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读书的传统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勃兴

关键词：读书；传统；近代；图书馆；勃兴

摘要：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读书传统，中国人自古就有读书的信念。但中国读书人追求得更多的是功名和权力，而不是知识和理性，这与西方意义上担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存在巨大的差距。近现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变局，也是中国读书传统的一大变局。而近代图书馆事业也在此时勃然而兴，这既是因为西风东渐的外在影响，也顺应了中国读书传统变迁的内在需求。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5-0134-03

收稿日期：2014-04-18

作者简介：黄河(1980-)，三峡大学图书馆馆员。1读书的传统

中国人自古有读书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用汪洙的一句诗表述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具有历史悠久的读书传统，为这个信念的养成提供了条件。《左传》中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杜预认为这就是远古时代的书籍［1］。最迟在春秋战国，中国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群落，可以被通俗地称之为“读书人”。

先秦“士”是读书人的原型。作为原有贵族体制当中的一个阶层，士先天具有文化上的优势。贵族的身份让他们觉得荣耀，文化上的优越感更让士觉得自豪，所以他们为了捍卫荣耀，为了发挥优势，就愿意去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并乐此不疲。但士作为最低等的贵族［2］，在新旧体制更替之际，丧失了原有体制赋予的特权，逐渐沦为“四民”之首。四民杂处，证明士的社会身份已经从贵族沦为庶民［3］。同时，大量“民之秀者”［4］获得社会的认可，进入士的阶层。当然，中国古代的士性质非常复杂，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加以定性。而且由于士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历史过程多不相同，他们在社会出身、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上显示出复杂的差异性。但他们仍然具有一个最为普遍的共性，这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文字和书本的途径接受、继承、传播、发展了中国文化。因此，他们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书本知识的人，都是读书人。“尽管他们所读的书的内容不同，通过读书掌握的书本知识的层次和程度不同，以及读书的时间和读书后的社会经历、社会地位不同，但在读过书和有一定书本知识这一点上，是有着明显的共性的。”［5］

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这其实揭示了士是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正是传承了士的精神，并形成一种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汉末党人有“澄清天下之志”，宋代范仲淹倡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东林书院则标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士的情怀感染了历代的读书人，至今余韵未绝，也使读书人成为中国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2读书的功利性

在西方社会中，维护基本价值的是“知识分子”，也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但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相当苛刻的。知识分子必须是具有独立而深邃的思想的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固定的经济政治势力。他们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关心人类的基本价值，关心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前途，并且不带有个人私利的批判和努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知识分子也是读书人，但他们读书是不以功利为目的的。

中国的读书人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古代的士，大体上可以分为入仕之士和在野之士。在野之士读书不以直接做官为目的，可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经商，也可以去做别的事。入仕之士读书的目的性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入仕为官，“以策干诸侯”。所以在野之士更加关注“道”的问题，入仕之士则更加关注如何“行道”。这两大类型的士，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具有显著的不同。但在中国历史上，入仕之士显然是占据主流的，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力也是更加显著的。

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以及儒家，其入仕的意愿相当明显。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他其实不是在回答子贡的问题，而是在宣泄他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政治理想需要获得合适的身份和地位去推行。儒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于孔子培养了众多出色的弟子，他们大多能够在各个国家的政坛担任重要的角色。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标准就存在差距。而且随着秦汉以后专制国家在选官制度上的建设和成熟，更是将读书作为做官的必要条件，这种差距不断被拉大。

汉武帝以后，中国的选官制度的核心思想几乎可以用“学而优则仕”来概括。其实，“学而优则仕”本来并没有明显的功利的意思。孔子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里的“优”按照朱熹的注解，应该是优余、有余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解释是：仕有余力，然后可以学；学有余力，然后可以仕。子夏强调学与仕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专制国家似乎更愿意将它曲解，使得读书的权力与政治权利之间形成了必然的联系。所以“学问与书本，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6］汉末门阀世族的形成，尤其是累世公卿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读书权力以及文化权力的垄断。

尽管汉魏士族“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一定程度上是在捍卫社会的基本道德，但其实质仍然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利。因为旧的汉家制度可以保障士族在文化和官场上的垄断权力。所以不愿向士族妥协的曹操在称王称帝的道路上遇到了层层阻力，而曹丕一旦将九品中正制立法，便顺理成章地被拥戴为皇帝。因为九品中正制依然可以保障士族的政治权利，所以他们大多认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于是不再抗争。

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的确立，中国读书人的群落迅速壮大，但读书人的功利心却更加强烈。因为他们追求的并不仅是知识和理性，他们更希望获得的是功名和权力。中国的秀才、举人、进士称为功名，是用来评价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称为学位，是用来评价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的。读书人一旦步入仕途，立即开始捍卫专制特权；如果久试不第，又会变得颓废或者不负责任。所以中国的读书人跟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然大相径庭。

今天习惯上称呼读书人为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都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认得几个字就算是知识分子。其实在西方文化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真正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很少。先秦的士跟这个标准还比较接近，而后代的读书人和士大夫则跟这个标准相去甚远。所以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缺乏的不仅是读书人，更加缺乏的是能够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黄河：论读书的传统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勃兴黄河：论读书的传统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勃兴当然，也有极少数读书人可以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良心”，但他们远不够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读书人的主流无疑是功利的。比如李贽的独立人格是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人格标准的，但他在中国的社会却被看做是另类。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由于功利心的驱使，而是出于使命感和责任心，这显然也是符合知识分子标准的。但是因为缺乏一个社会阶层的支持，他们的思想仍然不能在中国社会产生连锁反应，也没有掀起一场类似于西方的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西方自近代以来，“崇尚知识和理性的思潮成为其文化的主流，更有一系列以知识、思想、理性、宗教献身热忱为这种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显著贡献的精英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的文化精神和素质，成为一种与众不同而又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人”［7］。比如：康德、尼采、卢梭、马克思、罗素以及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符合西方知识分子理想标准的杰出人士，他们在西方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在西方社会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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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代图书馆事业

1905年，隋唐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中国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但在新式学堂中，年轻学子仍然保持着功利性的读书传统。梁启超说：“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蔡元培于1916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警告学生，大学是学习的地方，并不是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他大力整治北大的学风，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营造理性而自由的学术氛围，摒弃传统的功利性读书风气。随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是体现了他试图改变传统读书理念的愿望。胡适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但是他并不喜欢“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汇，他更喜欢将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且他反对将五四运动纳入这场文艺复兴的范畴，因为五四运动迅速使纯净的文艺复兴大幅政治化。胡适曾下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立意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为近代中国营造一个科学理性的思想环境。［8］因此，在胡适看来，学校教育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干扰的，青年学生更应该拥有一个相对宁静的读书环境，养成更加纯净的读书风气。

曾经对科举制的废除起到关键作用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他一生出入政坛和学术界，始终大力推进中国近代的文化事业，尤其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895年，他在强学会中成立了一个名为“强学书藏”的图书机构，这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雏形。1896年，他编撰的《西学书目表》首次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是建立新型图书分类体系的肇端。他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这项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掀起一股高潮。1925年，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同年，中华教育基金会和教育部合办成立“国立京师图书馆”，梁启超被聘为馆长。1926年，国内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成立，梁启超又兼任该馆馆长。为了纪念他的学生蔡锷将军，他还发起创办了松坡图书馆。1929年，梁启超先生病逝，遗言将其饮冰室藏书四万余册全部捐献给国立北平图书馆，这是他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最后一份贡献。

其实，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功绩还不止这些，他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图书馆理念更新了中国传统的藏书理念。在功利性的传统读书文化背景下，图书要么是朝廷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工具，要么是读书人谋取功名利禄的资本，因此，古人总是把图书作为一种财富进行秘藏。正因为古代的藏书理念重视“藏”，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读书人群落的壮大，更不利于知识分子人格的养成。而梁启超倡导的近现代图书馆理念讲究“藏用并重”，并且他所推动的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可以提供更加自由的阅读环境。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一直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的，因此公益性的图书馆事业可以跟教育事业相辅相成，既可以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专业人才，还能辅以自由阅读来促进读书人独立人格的养成。蔡元培在北大曾把图书馆看作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并且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

总而言之，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勃兴既是由于西风东渐的外在影响，也同时顺应了中国读书传统变迁的内在需求。朱清时院士说：“学校是净土，社会才会有希望。”但随着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已经不缺乏读书人，缺乏的是能够担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图书馆成为一方圣地，社会才会有希望。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40.

［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3：85.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0.

［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39.

［5］［7］刘韶军.士、知识分子及其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4).

［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34.

［8］邵建.“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J］.书屋，2006(12).

（编校：崔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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