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毛泽东，三千人集体昏厥

陈徒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按照预案，治丧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很快落实成立。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等等。卫生保健组由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担任正副组长，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

卫生保健组的当务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吊唁期间的卫生保健工作，经过紧急处理的毛泽东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估计每天有十余万群众前来瞻仰遗容。刘湘屏、黄树则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在北大厅和东大厅内由中南海门诊部、北京医院设立医疗点，重点照顾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重要党外人士；而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文革”中被改名）、阜外医院的医疗点设在北大厅和西大厅内，主要面向一般的吊唁群众。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外也设立4个医疗点，由北京市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即后来的宣武中医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负责筹备。每个医疗点需要6名医务人员，其中内科医生2名，外科医生1名，护士3名，并各自配备1辆救护车。

对于参加吊唁大厅卫生保健的医务人员，卫生部首先要求政治可靠，业务上具有独立处理疑难急症病人的经验，政审由各单位党委负责，并报卫生保健组批准。

9月10日毛泽东遗体放置到人民大会堂后，北大厅就迎来一批批悲痛欲绝的吊唁人群，哭声震响，不少上岁数的老干部老泪纵横，步履艰难。据卫生保健组第三期简报通告，10日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内共有61个病号，其中因悲痛晕倒19人。天安门广场内发生674个病号，其中发生一例休克，经急救后均恢复正常。

第一天吊唁带有内部性质，来的多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东大厅因室温过低，使那里休息的一些领导出现嗓子痛、头痛、流涕等轻度感冒症状。最为严重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平常就患有头晕、腹泻等毛病，吊唁过后感到严重不适，医疗点大夫打算紧急安排他到北京医院做脑血流图和下消化道窥镜检查。但张平化本人却要急于赶回湖南，不愿住院，并搭乘当晚6时飞机返回长沙。从当时内部简报来看，张平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出险的高级领导干部。

针对东大厅第一天出现的情况，卫生保健组与中办商量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连夜调运上百件棉大衣存放在大会堂入口处，凡是领导人士进入大堂都临时发给一件棉大衣披挂，并在东大厅内喝姜糖水。这种方法简易却颇为有效，高层干部伤风感冒的情况几天内明显减少。

9月11、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因极度悲痛而晕倒39人，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场面的刺激而在现场出现休克、冠心病的症状，都加重医疗点的工作劳累程度，大夫护士每天值班需16个小时以上。

据9月17日晚上统计，从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15000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30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紧接着的工作是18日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实际上在9月11日卫生保健组和北京市卫生局就已经拟定出完整的《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医疗救护站救护工作方案》，并获治丧领导机构批准。在方案中，拟建立医疗救护站34个，西至西单北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但重点还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内。

医疗救护工作总指挥站设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配备一辆机动车来回巡视应急。下设6个分指挥站，分别设立在公安部门口、历史博物馆西门、人民大会堂东门、二十八中学门前、南池子南口东侧、原工会大楼门前。

各医疗站只备有一些急救药品及一般常见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医药品，再则是两张行军床、折叠床及担架，条件稍好的医院还能带上一部半导体心电图机、一两个氧气袋及保护药品的冰桶。这些就是当年北京所能具备的最好的急救家当，显示医疗条件的简陋和落后。为应对副主席以上中央领导的紧急情况，在西观礼台下也只是设几张简易病床，别无其他先进的抢救设备，由友谊医院机动小分队负责。

中央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事前向各单位下发了《群众参加追悼大会注意事项》，同样要求严格审查参加者的政治面貌，登记名单，指定负责人带队。再三强调：“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并规定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带包，会前30分钟要列队肃立，不能随便走动。而各医疗点则要在当日上午8点30分以前进驻规定位置，并各人自带一份午饭。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3200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6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800多名昏厥病人，300多名病人被送到新华门医疗点。

救护人员把地毯、被子、塑料布等铺在地上让病人休息，采用针灸、西药、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办法，就地抢救了大量病人。市卫生局9月24日《卫生工作简报》还透露，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抢救大量昏厥病人，和附近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北京饭店、历史博物馆、公安部、轻工业部、旅游局、外贸部招待所、北京邮局、西长安街邮局、大风刀削面馆、原工会大楼内的部队和附近居委会的居民，他们主动送水，送桌子、椅子、床板、被褥、席子，邮局送邮包袋以及浓茶、白糖等，为抢救病人起到积极作用。

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明显的医疗险情，只有2名虚脱者，一般患病21人，主席台下有9名警卫战士因过于劳累晕厥。整个追悼大会过程中，医保方面无一差错，平安度过。9月18日当晚卫生保健组发出第九期简报，居然已经有了详实的救治数字，其多其细令人惊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16829人。”追悼大会之后，只有7人被安排送进医院治疗，其中有中毒性痢疾1人，急腹症1人，疑似脑炎1人，高烧待查1人，心脏病1人，休克2人。

市卫生局事后总结说，搞百万人大会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总的来看，为大会配备的医务人员只有350多名，少了一些。但是幸亏依赖了层层建立的群众防病队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队伍都是按班排连队组建的，每个连队有一名卫生员或赤脚医生、红医工，他们在抢救治病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卫生保健组在事后小结中承认有两个存在的问题：一是在追悼大会中，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短时间内发生大量的昏厥病人，医护人员显得有些忙乱，经验不够；二是会前没有疏通落实，救护车辆的票证问题未解决好，导致病人的转送受阻。

但是相对于规模上至百万、民情特殊的追悼大会来说，这几点问题已是微不足道。刘湘屏、黄树则他们在满意之余，向中央汇报中特意提到：“参加追悼大会的43个医疗点500多名医务人员恳切要求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给他们安排一次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的机会。”

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肃穆场景早已作为历史瞬间被世人铭记，“短时间三千多人集体昏厥”这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也可作为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有意味的事例，列入中国当代史的脚注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