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
—1966)*

王保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北京，100732 )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
—1966)*

王保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北京，100732 )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编年史；文学研究所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1955年

4月1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来文学所开座谈会。周扬强调文学研究所要系统研究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注意吸收外国文艺对我们有用的养料。

何其芳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许多研究论文和当前的需要及刊物的特点不符合，不能发表，这对我们工作不方便，我们准备自己出刊物。”这一想法得到周扬的支持。这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创刊的最初动机。

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出版。此后陆续出至第5册，于1957年5月结束。这可以视作《文学研究》创刊的尝试。

1956年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随后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中，已由科学院的相应研究所分别主办着《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期刊，唯独文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刊物，因此在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之后，责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

吕林从中国科学院院部调来文学所，协助何其芳筹办《文学研究》季刊。11月24日，筹备中的《文学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何其芳传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办刊的思想，提出办这个刊物要抛掉那些束缚研究人员的清规戒律，主要是要多发表专家的稿子。编委会上确定了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取稿标准，同时也通过自选和推荐的方法，确定了创刊所需的各类稿件。

经所领导研究，拟订了一个照顾到所内外、各地区、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名单，在征求本人同意和上级批准后，这年秋天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并当即向他们组稿。

《文学研究》编委会有35人组成。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钟书、钟敬文。

1957年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经过修改，公开发表于6月19日《人民日报》。

3月12日《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卷末刊登了上列编委会的名单，并注明如无变动，不再每期发表。也不标出其中谁为主编、副主编。开编委会时，何其芳称自己为召集人，实际上他行使主编的职责。

创刊时的编辑部负责人为吕林。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屈文泽、王信、冀勤、杨壮伯、章西顺、张立城、陈宝华、徐子余。

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辞，只是在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中交代了创办的缘起，是由于受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的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何其芳：《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创刊号)。。

创刊号上发表了12篇论文，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词》，钱钟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

本期扉页刊登《稿约》，实际上概括了本刊选题的范围。1.论文：包括对我国和外国古代至现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上的问题、文艺理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对文学研究论著的评论，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研究的错误的观点、方法的批评；2.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重要材料的考证；3.有关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经过整理的有参考价值的文学资料；4.对国内外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理论批评等方面的著作的简短评价；5.讨论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的通信。

《文学研究》第1期的篇幅184页，印数为51000册。收到的稿件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因此曾考虑改为双月刊，但负责发行的邮局方面感到有困难，因而仍为季刊。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正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一出版，即受到了文学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文学研究》创刊不久，文学研究所领导研究决定从《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张白山、熊白施，同时又从所内文艺理论组调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理论的尹锡康到《文学研究》，正式建立按学科门类分组和实行三级审稿制的编辑部。任命张白山为编辑部主任，吕林为副主任兼现当代文学编辑组长，尹锡康为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编辑组长，熊白施为古典文学编辑组长。同时确定所内对《文学研究》的领导，总的由副所长何其芳负责，日常工作由党的所领导小组副组长毛星负责。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月12日《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传达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精神，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

由于是季刊的原因，刊物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因而发排的稿子依然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编委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 首篇是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15周年而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文章既充分肯定了《讲话》的伟大意义，同时又批评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是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的”，认为应该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放手让作家去创作，领导不要去干涉。

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是这一期的重头戏，发表了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刘永济的《释刘勰的“三准”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冯沅君的《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和沈祖棻的《关于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俞平伯先生已是接连两期发表文章了，这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刚刚过去的年代，是很引人注目的。

这一期还发表了楼棲的《论郭沫若的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9月12日《文学研究》第3期出版。首篇是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参加到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猖獗进攻的战斗中去。看起来这一篇文章也是急就章，是一种不得不做的政治表态。本期的重点仍是古代文学研究，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序》、黄盛璋的《李清照事迹考》、唐圭璋的《柳永事迹新证》、段熙仲的《陶渊明事迹新探》、夏承焘的《姜夔词编年笺校》等，大都是文献考证方面的文章。这期《编后记》进一步对反右斗争表态，认为“这个斗争对于我们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考验，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12月12日《文学研究》第4期出版。这一期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拥护两项伟大的革命宣言》，对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表示拥护，并点名批判，“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冯雪峰和陈涌。另外，还发表了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性》，批判陈涌等关于文学艺术的特性的一些观点，王燎荧的《抗战时期丁玲小说的思想倾向》，批判了丁玲所谓“极端的个人主义，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一期刊物加重了对外国文艺研究的分量。水夫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论述了十月革命后最初10年间的小说；袁可嘉的《布莱克的诗》，是为纪念英国杰出的诗人布莱克诞生200周年；李健吾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是为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而作。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王季思的《苏轼试论》较全面地论述了苏轼散文、诗、词的艺术特征和伟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是到当时为止最为全面地论述巴金小说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长篇论文。

本期的《编后记》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认为“较为显著的缺点是刊物的计划性差”。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编辑部拟了下一个年度的工作计划要点：“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方面打算以继续批判文艺界的右倾思想为重点，同时也打算发表对‘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古典文学的重点打算放在元、明、清的戏剧小说方面。”*《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并继续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

1958年

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曾经3次审阅修改，因此此文可视为当时中央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

3月12日《文学研究》本年第1期出版。这期刊物封面换了，目录增添了外文，并且又一次刊登了编委会的名单。虽则这期《编后记》没有说明，但对照1957年第1期刊登的编委会名单，还是能发现这个名单的“奥秘”，即编委名单中除去了刘永济、陈涌、林如稷、陆侃如、冯雪峰、程千帆、黄药眠、钟敬文等8人。这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但刊物没有一一刊出清除出编委会者的名单，算是较为宽容，较有人情味。其中陈涌同志是文学所的研究员、现代文学组组长、鲁迅研究专家，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

本期首篇是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上年度展开讨论的一种延续。郑先生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论文放在首位，自然可以理解。接着3篇全是对文艺界的所谓“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它们是冯至的《论艾青的诗》，刘绶松的《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群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兼评何直、周勃及陈涌等人的修正主义论点》。批判者都是当时的名家，文章的调门高，火力猛。

古典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季镇淮的《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陈中凡的《元好问及其丧乱诗》、王津达的《汉乐府诗相和歌即汉清商说》以及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王佐良的《论旭恩·奥凯西》、缪灵珠的《高尔基的文学观点和方法》，都是厚实之作。

“学术动态”栏目刊登了黎颖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章说，从去年12月10日到27日，文学所围绕着所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场辩论，前后历时17天，大小辩论会开了许多次，在辩论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派”、“当前派”、 “并重派”三部分人。“系统派”强调系统研究，主张文学研究所应该多做“百年大计”等长远性的学术研究，以便提高研究水平；“当前派”从当前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实际出发，强调文学研究必须注意和研究当前文艺运动、文艺思想上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并重派”认为，系统研究和解决当前问题，长远的学术要求和当前的实际需要，应该并重，不应规定何者为主。何其芳在最后一次会上，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分歧之点，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谈了关于对当前的实际需要的理解问题以及当前实际需要、长远学术要求和系统研究三者的关系问题，关于当前实际需要和长远学术“要求”是否可以并重的问题。最后，何其芳同志提出了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全所性的7项任务：(1)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2)研究并编写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3)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4)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5)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6)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7)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在这7项任务中，又提出以(1)、(2)两项为全所的重点*黎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由此，全国文艺界开展了学习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讨论。

6月25日本刊第2期出版。195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这期的《文学研究》即发表了3篇此方面的论文，即郑振铎的《论关汉卿的杂剧》、杨晦的《论关汉卿》、王季思的《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

这一期增添了两个栏目：一是笔谈，二是通信。笔谈的3部作品是《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都是描写战争的，参加笔谈的多数是文学研究所的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的研究人员。

“通信”栏目发表的是几个青年研究人员对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一文的意见：“首先要指出的是超历史超阶级的观点”；“其次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其三，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肃的”；“最后”是指责作者的文风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资产阶级作风”*杨耀民、陈燊、董衡巽：《对<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信里同时表示希望李先生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意见中的不当之处。因而这一期《编后记》里特意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有这么一个体会：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大家还不习惯于辩论，不大习惯批评和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不大肯说，或者又不敢尖锐地说，缺少一种敢想、敢说、敢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革命精神。”“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希望学术界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出现一种新的气象，新的精神。”*何其芳：《编后记》，《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其他的主要论文还有唐弢的《论阿Q的典型性格——批判冯雪峰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文艺观点》、王淑明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和林庚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青年研究人员蒋和森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的〈红楼梦〉》。书评一栏里，发表了钱钟书对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书的评论。这篇书评的特色在于作者能坦诚相见，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短短一篇文章中，竟有28个注。

这一期的“动态”一栏也许更为引人注目。第一条是《中国文学教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问题。文章说：“自双反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的倾向被揭露出来，它的严重性是耸人听闻的。有个教研室制订了一个培养研究生的条例，其中罗列了大批书目，并规定在几年内念完，可说是严格极了，然而没有只字提到马列主义，道道地地是‘白色条例’；一位文艺理论教授给研究生开的参考书目中，竟然出现了《圣经》；至于教授们在讲课中的‘崇古非今’，以欣赏的颂扬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中的封建糟粕，则更为普遍了。几千几万张大字报惊心动魄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大学的中文系究竟要给国家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材？”

第二条揭发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与厚古薄今现象”。文章认为形成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的原因是：(1)复古主义思想；(2)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重视材料、重视考证，把这些当做首要的东西。轻视理论分析，甚至认为这是空论；(3)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4)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第三条揭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一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二是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三是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四是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

10月25日本刊第3期出版。这一期几乎是大批判专号，首篇第一次刊登了本刊编辑部的《致读者》，说明这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封面改换，原来是古色古香的藏青色，现在变成黄棕色，突显出“文学研究”四个大红字。《致读者》首先检讨了《文学研究》创刊时确定的“方针和任务”的缺点，这主要指：“关于中外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发表得过多，这些文章有许多又不是用新的观点来写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和结合当前斗争的文章就发表得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广大的读者群众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的方针和执行中的缺点，我们刊物上就出现了红旗、灰旗、白旗杂然并存，缺乏战斗性的情况。”《致读者》还透露，不少读者对本刊第3期(1957年)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积存的一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稿子都一起发表，以免脱期”。《致读者》进一步表态：“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宁肯脱期，或甚至停刊一期，也不应临时凑一些稿子，勉强按期出版。”*何其芳：《致读者》，《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致读者》还检查了刊物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倾向，表示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在文学研究工作中“拔白旗、插红旗”，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这一期的一系列论文确实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厚今薄古”的方针，基本是一本“革命大批判”专辑。其中有3篇文章是批判王瑶先生的，具体篇名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王瑶先生的伪科学》和《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艺理论方面，亦有3篇批判文章，即蔡仪的《批判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右派论调》、伊凡的《陈涌在题材问题上对鲁迅的歪曲》和姚文元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郑振铎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著名的文学史家，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批判运动中，自然首当其冲。文学所内展开了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批判。本期刊发了所内6位青年研究人员集体写作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中指出这本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在于著者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撰写文学史，以‘俗文学’的观点、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文学观点上的反映来提倡和肯定民间文学”，“更其严重的是，《插图本文学史》中还相当明显地表现了胡适派的实用主义的文学观点”*曹道衡、徐凌云、陈燊等：《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本期还有两篇正面赞颂新时代的论文，一是贾芝的《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二是力扬的《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有批判，有歌颂，显示刊物旗帜鲜明。此外还发表了一篇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一班‘红旗’学习小组”的《资产阶级专家到底有多少货色？》。文章声称：“资产阶级专家的纸老虎，已经被事实彻底地戳穿了！迷信‘专家’的人们，应该是清醒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转载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内部刊物《东风》第2期，看来大字报也上学术刊物了。

“学术动态”栏里，刊登了《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文中提到：“最近两三个月来，我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有着两件令人兴奋的事。这就是大批新的教学大纲，新的讲义产生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产生了。”文章认为，“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学术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本刊记者：《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本刊又一次刊登编委会名单。与今年第1期上刊登的名单相比，此次编委会委员增加了刘芝明、邵荃麟、何家槐、林默涵、唐棣华、张光年、叶以群。其中，唐棣华是新调来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其他几位都是经受过反右派斗争考验的革命文艺家。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的名字从编委会名单中消失。

这一期《文学研究》版权页上记的是10月25日出版，实际上到读者手里已是11月初了。写于11月2日的《编后记》中说明延期的原因，一是印刷的关系，二是临时增编悼念郑振铎先生的专辑。10月17日，郑先生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所乘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失事，郑振铎、蔡树藩等16位同志遇难。为了表示对老所长和本刊编委的追悼和哀念，特地赶编了一个专辑，附在这一期发行，专辑的内容包括：郑振铎遗作《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吴晓铃的《郑振铎先生传略》、何其芳的《悼念郑振铎先生》、[苏联]艾德林的《忆郑振铎同志》、王伯祥的《悼念铎兄》、余冠英的《悼念郑振铎先生》、[波兰]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博士的《悼念郑振铎教授》和吴晓铃整理的《郑振铎先生撰著编译目录初稿》。

这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同一期刊物的正刊上，在批判郑振铎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在附加的“专辑”里，又在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

这一期刊登的“稿约”较之前也有很大的改动，主要突出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兹简录于下：

一、 本刊发表下列稿：

1.对当前文学作品、当前创作问题的评论；

2.对当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及其他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批评；

3.对当前重要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

4.对我国和外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重要作品和重要问题的研究；

5.对我国各族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

6.对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方面著作的书评；

7.关于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问题的资料和考证，特别是有关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

8.讨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的通信。

10月1日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知识》创刊。《创刊的话》中说：这个刊物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帮助大家阅读”。另一任务是“评论群众创作”。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提高欣赏水平和创作水平，刊物还要作“介绍基本知识的工作”。

12月25日本刊第4期出版。“评论”栏目里，刊登了3组批判文章。第1组有陈燊的《评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杨耀民的《批判杨绛先生的〈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胡念贻的《孙楷第先生的考证工作》和朱寨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这一组文章，除了最后1篇外，其他3篇都是文学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写的，曾在所里的学术批判会上讨论过。这期的《编后记》特别提出：“对于这些文章，很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批判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进行讨论。学术问题是需要反复讨论的，真理是愈辩愈明。”

第2组批判文章是有关巴金研究的，有李希凡的《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主要批判巴金小说所宣扬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虚无主义思想；而刘国盈、廖仲安的《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巴金过去的创作》一文，则是对《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发表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同学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商榷意见。文章围绕着“巴金创作的真实性问题”，对青年学生和教师从真实性的角度否定巴金的论文提出质疑，认为该篇论文“还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巴金，这里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探索态度，在大批判成风的时代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3组批判文章是针对外国的“修正主义”的。罗荪的《“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评南斯拉夫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批判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维德马尔1956发表的论文《日记片断》，认为该作者“大肆宣扬资阶级的人性论”。朱虹的《从法斯特的小说看法斯特的本来面目》，把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作为“叛徒”加以揭露和批判。

以群的《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正面阐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认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非常时代需要这样的文学，勇敢的体现共产主义风格的劳动人民需要这样的文学”*以群：《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单纯的“现实的再现”或是“现实之客观的表现”的文学，已不能跟上时代形势的要求了。

《新苗》编辑部的文章《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是《文学研究》创作以来较为难得的正面赞扬当代作家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歌谣运动的肯定。文章引用了一首新民歌，认为它“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气魄与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新苗》编辑部：《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这首短歌是：

红旗飘在山顶上，

我们开荒在山岗，

赶走七个圆月亮，

赶走七个红太阳，

四张眼皮合拢来，

一身疲倦累得慌，

心里想起毛主席，

一锄挖土大半方。

在“讨论”栏中，发表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乙班黄昌前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和王季思先生的《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问题》。前者认为王季思的《苏轼试论》是“一篇很有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作者在研究古典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则检查了自己的“《苏轼试论》以及《宋元文学史》的讲稿里的其它部分，虽然也有个别可取的论点，但总的说来，表现了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文艺观点”。一篇是批评文章，一篇是检查文章，同时又有一些观点的进一步阐明，除了一些贴标签式的政治帽子外，语气基本上还是说理的。

“通讯”*目录栏目“通信”在此期改为“通讯”。栏中发表了曹道衡的《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认为钱钟书“学术思想中形式主义似乎颇为严重”，钱钟书对作家的那种琐碎的论述法，“其危害性还不仅仅限制于对读者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抹煞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原理”*曹道衡：《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书评”栏目也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的编辑方针，发表了谷代的书评，赞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面红旗”，“无疑地是标志着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的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精神出发的集体协作的研究方法的胜利”。文章认为，该“文学史”的优点是充分地贯彻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原则和毛主席关于整理民族遗产必须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指示，是编著者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主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论述古典文学的历史。书评作者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总的说来，这部文学史的成就是空前的，它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上必然要占有重要地位。”书评作者似乎有些预感似地，最后发出警告：“至于有一些资产阶级教授和观潮派要想抓住这部文学史的某些不足之处来加以非难，肯定是会碰壁和落空的。”*谷代：《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这一期的《编后记》还对下一年的选题提出了设想。1959年将是建国10周年和五四运动40周年，“我们在大搞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大搞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来迎接这新的一年”，“因此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工农兵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同时也十分欢迎五四以来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鲁迅研究更是当前特别紧要的任务，希望更多的同志就这一专题进行研究”。

在本期第77页的空白处，还刊登了一则“文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知识编辑部”的《降低稿酬标准启事》：“我们热烈响应上海、北京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为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报酬上的悬殊差别，适应作家和广大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大提高的新形势，我们决定自10月份起将稿酬标准降低一半。”

1959年

2月25日《文学研究》(季刊)改名为《文学评论》(双月刊)出版第1期。《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极左狂潮冲击着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所领导小组在讨论、制订全所的“跃进规划”时，决定按照上述批评意见和要求，大力革新《文学研究》，刊名改为《文学评论》，季刊改为双月刊，并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改名后的《文学评论》第1期把重点放在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辩论。这一期刊登了何其芳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章追述了其1958年7月在《处女地》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一文后所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责难，并作出答辩，写得激情洋溢，文采飞扬。文章鲜明地提出：“民歌体是会在今后相当长以至很长的时间内还要存在的；新诗是一定会走向格律化，但不一定都是民歌体的格律，还会有一种新的格律；除格律体的新诗而外，自由体的新诗也还会长期存在。”*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其他几篇讨论文章如徐迟的《谈民歌体》、力扬的《诗国上的百花齐放》、冯至的《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基本上都是对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新民歌，对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搜集民歌以及中国诗的出路等指示的赞颂。

评论栏目继续反右派斗争的余绪，有巴人的《是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对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初步批判》、王子野的《驳冯雪峰的民族文化论》和王燎荧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巴人的文章认为，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反映论；二是“写真实”。而冯雪峰理论的特点，则是以他的所谓“反映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作家认识现实的指导作用，以他的所谓“写真实”的口号，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王子野的文章认为，冯雪峰的民族文化论，中心关键“就是否认党对文艺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认为“冯雪峰反党的年龄从前年算起是不公平的，应当往前追补十五年”*王子野：《驳冯雪峰的民族文化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王燎荧的文章认为，陈涌、冯雪峰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好评不过是“向自己的好朋友借机献媚之作”。其认为这部长篇虽则是丁玲作品中较好的作品，但在对党员干部的塑造上，在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上，存在严重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正是她的肮脏的反动的思想流露”*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胡经之的《理想与现实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一文，是阐释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奔流》编辑部的文章《农民作者冯金堂的创作》与“学术动态”栏目的《一九五八年工人文艺创作活动》，都是刊物改名以后，面向现实、面向工农兵的一种政治表态。署名集思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改造，可以改造》一文，为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唐棣华化名所写，根本就不能算是文学研究论文，只是一篇时行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文章登在刊物上，意在显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

胡念贻、乔象锺、刘世德、徐子余的《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刘大杰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以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希望刘大杰先生重新改写这部文学史著作时，对于旧的观点和方法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胡念贻、乔象锺、刘世德等：《评〈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通讯”栏刊登了虹夷的《关于形象思维的问题》一文，对毛星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一文中否认形象思维的观点提出商榷。这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论争的开始，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还在更大范围内展开。

3月6日、11日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和贯彻中宣部2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周扬同志对文学研究所的指示：“研究机关不能只抓普及，主要是提高”，“其方针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对古代、外国的东西也要注意研究”。“《文学评论》要搞中外古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发表，研究现代也要发表老专家的文章。归结三点：古今中外，百家争鸣，保证质量。”何其芳同志还鼓励学术批判运动中被批判的人写反批评文章。

4月12日根据周扬的指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何其芳传达了周扬的有关指示。14日，林默涵在发言中批评了在学术批判中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强调对文化遗产首先要继承，没有继承就不能否定，要否定也否定不了。17日，周扬到会，发言中指出1958年搞学术批判和破除迷信有“过分”和“过火”的地方，认为马恩列斯毛的文艺理论是最基本的，但往往也是片断的，而普列汉诺夫虽则政治上有错误，但对艺术作了系统的研究。针对1958年的学术批判运动，周扬提出在学术问题面前一律平等，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起来反批评，要有勇气，不怕批评，不要有后顾之忧。

4月25日本刊第2期出版。1959年为“五四”运动40周年，因而这一期较为集中地刊发了4篇有关文章。它们是贾芝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和他的诗文——<李大钊诗文选集>前言》、唐弢的《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从鲁迅杂文谈他的思想演变》、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和叶圣陶的《略叙文学研究会》。其中，唐弢同志的文章着重论述了鲁迅杂文的思想意义，认为鲁迅思想的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群众革命力量的估计，由怀疑转到信任；二是对革命发展和深化过程中阵线分裂的认识，由消极转到积极；三是对文艺的作用——即对文艺与经济基础以及革命关系的理解，由浮面转到深入。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通过杂文所发挥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将永远作为一份最可宝贵的思想遗产而为中国人民所承继、所发扬，这不是冯雪峰所能歪曲的，也不是朱光潜所能否定的。”以群的文章批判胡适把“五四”文学革命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才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因而“五四”文学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文章对陈独秀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只稍稍提及一笔，仅就《文学革命论》一篇文章评论得失，对他创办《新青年》，积极倡导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之事全然不提。

1959年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诞生200周年，本期发表袁可嘉的《彭斯与民间歌谣》。文章说：“我国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这时来探讨一下彭斯怎样吸取歌谣中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创作中的优秀部分后来又回到民间，反过来丰富了歌谣传统，这无疑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袁可嘉：《彭斯与民间歌谣》，《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这一期继续进行诗歌形式的讨论。何其芳的《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回顾了10年来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论述了自由诗和格律诗的争论、民歌体和现代格律诗的争论以及民族形式的多样化问题。其他两篇讨论文章是林庚的《五七言和它的三字尾》和卞之琳的《谈诗歌的格律问题》。

刘大杰先生的《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是对本刊第1期上胡念贻等四位同志对他批评的答辩。批评者指出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庸俗社会学”观点，对此，刘先生表示接受，但不敢赞同批评者的另外两点意见，即“空谈思想感情，抽掉了阶级内容和社会基础”和“形式主义”。文章一方面列举事实，说明批评者批判的不当，同时还对批评者的批判方法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引用原文，不准确不全面；二是不就事论事，不就书论书。在当时那种时代氛围中敢于起来与批判者争鸣，并且敢于“教训”批判者，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期的《编后记》对此也表示了正面的支持，认为“在学术问题上是需要反复论辩的，这样可以促进我们学术的发展。反复论辩正是寻求真理的最好的方法”。

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一文，也是一篇争鸣文章。作者不同意毛星否定形象思维的观点，认为文艺的特征只是形象思维，并就形象思维的实质和特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以及形象思维的不同特色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这一期的“动态”栏目发表了《诗歌发展问题的争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和《如何评价陶渊明的讨论》3篇综述。

本期第83页刊登了一则消息，称“本刊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现已再版，前未买到第一期刊物的读者，请即在当地邮局补购”。这一讯息显示，读者对本刊是关注和欢迎的。

4月12日—14日本刊召开编委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编委共有24位。《文学遗产》编委会议也在同时召开。这次编委会议由编委召集人何其芳主持，他在会议上传达了周扬在1959年2月间对本刊的3点指示：1.中外古今(即本刊除着重发表对于当前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作品的评论，还要发表关于我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文章)；2.百家争鸣；3.保证质量。这次编委会主要就是根据周扬的意见，讨论了本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本刊的特点、本刊与其他刊物的分工问题。许多编委都谈到，本刊应该就一些学术上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重在对文学经验的系统总结，应该多做些提高的工作。何其芳在最后发言中，综合了讨论的意见，说明本刊是综合性的文学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创作倾向方面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外古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论文，在篇幅上可以比有些刊物少一些限制；二是本刊如何体现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的问题。一些编委反映，从去年第3期《文学研究》改版以后，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太少，还有一些编委认为刊物体现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的精神，主要是指处理的立场和精神，不一定要规定每期版面上的比例数字；三是本刊如何展开百家争鸣的问题。一些编委认为目前的学术批评中有一些缺乏科学分析、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曲解原意的方法和粗暴的态度，这是很妨碍百家争鸣的，本刊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文章。编委们认为应多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要只发表编辑认为正确的意见；四是保证质量与取稿标准的问题。编委们认为，要提高刊物质量，必须展开百家争鸣，避免简单化的批评和讨论，多登些论证性强的文章。何其芳提出，本刊取稿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个学术标准可规定为：一般的文章都要求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根据。

4月17日周扬与本刊和《文学遗产》的编委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周扬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提高学术水平的问题。他说去年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解决了方向的问题，这之后学术研究最中心的问题就是提高水平，因此要吸收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学遗产。在研究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是长期的、有创造性的工作。接着，他又谈到提高学术水平必须要有学术讨论。他指出，应该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批判与学术讨论区分开来，前者是对极少数，后者却要极广泛的争论。他说学术讨论不要随便扣帽子，而应是平等自由的讨论，采取商量的态度。对学术问题是不能匆忙地作结论，而要反复争论。他还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个长期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个掌握知识的任务。最后讲到学术队伍问题，他说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要练兵，老专家多学习些马克思主义，下乡下厂；青年人还要多读书，学会外文，学会看古文。

6月25日本刊第3期出版。这一期“关于诗歌格律问题讨论专辑”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发表了王力、朱光潜、罗念生、周煦良、唐弢、金克木、季羡林、金戈、陈业劭等9人的争鸣文章。这一期的《编后记》说：“格律问题是新诗发展问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把讨论深入一步，就有必要来集中探讨一下。”在这一辑中，专家们对什么是诗的格律，构成格律的因素是什么，中、外的古典诗歌的格律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创造》，是他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第3篇论文。他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的创造不一定都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且对浪漫主义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王季思的《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关于我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批判的答辩》，是针对批评他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意见而写的答辩。在“教学改革运动”中，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学针对王季思的著作和教学中的问题，撰写过《是现实主义文学史，还是艺术形式发展史》、《应该用什么观点去评价作家和作品》，批判王季思著作中的“唯美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王季思在答辩中明确指出，同学们对他的一些批判不能完全同意，并认为他“跟同学们之间的分歧还不仅仅限于对个别作家作品有不同认识的问题，更其主要的是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标准问题”*王季思：《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关于我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批判的答辩》，《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

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还发表了夏承焘的《辛弃疾词论纲》。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发表了李健吾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和杨绛的《萨克雷〈名利场〉序》。

编辑这一期时，正值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开会，于是本刊特将大会的情况和代表们的发言择要作一报导，供读者了解参考。

7月9日、28日、8月6日本刊与《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报》、《诗刊》联合召开了3次“诗歌格律问题座谈会”。会议由本刊编委会召集人何其芳主持。先后参加会议的有丁力、王力、王亚凡、卞之琳、田间、刘岚山、朱光潜、邹荻帆、金克木、罗念生、林庚、陈业劭、徐迟、郭小川、袁水拍、袁鹰、陆志韦、陶钝、贺敬之、楼适夷、顾工等。与会的同志都认为有必要对格律诗的建立进行研究，以利于格律诗的建立。会议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参考我国古代格律诗及民歌的特点，当前的格律诗的基本要求应该是节奏和押韵，这大致是没有异议的。但在节奏问题上意见却有分岐，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8月25日本刊第4期出版。篇首两文都是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即戈宝权的《普希金和中国》和罗大冈的《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编辑部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要求本刊多登一些有关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有的还很热情地给编辑部开来了名单和书目。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即，按照编辑部的计划，要发表一批文章，认真总结经验，并从中寻找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本期发表了朱寨的《谈〈山乡巨变〉及其他》和王西彦的《试论〈百炼成钢〉》。

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期发表的罗根泽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刊有刘大杰的《再谈〈胡笳十八拍〉》和孙楷弟的《元曲家考略续篇》。

“通信”栏中刊有胡念贻等4人的《关于批评方法答刘大杰先生》，对刘大杰在本刊第2期对4位作者的反批评提出了申辩。

10月底本刊第5期出版，大红封面，并在首页刊发刘开渠新作的毛主席塑像。并以“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刊发了5篇论文，它们是毛星的《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的《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邓绍基的《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卓如的《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其中，毛星的文章对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事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作家面貌和作家队伍的巨大变化、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思想感情，以及文学的风格和形式等方面，论证了新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并充分肯定了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但是，文章又以不少的篇幅批判了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现为把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很表面，而且完全不考虑文学创作的特性，向文学作品提出了很不恰当的社会政治要求。二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问题。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把阶级性看作是人的一切和人的生活的一切，牵强附会地到处去找阶级意义，去要求表现阶级倾向。三是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问题。简单化的理解是把“政治标准第一”理解为“政治标准唯一”，完全抛开了艺术的要求。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反对简单化的倾向。”*毛星：《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与美感教育作用——四论现实主义问题》、井岩盾的《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和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3篇文章，它们的作者在文章里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编辑部在《编后记》中特意表明：“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算发表对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意见。”

12月25日 本刊第6期出版。这一期是“兄弟民族文学研究专号”，共发表10篇有关文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丰富多彩，但出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这些文学资源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搜集、整理。为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加强对兄弟民族文学的研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这一期的《编后记》中，编者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认为“我们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没有能够尽到哨兵的责任，对于文艺界许多重大问题的论争，如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我们都没有发表过文章。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工作，虽有过选题计划，但是由于我们的组稿工作有缺点，结果计划未能实现，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本刊的战斗性”*《编后记》，《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

1960年

1月，《文艺报》第1期发表林默涵的文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同月，《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批判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的评论文章。

1月6日何其芳在所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传达周扬讲话：“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在刊物上不要提，修正主义的问题，国内可以批评，但也要注意，不要给人造成错觉，中国到处是修正主义。”为加强对刊物的领导，每个刊物编辑部都成立核心组。《文学评论》由毛星负责；《文学遗产》由陈翔鹤负责；《文学知识》由贾芝负责。

1月18日周扬、林默涵在中宣部召开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召开“纪念左联三十周年座谈会”，访问“左联”成员，写回忆录。文学所何其芳、唐弢、蔡仪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2月初中宣部对文学所的工作和《文学评论》作出一系列指示：研究所主要是培养能写文章的人，《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要有学术价值，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提高而不是普及，“老专家的文章，只要内容不是反动的，能够提供一些资料，还是要发表。老专家的来稿可占三分之一篇幅”。

2月25日本刊第1期出版，首篇发表了唐弢的《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下不断学习，永远前进》和刘绶松的《文学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两文均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篇幅都较短，属于一般政治表态文章。

以群的《党的领导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阐述了“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就担起了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领导责任——逐步地重组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积极地领导了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从斗争中广泛地团结了进步的文化力量，树立起了党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推动了文化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以群：《党的领导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此文是对他前年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力扬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读〈红旗歌谣〉三百首》，开头就引了一首歌谣：

天有把，

我们举得起；

地有环，

我们提得起。

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

你看哪项不胜利。

文章写道：“当我们读过这首短歌之后，试掩卷冥想一会儿，就仿佛看见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巨人，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力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读〈红旗歌谣〉三百首》，《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文章认为《红旗歌谣》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最完美的民歌选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 。

洁泯的《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论人情〉及其他》，对巴人发表在《新港》1957年1月号的《论人情》以及他受到批判后的争辩文章*洁泯：《给〈新港〉编辑部的信》，《新港》1957年4月号；洁泯：《以简代文》，《北京文艺》1957年5月号。加以系统地批判，认为巴人提倡“人类本性”，就是提倡人性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巴人在上一年还发表文章批判冯雪峰的修正主义，如今他又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者，形势变化之快可见一斑。

郭沫若的《为“拍”字进一解》和张德钧的《对〈再谈<胡笳十八拍>的商兑》，与本刊发表过的刘大杰的文章进行讨论。

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文学既然有阶级性，它就必然表现为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条道路就是进步的道路与落后的(甚或反动的)道路”。但文章同时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从作家的独特情况出发，注意到作家世界观的进步面和落后面的矛盾。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茅盾在《夜读偶记》中把古代文学史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叫做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不同意北京大学的文学史把“三千年的作家与作品都分到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个阵营里去”，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简单化了，“忽视了人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忽视了文学艺术反映现实是曲折的，甚至看轻了现实主义以外的积极浪漫主义”*冯沅君：《关于中国文学史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少知的《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批评毛星的那篇文章对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得不全面，没有提到新民歌、小小说、活报剧等广大群众喜爱的东西；对10年来文学发展的道路和一些重大斗争没有着重说明，如对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流沙河的《草木篇》等都没有进行批判；强调反对简单化的片面性。

少知的批评文章是自然来稿，但它切合了当时中宣部领导对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及毛星等一组庆祝新中国十周年文章的批评意见。因此，何其芳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比较系统地检查文学所上一年写的几篇庆祝新中国十周年的文章，这就是1959年第5期发表的毛星的文章、吴晓铃等的《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卞之琳等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知识》第10期发表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何其芳在《文艺报》第18期发表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何其芳认为这些文章“都是有重大的缺点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对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不适当地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关于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不全面，肯定不够；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不强调批判。“这些缺点和问题暴露了我们平时对党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得很不够，理解得很不够，也暴露了我们平时对于文学运动的实际注意得很不够，研究得很不够。”*何其芳：《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本期还刊载了本刊编辑部的《一九五九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报文学论文综述》。这是在阅读了1959年全国高校学报200余篇文学论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分为文学理论、现代及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四个部分，介绍了当年发表的主要论文的要点。文章认为，经过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了一片活跃的气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一期的《编后记》变成了一份自我检查。文中认为：“十年来的文学运动同样证明，只要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就会给工人阶级的文学的事业带来损害。本刊创刊以来，虽然力求我们的工作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但对于这一伟大思想的阐述和宣传还是作得很不够，而且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理解很差，我们还发表了某些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当前文艺思想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过去，本刊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得很少，今后我们决心改变这一情况，决心使本刊在文艺战线上，在同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挥它应有的战斗作用。”“评论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总结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也是本刊的一个经常的十分重要的任务。这方面，过去发表的文章不多，庆祝建国十周年所发表的几篇又都存在一些问题。”*《编后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3月2日根据中宣部的布置，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评论》和《文艺报》的名义召开“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林默涵、夏衍、邵荃麟、阳翰笙、茅盾、阿英、孟超、许幸之、楼适夷、陈白尘等24人。本所何其芳、唐弢参加，唐弢还负责准备了有关左联的一些参考资料。

4月25日本刊第2期出版。第一篇是林陵的《纪念列宁》，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而作，强调学习列宁，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这一期还发表了叶水夫、钱中文的《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必须彻底批判》，任大心、冯南江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批判巴人〈文学论稿〉中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王金陵、水建馥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批判巴人〈文学论稿〉中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研究所内的王淑明曾在1957年7月的《新港》上继巴人的《论人情》之后发表了一篇《论人情与人性》的文章，有着和巴人相同的观点，因而这期也发表了张国民、黄炳的《批判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同时也把王淑明的文章刊载出来，以供大家批判。

正值“左联”成立30周年，本刊为此发表了一组文章，即唐弢的《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郑伯奇的《“左联”回忆片断》、艾芜的《回忆我在“左联”的几件往事》、魏金枝的《“左”联杂忆》。此外，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的《蒋光慈的小说》和《殷夫的诗》两篇文章。

6月25日本刊第3期出版。第一篇为王任重同志的《重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着重谈的是“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奉党之命、奉人民之命。不是说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吗？既然是‘牛’就要听从指挥：奉命写作，奉命演出，奉命干这，奉命干那。文艺工作者必须有这种自觉性”*王任重：《重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卞之琳的《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和杨耀民、干永昌、张羽的《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阐述的是如何正确地评价和继承文学遗产，特别是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问题。本期《编后记》中说：“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曾经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它们在当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于人类文化有过贡献，这些作品有的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作品中所散布的个人主义及其他各种消极的思想情绪和我们今天所要培养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于是起着破坏作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利用这些消极因素向读者散播有毒的影响。因此，对待这些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编后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批判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仍是这一期的中心内容。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汉池的《人性与文学——批判巴人、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认为，巴人的《论人情》和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决不是偶然的，这两篇文章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挂着抽象的‘人类本性’的招牌，来贩卖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私货”*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汉池：《人性与文学——批判巴人、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发表王淑明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是为了引起进一步的批判。本刊前一期发表了张国民、黄炳批评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一文中的人性论后，王淑明同志表示，在巴人的《论人情》被批评的时候，他发表那篇文章支持巴人，这是不对的，但他的基本论点却和巴人不同，并不是人性论，为此要求发表他的几则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作为他的论点的辩解。但是，发表在这篇文章前面的《编者按》已明确指出：“这几则笔记中贯串着的基本论点，仍然和那篇文章是一致的，仍然是人性论。”

樊骏的《批判李何林同志的“唯真实论”》，批评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以及他最近在《文艺哨兵》第2期上的《我对错误的初步认识和批判》，认为他“否定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作品的思想性和真实性的决定作用，否定了今天的作家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性”，“这才是《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才是它的修正主义错误所在”。*樊骏：《批判李何林同志的“唯真实论”》，《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朱经权的《谈马烽近两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和潘旭澜、吴欢章的《论闻捷的短诗》，这是刊物面向当代，加大当代文学评论力度的具体表现。

朱寨的《这样的批评符合事实吗？》对《诗刊》2月号上冯牧的《一个违背事实的论断》和《文艺报》第5期上安旗的《沿着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探索前进》两文提出批评。冯牧和安旗的文章都对本刊1959年第5期发表的卓如的《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在这一片由于欢庆十年来的成就所汇合而成的欢乐的合唱中间”，这是一篇“发着不和谐的噪音的文章”，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的“书呆子习气”。他们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缺乏政治热情，而拘泥于陈腐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教条。朱寨的文章采取引文对照和说明的方法，批评了两位批评者断章取义、引伸武断、扣大帽子的方法，意在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和方法。

“书评”栏目刊登了马文兵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几本文艺理论教科书》。文中涉及的文艺理论教科书有刘衍文的《文学概论》、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冉欲达等编著的《文艺学概论》、李树谦等编著的《文学概论》、吴调公的《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认为这些书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方面和文学基本知识的传授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书缺点较多，总的来说，“都没有很好的体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的书在个别的地方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为了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要求进行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这一期刊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两篇文章。

8月15日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会议上，何其芳按照周扬提出的“四好”口号——“好作品、好理论、好队伍、好刊物”，要求学部党组应按周扬的指示，抓“产品”。他指出：“大学都编了书，引起注意，所里也编写了，但还没有北大文学史那样的书引起注意。我们应产生引起全国注意的作品和人来。”

9月25日本刊第4期出版。这一期的大部分篇幅是刊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讲话：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的“祝词”；周扬的主题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何其芳和冯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周扬的报告充分肯定了过去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成绩，并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向“现代修正主义”宣战。《编后记》中说：“这次文代大会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学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大会精神，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线，为保卫和发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编后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批判人性论仍然是这一期的重点内容。蔡仪的《人性论批判》，针对巴人、王淑明以及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认为“抽象的人性论或抽象的人道主义、正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我们要坚决彻底地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深刻地、从根柢上对这种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和不懈的斗争”*蔡仪：《人生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王燎荧的《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是批评王淑明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的。文章认为，从“王淑明同志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他又是作到了一次新的人性论宣传，更巧妙的、更有迷惑作用的人性论的宣传”*王燎荧的《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李彗的《李何林同志的资产阶级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认为“李何林同志的著作中，对文艺的根本问题的看法，一贯是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李何林同志今天的错误是有久远的历史根源的。和这种文艺观点相一致，是他的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李彗：《李何林同志的资产阶级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李芒的《关于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诗歌》，完全是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很难说其有什么学术意义。

“书评”中刊登了陆树仑等人评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认为这是他们继《中国文学史》之后，又一重大成果，“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小说研究中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及群众路线的胜利”。

9月底为了加强编辑力量，使刊物质量得到改进和提高，《文学评论》和《文学知识》合并。合并后仍保留本刊刊名，并仍为双月刊。合并后的期刊，一方面继续保持本刊的某些特点，同时也吸收原来《文学知识》的一些长处。具体地说，就是加强对我国当前创作的评论，把本刊的作者范围从专业和业余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扩大到作家、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工农兵，减少长文章，增加比较短小精悍和比较生动活泼的文章。*《编后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蔡恒茂、濮良沛、张晓萃调入《文学评论》编辑部。

11月25日本刊第5期出版。为加强对我国当前创作的评论，这一期同时发表了3篇关于歌剧《刘三姐》的评论。它们是何其芳的《优美的歌剧〈刘三姐〉》、蔡仪的《论刘三姐》、贾芝的《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宣传力度空前之大。这期还发表了朱寨的《读〈山乡巨变〉续篇》，更显示了刊物对当前创作评论的重视。

陈瘦竹、沈蔚德的《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是这期中最为扎实的学术研究论文。它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 ，在一片大批判声中，显得弥足珍贵。

柳鸣九的《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是针对王淑明和巴人的观点的。文章认为，“人性论者提出共鸣说是有深藏的用意的，他们不仅要通过共鸣现象来证明‘人类正常本性’的存在，而且还要引导我们的文学艺术去表现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正常本性’”，“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正常本性’并不是普遍抽象的东西，而正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人性”*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编后记》为此特别说明，“文学的共鸣”这一现象曾经为一些人性论者利用来宣传人性论，而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地解释是值得探讨的，因此想借这一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来引起讨论。后来果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问题，本刊以及其他一些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并且带动了一些高校师生参加讨论。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现代文学教研组的《不许把鲁迅歪曲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也是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修正主义者的鲁迅‘研究’，是为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

张羽的《托尔斯泰——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而作的。文章主要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指出托尔斯泰的贡献，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

朱于敏的《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认为过去的一些文学评论对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抗人物作了过高的评价，这“有利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兴风作浪”，因而“必须抱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深入分析这些反抗性人物，认清作家通过他们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朱于敏：《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批判的笔锋极为犀利，宣判“赛珍珠毕生的活动和她毕生的创作是直接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服务的，她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陈贻焮的《王维的山水诗》是作者“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以后，对王维及其诗歌的重新认识。文章肯定了王维山水诗的某些艺术特长，但同时认为“必须彻底批判王维及其诗歌中的消极思想，批判借王维山水诗进行反动宣传的修正主义谬论，批判王维研究中一切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观点。”

“书评”栏目中发表了文效东对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学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在当前反修斗争中的作用，认为该书最基本的特点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观点分析问题，但也提出这部书还存在着如何“站得更高，也就是它的思想性、战斗性如何更加强的问题”，还存在着对当前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李何林同志散布的许多与冯雪峰相似的观点，未在有关部分加以批判的问题。

“来稿综述”栏目刊登了《对王淑明同志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的批评》。文中说，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一致认为王淑明同志的《笔记》虽然在某些具体说法上与他的《论人情与人性》一文有些不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贯穿整篇《笔记》的基本观点，仍然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编后记》中提到：为了及时反映文学工作的一些问题，为了便于讨论，本刊曾考虑从明年起改为月刊。这也是本刊的许多读者几年以来曾经热情地建议过的。但经过本刊常务编委会和编辑部的仔细研究，觉得改为月刊肯定是本刊发展的前途，只是明年改还有困难，因此决定下一年仍为双月刊。

12月25日本刊第6期出版。因为不久前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因而学习《毛选》心得成了这期的头条文章。唐弢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阵小泡沫——谈所谓“第三条道路问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批判司徒雷登、胡适、储安平、费孝通、萧乾、沈从文等鼓吹的“第三条道路”。朱寨的《理想与预见》，畅谈的是学习《毛选》第4卷时，对于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所得到的一些启发。

这一期有4篇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属于当时反对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的总的部署之一部分。袁可嘉的《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开宗明义就指出艾略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蹋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在美国法西斯文人庞德、英国资产阶级理论批评界和诗歌创作界建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魔窟”*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杨宇的《叛徒法斯特对帝国主义主子的进一步效劳》，批判法斯特的新著《温斯顿事件》，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辩护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作品”*杨宇：《叛徒法斯特对帝国主义主子的进一步效劳》，《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陈伯海的《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是为了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把作家的世界观同创作方法对立起来，竭力鼓吹什么反动的世界观无碍于作家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论调，认为“现实主义的方法同先进的世界观必然是统一的，因为只有从比较先进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作家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生活”*陈伯海：《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钱中文的《反对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仍然是从世界观与创作、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着眼，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

这一期发表了3篇关于山水诗的文章。它们是朱光潜的《山水诗与自然美》、陆侃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廖仲安的《对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些理解》。这期的《编后记》指出：“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对它究竟如何评价，一年来在文学界有过争论，意见不很一致。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对于解决我国这方面的古典诗歌的继承问题、正确理解这方面的古典诗歌的艺术生命力问题以及今天如何描写山水自然之美的问题，都会有帮助。”*《编后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其中，陆侃如先生刚刚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他的文章重新在《文学评论》出现，引起后来一系列对主编何其芳的批判。

陈中凡的《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概述了自王国维以来研究元曲的情况：一是关于戏剧起源的问题；二是关于戏剧发展的问题；三是关于宋金杂剧的问题。文章认为，国人对于元剧的研究，虽有时超过明清学者的范围，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因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局限，尚不能完全摆脱纯艺术论和形式主义的羁绊，树立新的体系，“只有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陈中凡：《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1960年历史剧《甲午海战》公演后引起轰动，本期发表了李健吾的《<甲午海战>与历史剧》和张炯的《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两文都在评论《甲午海战》的同时，对历史剧的基本要求，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1961年

2月4日《文学评论》召开第一次常务编委扩大会议。林默涵、张友渔、张光年等被邀请参加，主要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问题。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这一期第一次刊出《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编委会成员也有了部分调整，现在共有28位：*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叶以群、刘大杰、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邵荃麟、罗大冈、陈中凡、*陈翔鹤、季羡林、林默涵、俞平伯、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张光年、*冯至、冯沅君、*游国恩、*杨晦、*蔡仪、*钱钟书。(姓氏以笔划为序，有*者为常务编委)

这一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共发表了4篇文章：闵开德的《谈谈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并与柳鸣九同志商榷》，冯植生的《对共鸣问题的几点意见》，宗白华的《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李正平的《山水诗景物画的阶级性》。在这专栏前的“编者按”说：“杰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中引起爱好和感动，以至发生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去年我国文艺界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我们已经批判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人性论的解释。然而到底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却仍然存在着分歧意见。”“这个问题涉及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特性、过去的文学遗产在今天的作用以及对它们的批判和继承等重大理论问题。”“究竟如何来分析和说明古代的山水诗的阶级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如何评价我国古代的许多山水诗，意见也是不很一致的。……这个问题也涉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特性、涉及对于过去的文学艺术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问题。它和上一问题是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因此我们把这样两个问题一起提出来，希望能够同时展开讨论。”*《编者按》，《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刊登了冯健男的《谈朱老忠》、李希凡的《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和吴子敏的《表现革命领袖形象的可贵成就——谈阎长林的<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

樊骏的《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对1958年以后编写的10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教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编写者“都以大破大立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从具体论点到全书结构，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各本教材最主要的共同特色是把现代文学和整个革命斗争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实践的结合过程，叙述得比较详细和明白，做到了重点突出，旗帜鲜明。”*樊骏：《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这期刊登了戈宝权的《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柯——纪念谢甫琴柯逝世一百周年》和柳鸣九、赵木凡的《战斗的非洲革命诗歌》。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平伯的《辨旧说周邦彦<兰陵王>词的一些曲解》、陆侃如的《陆机<文赋>二例》、傅庚生的《<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都是二、三千字的短文，但内容扎实，均为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在那些洋洋洒洒的批判文章中，显得更为可贵。

“动态”栏里发表了本刊记者整理的关于山水诗讨论的情况。争论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什么是山水诗；山水诗的阶级性；山水诗的共鸣作用；对山水诗的总评价；评价具体作家中出现的问题。

3月26日《文艺报》第3期发表由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上的清规戒律。这一问题的提出，在文艺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放在篇首的栏目仍然是“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共发表了文礼平、洁泯、张振宁、叶秀山、曹道衡、洪毅然等的6篇文章，除探讨上期提出的一些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研究文学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等。

刘勇的《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些体会》和李茂荣的《毛主席著作是个宝》，是两篇农民作家学习《毛选》的体会文章，选登这样的文章，意在赶上潮流，以免被批评为“落伍”。华中师院现代文学评论组撰写的《谈黄声孝的快板诗》，也是一篇类似的文章。

张葆莘的《论戏剧冲突》从对当时风行的《英雄列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话剧、电影的不同意见出发，探讨戏剧冲突问题。文章一方面坚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冲突永远是戏剧美学的基础”的理论立场，但同时又为上述那些没有什么戏剧冲突的报告剧、轻喜剧寻找理论根据，显得有些矛盾。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刊发了郭预衡的《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李嘉言的《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和余冠英的《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其中第1篇文章认为，李清照的作品“就思想方面说，在当下主要是起消极作用，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了”，并且批评有些论者认为李清照的词具有爱国思想情感，认为那些词“其实不过是抚今思昔、怀旧感伤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只能引导人们追怀往日，而不能启发人们瞻望未来。这是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消极情绪的反映，这种情绪和一个时代的积极精神是不能相容的”*郭预衡：《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这样的评述，深深地留下了那个大批判年代的印痕。

6月1日-28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1962年4月，由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旨在总结近年来党的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这一期出版，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特发表何其芳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

4月份，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本期发表的3篇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文章，就是其会议上几个工作报告的整理稿。

关于文学上的共鸣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这期又发表了林庚、罗方、朱虹等3篇文章，并刊登了本刊编者写的来稿综述。《编后记》中说：“目前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正在集中和深入。共鸣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作品和读者如果属于不同阶级，在某些点上，思想感情是否可以相同、相通或相似，是否可以发生共鸣？这个问题牵涉到：文学作品对不同阶级的读者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作用问题以及对这一影响作用的阶级分析和立场、态度问题，文学遗产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作用和对它的批判继承问题。山水诗的阶级性是山水诗问题讨论的中心。”*《编后记》，《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这一期最有价值的当属当代作品评论栏目中的几篇文章。胡可的《情节·结构——习剧笔记一则》，实际上是他关于戏剧的情节结构的创作谈，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吴晗的《论历史剧》，是有感于旧的历史剧在历史真实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提出新历史剧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充分和戏剧家合作，提供戏剧家以新的题材，把历史和戏剧两个家打通了，一定可以出现很多新的好的历史剧；第二，必须明确历史和历史剧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一原则；第三，对历史记载的看法也必须澄清。文章认为：“新历史剧的创作必须要有较高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无比幸福的时代。”*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应该说，这是一篇比较平实的文章，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后来却成为作者反党的“罪证”，这是始料未及的。

朱寨的《谈<乘风波浪>中宋紫峰的形象及其他》，对草明的小说及其主人公宋紫峰的形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小说在人物刻划上某些概念化的痕迹以及结构上某些陈套，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是当代文学评论中经常被人们提起的一篇名文。作者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反潮流的勇气，当众多的评论家都在推崇《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其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时，能够提出“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补白”栏里刊登了“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讨论文学上的共鸣问题”。这几所大学在四、五月间就文学中的共鸣问题进行多次讨论。

8月14日本刊第4期出版。刊首的两篇是古代文学研究文章。夏承焘的《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认为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是“明白如话”，她能用极寻常的语言写出深刻的感情，使人百读不厌，这与第2期上郭预衡主要从消极意义上评价李清照的角度和观点显然不同；郭绍虞的《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认为应该从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统一性来理解陆机《文赋》中所说的“意”，不能因为《文赋》所讲的只是一些形式技巧，很少讲到文学的社会意义，从而粗暴地贬低《文赋》的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刊登了[日本]江口涣的《小林多喜二的生平和业绩》，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光辉旗手小林多喜二的斗争业绩和他的作品。李健吾的《巴尔扎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统派？》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谈起，认为巴尔扎克“拥护旧王室和天主教，在他也不过是稳定社会和复兴祖国的一种手段”，因而提出“恩格斯分析巴尔扎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着用的。所以截取片言只语，作为论断巴尔扎克的依据，就一定会导致对《人间喜剧》的作者发生误解和对恩格斯的正确分析发生片面解释的严重后果”*李健吾：《巴尔扎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统派？》，《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贾芝的《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和额尔敦陶克陶的《关于<蒙古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都是4月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上的发言。本刊已连续两次刊登该讨论会的文章。

董楚平的《从闻一多的<死水>谈到新格律诗问题》，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有意识地创试新格律的，首推闻一多。当今的何其芳等同志，也都是热心的严肃的尝试者”。此文对闻一多的《死水》进行了比较细密的分析，认为它“在节奏上开了新格律的先河，丰富多采，符合‘量体裁衣’的原则，在押韵上，基本符合民族化与多样化的要求，在章节结构上，采取了民歌的叠咏手法。凡此等等，都是十分宝贵的遗产”*董楚平：《从闻一多的<死水>谈到新格律诗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本期继续开辟“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陈燊、袁行霈、孙子威等人的3篇文章。

“补白”栏里刊登了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甘肃师范大学、兰州艺术学院的师生讨论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问题的消息。

10月14日本刊第5期出版。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生80周年，10月19日又是他逝世25周年，本期为此特发唐弢的《论鲁迅的美学思想》和刘绶松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怎样编写历史剧，是当时文艺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在近年来显得相当活跃的历史剧创作中，“卧薪尝胆”故事又是被采用得最多的题材。在这一情况下，茅盾同志及时地研究了用这个题材创作的众多的话剧和戏曲剧本，写成《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交由本刊发表。文章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全文有6万字左右，本期只刊发前一部分，内容包括：1.怎么甄别史料;2.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于吴越关系的记载和看法；3.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评价。

何其芳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是他在文学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这次讨论会从3月26日开到4月17日，历时24天。何其芳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报告。

10月17日是郑振铎先生遇难3周年，本期特发郑振铎遗作两篇，以致悼念。它们是《西谛所藏善本戏曲题识》、《西谛题跋》。

王季思的《<琵琶记>的艺术动人力量》，一方面充分肯定该剧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指出此剧是为了宣扬封建道德，那种“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12月14日本刊第6期出版。刊首续登茅盾同志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的下部，计分：4.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吴、越两方的文臣武将的评价；5.从历史到历史剧：我国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6.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论文，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畅谈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大致可分为：一是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二是历史上人民作用的问题；三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结合的问题；四是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

本刊编辑部《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综述，对一年多来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文章对刊物辟专栏多期展开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阐明原委：“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根本上否定或抹煞阶级社会中文学的阶级性。他们有一种关于文学的共鸣现象的解释，认为许多杰出的作品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读者的思想感情中发生影响，产生共鸣，是由于有所谓‘人类共同本性’。我国古代的一些山水诗，也常常成为这些人抹煞文学艺术的阶级性的一个重要根据。”“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都涉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这一根本问题。深入探讨这两个问题，对正确理解文艺的阶级性，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很有意义。这两个问题又都牵涉到正确理解、评价和批判地继承过去文艺遗产问题，牵涉到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讨论这两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前创作和文艺批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文学评论》编辑部：《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两个问题的来稿已达330余篇，各地许多报刊和不少高等院校也都对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现在这两个问题用不断连续的、集中的争论方法的讨论暂告结束了，但是仍然希望大家写文章参加讨论。

这一期还发表了柳鸣九的《再论共鸣现象的实质及其原因》，是他关于共鸣问题对一些不同意见的答复。文章重申：“由于文学作品的形象作用，阶级思想情感不同的读者可能改变其思想情感而产生共鸣的具体原由，从这些具体论述里可以看出，这种共鸣得以发生是因为读者的主观在文学形象的作用下产生了朝向作者的主观的运动，最后基本上趋于一致。这种情况虽然复杂，但有一点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即共鸣是基于相同的阶级思想情感，这是共鸣的本质特点，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会改变的。”*柳鸣九：《再论共鸣现象的实质及其原因》，《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张白山的《关于谢翱的诗歌》，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杨德华的《试论拜伦的忧郁》。因为茅盾的论文字数较多，因而这一期只发表了5篇文章，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刊载文章篇数最少的一期。没有《编后记》，这也是第一次。

1962年

1月26日-2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7000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因为如何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遗产，是当时文艺界热烈讨论中的问题之一，在这个讨论中涉及到一些古代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的解释，如“气”、“道”、“文意”、“意境”等，所以这一期的刊首发表了廖仲安、刘国盈的《释“风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风骨”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以风骨论人的时候，风指神；骨指形。以风骨论人物画时，风指神似；骨指形似。以风骨论文的时候，风指文章的情志，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义，它在文章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骸骨”*廖仲安、刘国盈：《释“风骨”》，《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钱钟书的《通感》篇幅很短，但却提出了一个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中的重要命题。作者从古代诗词和外国诗歌中随手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领域可以不分界限，从而产生新颖奇特的审美感受。

夏承焘的《词论十评》，对张炎的《词源》，范开的《稼轩长短句序》、汪森的《词综序》、张惠言的《词选序》、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录序》、《复堂词话》、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进行了概括性评述，既分析其渊源，又评论其得失。

游国恩的《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词>》以古文评述洪氏词曲，别具一格。

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晓立的《略论唐克新短篇创作的特色》是评论工人作家的文章，认为“唐克新同志十年以来创作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他以全部力量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中新人物和新思想”*晓立：《略论唐克新短篇创作的特色》，《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论述了周朴园、繁漪这两个形象的思想意义，分析细密、深入，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经常提起的一篇研究文章。

卜林扉的《论<狂人日记>》，论述了狂人究竟是不是狂人，是狂人的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狂人日记》的艺术等。文章从众多的评论中独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刊登了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章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提出，不仅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的艺术方法，同时也指出了研究文学史上艺术方法的新的途径。此文就是依据“两结合”的原则对拜伦和雪莱的评论。

王向峰的《略论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几个问题》，是对本刊1960年第5期上发表的朱于敏文章的商榷。全文论述了4个问题：1.个人反抗形象是怎样产生的？2.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的还是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3.怎样评价表现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4.由描写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谈到对它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毛星的《形象、感受和批评》，论述了文学的特点，文学形象的特质和艺术感受的重要性以及文学批评的任务，强调研究艺术规律的重要性。

3月2日-26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纠正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后被简称为“广州会议”。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这一期的重点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牟世金的《钟嵘的诗歌评论》、陆侃如的《<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许可的《论<长生殿>》和钱仲联的《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都是扎实可观的文章。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兴万生的《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和袁可嘉的《“新批评派”述评》。后者追溯了“新批评派”发展的轨迹，阐明“新批评派”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三个方面的“反动实质”，认为“新批评派”服膺的是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他们的代表人物“具有凶恶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从政治上、思想上全然否定了这个理论流派。

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对杨朔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作了总体回顾，盛赞其文笔的多致和诗意的浓郁。

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周扬执笔)，“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本刊特辟纪念专栏，发表了何其芳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唐弢的《论作家与群众结合》、王燎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问题》、田间的《<赶车传>下卷后记——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札记》。何其芳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强调了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其中论述同教条主义和其他各种从“左”的观点出发的简单粗暴倾向的斗争很引人注目。

今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本刊这期发表了萧涤非、廖仲安的《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纪念杜甫诞生一二五○周年》。文章论述了杜甫诗中对一些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所作的评述，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杜甫的卓越贡献。夏承焘的《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阐述杜甫晚年的蜀中绝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高度评价了小说《红岩》，认为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无论是所反映生活的广度、思想上所达到的深度和所发挥的艺术感染力量，都有巨大的成就”*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孟超的《跋<李慧娘>》，表述自己创作《李慧娘》的初衷，赞扬李慧娘“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不久，《李慧娘》就被作为大毒草批判，此文也成了重要罪证。

7月何其芳、毛星、唐棣华、蔡仪等同志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期干部轮训班，讨论文学所1958年以来的方针任务等问题，并向周扬汇报。周扬作了以下指示：1.必须把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列为第一位，态度严肃认真就可以；2.介绍、翻译工作过去未完成的，列入同研究工作同等地位；3.加强对现状、动态的研究。《文学评论》以研究文学遗产为主要内容、中心内容，加上现在的东西。现状研究，很难计划。这三方面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说哪一种东西直接，写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也是很好地为政治服务。

8月2日-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承续前述的“新侨会议”、“广州会议”精神，旨在调整左的文艺政策。茅盾、周扬等到会讲话，邵荃麟主持。此会随后即被批判为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

8月14日本刊第4期出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年，本期又刊发3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即冯至的《诗史浅论》、陆志韦的《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万曼的《杜集叙录》。古代文学研究方面还有陈中凡的《汤显祖<牡丹亭>简论》和阿英的《关于<老残游记>》。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川岛的《说说<语丝>》，作者是当年《语丝》的编者之一，因而这篇文章极有史料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罗大冈的《弗郎梭娃丝·萨岗和最近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基本属于介绍性的文章。戈宝权的《岗察洛夫和中国》，追叙了冈察洛夫当年到上海访问的情景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动态”栏里，刊登了《我国报刊上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概况》。

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0月14日本刊第5期出版。首篇是朱寨的《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文章认为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并引起社会上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吴晗谈历史剧的文章，以及后来李希凡与吴晗的争论。文章不同意李希凡、王子野对历史剧的看法，认为历史剧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和时代背景必须有历史根据。

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是作者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在充分肯定近年间短篇小说成就的同时，也提出短篇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广度和深度，“大家都感到不够满足”，认为作家塑造的英雄人物“有点神化”，有着“热情大于形象的痕迹”*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后来，这篇文章就被批判为配合大连“黑会”*指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鼓吹写“困难”和“缺点”，鼓吹写“中间人物”。

艾芜的《谈刘真的短篇小说》，作家评论作家，能够真正发掘出作品成功的奥秘。

范伯群、曾华鹏的《蒋光赤论》，对蒋光赤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肯定其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时代的呼声”*范伯群、曾华鹏：《蒋光赤论》，《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同时对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也进行了分析。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本期刊发了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和罗念生的《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前者从中外诸多经典名作中举例，讲述诗歌和绘画中的美学问题；后者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进行了介绍性评述，指出《诗学》是对古希腊的文艺实践和成就的精细分析和扼要总结，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美学理论。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俞平伯的《<唐宋词选>前言》，对词的兴起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廖仲安、施于力、沈天佑、邓魁英的《初读<中国文学史>》和陆侃如的《文学史工作中的三个问题》，都是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评论。两文一方面认为这部文学史达到了较高水平，比之一些高校编的文学史大大前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又很具体地提出许多不足或可商榷的地方，认真坦率，没有虚捧乱夸，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

12月14日本刊第6期出版。篇首是蔡仪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文章从近几年的文艺批评实践，特别是关于小说《金沙洲》和《达吉和她的父亲》两次热烈讨论出发，对典型人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之所以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且是以鲜明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并不全等于阶级性”，“不能忽视典型的个别性”；最后提出“创作上不再忽视个性描写，批评上不再忽视个性分析，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一个关键”*蔡仪：《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和柳鸣九的《拉法格的文学批评》，都是比较全面论述作家和批评家的功过，学术探讨的成分较多，较少那个时代的大批判的语气。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3篇文章。寇效信的《论“风骨”》是与本刊发表过的廖仲安、刘国盈的文章进行商榷的文章。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创新精神，认为诗人善于用典，注意真实而饶有诗意地表现生活体验，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杨绛的《艺术是克服困难》，是谈读《红楼梦》心得的。作者通过对宝玉、黛玉爱情描写的细致分析，批评了在此之前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爱情描写，认为“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最后，作者引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这是一篇别致的文艺随笔，它所提出的“艺术是克服困难”，包含着深刻的意蕴。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林辰的《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认为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规模宏大，搜罗广博，体制完善，方法缜密，考订精审，整理和保存了我国汉魏六朝时代重要的小说资料，不仅使研究小说文学的人受益，也对研究汉魏六朝时代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旧闻轶事、民俗方言的人有很多帮助。

“读者·作者·编者”栏里，刊登了一篇《读<雷雨>人物谈》，与钱谷融商榷，对繁漪这一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3年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首篇是唐弢的《关于题材》。1961年4月《文艺报》曾经发表《题材问题》专论，当时是周扬、林默涵为反对“题材决定”论，提倡题材多样化，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两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不少争论，此文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总结，认为题材是艺术创作上一个具体问题，它是受到“双百”方针的鼓舞而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而不是为了限制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题材应该多样化，同时题材又是需要选择的，文章的论述比较辩证。

赵天(毛星)的《从<出山>的评论谈起》，针对小说的某些描写特别是一些推崇小说的评论，文章认为我们在塑造和评价时代英雄形象时，要能区分新、旧道德，要正确对待群众。此文随即引起争论，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与之商榷。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余冠英的《关于改“诗”问题》和郭预衡的《<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都是功底扎实的学术文章，没有丝毫虚浮之气。

李希凡的《历史剧问题再商榷》，是回答朱寨文章的。本刊第2期又发表了朱寨的《再谈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是对李希凡的回应，争论的焦点仍是：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是否只允许描写真人真事？如何理解“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罗大冈的《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期的思想情况》，通过对罗曼·罗兰的回忆录、书简集和日记等资料的综合分析，清理了这位法国作家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的主要思想活动。杨周翰的《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认为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存在着范围、分期、发展线索和评价问题。

这一期还新辟了“学术通信”专栏，发表了汪之明、余冠英的《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开辟这一专栏，是为了更方便更自由地讨论学术问题。

这一期又一次刊登编委会名单，增补唐弢为常务编委，并担任副主编。其余编委名单未变。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诞生95周年，本期发表了叶水夫的《纪念高尔基》和李辉凡的《“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试论》，都是赞颂高尔基的革命精神的，特别是颂扬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刘绶松的《论茅盾的<蚀>和<虹>》，是这期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唯一的文章。因为《茅盾文集》10卷本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学界系统研究提供了方便。

李健吾的《戏剧的特征》，运用古今中外的资料，依据他一贯的批评风格，从事例中、从鉴赏中阐述他对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

胡念贻的《略述一九六二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是对这一年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的综述。作者在阅读了这一年发表的大量论文和专著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按问题进行评述，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胡从经的《我国革命儿童文学发展述略(一九二一——一九三七)》，对1921年到1937年间革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勾勒，提供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书评”栏里发表了黄载君对《李清照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李清照集》，中华书局，1962年。的评论、穆维对秦牧的《艺海拾贝》的评论。书评作者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热情地肯定优点，同时也毫不虚饰地提出缺点，从思想上、艺术上，一直到知识上、编排上，都能一一指出，实在难能可贵。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这一期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占据了重要位置。年初，柯庆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要求。4月份，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邵荃麟则提出“要写四十年(指‘五四’以来)”、“写一百零九年”、“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张春桥则在会上列举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当代文学方面这一期有3篇文章。陈默的《在舞台和银幕上反映当代火热斗争》，对电影《李双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扬剧《夺印》如何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创造同时代人的形象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反映时代是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可以说是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的续篇。关于梁三老汉形象塑造的文章发表后，《上海文学》1963年1月号发表一篇题为《英雄人物的力量》的文章，认为严文“为了强调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意义，而贬低英雄人物梁生宝”，同时又有数十篇文章推崇梁生宝这一形象，认为这一形象已经成为异常“高大”、“丰满”的典型，甚至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如阿Q)相媲美。严家炎认为：“粱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文章最后把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归纳为“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文章既显示了作者艺术上的真知灼见，也表现了过人的胆识，为当代评论树立了楷模。井岩盾的《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对刘白羽近年来发表的两组散文进行了评论，对它们的特色和不足都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姚文元的《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大力宣传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 年”，强调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文章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要“坚决与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火药味很浓，不像是一篇文艺批评。作者似乎也有些觉得这篇文章会让读者不以为然，特别声明：“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题外的话，不，这对于评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姚文元：《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对发表这篇东西颇为难，但基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发。这种犹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他们刁难、压制革命派的“罪证”。

王季思的《怎样探索汤显祖的曲意》，是和侯外庐商榷的。侯是历史学家，他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对《牡丹亭》作了新的探索，王季思认为侯外庐“对《牡丹亭》戏曲既缺乏理解，对汤显祖其他诗文又更多误解和附会，这就使他一番探索几乎等于徒劳”*王季思：《怎样探索汤显祖的曲意——和侯外庐同志论<牡丹亭>》，《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王正的《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探讨了曹禺改编话剧成功的秘诀。文章认为对原作理解越深，自由创造的可能性也越大，“它的原则是将丰富的内容概括地集中到冲突中来加以创造性的表现”*王正的《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袁可嘉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介绍了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脉络，然后是完全彻底对之进行批判，认为现代派诗歌的产生和发展表明资产阶级文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怎样一个毁灭的过程。

“来稿综述”栏刊出了《对<从<出山>的评论谈起>一文的不同意见》。“读者·作者·编者”栏刊出了读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后的不同意见。这些都显示了一种讨论、争鸣的气氛。

8月14日本刊第4期出版。首篇是樊骏、吴子敏的《<归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认为《归家》不论在思想倾向上或者艺术倾向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作者离开了生活，没有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充作了新型农民的思想感情”*樊骏、吴子敏：《<归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三钗”描写》，是作者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写的，也是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以来，俞平伯又一次在《红楼梦》问题上发言。文章由何其芳、毛星审定签发，“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罪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

郭绍虞的《关于<文赋>的评价》，全文分为“前言”、“文学上的两条路线”、“文学理论上的两条路线”、“由于两条不同路线所引起的斗争”、“《文赋》的本质”、“风的一支文学理论的局限性”、“《文赋》提出形象问题的重要性”等七个部分，是对《文赋》相当全面的一篇学术研究文章。

臧克家的《蒲风的诗》，是为《蒲风诗选》写的序言，热情地赞扬了这位革命诗人的斗争精神。

韦呐的《略述关于典型人物的几个问题》，对这几年关于典型人物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分为：1.典型人物的定义;2.典型与阶级性;3.典型的共性与个性;4.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同期还刊登了朱虹的《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

“学术通信”栏里，刊登了读者刘之新与学者李健吾就“巴尔扎克在他的《农民》里，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公正吗？”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

8月郑启吟、栾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俊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到《文学评论》编辑部。

10月14日 本刊第5期出版。首篇是周宇的《关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和评价问题》。这期的《编后记》说明了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如何塑造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正面人物，是一个一直为大家所重视也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的问题。对有些作品的正面人物的评价，也常常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近年来一些文章在评论《创业史》、《三家巷》、《金沙洲》、《归家》以及短篇《达吉和她的父亲》、《出山》、《沙滩上》等小说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争论，有些争论现在还正在进行。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文学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有必要做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编后记》，《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越南]邓台梅的《越南人民的爱国大诗人阮庭炤》和朱虹的《论萨克雷的创作》。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卜林扉的《鲁迅小说的人物创作》和张恩和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认为“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12月14日 本刊第6期出版。这期辟“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年周年”专栏，发表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贡献》、蒋和森的《<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的主题》，把这一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高度评价长篇小说《红岩》。

吴兴华的《<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是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胡念贻的《读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古籍和古典文学选本的“前言”、“后记”》，认为这些“前言”和“后记”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对古代作家作品缺乏批判或批判不够”*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

1964年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篇首是曹道衡、王水照的《学习毛主席诗词》。新版《毛主席诗词》刚刚出版，这是一篇欢呼、学习的文章。

当代文学评论方面，只有路坎的《谈话剧<李双双>》。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于维洛的《论<伤逝>》和范伯群、曾华鹏的《论冰心的创作》。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刘大杰的《黄庭坚的诗论》和林庚的《略谈唐诗的语言》，都是比较坚实的学术文章。

这期刊物只有92页，刊物的篇幅与初创时期比起来，越来越短了。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这一期发表了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和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

刘世德、邓绍基的《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倾向》，以《施公案》、《彭公案》和《三侠五义》为例，兼论“清官”和“侠义”的实质。当时戏剧界曾发生过一场对传统剧目中的公案戏的争论，同时也牵涉到了有关的几部清代公案小说。文章回顾了清代以前的公案作品的历史发展，论述了清代公案小说的内容特点：一是宣扬忠君的封建道德；二是提倡奴才思想；三是鼓吹投降变节行为。

蔡葵的《周炳形象及其它》，论述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论者认为作品塑造的主人公周炳“只是一个带有不少弱点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模糊了阶级的界线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些“类乎旧小说对才子佳人的描写”*蔡葵：《周炳形象及其他》，《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

从这一期起，本刊将原来的“读者·作者·编者”和“学术通信”合并为“通信”栏。这是作者、读者和编者自由交换意见和自由发表意见的一块园地，凡属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和意见都可以在这里发表。本期发表了读者陈鼐与作者何其芳《关于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问题》的通信，双方自由探讨问题，交流体会，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民主、平等的学术争鸣气氛。

“动态”栏里刊登了朝耘综述的“对《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的意见”。严家炎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创业史》作者柳青首先在《延安》(1963年8月号)上发表了《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对严文提出异议，并希望大家讨论。随后，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围绕着关于“理念活动”和性格刻画问题，关于矛盾冲突问题，关于“抒情议论”等问题与严家炎商榷。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编后记》中说：“近两年来，我们的戏剧事业有了巨大的新的发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的生活斗争和新的风尚的现代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些现代剧会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呢？这里有许多创作的新经验，值得我们从事戏剧批评和戏剧理论研究工作者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总结和研究。”*《编后记》，《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为此，这一期发表了曹禺的《话剧的新丰收》和李健吾的《社会主义的话剧》两篇文章。

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者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这一形象成为许多人评论的中心内容之一。本刊去年发表了严家炎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以后，引起了一系列讨论，这一期继续发表吴中杰、高云的《谈梁生宝形象的创造》和张钟的《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两文作者都不同意严家炎文章的一些观点，坚持认为梁生宝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

杨绛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探讨了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以及这一典型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心目中的不同诠释。

王元骧的《对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认为阿Q典型的讨论虽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但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从近几年讨论的情况来看，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阿Q典型本身；关系到对于典型理论以及典型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关于阿Q到底是什么典型，文章认为：“阿Q乃是由于愚昧、麻木和严重的奴性思想，以致在反动统治之下，成了毫无价值的牺牲的旧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典型。”*王元骧：《对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

这一期还辟出“新书新作品评介”专栏，用简短的文字，推荐了4部新的作品。

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新的批示：“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8月14日本刊第4期出版。篇首是路坎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成就》，表示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赞扬和祝贺。《编后记》还特别强调，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是我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件大事。它的重大胜利和成就，必将影响和推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编后记》，《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但是编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不久就要降临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竟是那样的骇人听闻。

黎之的《描写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提出“我们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文艺花苑中反映英雄和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非常繁荣”*黎之：《描写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因而要及时地总结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

严家炎的《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是回应一些批评者对他的责难的，并对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缪俊杰、卢祖品、周修强的《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是与蔡葵商榷的。文章认为，蔡文“对作品的成败得失缺乏全面的估价，对周炳性格缺乏全面的分析；过分夸大了作品的消极和周炳性格中的消极部分，把次要的当做主要的，得出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缪俊杰、卢祖品、周修强：《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比较全面地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喜剧和悲剧进行了评析，并对莎士比亚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

周琪的《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认为俞平伯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同时为了探索俞平伯文章中某些错误观点方法的源头，又不得不提及他那本被批判过的《红楼梦研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在于“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评价这部伟大的著作”*周琪：《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这一期还发表了力扬的遗作《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对杜甫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本期增辟“随笔”一栏，目的是为了便于许多作者对当前文学现状及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期发表了于萌的《对典型问题讨论的一点感想》和何映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需要联系现实斗争》。

8月彭韵倩、杨志杰、范之麟先后调入《文学评论》编辑部。

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公布于众。”

10月14日本刊第5期出版。首篇是张羽、李辉凡的《“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必须批判》，文章指出：“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火花》、《河北文学》和《文学评论》等杂志相继发表了沐阳、沈思、侯墨、康濯等同志写的一批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作者认为，“这阵风”是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煽起来的，“邵荃麟同志是‘写中间人物’的主要倡导者。从一九六0年起，他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鼓吹‘写中间人物’”；“我们同邵荃麟等同志的分歧是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以什么来教育人民，按照什么人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问题”*张羽、李辉凡：《“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必须批判》，《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

陆一帆的《<三家巷>和<苦斗>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欧阳山的这两部小说从思想感情到立场观点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首先是作品通过周炳的形象宣扬和歌颂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其次是用亲戚关系和超阶级的爱来散布阶级调和的思想。

赵雨萌的《人性论思想不容辩护》，副标题为“同《北国江南》的一些辩护者们辩论”，认为电影《北国江南》是一株毒草，它“在描写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抹煞我国农村当前的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赵雨萌：《人性论思想不容辩护——同<北国江南>的一些辩护者们辩论》，《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

潘旭澜的《谈李准的小说》，充分肯定了李准在反映农村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的成就。

冯沅君的《怎样看待<一捧雪>》认为，首先要把李玉的原作与地方戏的改编本(包括京剧、莆仙戏等)分别对待；其次，《一捧雪》是精华糟粕俱有的，而改编本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宣扬封建的奴隶道德；第三，评论作品，尤其是大型的小说、戏剧，固然应从大处着眼，看它的主要情节，但对其中的穿插细节也不应轻放过；第四，杂剧、传奇这些古典戏曲大都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其中糟粕多于精华；地方戏虽来自民间，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封建时代的作家即令生活于群众中的也难说都是一尘不染。因此，对地方戏的传统剧目的分析批判同样必须细致而严格。

这一期的《编后记》较长，破了记录，占了两页，主要用于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上，“我们由于对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反映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敏感，平时对当前文艺理论问题、文艺创作问题研究也很差，又加上当时对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大连创作会议的内容和错误不了解，因而发表了康濯那篇称赞写“中间人物”的文章。对于发表严家炎3篇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梁生宝形象塑造的文章，《编后记》又再三检查自己严重地脱离现实斗争，对阶级斗争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反映缺少应有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编后记》最后说：“最近本刊编辑部按照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正在检查近几年的错误和缺点，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已经认识到从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如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努力学习，努力提高，就会不断犯错误，不断发生问题。我们要把这次检查刊物作为一次对我们自己的重大的教育。”*《编后记》，《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

看来，汹涌而来的政治风暴，使得这个学术研究刊物更加难以应付了。

12月14 日本刊第6期出版。这一期基本上全是批判文章，编辑部正在实践上期《编后记》中的保证，积极地投身到当前的“革命大批判”之中。朱寨的《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主要是批判邵荃麟和严家炎的观点，认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们的艺术观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与‘写中间人物’主张之间的斗争，又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邓绍基的《<李慧娘>——一株毒草》认为孟超这个剧本的主题是“鼓吹在政治上受压抑的人进行反抗和复仇”，因而《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因为本刊1962年第3期上发表过孟超的《跋<李慧娘>》， 所以《编后记》中又一次“检讨”：“当初我们审稿的时候，对这篇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完全没有认识，甚至对作者所说的借李慧娘‘资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种现在看来用意明显的话，也看不出来，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的错误和严重的失职。”*《编后记》，《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李醒尘的《时代向哪里去？》和季星的《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都是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认为周谷城贩卖的是阶级调和论，“他实际上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一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季星：《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蒋守谦、郑择魁的《<早春二月>的辩护者们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实际是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认为它“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蒋守谦、郑择魁：《<早春二月>的辩护者们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罗大冈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是批判法国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文章认为阿拉贡提倡“开明的现实主义”和加罗迪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异曲同工，混淆资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根本性区别，否定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试图建立一套所谓修正主义的美学理论。

葛杰的《关于<孽海花>的评价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容许有些人再为《孽海花》捧场，把它的极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说成是革命思想；更不容许借《孽海花》来宣扬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腐朽堕落的人生观。”*葛杰：《关于<孽海花>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来稿综述”栏里刊登了《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评价问题》，说明自今年第2期发表蔡葵的《周炳形象及其它》以后，陆续收到36篇来稿，简要综述如下：1.周炳是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人物；2.周炳“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觉悟提高”；3.是批判还是歌颂?4.歪曲了革命历史，歪曲了阶级斗争；5.资产阶级的美学观。

1965年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前3篇文章都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而作的，它们是陈斐琴的《谈<赤道战鼓>的创作》、张立云的《战士戏剧的思想和艺术》和肖泉的《银幕上的雷锋形象》。

本期的两篇批判文章都是文学所古代组同志写的，批判的对象是文学所的陈翔鹤。余冠英的《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乔象钟的《宣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广陵散>》，认为陈翔鹤的这两篇小说宣扬了没落阶级的心声，只能引起对社会主义不满分子的共鸣。文章批判的调子不高，分明是该所领导布置的。

这一期特辟了“读者论坛”，发表了4位读者对《文学评论》的批评意见。“编者按”中说：“本刊几年来发表了一些内容有错误的文章，在编辑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后一定要接受过去的教训，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办好刊物。”*《编者按》，《文学评论》1965年第1期。

这一期的“新书新作品评介”栏里，一下子介绍了“连队故事会”、《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等6部作品。《文学评论》除了配合政治宣传的文章和大批判文章外，已很少见到学术研究的文章了。

若松的《一九六四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综述》，归纳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两部《中国文学史》的批评，即对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二是对胡念贻批判继承古典文学遗产错误观点的批评：三是探讨古典文学理论建设的问题；四是关于金圣叹的评价；五是关于几部描写爱情的戏曲作品的评价问题。

这期刊物总共只有78页，与创办时的180页比，篇幅减少了一半多。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篇首是闻起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推荐<奠边府战役回忆录>》，以及刘厚生的《<代代红>札记》、卜林扉的《谈<战洪图>的创作》。

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是批判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理论的。罗大冈的《阿拉贡的小说<受难周>》，是批判国外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文章认为阿拉贡的《受难周》是一部鼓吹阶级调和的小说，是法共和阿拉贡现代修正主义立场的大暴露。

吴庚舜、孙辛禹的《也论<长生殿>》，涉及到对文学遗产的基本看法问题，认为承认洪昇写的《长生殿》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描写较以前的《梧桐雨》等作品大有进展，“并不等于承认‘这个题材’本身以及《长生殿》里的处理对今天的读者、观众还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吴庚舜、孙辛禹：《也论<长生殿>》，《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不看到或不肯看到它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它能起作用的历史时代已经消逝这个事实，那么，所谓“遗产”至少也变成包袱了。

“新书新作评介”栏下，推荐的是新故事集《劳模嫁女》、农民歌手诗集《公社铺云我下雨》和阿尔巴尼亚的《拉扎尔·西理奇诗集》。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前3篇是批判文章，它们是杨耀民的《反对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阶级调和论——评影片<林家铺子>》、卓如的《<上海屋檐下>是反时代精神的作品》和李辉凡的《“现实主义深化”论批判》。

接着3篇是热烈赞扬的，旗帜十分鲜明。叶林的《在戏剧舞台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和李叔华、夏蕾的《群众生活的艺术花朵》，都是欢呼华北地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的巨大成就的；颜振奋的《英雄越南人民的战歌》，则是介绍几个反映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戏剧。

“读者论坛”发表了《要用文艺武器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要“一分为二”地分析评价杜甫的优秀诗篇》和《文学欣赏不能脱离阶级观点》3篇文章，高扬着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旗帜。

8月14日本刊第4期出版。篇首发的本刊记者的《读者谈<风雷>》，是对北京市3个图书馆的读者座谈会的综述。《风雷》是陈登科新发表的长篇小说，反映淮北平原贫穷落后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读者的意见基本分为两种：一是持充分肯定态度；二是认为小说写得不成功，问题主要集中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以及环境的典型性等几个方面。

吴子敏、蔡葵的《评<风雷>》，文章论述了关于写落后地区的问题，关于主要人物祝永康这一形象的评价问题，关于对区委书记熊彬和区委组织的描写问题，以及小说其他方面的艺术瑕疵。文章对小说的主要成就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近年来好的长篇小说之一。

范之麟的《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认为浩然的这部长篇是当时描写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中“一部有特色、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好作品”*范之麟：《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杭志忠、沈原梓的《我们对<香飘四季>的看法》，认为前一阶段的评论对小说的成功方面谈得多，但对它的缺点分析不够。文章认为这部小说“没有很好地反映阶级斗争”,“几个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都显得不够高大”，“对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描写过多”*杭志忠、沈原梓：《我们对<香飘四季>的看法》，《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闻起的《美化和歌颂资产阶级的影片<不夜城>》和崔加瑞的《不许给资本家涂脂抹粉》,都是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认为《不夜城》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和歌颂资产阶级，丑化党员和工人阶级形象，歪曲社会主义社会。

冯沅君的《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在肯定剧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的局限，如作者对统治者的幻想、宣扬封建孝道和鬼神迷信等。

“新书新作品评介”栏和“读者论坛”栏，占了本期相当大的篇幅。

10月14日本刊第5期出版。本期几乎是“新人新作品”专辑，有10篇文章介绍、赞扬了新出现的一些小说和戏剧。

叶水夫的《在“真实”的幌子下》，副标题是“从几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看现代修正主义文学对革命传统的背叛”，批判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洛夫的《生者与死者》、贝柯夫的《第三颗信号弹》、邦达烈夫的《最后的炮轰》等5部作品。

陈毓罴的《关于<窦娥冤>的评价问题》，对冯沅君上期发表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文章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冤》反映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情绪方面是很强烈的，元曲中很少有作品能够比得过它。“从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看，从它的艺术成就来看，我们应该把《窦娥冤》看作是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作品。”*陈毓罴：《关于<窦娥冤>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5年第5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更显得难能可贵。

11月10日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1月30日 《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栏目转载姚文元文章，并加彭真写的《编者按》，提出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辩论。

《文学评论》按中宣部的指示精神，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2月14日 本刊第6期出版。这期的《编后记》中说：“我们根据读者的意见，根据去年检查刊物的结果，在这一年的工作中努力对刊物作了一些改进。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这些缺点都必然会反映到刊物的版面上。我们热忱地期待着读者同志们对这一年来的刊物多提一些宝贵意见，指出在改进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方面作得不好，在改进刊物的旧面貌的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新的缺点，什么新的问题。”*《编后记》，《文学评论》1965年第6期。刊物总是在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编者总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期围绕长篇小说《风雷》，发表了4篇文章，对这部作品从总的评价到主要人物的塑造，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主要涉及怎样正确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怎样正确地描写蜕化变质的干部和他们的“和平演变”过程，怎样更好地塑造我们这个时候的英雄人物的问题。

柳鸣九的《正确评价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发表。在此之前，本刊发表过朱于敏和王向峰的两篇文章，也就此问题发表过意见。柳鸣九的文章从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个人反抗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对个人反抗形象、个人反抗文学作历史主义的评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柳文认为，“到了今天，它除了在艺术技巧上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帮助了解欧洲十九世纪某些(而不是全部)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具有文献价值之外，便很少有更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了”；甚至认为“这种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消极作用是超过了它可能有的积极作用”*柳鸣九：《正确评价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文学评论》1965年第6期。。

袁世硕的《谈<三国演义>中的关羽》着重分析了关羽的所谓“重义”，认为这是封建的道德，它是建筑在个人恩怨和忠君思想基础上的，“我们有必要突破旧的观念的束缚，不囿于古人、前人之见，揭开关羽形象的实质，进行认真的批判”，“把他当作反面教员，从他的悲剧中得到启示，引以为鉴，懂得狂妄自大最后总是要碰破脑袋的；帮助那些还把‘义气’当成美德的人，了解‘义’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以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友爱，才是最纯洁，最高尚的”*袁世硕：《谈<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文学评论》1965年第6期。。

这一期《编后记》最后提到,《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最近提出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并引用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但没有提到姚文元的那篇发难文章。到“文化大革命”时，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这一年，当代文学方面发表了31篇文章，相当大一部分是赞扬胡万春这样的工农兵作家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批判《不夜城》、《林家铺子》等所谓“坏电影”、“坏小说”。

现代文学方面，全年只有卓如的一篇批判《上海屋檐下》的文章。古典文学方面，也仅只发表了4篇文章，其中批判的份量还很重。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总共发表了7篇文章，除颂扬越南、阿尔巴尼亚诗人作家外，就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

“读者论坛”总共发表了18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文学评论》的方向错误，以及不适应读者高昂的战斗要求。“新书新作品评价”发表了对诸如《连队故事会》、《劳模嫁女》之类作品的赞美文章26篇。这两类文章成了《文学评论》的主角，《文学评论》已完全不是一个学术刊物了。

1966年

2月2日-20日由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

2月14日本刊第1期出版。首篇是何其芳同志的《评<谢瑶环>》，认为《谢瑶环》作者“站在反动的立场提倡所谓‘为民请命’，采取借古讽今的方式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恶毒的攻击”*何其芳：《评<谢瑶环>》，《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王春元、涂武生的《<海瑞罢官>和吴晗同志的唯心史观》，对吴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了一些批判，基本上是按照《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调子进行批判的，因而这些批判后来又被作为“假批判”而被批判。

张立云的《英雄的时代，时代的英雄》论述了《欧阳海之歌》的创作成就，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次新的胜利。

夏承焘的《“诗余”论》，副题为“宋词批判举例”，主要是批判宋词思想上的弱点，认为宋词在形式艺术方面虽有多种特色，但思想内容却上不逮唐诗，下也有愧于元曲。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三：一是体制短小，声律严格的限制；二是在它初产生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只是一种配合音乐的文学样式，不曾获得独立的生命；三是它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之后，被一部分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因而在作品里产生了大量糟粕，影响了它的成就。此文列举苏轼、李清照、陆游3位作家及其作品为例，探讨因为这些作家思想感情不健康，如何使词带着这个“诗余”的名号过了千把年。

这一期的“编后记”颇长，首先是按照《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口径，讲述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重大意义，然后用较多的篇幅叙述安徽、北京郊区、湖南等地社员阅读情况的调查，最后又翻来覆去地强调我们这个刊物还有许多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表示还要加强“读者论坛”、“新书新作品评介”和“通信”等栏目，编者自己也不清楚《文学评论》究竟要改到那儿去了。

4月14日本刊第2期出版。篇首是本刊编辑部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认为“我们到工农兵中去，滚它一身泥巴，不但可以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而且可以学习他们的文艺观点、文艺见解，改造我们原有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文艺欣赏趣味”*《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文学评论》1966年第2期。。好像是一则寓言，1969年冬，文学研究所的这批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就真正被赶到河南省农村，实践“滚它一身泥巴”的誓言。

这一期新开辟了一个叫做“工农兵谈文学”的专栏，别出心裁地以言论辑录、单篇文章或座谈会记录等形式，发表工农兵关于文学的言论。总的“编者按”以下，又分为两组：一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为革命而创作”；二是“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两组又分别加了“编者按”，显得十分隆重。

这一期还发表了陈毓罴和沈斯亨、董乃斌写的两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基本观点与当时全国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基本一致。李传龙的《评<艺海拾贝>》另辟了一个批评题目，对当时影响较大的《艺海拾贝》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本书“除了抹杀和忽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根本性质的错误而外，在文艺理论问题的论述中，还表现了超阶级、超时代的观点”，同时在“对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的看法上，也和我们存在原则性的分歧”*李传龙：《评<艺海拾贝>》，《文学评论》1966年第2期。。

关于长篇小说《风雷》的评价问题，本刊已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期又发表了《淮北读者谈<风雷>》和丁志聪的《对<风雷>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质疑》。前者肯定《风雷》是部好小说，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读者包括基层干部、社员、战士；后者认为小说“没有准确地描写出当时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和本质规律，没有把当时阶级斗争的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从而造成了作品的许多重大的缺陷”*丁志聪：《对<风雷>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质疑》，《文学评论》1966年第2期。。

本期刊登了编辑部“欢迎工农兵投稿”的启事，全文照录如下：

我国工农兵群众在文学创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一支最富有生命力的新军。他们打破了文学创作的原有局面，发展了自己的创作；他们也将打破文学评论的原有局面，发展自己的评论。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己经开始。工农兵对文学作品、文学创作问题和文学方面的其他许多问题有自己的意见，也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发表出来，是《文学评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热忱欢迎工农兵投稿，欢迎工农兵把有关文学的意见，用种种形式(论文、短评、通信、书评、座谈记录等)，写给我们。*《文学评论》编辑部：《欢迎工农兵投稿》，《文学评论》1966年第2期。

6月14日本刊第3期出版。这一期是大批判专辑，扉页上刊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一段语录。篇头转载了《解放军报》的两篇社论，以及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和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余下的篇幅就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专栏，刊登了《工农兵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和《工农兵声讨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文章署名者近50人。人数之多，创了《文学评论》的记录。这些批判文章，其实也就是大字报，全是些“斗倒”、“捣毁”、“声讨”之类的鼓噪和谩骂，因而这期《文学评论》成了大字报汇编。

这一期出版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已经发出，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由毛泽东决定于6月1日发表。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文学评论》无论如何不断检讨，无论如何表现“积极”，都无法避免像国内大部分学术刊物一样，遭遇停刊的命运。

从1957年创刊，到1966年6月停刊，《文学评论》走过了9年半的风雨历程。

(本刊所发的这部分编年史稿，系作者《文学评论》编年史稿的第一部分)

Draft of Annals of Literary Review (1957-1966)

Wang Baosheng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itorial Board ofLiteraryReview,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The journal ofLiteraryReviewwas first namedLiteraryStudy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57. However it was renamedLiteraryStudy, in 1959. Yet, when its third issue of 1966 just came out, it was forced to stop publication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nine and a half years of its publication, He Qifang, the then director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eld a concurrent post as editor-in-chief ofLiteraryReview. Compared with its more than 50 years of history, the nine and a half years is not very long, but, as the firs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in history, it laid down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journal as far as it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its editing ideas are concerned.

LiteraryReview；LiteraryStudy；draft of annals；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2014-02-25

王保生(1940—)，男，江苏丹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原副主编。

G239.29

A

1001-5973(2014)02-0023-39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