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蒋介石背黑锅最多的人

倪杰孔

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有一个举足轻重、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个人就是黄郛。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3年任蒋介石设立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乃是由黄郛出面协调。黄郛在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密谈之后，达成妥协方案，与日人签订《塘沽协定》。协定虽被中方努力局限在“停战”范畴，未曾涉及主权谈判，但实际上已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损害。

《塘沽协定》被视为国耻，故黄郛顿成举国舆论抨击的对象，激愤者视之为“汉奸”，欲杀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学家吴相湘却评价黄郛其人，乃“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1936年12月，黄郛在上海病逝后，国民政府亦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抗战胜利之际，更赞誉其“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国人皆欲杀之，而当局反欲褒之。对于此种反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有着极深刻、到位的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央政府曾一再电令黄、何（应钦），须于签订任何协定前将条件送请中央核准；然黄氏等断然不受此令，仅于签字后通知政府。此中当有情由，不难想见；盖蒋、汪诸人近日之态度与心理，黄氏固熟知也。今后政府之对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径之趋势；时局之危，至为可虑。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协定案时，颇多愤懑之人，然既经签字，汪、蒋两人复主承诺，自不会发生翻案结果。”

所谓“此中当有情由”，简言之，乃是在黄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当日，为应付舆论，安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谈话中势不能不对日强硬；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国无外交，故汪精卫私下已有指示，“除签字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皆可签应”。黄氏签字前不报送中央核准，仅于签字后通报，既是为了避免协定草案在政治会议上公开讨论时流产，也抱有以牺牲个人名誉替当局受过的隐秘用心。

《塘沽协定》签署后，黄郛留在北方，继续与野心勃勃的日本军方周旋。《塘沽协定》一事不久，1934年，黄郛又委派代表与日方签订了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再一次激起民众口诛笔伐。

其实，作为蒋介石的盟弟，黄郛与蒋介石有过为国事“共尝艰苦”之盟约；加之其对日本政治、文化研究颇深，故早在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蒋介石即已央其牺牲个人之荣辱，负责对日谈判——蒋介石当日身为北伐统帅，为战事之顺利，势不能对日强硬扩大冲突；为应付舆论，又不能对日示弱，黄郛遂出面替其承担了“亲日和议”的骂名。其间种种痛苦不堪言说。1934年8月，接受《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黄郛曾略吐内心苦楚：

“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黄郛的夫人沈亦云，曾严词质问过蒋介石：“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不应只让黄郛一人屡屡独力承担。蒋介石的回应是：“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学佛的黄郛则言：“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