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南文献特色初探

许莉

[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复杂的时期，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融留下了各种形式的民国文献。湖南作为近代最为活跃的省份，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的文献资料。本文从文献载体、品种特色、发展阶段、分布地域、学术价值五个层面，对这些珍贵历史文献的特色进行剖析。

[关键词]民国；湖南文献；新书；学术著作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剧变，相伴相生的是封建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内部衍变，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湖南地处内地，风气闭塞，加之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地方当局的因循守旧，近代化的过程姗姗来迟。但是，湖南进入近代之后，告别了默默无闻的历史，其伟功盛业令世人瞩目，堪称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影迹。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艰苦动荡的社会时局，波及到了文化教育领域，民国时期湖南文献的产生、发展、传播轨迹都独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既承上启下，又独树一帜。

民国文献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民国文献泛指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包括书刊、报纸、政府公报、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正式出版物，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日记、手稿、书信、照片、海报、传单等特种文献。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0多年，但由于近代出版业和新闻业的进步与发展，使得民国文献的出版和发行量达到空前的规模。湖南民国文献记录了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承载了社会制度的更迭，新旧思潮的争鸣及各种新生事物的涌现，具有很高的历史、学术和文献价值。

1 西风东渐，新版书逐渐取代雕板印书

清末，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知识界人士的思想起了急遽的变化。1898年，《湘报》引进的第一台铅印机，使湖南开始有了本省铅印的图书、报刊，这就打破了单一的雕版印刷的局面。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乐中堂，专印各学堂讲义，可说是湖南专营书刊的印刷厂之始。湖南第一家石印局是长沙华兴石印局，不久石印开始普遍采用，全省各县一般都有石印局。当时除印书印报外，印制插图和其他彩印件，均靠石印解决[1]46。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前，制作书刊是铅印、石印、雕板（含木活字版）三者并举。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铅印成了制作书刊的最主要方法。铅印和石印为主的现代图书出版方式，生产出大量与传统雕板印书不同的图书，称为“新书”。新书，是指在内容上以时务（政治、经济、法律、外国历史地理之类的社会科学），格致（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等统称“新学”为主要内容的书刊，而出版方式以石印、铅印为主的书刊的出版发行，其中还包括学校的大量教科书。

新书能够取代雕板印书的主要原因有：生产效率快、产量大、成本低、印刷质量先进，能够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在清末民初，近代学术思想活跃，革命思潮迅速推广，新式教育的兴起，都需要能够大批印制书刊的现代印刷方式。最初，《湘报》引进铅印机的目的是为了“日出一张”，及时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后来也兼印新学图书。辛亥革命后，湖南的印刷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有较大发展。主要用于印刷畅销图书、期刊、报纸、宣传册、教科书等。

民国年间出版的图书，不仅形式换新，内容也随时代而变化：1）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知识的书刊，在出版物中已居重要地位，特别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在湖南不断出版、翻印、发行。2）代表各种政治派别、学术观点的期刊相继创办，至20世纪30年代更是如雨后春笋。3）各种新的教学用书不断编辑出版，清末、民国初年是编译国外的，以后采用上海商务、中华等几家大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但也有不少本省大中学学校教员自编自印自发行的课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4）新的文学读物也有一定数量的出版，其中不乏革命进步的清新之作。

民国初年，湖南有了机器印刷局，官刻的雕板书就绝迹了。坊刻书在新书业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被取代的过程。家刻、社团刻书主要目的不作为商用，民国年间还有少量生产，但已不是主要的文献出版方式。

2 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特色文献价值高

民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其间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湖南文献是这一历史变革的见证，是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产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湖南出版的图书不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图书占了很大比重。与此同时，近代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出版技术的突飞猛进，文献装帧形式转变，湖南文献的总量也得到了大幅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刊刻、出版的图书有3 100多种。主要是铅印书，也有少数石印书，其中雕板书820种（此处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据《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记载，现存湖南图书馆的民国新版书图书约8万册，包含有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科学体育、艺术、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农业科学技术、综合参考等科目。清末、民国年间的期刊约1 300种，报纸700多种。现存湖南图书馆的民国报纸有400余种。

民国时期是各种思潮复杂斗争的时期，各政治派别都运用图书、期刊、报纸等出版物来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政治斗争。因此，这时期的湖南文献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2.1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主张的革命文献

1920年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是中国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销党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0年到1923年，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岳阳、嘉禾等地也先后开设了文化书社的分社。中共湘区委员会还自行编辑出版了一些图书、期刊，如1921年至1924年，共产党员李六如编写《平民读本》四册；1922年郭亮在长沙创办的《工人之路》等。特别是北伐前后，其时湖南省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主持，革命文献的出版进入一高潮时期[1]55—59。目前，湖南图书馆藏民国各个时期出版的革命图书、期刊、报纸约500种，其中有一些为湖南图书馆所仅有。

2.2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侵略为内容的抗战文献

抗战初期，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出版机构西迁湖南。上海沦陷后，华东地区书源告绝，湖南原有的出版机构纷纷加大了编辑、印刷业务，并成立了一些新的书局，形成了湖南出版史上一个短暂的高峰。这个时期，湖南编辑出版的图书有700多种，主要是有关抗日救亡的读物。期刊方面，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给期刊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沦陷区大批文化界人士内迁湖南，给湖南的期刊出版增添了活力。当时的耒阳是湖南省政府所在地，成了抗战中期全省政治中心，在耒阳创刊了一些期刊，也有外地迁来的。1939年至1945年，全省各地先后办了200多种期刊。

2.3个人著述。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代不乏人。特别是清末，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形成，湖湘文化昌明发达，湖南历来有私人藏书著书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氛围。特别是湖南近代经学著作闻名于世，自魏源、何绍基、王闿运以来，清民两代相承不衰。入民国有长沙叶德辉撰，辑《周礼郑注改字考》《礼记解》《春秋三传人名异文考》《经学通诂》《说文古训》等23种；湘潭方宗舟有《周易注》等8种；长沙罗焌有《周易郑注疏证》等9种。还有益阳曾运乾、武冈尹世积、安化沅印长等近百家，著作百余种。现湖南图书馆藏民国经学著作尚有数百种之多。湖南近代史部著作有历史地理、政论传记、考据目录学家等湖南图书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著录了各类湖南方志580余种，该馆尚有民国年间湖南方志抄稿本和部分专志100余种未入编。湖南家谱是湘人史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之多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湖南家谱综合目录》收录了湖南家谱约2000余种。民国时期湘籍著述家的诸子百家书、艺术、图录类书、佛道著作众多。清宣统、民国年间的湘人子部著作约有300余种。近代湘人诗文词曲著作众多，仅湖南图书馆就入藏了湘人诗文词集1 000余种。《中国古籍集部卡片目录》收录的民国别集有400余家，500余种[3]505。

3 与时局发展密切相关，阶段性特色明显

民国时期是近代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实行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尝试。但是，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尝试，战乱、灾荒、外患，充斥着民国的短暂历史。政治领域的复杂斗争，反映在文化领域，湖南文献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图书、期刊、报纸的盛衰起伏，是随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消长的。

3.1清末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使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逐渐增多，湖南文献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1911年10月22日湖南光复，湖南都督府办了一家正式的出版社——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辑出版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上海几家大书局纷纷来湖南建立分支机构，湖南各地人士也纷纷集资或独资开办书店。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特别多。还有一些出版社的文艺作品、个人著作、政府出版物等。

民国初年，除了清末创刊的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的期刊外，湖南的资产阶级还创办了一些介绍新文化科学知识，提倡振兴实业，推行新式教育的期刊，对当时的湖南社会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到五四运动前夕，长沙的一些中学纷纷创办了校刊，社会上的期刊也逐渐增多。五四运动期间，湖南的各学校和学生团体纷纷创办了一系列宣扬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刊物。

武昌起义后，湖南报纸有雨后春笋之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报纸主要刊登政论，宣扬政治主张，成为不同派别之间斗争的工具，但也对湖南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由毛泽东先后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中国共产党员主办的报纸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

3.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的阶段，湖南文献的发展主要以国共关系的变化为走向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创办进步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影响很大。1921年中共成立后，湖南各地创建了许多革命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出版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图书，主要是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湖南期刊在1926年形成了一个高潮，从1925年的41种增加到52种。这一时期，革命进步期刊成了期刊出版的主流。但是，这一时期的期刊内容也十分复杂，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资本主义、封建思想的，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还有一些专业性的新文学期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湖南出版的抗日救亡的期刊增多，主要宣传抗日。

这一时期湖南报业发展较大。北伐战争时期，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革命报纸和国民党右派报纸也是两军对垒，剑拔弩张。“马日”事变后，湖南政局动荡，报纸畸形发展，小报数量多，时起时停，身兼数报者多。

3.3抗日战争时期，宣扬抗日救亡成为文献出版的主题

抗日时期，湖南图书出版呈现繁荣局面。主要是外省迁来的出版社和文教单位较多，加上上海沦陷后，书源告绝，湖南不得不自行出版图书。在湖南编辑出版的图书有700多种，主要是有关抗日救亡的读物，还有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读物，此外大多是文化科学知识读物和教学用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全省出版的期刊达到149种，当年创刊的就有99种。期刊的主办者主要有机关、学校、团体，主要宣传抗日，还有国共两党的主张，以及教育、医学、农业等其他类专业期刊。湖南的期刊一时出现繁荣景象，从1939年到1945年，全省各地先后出版了200多种期刊。

这时期湖南各报都以宣传抗战为主题，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报纸，许多进步的人士和学者如田汉、周立波等都曾在湖南办报。在内容上，评论和国际新闻较前大有进步。许多报纸开展了社会工作，如为前线募捐、征集慰问信等，并与进步团体、各界人士合作，密切了报纸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3.4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文献体现出思想领域的对抗

这一时期，湖南先后出版各类图书约560多种（不含雕板书）。但是由出版社、书店正式出版的不到100种，其余都是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各种社会团体、大中学校编印的，也有一些作者自费的。图书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廉价的“标点书”，反动的“主义书”，庸俗无聊的“文艺书”，粗制滥造的学生读物，投机取巧的升学指南。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仍然出版发行了一些革命进步书刊。

抗战胜利后，湖南新创办的期刊总计有205种。很多是革命人士为了配合高涨的民主运动创办的，宣传反对内战，呼吁湖南和平自救。

这一时期，长沙重新成为湖南新闻界中心。4年中先后出现大小报纸50多家。报纸内容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经常采用外电、港报和国新社的消息和文章。除了社论，还有各种形式的短评。副刊多样化，多有社会服务版。

4 受制于特殊历史条件，地区发展不平衡

清末民初，湖南身处内地，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因此整个近代化进程比沿海等地区要晚。长沙作为首要开为商埠的城市，它的教育文化事业先于全省各地发展起来，新思潮、新文化的孕育和发芽也以此为开端。随着革命运动在全省迅速扩展，思想领域的浪潮也向全省纵深推进，文献产生的土壤也更加丰富起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历史条件的不同，造成了民国文献在全省几个重点地区繁荣，其他地区相对薄弱的景象。

长沙一直是图书、期刊、报纸出版发行最活跃的中心。民国期间，长沙的书局书店有221家，其中新书店有138家，古旧书店有83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等都是上海这几家大书局设在长沙的分局，长沙新书业的发展受他们影响和启发很大。长沙也是湖南人创办本土书局最早的地方。抗战初期，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大书局书店和出版社迁至长沙，在长沙出版了多种新书。对长沙出版发行行业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的“文夕大火”，当时很多书店都被烧毁，有一些迁往内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大书局又迁回长沙，长沙的图书出版业又出现复苏的现象。民国时期，长沙出版的期刊有740种，占全省1 300种期刊的57%。同样，由于抗战期间沦陷的原因，当时长沙只有34种期刊，后来也迁往内地。长沙的古旧书业始于光绪初年，玉泉街被称为“长沙的琉璃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湖南与其他各省边界处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出版发行机构，从事革命书刊的出版工作。这些地区出版的主要是各苏维埃政府编印的革命书刊，以石印、油印的居多。还有列宁小学、工农夜校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政治性、思想性很强，反映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高昂斗争意志。

抗战时期，长沙沦陷后，一些外省迁来的和长沙本土的图书、期刊出版机构纷纷迁往内地没有受到战火纷扰的地区。这时，湖南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献的生产、流通出现了新的中心。衡阳—耒阳，出版图书较多的是机关、团体、学校、报刊社。抗战时期，衡耒地区的期刊则有47种。当时国民党在衡耒地区发行一些反共的小册子和资料，与进步的革命事业抗争。邵阳—蓝田，邵阳市湘中重镇，文夕大火后，成为战时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蓝田是当时的学校集中区，长沙许多中学迁在这里，对图书需求很大。这里的图书出版主要以教科书为主，还有地理读物和地图。常德—沅陵，常德是湘西的门户，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沅陵当时是湘西各县书店的批发点。一些文化社团曾在这里编辑出版书刊。这些地区在抗战时期取代了省会城市的文献中心地位，为当时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服务，生产了大批图书、期刊、报纸等湖南地方文献。

5 学术著述远不如清代，反映出清末民初，湖南传统学术的衰微

虽然，民国时期湖南文献的总体数量多倍于清代。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湖南本土学术著作却失去了清代的繁荣景象，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也缺乏大家之作，没有形成鲜明的学术流派。

清末民初是一个整体转型的时代，不惟政治、经济、社会都在这一时期逐渐实现了近代的转型，学术思想依然。作为传统学术主体的经学逐渐被欧风美雨刮得零落不堪，不得不让位于西学这一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外来文化，向西方学习自然而然的便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由于湖南人素具强烈的担当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因此在面对山河破碎、民生凋零的状况，他们挺身而出，立志改良人心风俗，变革社会政治，以此来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所以在改革方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领域，而表现在学术的研究上，则是对于西方法律政治社会学说关注较多，而对于自然学科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因此，近代湖南史上少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正是因为湖南人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精神使得近代湖南多政治活动家和实践家，而少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加上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纷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缺乏相对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导致了民国时期，湖南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弱，现代学术思想和体系尚未形成。

清代湖南的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但发展到清朝末期，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虽在曾国藩等人的大力弘扬之下曾有过回光返照的短暂灿烂，但亦难挽颓势；古文经学领域虽有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在支撑局面，但也渐归衰落；今文经学打着孔子的旗号兴托古改制之风在清末湖南可谓盛极一时，但亦最终归于尘土。尽管如此，清末仍然产生了一大批闻名于世的学者，留下了大批优秀之作。如道光、咸丰年间的魏源，撰有《易象微》《书古微》《诗古微》等13种，开湖南近代经学之先河。与此同时期的经学著述家还有邹汉勋、邹汉纪兄弟、邓显鹤、罗汝怀等百余家。后至清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经学著作家何绍基，以小学著作《说文声订》《说文段注驳正》等闻名于当时。还有郭嵩焘、王先谦、皮锡瑞等。王闿运历经同治、光绪、宣统至民国，承前启后，开清代学风淡变之新风，有《周易说》《尚书笺》《诗经补笺》等19种。此外还有王荣兰、吴敏树、胡元玉等数百家。入民国有叶德辉撰《周礼郑注改字考》《礼记解》等23种，方宗舟有《周易注》等8种，罗焌有《周易郑注疏证》等9种，杨树达撰《周易古义》等。还有曾运乾、尹世积、沅印长等近百家[2]506。民国初年，湖南的经学家大都历经清民两朝而来，属于清末湖南经学流派的尾声，并且很快没落，后继无人。

清末民初，湖南文化教育界也开始推行西式教育，教育内容摒弃了传统的宋明理学，各级学堂推行的是新式教育内容。如民国元年的《小学校令》规定：“初等小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种，高等小学校多出本国历史、地理、理科3种，共10种。”同时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课程规定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4种，女子中学略有不同。”因此，传统的国学教育丧失了主导地位，古代文人自撰诗集、文集，著书立说的文化氛围也日渐消失。民国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印刷教科书，而《湖南省志·著述志》中记载的民国集部作品并不多见。

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30多年的时间，但是湖南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数量和种类异常丰富。目前辗转流传和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资料，能够为湖南民国史的研究提供有力佐证和理论支撑，极具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角度，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将能更全面更有效地发挥其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第20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46，55—59

[2]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著述志（第29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505，506.

[收稿日期]2014-07-16

[作者简介]许 莉（1979—），女，硕士，馆员，湖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