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星云说偈》的契理契机与契文

周 勇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415000）

从太虚大师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张”①1912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组织成立佛教协进会，提出了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产的革命。其中，对教理的革命，太虚大师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见《太虚全书》第29册，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98，页77。算起，人间佛教运动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涌现出一大批卓有建树的高僧大德。太虚大师、印顺法师和星云大师是其中用力最多、用功最勤、最受瞩目的三位大德。太虚大师是中国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创者，印顺法师是人间佛教最有成就的佛学思想家，星云大师则是人间佛教最积极的实践者。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的践履上所付出的心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现代佛教界不作第二人想。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实践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各种新型弘法方式和弘法事业的探索。大师积极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介，迅速有效地推广佛教理念和生活方式。由采用新的传播方式而形成的传播文本，丰富了佛教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传统宗教文学的观念，即在宗教实践中所形成的文本属于宗教文学的主体。《星云说偈》就是这样一种有异于传统宗教文学的作品。

1989年，佛光山电视弘法委员会于台湾电视公司开设“每日一偈”栏目，请星云大师讲说往代高僧、善识所遗诗偈，节目持续两年之久，其文字记录汇集整理为《星云说偈》（以下简称《说偈》）一书。全书总计讲说诗偈199则，每则均先列偈语，后辅以讲说，讲说文字短小精炼，然精义迭出，启人心智。又且广征泛引，不局限于诗偈本身，读后令人长养学识，增益闻见。若论及《说偈》作为宗教文学的特出之处，还是星云大师自己的话最为分明。星云大师曾自述：“二十三岁那年，来到台湾以后，目睹惶惶人心飘泊无依，正信佛法隐而不彰，便考虑要循序渐进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众化、艺文化、生活化，期能扩大利生的层面与深度。”[1]109佛法、社会、文学三方面要素，构成了《说偈》的宗教文学特性。

一、契理——《星云说偈》的宗教性

佛门祖师在弘法时有“契理契机”之说。所谓契理者，乃是根据闻法者的不同根基而讲说不同的道理，但不管说了多少道理，实则还是一理，即最基本的佛法义理。在这点上，《说偈》充分地体现了它的宗教哲学性，其所及之佛理，大致有三方面。

（一）本体论——空与心

作为宗教哲学的佛法，自有其执一驭万的究竟义，也即佛法的本体观，就是空。佛教各期各派对空的理解并不同一，对于大乘佛法尤其是般若系的大乘思想而言，性空观念是根本性的真理。《说偈》对这一点讲说得很明确。星云大师不仅对世俗之金钱、权势、事物等可见物质之不可久恃一一点醒世人，更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明空之意义。

在“山也空来水也空”一则中，大师说：“空，是佛教至高无上的真理，是妙有，凡事有空才能有，不空就没有了。……有就是空，空就是有，空有是一体的两面。”[2]140大师以譬喻言之，说“房子要有空间才能住人，茶杯要空才能泡茶”，化抽象为具象，这即是契理契机之论。大师又说：

色是物质，空是精神，物质与精神要合起来，才有宇宙虚空的本体，才能“随缘变现体无穷”。空是本体，有了本体，千变万化都超脱不了这个空之外。

此处所云“精神”，当理解为原则、规律，即万物乃有为之法，色乃是由空演化而来，也必归向于空，即有一种归向于空的趋势。

在“特入空门问苦空”一则中，大师强调，佛门对苦与空的体会最深，而空是“一种正见，一种缘起，一种般若，一种真理。空有空的背景、内容，空是建设性的。因为空即是色，有空才有有，有空才有万物，万物亦是空”[2]12。因此，在说及空之本体与有之现象之间的关系时，佛学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本体论不一样的特点。大师明确地将佛法中本体与现象的不二关系揭示出来，“依《华严经》的解释，一与多不是二个，是一个。多就是一，一就是多”[2]178，所谓“一”者，就是空；所谓“多”者，就是色，就是无常之诸法。“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世间一花一叶，一沙一石都是如来法身的显现，都能‘普现一切群生前’”[2]1。显然，星云大师所持观点不仅是“我空”的，而且是“法空”的，是属于中道的“不但空”观的。大师论证之方法，不是“分析空”的，而是“当体空”的。这样的本体论观念体现了中国佛教离世即世的特性，也决定了人间佛教的入世取向。

在色空的观念中，如何看待和安放人，如何看待和安放人心，是极关键的一环。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居于有情众生的塔顶，因其有意识、能觉悟，便能不仅将思维的对象面向世界，也将自身对象化而予以观照。佛学尤其是中国佛学对人心有很深入的探讨，《说偈》的宗教性也体现在对于人心的佛学解说上。

在《说偈》中，星云大师选择了十余则关于心之性质、作用的诗偈来加以讲说，以数量而言，超过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大师强调心在我们认识真理时的决定性作用。

不要心外觅法，自家的真如本性里有无尽宝藏，只要“端坐自家供”，坐在家里用心参学，佛性自会从心里显现。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找回自己，而不必去外相、外境上觅求[2]107。

这就是“即心即佛”，心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和作用。这个看法，容易被认为是主观唯心的世界观，但这是究竟真实的。因为，不管外在的万物如何实在，它们要在我们的心理上产生影响，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也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存在只是心中的存在。

同样，空作为佛家最基本的观念，也是由心来认识和体现的，正所谓“宇宙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的法身，它每天都在对我们说法……无口说法，就是要我们用心体会，我们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思想去自我体会，便能找到我们的法身自性”[2]191，故不是万物本身具有佛性，而是人心本具佛性。另一方面，所谓即心即佛，除了上述一层含义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人心本身就具有从外在和内在的观照中领悟到空的能力和可能，于是人人皆有觉悟成佛的潜质。心的这种认识能力和状态是本然的，只是因为外在的杂染而暂时淹没，我们要得到解脱和自在，就要回复到心的本然，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认识自我的本来面目。其中，最难去除的杂染之见在于认自我为真实之物，尤其是认自我的精神现象为真实之物。由此，便牵涉到佛家的认识论和修养论了。

（二）认识论——缘与我

在讲说“四大由来造化功”一则诗偈时，星云大师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皆由四种元素——地、水、火、风的因缘和合而成[2]16。这“四大”的聚合也不是物理性化学性的结合，而是随缘生灭的，背后的动因则是因果业力。包括我们人身，也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而后才有“色、受、想、行、识”等生理和心理的功能作用，这些作用的产生既然源自因缘，其本身便不真实，所以大师告诉我们“‘五蕴山头一段空’，我空，我不真实，我的一切都是虚妄的”[2]124。

这里可以疏解为两个相关联的环节。首先是认识外物。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官能来认识事物的，有眼、耳、鼻、舌、身、意等诸般官能，它们认识所得之结果成为“识”，世间现象“都是由识海唯心所现、唯识所变”[2]131。因此，我们就不应执着于外物外境，而应该反观内心，要破“法执”。其次是认识自我。我身、我心也是由四大五蕴因缘和合而成，也是没有自性的，六根“像盗贼般住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痴惑于爱欲，迷没于嗔怒……人的本性，就是被六根的乌云遮蔽了”[2]10。因此，我们就不应执着于虚妄的自我，而要破“我执”。由以上两个环节，大师谆谆提醒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执着不放；真正属于我们的，近在眼前，却不认识”[2]124。迷与误，有时只在一念之间，有时却有难以破除的坚冰。破执，必须要实修，光靠祈求是不够的。

（三）修养论——嗔与忍

佛家的修养方法很多，不同宗门也各有不同的修持法门。星云大师在《说偈》中主要讲说的是大众最易接受最易明白也最易奉行的方法，他先指明基本的修行原则，那就是要在心上下功夫，强调“百千法门只在我们方寸之间，多似恒河沙的功德，在我们心的源头就可以找到”[2]34，所以，修行就要在根本上下功夫，不能舍本逐末，有口无心。具体而言，《说偈》比较重视对嗔恨之心的克制，因此对于忍辱是讲得比较多的。大师开导我们：

世间最大的力量不是骂人，不是打人，不是拳头枪炮，而是忍辱。佛门种种的持戒修行，功德都不及忍耐大，可见忍耐的力量不可思议[2]129。

事因难能，方见可贵。忍辱之所以功德大，就是因其难行；而其难行，乃在于它要求我们在心上断除人我之间的分别计较，进而断除万物之间的分别计较。这些分别计较能够也应该断除，是因为它们都是空而不常的。所以，忍辱的法门是要以甚深的思想观念为根基的，否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人恐难直悟于此，大师便在讲说均提童子的“面上无嗔是供养”一首偈语时把修行的顺序加以变通，“心要能不轻易起嗔恨心，先从面孔上不表现嗔恨，再从口里不出怒言，然后打从心底里做到没有一点嗔恨的念头”[2]101。此类契理契机之言，大师在其他著述中也一再申明阐说，如他将情理理解为“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1]39，都含有忍辱之义。忍之一法，也是最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世俗社会的处世之道。

二、契机——《星云说偈》的社会性

人间佛教绝不是一种经院哲学，而是要付诸积极的社会活动，它非常重视在此生现世中践履菩萨行。印顺法师曾说：“世间的一切希望、福乐，都根源于生存，没有了生存，一切都不存在了……无生，不是死了完了，是要在现实人生中，彻底地来一番自我革命，使自己实现为无限清净的‘慧命’”[3]17—18，法师因此很希望“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4]。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印顺法师颇有感触地说“着重人世间事，或着重出世，都不算太难。如在身心净化中，同时利人利世；在利人利世中，同时体达至善无漏，那就被称为‘火里莲花’，难中之难的菩萨了”[3]51。以此衡之，星云大师的确是人间佛教的“火里莲花”，《说偈》具有鲜明的契机的特点。所谓契机，是指法师根据闻法者的不同根基，采用不同的法门和讲说方式，让听讲者领悟得道。《说偈》中的契机，主要体现在他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社会针对性，对现代人具有实际的启导作用，这些内容再配之以电视传播的方式，其社会效益就不言而喻了。

（一）处人之道

在佛法看来，我与他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无常的，大家的佛性原本都是一样的，因此彼此的是非竞争实无必要。对此，一般大众难以达到自觉，星云大师在开示大家时便随机指点：

我有十六字诀奉献给大家：一、你对我错；二、你有我无；三、你乐我苦；四、你好我坏。……时时接受对方的指责，反躬自省，舍己为人，不与计较，不论短长，我们就会有一个安身立命、海阔天空的生活！[2]91

这是教我们放低身段，忍辱无争，学会承认缺憾，不要浪费时间去计较无常的人我是非。我们与人相处时既会遇到如沐春风的知己朋友，也难免遇到怨憎对立的冤家，“怨憎会”是人生“八苦”之一。在与不同意见和性情的人相处时，大师告诉我们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冤家也是我们的逆增上缘，可以激发我们精进修行”[2]22。忍辱是佛家修行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忍辱，我们甚至应该感谢批评、毁谤、侮辱、打击我们的人，因为是他们提供了让我们修行的机会。

在人我关系中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要总将眼光对准别人，而要更多地反省自己。大师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中是非争竞的症结在于“人都好量别人的长短，量别人的贫富，量别人的贵贱，量别人的美丑，量别人的好坏，量别人的是非……就是不知道量量自己”。要根治这一顽疾，我们需要“返照自己在不在，观照自家宝藏有多少，就能够避开很多人生的陷阱”[2]40。观照自心，让自心强大起来，是处人之道的诀窍。这样看来，与人相处其实是返照了自己的心态，处人即自处。自心既是处人之关键，那么我们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态呢？在这一点上，星云大师既主张有原则，又主张有变通。在讲说明代莲池大师“由来直道世难行”一则偈语时，大师坚定地说：

我们修行佛法，离不开世间，也常因为直心而遇到麻烦阻碍，因此更要守住直心，以直心真心成道，弯曲心、谄媚心，只会离道更远[2]77。

这是原则，是底线。但处人处世，也不能不有些智慧技巧，有些权衡变通，对于一般大众更是有其必要。大师深知社会的复杂艰险，所以提醒我们：

在现今社会，长养自己的真心、诚心、慈心与爱心的同时，也要有防范别人的假心、伪心、害心与恨心的保护措施，才能自在安然地面对人群。佛教中的防范未然，也是进德修业的一项重点，防他人的恶心恶念，更要提防己身的恶意恶行，才是符合潮流，符合佛法的身心环保[2]125。

这段话既联系社会，贴近人心人性的实际，又内通佛理，圆融无碍，确实是契理契机之言。“符合佛法的身心环保”，这样的提法既深刻又新颖，通俗易懂，益人心智。

（二）处事之道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纷纭的世事？大师在《说偈》中没有教我们怎样处理具体的实事，只是教我们应取的态度。分类言之，《说偈》开示我们的处事之道，大约有积极、笃实、坚忍、旷达四种态度。

首先是积极。很多人认为佛家是消极出世的，修行是弃绝人世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佛教产生于人间，解决的问题也全是人间人世的问题。印顺法师曾说：“无论是寄心大道、天国，或者现证涅盘，依旧在人间；佛与阿罗汉们，也还是穿衣、吃饭，生活于人间。”[3]115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法，都特别重视人生的问题。真正信奉佛法的人，绝不是弃绝人生者，而是对人生的究竟意义抱有一份祛迷求真的向往，这其实是对人生人世的积极的大爱。轻易抛弃生命，消极对待生命，都不是佛家应取的态度。大师在《说偈》中也表达了积极的入世态度。大师是极重视生命的，他特别选择了“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一首偈语，置于显著位置加以讲说。在讲说中，大师引《阿含经》里的海龟喻来说明人身之难得，呼吁大家珍惜生命[2]2。大师又在解说明代憨山德清的“滚滚红尘古路长”一偈时强调：“我们在世上，要积极不可虚度，要有‘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态度，不要等待明天。”[2]85。修行也好，处事也好，或者说在处事中修行也好，都可以从这些良言中获得正能量。

其次是笃实。现代社会太过物质化、商业化，发展速度又相当快，大家普遍的处事心态往往是浮躁、功利，不愿意下真功夫苦功夫去努力施行，总想着以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典型的商业性逐利思想，与俗谚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佛法所说因果报施思想南辕北辙。大师在讲说诗偈时，多次针砭这种社会病。他以学道修行为例，说：“未能下功夫悟道，下功夫精进修行，不肯吃苦，不经一番寒彻骨，想要有梅花扑鼻的芬芳，是不可能的。”进而推及其他，“无论在学术上，在工作上，在宗教体验上，光是空谈理论而没有认真实行是没有用的”[2]88。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阶层工作，主角也好，幕僚也好，都要守本分、能负责，配合整个大团体的运作[2]143。

大师对青年人的处事尤其关心，他谆谆告诫青年学子：

今天的青年学子，应该先把自己健全起来，自己站不起来，东拜托、西找关系地攀缘也无用，不但凡事做不出成果，也终会被人轻视、贬抑。不如安分守己，充实自我，断一分尘劳，守一分心闲[2]92。

再次是坚忍。星云大师六十余年的弘法事业，五洲四海的行脚路途，本身就是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忍的毅力一步步走过来的，因此，大师对坚忍的品格深有体会。他多次表达“要想创造一番事业，要想圆满地将人际关系处理好，必须常常赞美人、鼓励人，此外另有妙法，就是忍辱与柔和”。这里的柔和，不是毫无原则地和稀泥做好人，而是坚毅有韧性，是克刚之柔，“柔能克刚，不管遇到怎么样的艰难挫折险阻，只要柔和泰然地面对它，事情往往就会有转机”[2]79。实际上，逆境不是我们的障碍，我们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自己。大师在讲说“逆境来实顺境因”一则偈语时，就引用《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中的十种说法，将逆境、不顺等常人厌弃的状态做积极的看待，化逆为顺[2]138。反之，我们在顺境中若不能居安思危，或不知谨慎一味得意，便不能持盈保泰，则这顺境适成败机。顺逆之间，哪里有什么截然的界限呢，其中的关键都在人的态度心境。

再次是旷达。为人处事，难免有人我矛盾和人事纠缠。面对这些是非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大师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告诉我们“处理是非的方法是不避是非、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不怕是非。果能如此，是非又能奈我何？”[2]91这样的态度源自强大的内心，源自高远的胸襟，源自开阔的眼界，源自良好的涵养。人身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心却可以包容无边无际。在讲说明太祖朱元璋“天为罗帐地为毡”一则时，大师鼓励当代青年：

圣贤之所以伟大，主要是放开心胸，立下远大的志愿，凭着精神毅力一步一步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大众为根本！时代青年立足于社会国家，要有未来性、大众性的心胸，要有国际性的眼光，能如此培养广阔的心胸，才能成大功、立大业，才能沛然呈现菩萨气度[2]70。

这番话感触深、境界大、寄意远，拳拳之心殷殷之望溢于言表，我们读了不禁深觉自己平日鄙陋，有感发奋起之念。

三、契文——《星云说偈》的文学性

星云大师是现代重要的宗教文学作家，他几十年来弘法传道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各种形式的佛教文学创作，其体裁极广，内容极富，规模极大，影响极深，在现代中国宗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一）偈语的文学性

据统计，《说偈》所讲说的内容，并不限于佛门（禅门）中人的偈语（有较多偈语不知作者名姓，署作“古德”，姑以佛门作者视之）。在199条诗偈中，非僧伽所作者达24条。其作者主要是历代文人，包括唐代的白居易（2）①括号内数字为各人入选诗偈的数目。、杜牧（1）、李翱（1）、张拙（1）；宋代的苏轼（5）、王安石（2）、朱熹（1）、张无尽（1）；元代的耶律楚材（1）；明代的刘基（1）、于谦（1）、林瀚（1）；清代的蒲松龄（1）。这些偈语有些本就是诗，作者也并非有意说法谈禅，只是在感性之中自饶佛家意趣，如杜牧的《赠猎骑》、王安石的《游钟山》、苏轼的《洗儿》、《题西林壁》、《和子由渑池怀旧》、《观潮》、朱熹的《观书有感》、于谦的《石灰吟》等。读这些诗作，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审美的体验，在脱离了功利的思虑之后进而获得心灵的解悟。那飞鸿踏雪的妙喻让我们对人生之旅既失落又欣赏，那半亩方塘的清澈让我们对俗尘保持一份距离，那千锤百炼的石灰和常在常闲的青山则砥砺了我们的操行、坚定了我们的本心。这些句子实际上是以文学性的形式表达的哲理。

文人所作之诗往往具有禅意，僧人所作之偈则又不乏诗味。可举两例，一是唐代无尽藏比丘尼的大作：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2]9。

此诗见于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是颇富禅意的悟道之作。但我们读了，却对其中的汲汲寻春之情、无意闻香之态和春满花枝之境印象鲜明，其所传之理完全寓于所造之象中，十分融浃，具有神韵，这是宗教也是文学。另如署作“古德”的一偈：

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

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2]166。

这诗若不作义理上的引申，是完全可以当做一首情爱之作读的。那“浪子风尘轻别离，红袖楼头误归舟”的情调，与温庭筠之辈的花间作风又有多大差别？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宗教文学中，宗教义理是作品的骨，文学因素是作品的肉；宗教为作品搭建航行的灯塔，文学为作品插上飞翔的翅膀。

（二）讲说的叙述性形象性

星云大师对于人间佛教事业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他自述说：“讲述佛法时，总要让大众听得懂；书写文章时，总要让大众能体会；兴建道场时，总要让大众用得上；举办活动时，总要让大家能参与；开办法会时，总要让大家能法喜；海外弘法时，也会提供语文翻译。我随时随地顾及大众的需要，因为实用的佛教，才是人们所需要的佛教。”[5]大师如是说亦如是做，《说偈》就是能令大众听懂并有所体会的佛法表述。我们知道，譬喻在佛经中是常用的，还有专门的《百喻经》。佛教的譬喻有以物为喻的，更有以事为喻的，颇具象征体系意味。星云大师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讲说常借题发挥，寓言寄意，以形象、事象来传达妙法。

在讲说“怀恨难入菩提道”一则时[2]154，大师为说明忍耐的功德之大，便随机讲了一个寓言：佛殿里的大盘对佛像提抗议说，大家都是铜铸的，为何你备受礼拜，有香花灯烛的供养，而我却不仅没有供养，还要被敲打，实在是不公平。佛像便开导大盘，说你不要怨恨生气，你想想我被人们铸造成佛像时，是忍受了多少苦楚的！我是经过了千般的敲打挖削后才锤炼成佛像的，大家当然就对我礼拜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人虽然在佛性上是平等具足的，在修为上却可有很大的差别，忍耐的功德是伟大的。

解说憨山德清“休得争强来斗胜”一偈时[2]81，大师引用了佛经中富翁与四个太太的故事，既慨叹了人情冷暖，也象征了我们的身内之心与身外之物。大太太指的是我们的心，其他三个太太则分别代表身体、名利、亲友等心外之物。可惜的是，我们平日对自心最不在意，对身外、心外之物倒反而关心、痴迷，真是本末倒置。大师因此提醒我们，修心是我们第一要紧的事。

《说偈》的最后一则同样引述了佛经上的一个譬喻故事，非常形象贴切，枯井、青藤、四蛇、二鼠、五滴蜜等分别代指人生、佛法、四大、昼夜和五欲（财、色、名、食、睡）。每个人当看到这个譬喻时，都不免生发出对自己人生实境的联想，或者契合或者不合。没有关系，这只是譬喻，譬喻的要义在于引发联想引起思考，它本身的准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许，它的魅力反在于它的模糊性。

以上从宗教性、社会性和文学性三个方面解读了《星云说偈》作为宗教文学作品的特点。星云大师在此书中的确是以契合佛法义理为根基，以契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为重点，以契合文学规律为手段，为我们奉献出了难得的宗教文学作品。

[1]星云大师.往事百语[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

[2]星云大师.星云说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

[3]印顺法师.我之宗教观[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印顺法师.华雨香云[M].北京：中华书局，2011：51.

[5]星云大师.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J].普门学报，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