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

柯 洪， 刘 畅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Project Delivery System，简称为PDS)也称之为项目管理模式[1]或工程承包模式[2]。它确定了在特定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各参与方的职责和风险分担，同时确定了业主拟采用的支付方式，也影响项目的成本、工期、质量等方面，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框架。

然而工程建设项目中多种PDS的出现极易导致混用，甚至存在大型项目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改变了PDS，导致项目业主付出巨大的代价[3]。可见选择适宜的PDS能够实现项目的目标，是项目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4]。

PDS各有利弊，只有识别并综合比较影响PDS选择的因素，才能作出较为适宜的选择。然而考虑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会导致选择的PDS不同[5]。并且决策者面对众多的影响因素，很难考虑全面并作出合理判断，因此需要从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识别出对实现项目目标有相对显著影响的因素并优先考虑，进而选择适合的PDS。基于此，本文拟在文献回顾和专家访谈识别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要性排序，从而找出PDS选择的关键因素，为工程项目PDS的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新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鉴于PDS对于工程项目目标的重要影响，众多学者分别运用问卷调查和文献综述等方法，得出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为PDS的选择提供了基础。将现有文献中PDS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按照工程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客体、交易主体和交易环境，即项目层面、组织层面及环境层面三个方面进行归纳(表1)，进而运用一系列辅助PDS选择的决策方法为特定项目选取相适应的PDS，对工程项目的有效运作起到促进作用。

表1 PDS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

在进行影响PDS选择因素识别的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不同，有关PDS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并且个别影响因素在不同文献内的定义不同，部分文献甚至没有明确其含义，致使业主难以对其进行准确识别，并且因素之间还存在有包含和相互作用关系。同时，鲜有学者对影响PDS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

2 实证研究

2.1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在对以往文献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初步识别出影响PDS选择的32个因素(表1)。通过对业主方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工程项目领域的研究学者等15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将因素进行筛检、补充为19个(表2)，包括文献和被访谈者均提及的项目类型、项目复杂度、业主能力等因素，另外还补充了一些文献中鲜有提及的、却在访谈中提到的因素，例如思维惯性、政策引导、科研导向等。对于文献中出现、但访谈中却未提及的因素，访谈者逐一对被访谈者提问，以确定其是否合理，筛除创新性、灵活性、价值工程等因素。问卷设计基于Likert等级量表，采用了1～5级打分法。在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等地通过现场发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放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即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和19项指标。

表2 PDS选择的影响因素精简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3份，将无效问卷和数据缺失问卷剔除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66份。受访者中，80%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12.05%为高层管理者，44.58%为中层管理者；受访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6.5年。因此，填卷人员基本了解其所在企业，能够提供本文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

2.2 数据分析与处理

2.2.1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信度测量方面，本研究利用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采用SPSS17.0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0.972，各变量的α值均大于0.9，超过公认的可接受值0.7，表明统计数据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在效度测量方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2.2.2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根据指标内容及内部关系将其归为四类影响因素，分别命名为项目特征(F1)、业主自我认知(F2)、控制权配置(F3)和市场环境(F4)。运用重要性指数[15]对上述19个精简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计算与排序，如表3所示。同时，为了确定各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别计算其内部各因素重要性系数的均值，从而得到重要性指数排名依次为F3(82.84)、F2(73.65)、F1(61.76)、F4(51.88)。

表3 PDS选择的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表3中，重要性指数=∑100(aX)/5，其中：a为被调查者对某一因素的评分；X=n/N，n为对某一影响因素做出同一评分问卷的个数，N为回收有效问卷总数。

3 结果分析

3.1 项目特征

在19个PDS选择的影响因素中，项目类型的重要性指数排名第1，表明其对PDS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不同项目类型由于其具有的项目特征差异所适宜的PDS不同，例如海洋石油工程项目由于其采办、建造和安装周期过程长，为缩短总工期，故适宜采用EPCI(指设计、采办、建造、安装，即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的英文缩写)总承包方式以实现设计、采办、建造和安装阶段各自合理周期的前提下，通过各阶段彼此之间的合理、有序和深度交叉，同时保证在实施全过程中贯穿进度、费用、质量、HSE控制，以确保实现项目目标。项目复杂度、投资额度、投资主体分别排在第8、10、13，因为工程的投资规模不同、项目复杂度不同对承包人的要求不尽相同，投资规模大、项目复杂对承包商的资金、信誉、技术和协调能力要求相应提高，而符合要求的承包商数量也相对较少，促使市场竞争不充分，一般情况下业主也不具备建设管理大型项目的能力，此时可以采用传统交易方式来促进承包商市场的竞争。项目的投资主体与PDS的选择密切相关。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是基本建设领域内的两大主要建设投资主体。政府投资项目不同于企业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可以采用PPP方式有效拓展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缓解投资额大、财政资金短缺的难题。而设计方案排名第19，说明这个因素对于PDS的选择不具有普适性，其适用于BT和BOT的选择，因为BT和BOT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项目后期投资人是否拥有一段运营期，项目的设计方案是否考虑到项目完工后的运营功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BT和BOT之间的选择。

3.2 业主自我认知

思维惯性在19个影响因素中排名第2，是业主自我认知一类中排名最前的因素。现有文献中鲜有提及这个因素，但是在对工程项目管理实务人员进行访谈时，却高频率出现“没有考虑过换成其他的交易方式”等相关语句。因为对于同一个企业建设的大体是技术难度相似、采用施工工艺相似的同种类型的项目，因此只有足够客观的决策者在前期决策时，会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与之前项目比较，从提高项目绩效的视角重新做出决策，而多数决策者还是根据以往惯例选择。业主能力排在第3，业主的建设管理能力将直接影响PDS的选择[16]，主要表现在业主的财务能力、人员投入、采购能力、设计能力、协调能力等不同方面。当业主拥有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通过参与不同的工程项目建设过程，提高了专业技术水平，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此时业主倾向于采用传统交易方式对项目施工进行全过程监督以实现自身优势，对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管理和控制，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相反则选择总承包交易方式。业主工期控制的需求、业主投资控制的需求排名在第6、11，是属于确定PDS的重要的约束条件。例如当项目工期要求较紧时，采用总承包交易方式可以使项目各阶段搭接进行，从而缩短工程建设周期。类似项目经验、风险偏好分别排名在第7、12，这两个因素与业主的能力紧密相关。

3.3 控制权配置

控制权配置在19个PDS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排名第4，同时单独作为一类影响因素时排名第1，说明在PDS的选择时项目内部治理因素的影响不能忽视项目控制权配置及与之匹配的风险分担因素[17]。不同的控制权配置会影响到项目各参与方风险分担的方式，进而影响PDS运行效果。在工程项目全过程中项目各参与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各个节点的权利即为工程项目中的控制权，每一个节点代表了具体的权利。项目各参与方对全过程中节点控制得越多，其项目控制权越强。业主可初步判断其适合拥有项目控制权大小的范围，通过PDS的选择进行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项目控制权分配，以保证项目各方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力。显然总承包交易方式下业主对项目的监管程度低于传统交易方式，因此业主对项目控制权越强，越适宜选择传统交易方式，相反则选择总承包交易方式。

3.4 市场环境

交易规则完善度是市场环境一类中排名最前的因素，在19个影响因素中排名第5，说明业主选择何种PDS与其状况密切相关。国内工程建设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有关的政策法规还在逐步建立或完善，采用总承包交易方式会使业主承担较大风险[18]。一般来说，交易规则状况的正向发展会提升业主选用总承包交易方式进行工程交易的意愿。市场竞争力、地区理念差异、政策引导、中国特色、流行趋势、科研导向等其他因素，分别排名在9、14、15、16、17、18，对PDS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国家出台有关某个PDS政策的一段时间内，此PDS的使用频率会明显增加。学术成果的研究焦点往往也会成为业主选择PDS时关注的重点，说明业主对业内动态的关注度越高以及对项目在业内达到的市场效应期望值越大，越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4 结 语

根据访谈资料、文献回顾的归纳分析得出四类PDS选择的影响因素：项目特征、业主自我认知、市场环境和控制权配置。通过对影响PDS选择的各个因素的重要性指数计算，将各影响因素对PDS选择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得出项目类型、思维惯性、业主能力、控制权配置、交易规则完善度较其他因素对PDS的选择影响大。将上述因素提供给决策者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从而简化降低了PDS的决策风险，提高了决策效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验证，并需要进一步分析PDS选择的各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1] 王卓甫，简迎辉.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及其创新[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2] 张水波，何伯森. 工程建设“设计—建造”总承包模式的国际动态研究[J]. 土木工程学报，2003，36(3)： 30-36.

[3] 陈勇强，张 宁，杨秋波.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研究综述[J]. 工程管理学报，2010，24(5)： 473-478.

[4] Moon H S，Cho K M，Hong T H，et al. Selection model for delivery methods for multifamily-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2011，27(2)： 106-115.

[5] 陈勇强，李德祯.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工程项目交易方式选择[J]. 科技管理研究，2014，(2)： 220-225.

[6] 陈勇强，焦俊双.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方法[J]. 国际经济合作，2010，(2)： 51-55.

[7] 李慧敏，王卓甫. 建设工程发包方式的谱分析与设计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21)： 91-94.

[8] Ng S T，Cheung S O. Virtual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adviser[J].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Issu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2007，133(4)： 275-284.

[9] Fereshteh M，Liming D，Dominik S，et al.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selection under uncertainty： multicriteria multilevel decision aid mode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2007，23(4)： 200-206.

[10] Love P E D，Edwards D J，Irani Z，et a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public sector procurement selection[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1，138(3)： 311-322.

[11] Mostafavi A, Karamouz M. Selecting appropriate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fuzzy approach with risk analysi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0，136(8)： 923-930.

[12] El Asmar M, Hanna A S, Loh W Y. Quantifying performance for the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as compared to established delivery system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3，139(11)： 04013012.

[13] Caroline T W C. Fuzzy procurement selection model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J].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07，25(6)： 611-618.

[14] Chen Y Q，Liu J Y，LI B G，et al.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sele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J]. Expert System with Applications，2011，38(5)： 5456-5462.

[15] Shash A A. Factors considered in tendering decisions by top UK contractors [J].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1993，11(2)： 111-118.

[16] 洪伟民，王卓甫. 基于SMARTS的工程交易方式决策分析[J]. 生态经济(学术版)，2007，(2)： 34-37.

[17] 严 玲，崔 健.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PPP模式交易方式选择的多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28(13)： 110-115.

[18] 姜 琳，陈小光. 工程建设项目交易模式选择的模糊SMARTS决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0，(5)： 18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