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进行曲》的前前后后

吴志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善战的队伍，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

直把那日寇驱除国境，

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抗战的歌声多么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敌人的后方。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华北的原野，

向塞外的山岗！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八路军进行曲》歌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有些相似。其实，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前身《八路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当年，这首歌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开来，并由此传遍长城内外，鼓舞着八路军健儿奋勇杀敌。今天，这首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气势磅礴、激越昂扬、铿锵有力的歌曲激励了热血青年投身军旅、报效祖国。军歌歌词前后的变化，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也记录着包括军歌创作者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作曲家与诗人因革命走在一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诗化的语言和特色的旋律，表达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精神及价值追求和思想情感，成为人民军队的“音乐形象”，如今经常统一在军队的庆典、礼仪、集会等隆重场合上演奏演唱，在全军各部队传唱，成为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壮大军威的有效方式。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郑律成却不是出生在中国，而是来自南朝鲜（今韩国）。

地处黄河中游的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坚定的抗战宣言，中华民族奋起全面抗战。当年，全国各族民众心向延安，大批国统区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有一位身背小提琴和曼陀铃的清瘦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身上还带着烫金封皮的《世界名曲集》。这位23岁青年，出生在朝鲜南部（今韩国）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的郑律成。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他因酷爱音乐，改名律成。他尚未来到人世，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的父亲郑海业是个爱国者，支持儿子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哥和二哥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1933年5月，郑律成随三哥秘密来到上海，然后乘火车前往南京，进入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为以暗杀作为手段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义烈团”的一员。在学校封闭式培训半年以后，郑律成毕业了。多数同学被派回朝鲜或满洲搞军事斗争，郑律成却被“义烈团”团长金若山派到南京鼓楼电话局，监听日本人的电话。为掩护身份，郑律成学习声乐和钢琴、小提琴。出生在歌舞之乡的郑律成，伴随着俚歌民谣长大。到南京后，郑律成每周都赶到上海跟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克利诺娃认定郑律成如能到意大利深造即可成为“东方的卡卢索（20世纪名扬西方乐坛的意大利歌唱家）”。

1937年秋，郑律成原本可以去意大利深造，可是一心向往革命和实现救国理想的他，却像许多中国的进步青年一样，出现在延安的队伍中。到达延安后，郑律成的音乐才华很快被发现，被安排进了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边区抗日军民热情四溢的生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热情。一天，延安城里召开大会，郑律成和鲁艺文学系的女诗人莫耶从北门外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山野田间到处飘荡着年轻人的歌声，整个延安都在歌唱！郑律成激动地对莫耶说：“写个歌颂延安的歌词吧！”莫耶早就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连夜写出了《歌颂延安》（后改名为《延安颂》）。郑律成读完后，兴奋地说：“我去谱！”没过几天，在一个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的晚会上，鲁艺的女歌唱家唐荣枚唱起了郑律成作曲的这首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毛泽东也连连点头称道。以后，郑律成的劲头更足了，又一鼓作气谱写了《延水谣》、《生产谣》等歌曲，同样在延安军民中迅速传唱开来。

一首歌曲能否广为流传，曲调很重要，歌词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郑律成长于作曲，自然渴望遇到一个与自己有着同样激情的词作者。不久，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8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一直在晋绥军区从事宣传工作的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公木，1910年6月出生在直隶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公木是笔名，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如，“公木”由张松如的“松”拆解而来。公木在滹沱河畔长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时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样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实、平阔、平展”。1928年，他先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两个月后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北师大的师生不但致力于钻研学问，而且时刻关心天下风云。1930年春，公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1日因参加反对军阀混战的游行示威活动，与范文澜等50多人一起被捕，羁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九一八事变”后，他投入救亡运动，主编由社联领导的《鏖尔》杂志。1932年3月，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押在北平市公安局1个多月，后由师大学生会和抢救会联合保释。

抗战爆发后，公木决定携笔从戎，把自己交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介绍，他赴山西参加了晋绥军区的抗日战争，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八路军战士。他曾任二战区动员会《动员》杂志编辑，做过神池县与岢岚专区干训班的主任与指导员，担任过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期间，他结识了陈强、马瑜、贾克等文艺战士，还接触到游击队中的一些老红军，其中包括抢渡大渡河的英雄。他们的英勇事迹，时时激励鼓舞着他。他经常与宣传股的同志们边行军边作宣传鼓动工作，及时编写了一些活报剧和小唱本。紧张火热的战斗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娄德明的形象，对民歌体叙事诗做了有益尝试。之后又创作了《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

1938年8月，公木西渡黄河到达延安，在抗大学习4个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未毕业，他就被调至抗大文工团专职写歌词，不久又被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仍然业余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并创作了《新诗歌试论》。在延安，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火热的抗日激情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年底，郑律成被调入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

1939年1月的一天，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进窑洞就喊公木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

于是，一个是作曲家，一个是诗人，成为抗大政治宣传科的同事，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彼此成为了好友。

窑洞里诞生的红色战歌

一天，郑律成来到公木的窑洞串门，公木恰巧不在，郑律成无意中翻看到公木笔记本里的一篇短诗《子夜岗兵颂》：“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蛰……”诗写得很美，郑律成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诗句和意境所感染，悄悄为它谱上了曲。当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木听，公木惊叹道：“多美啊！多么动听的旋律！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乳交融吗？”郑律成告诉公木：“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惺惺相惜，从此，一个写诗、一个写曲，越走越近。后来，两人因工作搬至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相邻的一个土窑里成了邻居，交流更方便。

当时，郑律成经常催促公木作词供自己写曲。郑律成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公木诚恳地答应了他。的确，火热斗争的旋律也时常冲激着公木。不过，公木回为新走上的时事政策教育的工作岗位，占去了自己的全部时间，迫使他不能立刻实践诺言。在这期间，郑律成把公木抄在本本上的全部手稿几乎翻遍了，凡是稍微整齐一些的，差不多都给“安上了音乐翅膀”，甚至200多行的《岢岚谣》，当时还不曾正式发表过，郑律成也给制了谱。

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听说了从晋西游击区来延安医治跌伤的诗人光未然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合作写了一部《黄河大合唱》的消息，向公木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木写词。关于写“大合唱”的由来，在文献纪录片《永远向前》的采访中，公木回忆说：“当时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欢迎。‘大合唱这个名称就是由此听说的。那什么是大合唱呢？不但我不了解，郑律成也不很了解。郑律成就跟我说，咱们也写个大合唱吧。那咱们写什么呢？就写八路军吧，八路军大合唱！就写8支歌，八路军嘛。他连起来做个谱儿，大家一块儿唱。”

1939年7月，在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的率领下，抗大数千名教学员工奔赴华北敌后办学，政治部只留下了公木和郑律成。他们两人原本是要被安排到即将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由于各部门人员一时还难以调配齐全，工作上也就出现了暂时的空暇。这对绝佳搭档于是趁这段时间开始《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

公木坐在昏暗的窑洞里构思。诗人的思绪已透过了耳边不时传来的欢声笑语，飞越到前方，曾经经历过的战地生活历历在目，想象冲破时空，诗情迸发，文思泉涌。在不到1周时间，公木创作了7首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一共8首。

公木不是科班出生，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公木都依照郑律成的要求完成。郑律成设想《骑兵歌》中有马蹄嗒嗒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有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八路军进行曲》则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四个字的短句，诸如此类，公木凡能做到的都统统照办。

创作《八路军军歌》歌词时，公木浮想联翩，红军长征与抗日游击等镜头一幕幕回放在他脑海。倏地，平型关的场景闯入自己的脑际。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即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曾在山西晋绥军区参加过抗战的公木清楚：日本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主力在这里遭到了八路军的全力攻击，在此一役被歼灭近千人。

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些的场景似乎就浮现在公木的眼前：1937年9月25日拂晓时，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大批辎重车辆沿着弯曲的公路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敌军全部进入了一一五师的伏击地域。我军居高临下，开始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因为道路比较狭窄，雨后的路上十分泥泞，敌人一时手足无措，小鬼子们的嚎叫声、战马的嘶吼声、车上弹药的爆炸声，夹杂在一起，异常混乱，一一五师乘敌混乱之际发起了冲锋。一一五师指战员则刺刀见红，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杀得敌人一个个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一时血染大地……

公木心想：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第一仗，也是平型关战役中战斗最惨烈、战果最辉煌、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重要战斗，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士气，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信心，提高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对华北战局和全国抗战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写八路军军歌不能不提平型关战斗。尽管平型关战斗是在国民党阎锡山作战方案框架下进行的，但是由共产党八路军独立完成的。八路军以简陋的装备主动攻击日军主力师团并首战大捷，因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为此，“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这两句响亮的歌词被他写入《八路军军歌》中。

随后，公木一气呵成，写就《八路军军歌》歌词。

“声为乐体，诗为乐心。”公木在窑洞里凭借党对时势的洞察，自己对人民军队的体认，展开想象的翅膀，完成了大气磅礴、脍炙人口的歌词。郑律成谱曲也很“神”。本来谱曲需要乐器，但那是物资匮乏的年月，延安的条件很艰苦，公木回忆郑律成的创作过程时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同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有的老战友说，郑律成是在窑洞里敲着盆、拍着腿写成此曲的。郑律成一首一首唱给公木听，并高兴地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添翼。”公木说：“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话。”他笑到：“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

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琢磨，9月初，《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始告完成。这部大合唱从多个侧面塑造了八路军将士的英雄形象，有着锐不可当的前进气势，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一部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优秀大合唱作品。

大合唱完成不久，抗大三分校正式开学，郑律成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公木则在三分校做教育干事。郑律成虽然离开了抗大，但他经常回来为三分校的官兵们教唱《八路军大合唱》。一时间，不论在学习课堂还是在训练场上，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集合会场，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其中，《八路军军歌》这首歌的旋律浑厚深沉，蕴含着内在的力，成为动员和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郑律成把美妙的音符化作战斗的武器，词曲浑然一体。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八路军进行曲》。

长了翅膀的“大合唱”

唱响敌后根据地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内容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把人民子弟兵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用凝炼集中、铿锵有力、热情奔放的语言表现出来。而整个曲调与之配合得天衣无缝。郑律成在音调上吸收了进军号角的特点，嘹亮而刚劲，带有一往无前的战斗气魄；在音乐进行上连续呈向上跳进的趋势，充满了阳刚之气；在节奏上连续使用切分音，突出了音乐的冲击力和雷霆万钧的气势。通篇词曲浑然一体，音乐嘹亮，气势磅礴，形象地刻画了人民军队坚定自信、英勇豪迈、无坚不摧的革命气概，人民军队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让人震撼，催人奋进！这首在军歌创作的民族风格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歌曲，迅速成为表达八路军将士情怀、激发官兵斗志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军民喜爱。

《八路军进行曲》起句富有冲击力的音调节奏，郑律成自己曾讲受到《大刀进行曲》的启发，但这里与整体音乐形象的表现因素，如八度音程的上下跳进、坚定果敢的音调与音型模进、同音重复等形象的结合来看，已不是“大刀”的形象，而是千军万马，一往无前的挺进形象了。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并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公木也被邀去参加。当时既未宣布谁写词，也没说明谁作曲。公木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从不计较名利，在台下听听，听完就走了。也没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有多么了不起。”

《八路军大合唱》确实像长了翅膀，不只在延安的山山岭岭间回荡，又很快传到了前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曾讲过他到解放区时，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军歌的情形：“我不知道这么美的歌是什么内容。我对一个同志说我想知道歌词。我们一路骑马，我就一路翻译并在一张折叠的纸上记下来。那天晚上我写消息时，就引用了几句歌词。”

不久，《八路军大合唱》得到党军政机关的肯定和赞扬。1940年5月，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延安的美味佳肴——红烧肉和“三不沾”（也叫桂花蛋，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加适量的水搅匀炒成的，不粘盘，不粘牙，不粘筷子，故称）。同时告诉他们，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根据地，很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为此特向他们祝贺并敬酒，祝他们今后合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期望他们更认真地向工农群众学习，再接再厉地写兵，为士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曲。随后，《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其中，《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八路军进行曲》曲谱。

1941年8月，延安举办“五四青年节”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150件。《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音乐类甲等奖。吴玉章担任评奖委员长，丁玲、周扬等担任评委。得奖作品共23件，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这项奖金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捐赠的。其中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

在延安，公木从婉转抒情的青涩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同在抗大的诗人朱子奇后来回忆：“（公木）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其间，公木参与成立了文艺团体——“鹰社”；置办大型板报——《蒺藜》；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部队文艺》刊头由时任军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题写，它一面提倡“兵写兵”，一面培养“写兵兵”，成为了后来“军旅文学”的发端。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原来是毛泽东主席与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联署的请柬。

5月2日，，公木挽起裤腿，淌过延河，以惟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兴冲冲地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那幢石砌二层楼房的门口，公木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一一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亲切握手。毛泽东当时并不认识公木，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鲁艺副院长周扬向他介绍说：“这是公木，《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毛泽东微笑着紧紧地握着公木的手说：“你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希望你以后多写一些反映兵的作品。”毛泽东的话，给了公木莫大的鼓舞。

《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唱得响亮，甚至在抗战后期连国民党的部队也爱唱。国民党陆军上将孙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写道：“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

调整变动和遭逢际

遇折射时代风云

中国现代新军歌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以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中，新军歌主要以古曲、民歌、旧军歌、外国歌曲填新词居多，新创作的歌曲比较少。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以新军歌创作不断涌现和广泛流传为鲜明特征。如：1935年出现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周钢鸣作词、孙慎作曲的《救亡进行曲》；1936年出现了麦新作词、吕骥作曲的《保卫马德里》，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1937年出现了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1938年出现了桂声涛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赵启海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到敌人后方去》；1939年出现了陈毅等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等大量新军歌。上述的诸多优秀代表作，构成了中国新军歌创作的坚实、丰厚的基础。

如果说，中国新军歌的创作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基点的标志，那么，《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的诞生，则是中国新军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的形成，或者说标志着新军歌创作已经成熟，并在中国音乐史上耸立起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在延安的朝鲜同志，终于盼望到能够回到离别许久的祖国怀抱。郑律成思乡心切，心儿早已飞向祖国。全体朝鲜同志在离开延安前在罗家坪合影留念。郑律成与夫人丁雪松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两岁多的女儿郑小提，随大队人马，披星戴月，昼夜兼程，风尘仆仆奔向祖国。

抗战胜利后，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的番号撤销。1946年，《八路军进行曲》这首见证了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著名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不管是八路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是人民军队，性质依旧，为人民解放、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主题思想没变，反映军人高昂进取的主调也不变。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把原歌词中的“善战的队伍”、“永远抵抗”、“直把那日寇驱除国境”、“抗战”、“日寇”、“抗战”、“华北的原野”等少数词句做了相应的修改。改动的地方，大多具有抗日战争年代的背景和色彩。军歌壮军威，改名后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依然是进军的号角，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紧随着人民军队进军的步伐，震撼河山。人民解放军高唱着它进行了三大战役，高唱着它百万雄师过大江，高唱着它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在隆重的开国大典上，这支名曲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演奏曲目，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郑律成又回到了中国，随即加入了中国国籍，定居北京，继续从事音乐创作。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修订了歌词，刊于由总政文化部编印出版的《部队歌曲选集》第1集。同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的附录二，曾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之名刊登了该曲。1953年5月1日颁布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附录二重新以《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名刊登了这首歌。

其实，歌词多处在不同年代稍有变化。1939年原始歌词版本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1949年的版本中变成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脱口唱出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人们熟知的军歌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最初手稿末句为“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1949年版本则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词是“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各地部队都在修改这首歌的歌词，不一样的版本很多。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军歌的歌词也与时俱进。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军歌版本显然将以前抗日的号召改为“讨蒋”的檄文。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歌词“胜利的旗帜”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另有一说此前曾被调整为“朱德的旗帜”。

建国后的公木，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他戏称自己为“老运动员”。1958年4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远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让他紧急回国的通知。“一下飞机他就感觉不对，来机场接他的，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办公室的人。”公木夫人吴翔回忆。等回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只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于是，被划为“右派”的公木陷入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困境之中。

1963年5月，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在此之前，他已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工作。当时，有人曾问公木还写不写诗。公木说：“写诗是要有一定的心情的，现在没有这种心情。”

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被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6年“文革”开始后，公木再次遭遇批判，被关押在吉林大学数学楼的一间教室。每天除了打扫文科二楼的走廊，领取大字报纸、印刷纸、油墨，还要摘录《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并写学习心得体会，动不动就会被挂上大牌子、用黑墨水涂脸拉出去游斗。

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遇批斗，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面临的就是“改词”。“文革”时期，江青发动群众对实际上是代军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进行修改。当时吉林省革委会在省委党校专门成立了修改军歌的工作小组，认为现行军歌歌词虽然写了“向太阳”、“毛泽东的旗帜”，但是没有提“党的领导”。当时公木作为摘帽“右派”也参与其中，但从始至终都坐在最后一排，不说一句话。公木夫人吴翔回忆说：“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据悉，“文革”之后较短的一段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词作者的署名。

1981年，公木在《公木诗选》的后记中写道：“自1958年以后，便再不曾真正写过诗。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即或‘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也多半用些隐晦的语言。好在写来只供自读，顶多送给一两个挚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嘱咐右叮咛：‘看过交火君。”

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日，总参、总政为正式颁布军歌联合发出《关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通知》和奏唱的暂行规定。其歌词也最终确定为：“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标识之一。2007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主办《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旨在激励全军官兵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证明了歌词语言穿越历史时空的魅力。

有人说：“军歌的重要性仅次于国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一首军歌表征了一支部队的斗志和责任。公木曾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的3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个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1976年12月，郑律成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郑律成走了，他的军歌，他的作品，却一直在祖国上空，在解放军队列中响着，军歌永远嘹亮！

1989年8月2日，公木以及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嘉奖。两位老人分别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手里，庄重地接过了特地为他们制作的、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谱的纪念牌。公木参加嘉奖会后便默默返回长春，没有张扬和渲染。

1998年10月，公木因病不治。他的墓碑上甚至没有生卒年月，但工整地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原始歌词。对于后来多个版本的歌词，公木生前曾向夫人吴翔表示：“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词，但改词是国家需要，我服从就是。”有人说，时间越久远，他的存在越真实——因为，有限的是生命，无限的是歌声。

公木说过：“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做诗篇。”他不平凡的一生，确实就是一首壮丽而恢宏的革命诗篇。公木与郑律成都已逝世多年了，但他们的作品还活在中国人的心里，回旋在人们的耳畔。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被评选上“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模”之一。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阅兵方队在军歌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此时，这支红色军歌整整诞生了70周年。一代代的军人唱着这支军歌，把那最壮丽的旋律融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金戈铁马、雷霆万钧的排山倒海之势早已融入到我们民族精神之中。

70多年来，歌声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脚步和人民战争胜利的旗帜，由陕北高原传唱到太行山麓、江淮河汊、东海黄海之滨，传遍全中国。它历经70多年而生命力不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投身军旅，报效祖国，永远向前。这首歌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全军各部队传唱，成为鼓舞广大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不仅在祖国上空回响，而且在世界传播，先后被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日本和郑律成的家乡韩国等许多国家翻译介绍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