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与马克思主义转化*

李金和

(作者李金和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道德教育研究)

历经新中国60 余年来的探索与拼搏，21 世纪的中国(更确切地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路口——即由曾经的社会主义制度追随者和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随者，开始变成一个必须踽踽独行的开拓者，一个面向人民利益的现代化制度模式的开创者。面向这一新的时代机遇和时代条件，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可能停留于“学习和借鉴”，而是需要从制度价值理念层面“顶层设计”，需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同时又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推进这一根基和灵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化。

一、优秀传统价值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与世界智慧

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为中华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中国人，皆不是仅仅因为存在于“中国”这个地理空间，而更是因为浸染于“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土壤，形成了基于“中华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没有了“中华文化”，即便是在这一版图上，该民族也不可能是5000年文明史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而一种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其中带有方向内涵的价值观。当然，其中方向的原点，就是创立和发展该文化的特定人群。解剖人类文化，以是否与人的意志有关和是否带有方向内涵为标准，可以分为事实部分和价值部分。对比价值与事实，不难发现，价值与事实的一个显著差别，就是价值带有明显的方向性，而事实无所谓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正是当前学科分类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依据。自然科学解决的是事实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解决的是价值问题。对比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其中的核心差异，不是事实部分的差异，而是价值部分的差异。我们经常讲要从国情出发，而国情中具有“灵魂”意义的部分就是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而且从文化的统一性角度来说，从事实部分是无法推导出价值部分的，这正是休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事实部分出发，无法导向文化的统一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文化，从其形成过程来说，本质上是“人化”;从其功能与效果来说，本质上是“化人”。寻根究底，文化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按照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形成特定的人文成果，反过来，又用这些人文成果武装人、塑造人、提升人，使人日益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日渐由单一的、片面的人走向完整的、全面的人。因而，有且只有从承载和体现了文化原点信息的价值出发，才能解决文化的统一性问题。从价值的方向性出发，价值观念通过对事实的价值理解把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有机地连接起来，合理地解释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与价值浑然一体的问题，合理地解决了“休谟铡刀”问题，即基于认识论而提出的从事实判断无法导出价值判断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更在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正因为如此，今年2月24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也就是说，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文化背景而论，其立足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文化基因来说，其根基在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毋庸置疑，只有价值观才能“开启”、“发动”价值观。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不仅对于中国自身具有历史根基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世界问题的解决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世界智慧”意义。《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1998年1月24日载: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 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里说的“孔子的智慧”，更确切地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就像今天中国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以“孔子学院”命名一样。对比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思维模式的中华文化与以“主客二分”为基本思维模式的西方文化，解决工业文明以来因“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扩张和对自然的征服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问题，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与对立问题，显而易见，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①《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更具有现实性和深远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诠释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科学方法论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存在、发展、复兴的历史根基，是人类破解21 世纪发展难题的世界智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不能自我贬损，也不能自我夸大，而是必须实事求是分析，客观科学解释。只有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毕竟根基只是基础，智慧只是可能，都不是可以直接应用的“现实”。

深层追问以语言为中介建构而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不难发现，人对世界的认知、今人对前人的把握，都是一个解释学的关系。我们人类沟通、交流、表达的过程，就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国历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理解和表达，这种理解和表达也就是他们对其自身所认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关系的解释。这种解释，经历了历史的洗涤、筛选、检验，有其人类的进步性;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每一种解释都必然是且仅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 页。。既然都是且仅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也就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更何况，从现代人的权利意识角度来看，亦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苛求前人，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要求前人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今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不能拘泥于其历史的意义机械地照搬与套用，而是必须面向今天的时代问题，由其“本义”出发合理地解释和推导出其引申义、比喻义，从而有效地解决今天时代的问题，就像法官的法律适用，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综合运用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方法客观、全面探求法律语言背后的意义一样。

如何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做出客观科学的解释呢?显而易见，必须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这一基本命题的内在特性的方法论。

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是能够明确表达“价值方向”及“价值原点”信息——即价值立场的方法论。如前所述，价值是有方向的。这就要求，解释价值问题，不能用对待事实问题的“价值中立”方法，而是必须价值立场清楚、价值方向明确。而今天中国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方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有且只有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向。这一点，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当然，这也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立场和方向。纵观人类历史，凡是兴盛发达的时代和兴盛发达的国家，无不是努力站在尽可能多的人群的立场，反映尽可能多的人群的利益的，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群的需求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综观人类思想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旗帜鲜明地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公开捍卫普通群众的利益。针对当时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马克思从法学的角度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 页。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L.J.宾克莱曾指出:“凡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几乎无人不为他对19 世纪不幸的工人运动所表示的深切同情所感动。他看到当时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非正义现象感到义愤填膺，以致他不仅为一个有自由与正义的较好的日子而呐喊，并且提出了一项实现他为人类所抱的理想的纲领。”①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96 页。

其次，必须是能够合理解释社会现象、全面反映社会规律的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显而易见，是社会科学范畴，而不是自然科学命题。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除了得到机械的、诸如“人是机器”之类的滑稽结论之外，不可能得到更有解释力的、更能为一般的正常人所能接受的结论。综观人类思想史，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形态、社会规律等的科学解释，还没有哪种理论能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更彻底、更具有说服力的解答。针对季米特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歪曲，列宁明确指出:“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 页。这就表明，21 世纪的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科学诠释，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上，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实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存在、发展、复兴的历史根基，是人类破解21 世纪发展难题的世界智慧。但这些根基和智慧，不是用来自欺的，也不是用来哄人的，而是用来解决当今的时代问题的;不是用来作为静止的对象被书斋式解释的，也不是用来说教的，而是要在合理解释的基础上转化为当今时代改造世界的动态的精神力量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客观、全面、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语言”背后的“意义”的基础上，以当前中国及世界的价值观问题为中心，“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 页。

也就是说，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再是一个重不重要、需不需要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转化和发展、向哪个方向转化和发展的实践问题。

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融合问题。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层面来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融通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就是把表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华民族化。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就是把表达人类先进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语词、语义同当今时代的社会实践、当前人们的社会心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时代化。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融通问题，不仅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是解答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课题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离开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来谈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抑或离开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来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化，都是不切实际的。

不难看出，对于面向人民利益的现代化制度模式的开创者——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体用”问题，也不是一个“取代”问题，而是一个在科学立场、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更进一步实现价值观念的时代化、具体化、现实化的问题。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融通，在其最终成果的表现形式上，必须是民族的，亦即源于中华民族的语词体系、合乎中华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的;而在性质上，必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贴近当代中国的社会民族心理，满足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蕴涵:“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正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本蕴涵:“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 页。

可见，在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其性质和方向而言，也就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化。这一方面，毛泽东早已为我们做了典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精髓的“实事求是”，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出自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班固用以赞扬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竭力搜集“古文先秦旧书”，获取“经传说记”真本的精神。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对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命题，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通过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其合乎时代特点和现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