭愧的心,赶快归顺今日的大修道者![2]118-119。

此处明藏法师曾批评他把佛陀写得简直像是一个“人”,认为是对佛祖的失敬[3]9。其实大师并非不敬佛陀,恰恰相反,他写作此传时一直秉持着虔敬的态度。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人间佛教追本溯源,就是佛陀之教;佛陀是地地道道的人间佛陀,佛教是地地道道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复兴佛法的根本”[5]。然而当时“佛教中印刷流通的经书单行本很多,但读者读后除了能知道一部分佛理以外,并不能认识佛教的全貌”[2]8。因此,大师坚持“人间佛教必须把佛陀人间化,我们要从人间佛陀的信仰上,建立一个真实的信仰,然后慢慢升华,再来认识般若的法身、真理的佛陀”[6]。

大师坦言写作过程中“有些地方,是佛陀的境界而不是凡夫的境界”,但是为了“不要给读者有不自然的感觉,我只想说这也是人,不过这是成了佛陀的人”。因此大师内心也时有不安,觉得“对不起佛陀”,可为了“让那些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而却是凡夫心的人,能来接触到佛陀的心……又不能不这样写”[2]8。大师指出∶

人间佛教就是正见的佛教,我们要正见佛陀是人间的觉者,而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佛陀只是开示教化我们真理,作为我们改善人生的准绳[3]328-329。

可以说,纵观《释迦牟尼佛传》全书,即可看出大师从“人间佛陀”到“人间佛教”的思想轨迹。

(三)《释迦牟尼佛传》与“人间佛教”的生命观

“关怀生命”是“人间佛教”一再强调的法旨。星云大师曾用“体”、“相”、“用”三个概念来对应生命、生死和生活,说明三者的关系∶“人间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间佛教的体,生死是人间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间佛教的用,乃至人间万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就是人间佛教。”[7]说生命是“体”,因为人间佛教所理解的真正的生命是永恒的,是不死不灭的。而俗世所谓的“生命”即大师说的“生死”,它是无常的,是轮回变化着的。生命就以这种形式展现于俗世之中,所以说“生死”即“生命”之相。在“体”与“相”之间存在的是现世的生活。人间佛教就是要通过佛法作用于生活,从而开导众生超越生死之“相”,勤修精进,完善生命之本“体”,也就是了生脱死,获得极乐。

在《释迦牟尼佛传》中这种“了生脱死”的思想贯穿始终。传中佛陀反省当下,追求真理就肇始于“生死”命题对他的极大触动。

《释迦牟尼佛传》中大师多次借刻画佛陀的思想活动来陈说“生死不二”、“了生脱死”的道理。但“人间佛教”讲求普济,所以“了生脱死”不仅是自我的了脱,更不是单纯的遁隐山林、不问世事,而是要安住当下,广结善缘,自利利他,共同实现精神的超脱、心灵的自由。这也是佛陀的本意。《释迦牟尼佛传》中的佛陀明确道出这一层意思∶

我为了解脱世间上苦的根本——生老病死,我为了要救拔一切苦恼的众生,所以,才要舍弃个己的恩爱之情,来到这苦行林。我不是为求生天的快乐,我也不是不怀念父王的大恩,我更不是为怀恨什么而出城,我只是为了要断除人世之中忧与悲的根本![2]59

既是慈悲,既要普济,就势必关涉到情与法的关系问题。前引《释迦牟尼佛传》中文字称佛陀是为了普度众生而舍弃个人恩爱,他“不是不怀念父王的大恩”。可见本传中的佛陀是有俗世的感情的,这与传统佛教强调的“四大皆空”不同。这其实体现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对“情”、对“亲人”的态度。释满义在其《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一书中说过星云大师不喜谈“四大皆空”,他认为法是刻板的,情理是因时因地与法制融和改变的。大师一直主张学佛未必出家,在家同样可以修行。他认可家庭是个人的生活重心,认为“爱的净化是慈悲,爱的提升是智慧”,亲情不一定是修道路上的障碍,只要“用理智来净化感情、用慈悲来运作感情、用礼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引导感情……将爱升华为慈悲,则‘慈息贪欲,悲止瞋恚’。”[8]

同时大师借鉴了儒家“百善孝为先”的思想,提出佛教的孝道思想,认为孝是人伦之始,是伦理道德实践的根本,所以在家庭人伦关系当中,要首重孝道。大师在传统孝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呼吁信徒建设佛化家庭,导亲脱苦,方为大孝。本传许多细节处即表现或暗示了佛陀是具有亲情的“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如第十二章“太子立志去出家”中,当太子决心出家时,大师加了这样一笔∶“他(佛陀)望了睡着的耶输陀罗及罗睺罗最后一眼,就经过沉睡着的宫女身旁,轻轻的走向车匿住的地方。”[2]55这一细节描写看似不经意,其实蕴含了佛陀对于妻儿的爱,对亲情的眷恋。佛陀修成正果后一次归乡重见妻儿时对妻子说∶“你辛苦了,虽然我对你是抱歉的,但我对得起一切众生”,对儿子则“慈和”地说∶“真快!已经长这么高了。”俨然一位慈父。所以星云大师写到此处,不禁以叙述者身份显身赞叹∶“佛陀像是没有情感,但又像是有太多的情感。”[2]196而在“密行第一罗睺罗”一节中,记述佛陀“为罗睺罗出家才开出沙弥的制度”,并让自己最得意的大弟子舍利弗教导他。当罗睺罗因自己的禅房为做客比丘占住而在厕所中避雨时,“佛陀就叫他到自己住的室内”。罗睺罗觉悟后,“佛陀很欢喜,很安心,好像肩上放下了重荷!”[2]403-410这里所表现的是佛陀对僧徒的慈悲,但也包含着父亲对儿子的温情。

本传对于佛陀与净饭大王关系的刻画更明显地带有父子情深的色彩。最有说服力的是“归城施法雨”和“净饭大王的逝世”两章描写的内容。“归城”一章其实就是用实例来宣传“导亲脱苦,方为大孝”的主张。佛陀归家后对父王的劝化充满亲情∶“我应该酬谢父王养育的恩德……说实话,人天稀有的宝贝,乃是胜妙的甘露之法,我将以此报答父王。”[2]192净饭大王临终前,佛陀是有预感的∶“忽然心中稀奇的发生一件很悲哀的思想,佛陀就预料到净饭大王的患病。”书中解释“佛陀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觉完人”,所以预知父亲的逝去,但也不能否认“父子连心”的亲情感应之作用。尤其“佛陀得悉父王的病讯,没有耽搁,简单的吩咐诸弟子之后,马上……赶奔迦毘罗卫国而来。”见到临终的父王时,“佛陀的眼眶中,好像也浮着一滴晶莹的泪珠。”当难陀、阿难、罗睺罗提出要为净饭大王抬棺扶柩时,佛陀回答∶“很好!我也要担一分!”[2]211-213这些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一个重情至孝的人间佛陀的形象。这些情节都宣说了“佛化家庭”的理念,强化了“人间佛陀”的形象。引用本传中的评语∶“佛陀是人间最圆满的人,不是颠倒人情的人,佛陀实在是有高度情感的圣者。”[2]410

其实,原始佛教也是认可俗世亲情人伦的。

星云大师突出描写佛陀的“人情味”,强调佛教孝行,倡导佛化家庭并不违背佛陀原旨,而是对于经典教义的积极拓展,是佛教步入人间帮助和谐社会建设的善举。

佛陀怀有的“亲情”,放大一些则是他的爱国之情。本传第四十三章“迦毘罗城的悲运”中当憍萨弥罗国的琉璃王要侵略迦毘罗时,“佛陀早就知道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会到来,这与佛陀本身虽然无关;但与佛陀的祖国却有存亡的关系”[2]323。所以佛陀“为了祖国,只有尽心帮忙……独自的离开大众,一个人在琉璃王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一棵枯树之下静坐,等待琉璃王”[2]327,要说服他息兵罢战。最终琉璃王还是灭亡了迦毘罗,佛陀“为国家和亲族服丧”而显出从未有过的面容[2]328。在这一番叙述中星云大师插入议论,点明了佛陀的人间性、人情味∶“佛陀是体悟宇宙真理的圣者,他要顺着法性生活,他对不幸的人不是没有慈悲,他知道真理是不应该执着,不应该分有你我的。但人间的佛陀,他的心里仍然是热爱着祖国。”[2]325

故而大师提出学佛首要是把“人”做好。正如《释迦牟尼佛传》中佛陀涅盘以前留给弟子的遗训中所说的那样∶“我是宇宙真理的示现者……你们若能依我的教法而行,就等于我永久活在你们的心中。我的法身慧命,会遍于一切处和你们及未来的众生共在一起。”[2]428

人间佛教对生命的关怀也体现在对人生苦乐的阐释,其与守旧佛教不同。守旧佛教一味坚持出世,宣说现世的“苦、空、无常”,单纯回避现世,追求往生极乐。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虽也讲“苦、空、集、灭”四圣谛,但大师认为应该通过积极于现世践行佛法,把四圣谛转化为四誓愿∶“佛陀证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灭、道’,由苦、集、灭、道而展开广大无边的佛法。然而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体而设定的义理层次,经过了世间的实践,就发展成为‘四弘誓愿’。”大师指出,佛法是要用来指导众生解决宇宙人生问题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光是说明苦集灭道的真理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愿力、修行、实践”,要引导人“勤修戒定慧,熄灭贪瞋痴”,从而断“集”灭“苦”而升入涅盘寂静的解脱境界。

要之,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通过塑造一个颇有“人情味”的人间佛陀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生命关怀意识。而这种对生命的观照,又是直接源于原始佛教的生死观和由此而生的慈悲思想的。所以说人间佛教是“以人为本 “的佛教,是忠于佛旨、继往开来的佛教。

二、《释迦牟尼佛传》的文学创作特色

《华严经》有云∶“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有鉴于此,星云大师取大乘入世的精神,秉承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创造性地提出“佛法为体,世学为用”的方便说法,劝化大众,普度人间。“靠文化承载佛学,以文学宣传佛法”,则是大师诸多方便说法中,成效显著的一途。

(一)文学接受与“以文弘法”策略的提出

“以文弘法”策略的提出与大师自青少年时期开始学习文学、热爱文学,直至今日仍博览群书密不可分。在大陆时,除修习佛法外,大师广泛阅读了古今中外诸多文艺名著;到台湾后,亦是手不释卷,举凡“谢冰莹、琼瑶、高扬、徐吁等人的散文、小说,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都一一拜读”[5],由此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星云大师逐渐培养起了自身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评鉴标准。他认为,文学作品“要合情合理,必须感动人心,才算是上好的文学”。这种文学必须符合情理的评判标准在大师的创作中有明显表现∶《释迦牟尼佛传》突出佛陀的人间性,淡化神异色彩的处理方式就有要“同世间真实相符合”的考虑。也就是大师所谓的“写佛陀圣传,不是用想象力来写的,不能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2]8。

星云大师的口头与书面语言皆少见深奥、艰涩处,往往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故而释满义说∶“大师诠释佛法的语言很人性化,他的佛法没有教条、没有形而上的谈玄说妙,也不标榜神通灵异,他只是很实际、很亲切的从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的依人的需要而说人间性、生活性的佛法。”[3]49持着这样的文学语言观,大师考察了当时所有的中文佛传后认为,“在我们中国,能代表救世主佛陀的圣格,及深邃的思想智慧,和救人救世的慈心悲愿,未曾出版一本比较象样的白话文的佛陀传记。”[2]8这是星云大师最初决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撰写一部白话佛传的原因之一。

(二)《释迦牟尼佛传》的创作特色简述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佛教与艺文结合,以文学弘传佛法”的一次成功实践。该佛传中所采用的写作技巧大都是为弘扬佛法、宣传“人间佛教”思想服务的。

1.叙事、议论、抒情“三位一体”的写作模式

作为一部传记,《释迦牟尼佛传》自然是叙事文学作品。这里大师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式的叙事策略,依照历史时序完整叙述了佛陀由诞生到涅盘的伟大人生,这亦是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与众不同的是,在第三人称叙事的进程中,作者经常人为地暂停故事时间的推进,跳出故事空间,回归现实时空,让叙述者直接站出来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正在叙述的情节或传主进行评价,或者就所述情节中涉及的“人间佛教”的思想进行直接宣讲。这就形成了叙事、议论、抒情“三位一体”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模式的运用在作品中构建起故事时空与叙述时空交错的双重时空结构,延展了作品的时空维度,扩充了作品的信息容量;同时在作者、叙述者、文中人物、读者四者之间形成了多向度的相互联系∶通过叙述者的议论,让读者更明确地认识到作者创作所要宣传的佛教思想;通过叙述者的抒情,拉近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让读者与传主或作者产生共鸣;更有效地通过情感渲染实现传教弘法的目的。例如在“竹林精舍的教化”一章中,记述了佛陀相继度化异教的舍利弗、目犍连和长爪梵志之后,叙述者显身道∶

万川流入大海,佛陀的慈悲、德慧,像一片汪洋无边的大海,千万条的河流都向大海流来,大海中的水量虽然在不停的增加,但一点都不会溢出来,静静的容纳,静静的交流,大海究竟有多大,谁又能预测呢?[2]164

这是一段颇具文学性的抒情文字。以大海比喻佛陀的仁德,说明佛教的包容,如海纳百川一般。正是具有这种包容性,佛陀才能感化异教的领袖并把他们收入佛门,为佛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种包容性恰恰也是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所倡导的。①蓝吉富先生在《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一文中就评价大师的“佛学思想广融原始佛教、南传佛教、禅宗、天台、华严、净土等学于一体,并兼融佛教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儒、道之学,可谓融和内外诸学”。转引自满义法师∶《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页。即而叙述者又发表了一番关于“佛陀肉身生灭法自然”的议论∶

佛陀的清净法身是解脱自在的,但佛陀应化的肉体并不是不死之身,如果佛陀假因缘和合的丈六金身的身体是不坏的话,则佛陀阐释的那些宇宙人生的真理就会自语相违。有为的法是无常的、无我的、生灭的,即使成了佛陀,只要他有为的色身住此世间,就要顺应法的自然性,就不能与法的自然性相违[2]164-165。

这段议论一则阐述了佛教“肉身生灭轮回,法身了生脱死”的生命观,再则为接下来的“佛陀示疾”做好铺垫,起到承上启下作用。这就把叙事、议论、抒情比较圆融地结合在了一起。

2.独白和对话建构起的权威叙事

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为传记中的人物设计了大量的独白与对话。这甚至给人以传记剧本化的印象。这或许也是这本佛传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原因之一。其实这种独白与对话的大量运用往往是要实现一种权威叙事,从而便于作者创作意图的明确传达。例如“太子出城去郊游”一章,作者采用“复调”的形式结构全篇∶让分别象征老、病、死的“异样的老人”、“垂死的病者”和抬棺的队伍依次登场,并且在每一段叙述之后都设计了一段太子与车匿关于生命形态的对话,再让太子以独白的方式发表议论。太子的议论就是一种权威话语,说明佛教对人生、生命的理解,开示读者放弃五欲,修习佛法,了生脱死,获得自在。再如“苦行林中劝谏仙人”一章,佛陀与苦行长老们一来一回的对话,其实是佛教与异教关于苦行的一场论难。通过这组对话,作者否定了异教“苦行求乐”的思路,明确了佛教关于“苦乐”的界定,劝导人们“把苦与乐这两个东西能够永久的舍去,这才是真理的世界”[2]67。

3.故事嵌套与条目式陈述

星云大师一生博览群书,积累颇丰,无论佛教公案抑或文学掌故,皆是烂熟于心,且活学活用,于作文说法时信手拈来,取喻作比,将艰深的佛理形象化地表达出来,令人当下会意。在《释迦牟尼佛传》中就化入了很多生动有趣又包含深意的典故,形成了“故事嵌套”的叙事结构。如优陀夷怂恿宫女诱惑太子,使其放弃出家时就讲述了通力自在大仙、瞿昙仙人、胜渠仙人、毘尸婆仙人等为美女征服,放弃修道的故事。这些嵌入的故事造成了一种“仙人难过美人关”的假象,为下文佛陀能否克服“最大的诱惑”——色欲制造了悬念。当事实证明佛陀经受住色欲考验之后,这些故事又和佛陀的故事形成对比,反衬出佛陀的道心坚固。更典型的是“僧团中的争执与安乐”一章中,佛陀为教育弟子们忍让不争而讲述的长寿王父子忍受梵豫王灭国杀父的暴行且以德报怨,最终感化梵豫王,泯除仇怨,主动将国土奉还长生童子,两国甚至还结成秦晋之好的故事。这个故事突出体现了“人间佛教”“有力的人才会忍,有慧的人才能忍;忍是勇敢、担当,忍是负责、奉献”[9]的信条。

如果说“故事嵌套”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手段,那么在《释迦牟尼佛传》中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宣讲佛理的写作方式,那就是“条目式陈述”。在这部传记中,时有借佛陀说法立戒的情节以条目陈列的形式直接宣说佛法,如“玉耶女的悔改”与“善生长者归佛化”两章中就有大量的条目罗列来直陈佛法戒律。另外,这类“条目式陈述”在该传记中还有一种更直观的形态,即列表。如“成就无上正觉的佛陀”一章中,就有“十二因缘”与“四圣谛”的两张树形图。列表虽无文学性,但却是我国史书攥写的一种传统形式,具有条理清晰、结构直观的特点,与其说是“文”,不如说是“图”。这些“图”与传记中的文学描写相辅相成,构成图文并茂的叙述模式,便于读者对于文中涉及的佛学知识的理解接受,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弘法方式。

4.对比性叙事框架

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中还常见对比性叙事框架的建构。如前文提到的“最大的诱惑”、“降服魔军与魔女”等章节是在一章之中构成对比性叙事框架,造成正邪相对,突出矛盾,使情节更有戏剧冲突感,更具可读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比突出了佛陀的坚韧伟大,说明了佛法的神圣。不仅如此,大师还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在两章之间架构起对比性叙事框架。如“苦行林中劝谏仙人”一章描述佛陀修行经历,紧接着的“都城中的悲哀”一章则笔锋一转,描述净饭大王一家对于太子出家的哀伤。这里虽不是针锋相对的对比,但也用净饭大王等人的难舍五欲,衬托出佛陀生于富贵荣华之王室而能了悟正觉的可贵。

结 语

要之,《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佛教与艺文结合,以文学弘传佛法”的成功案例。传记综合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塑造了一个立体的、颇具说服力的“人间佛陀”的形象;生动、多维地展示了“人间佛教”的精义,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佛教弘传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佛传创作和“以文弘法”均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1]马越.以文字打动心灵——星云法师对人间佛教的践行[J].中国宗教,2011,(12)∶38.

[2]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M].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

[3]满义法师.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M].台北∶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4]小部经典——本生经[M].夏丏尊,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48.

[5]星云大师.往事百语[EB/OL].显密文库,http∶//read. goodweb.cn/news.

[6]星云大师.伟大的佛陀[EB/OL].七叶佛教书舍,http∶//www.book853.com.

[7]星云大师.人间佛教语录·思想篇[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129.

[8]星云大师.佛教对感情的处理[EB/OL].佛光山全球资讯网,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

[9]星云大师.佛光菜根谭[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236.

[责任编辑∶郑红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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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9-1971(2014)03-0084-06

2014-02-19

王一帆(1984-),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宗教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