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行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途中

任 平

在硕果飘香的金秋季节，我们为持续关注本刊的热心读者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2014年卷，请各位共同分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新进展的喜悦之余，我愿意再忝一序，旨为导读。

在与中央编译局深度合作和大力支持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范式中心”)的年度出版物，本卷一如既往地秉持“五个一”原则，即秉持“一个宗旨”: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的“方法论自觉”;“一条主线”:致力于准确刻画和评价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进展的前沿图谱;“一个目标”:建立自觉、开放、完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评价的深层互动系统;“一个框架”:栏目设定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便于勾画图谱;“一个基地”:推动“范式中心”从数据中心、研究中心、评价中心再到国际传播中心。

为宗旨所系，聚焦和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当代中国30 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形成了中国道路，也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深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图景，寻找其学术地理中的主要脉落和创新趋向，从中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可以向海内外全面展示和系统传播创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宗旨在于用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各门学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创新体系，在于总结探索在中国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深刻经验和创新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需要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着眼于中国历史语境变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出场之间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出场学视域，即把所有思想史、学术史与真实时代之间本质性关系按照出场逻辑来阐释的方式。

系统梳理研究方式和发展脉落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是各种方式的重要性程度决不是等价的。历史描述性研究是相对初始和基础的方式。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研究以往主要散见于专题、人物、事件、活动、关系、文本解读等的分门别类研究中，历史描述性方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收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编年方式将其转化一种首尾一贯的通史描述。其间的基本特点，就是列数所谓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将学术史仅仅当做当年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或者如科林武德所批评的“剪刀+浆糊”的历史。这一历史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而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分列的学术史描述(如哲学史、经济史等等)之间根本不见思想的流动逻辑。这一方式为历史学或中共党史出身的学者所偏爱，他们的研究方式即所谓黑格尔曾经指出的“外史”，其根本缺陷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人物、著作、学术活动、学术事件、学术关系等等的描述是外在于思想的逻辑的。他们忘记了:学术史不同于存在史之处，首先在于它是思想史，本质上就是思想创新的逻辑在时间中的出场。这一研究需要按照思想的逻辑(“内史”)而不单纯是时间的逻辑(“外史”)来理解和阐释，需要穿透“完整的表象”和“感性具体”而达到“本质性结构”，然后才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当做一个由若干本质性规定综合而成的“理性具体”来把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一样，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很难真正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如果不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综合学术通史要么只能是“人名和书名”的历史，即成为一个盲目的“外在的路标”，要么就误解重重，成为一部误导读者的“史书”。由于学科背景的差距，除非通晓中国马克思主义各专门学术领域的大家，难以去贸然治综合通史。“外史”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缺陷是:它将所有学科并列和分门别类地描述，而根本看不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龙头地位和前提性质，看不清只有深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史，才能真正理解互动关系和其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更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历史的放射状态，越久远的发生点和早期阶段资料越简约，而越近当代越繁荣，知识创新呈现爆炸性增长，学术创新关系纷繁复杂，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经济学本领域的学者都很难将本领域内各种见解一一厘清，对于这一状况的描述，要想充当“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一个单纯的历史学者来说，几乎是绝望的。如果强迫自己写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拼凑所谓“学术通史”，那么这就不单纯是“不合适”，而且几近“学风不正”。

对人物、著作、事件、活动等的专题性研究始终是深化综合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最重要基础。但是思想史需要有一个总体的和综合的框架去理解和把握，否则永远会在这一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传播史和理解史是各自从传播主体和理解主体两端去阐释思想的发展逻辑，在方法论层次上比单纯的“外史”描述要高明。但是两者都遭遇所谓解释学难题。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客观解释学、海德格尔的主观解释学、迦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利科的结构解释学等等，可以呈现多元视域，选择视域不同，最终的阐释就不同。而针对这一切，能够给予解答的，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结论就是，只能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所以，“一条主线”就是聚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图谱。其路径就是直接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本质性环节——哲学史反思及其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影响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去深度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内在思想灵魂的出场逻辑。而超越外史的一种重新书写方式，就是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首先穿透“完整的表象”而达到抽象的规定——创新学术史所依赖的研究范式，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的构变，去深度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方法与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最终需要范式图谱去解决。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哲学见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也是学术史坐标和图谱的轴心。由范式轴心而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坐标扩展而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史图景。各种范式视域差异，因而推动理论创新的功能各不相同。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共同构成范式图谱，因而总体展现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科学辩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以及与国内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风格甚至学派的关联，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元创新的整体学术图景的主要基础，也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扩大创新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只有认真考察各个范式以差异方式推动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图景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一时代创新的学术史，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方法，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

由于与全国29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和互动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也日益接近。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同仁不仅对上述我们范式研究中心的宗旨和主线十分熟悉并且高度认同，本不必赘述。但是，为了帮助年轻的新读者了解本卷，我们觉得仍有再复述的必要。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了解并积极加盟我们的事业，那么才能形成真正的“研究、评价、创新”三者的互动关系图谱，才能达成我们“用创新评价助推创新研究”的实践目的。

关于框架，本卷保持着“发展理论”、范式专题”、“国外视点”、“学术争鸣”、“专家评论”和“2013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事记”等栏目。作为主编，我首先应当感谢学界同仁们一如既往地热心支持。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同事们发来文稿的当天就几乎将所有稿件匆匆阅读一遍。虽然书卷空间有限，但是从中惊鸿一瞥，可以及时追踪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动的前沿，仿佛真切地听到来自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同仁们那孜孜不倦、奋斗不息的前进脚步声;我可以身临其境地感悟到全国学者们理论探索和范式创新的劳作的艰辛，置身于鲜活的写作整体图景中，与各位思想创造者们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我特别要感谢王南湜教授和何萍教授，以及国内非常熟悉的美国后现代过程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小约翰·柯布教授，以及王治河、樊美筠夫妇，为本书赐专稿。本书也按照时序要求，对2013年各研究范式的进展情况及其创新前沿，做了深度的分析。读者完全可以在感受来自前沿学术创新视角冲击波的同时，重新选择和调整自己的研究出发点。

是为序。

写于2014年10月江苏师大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