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基于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双重约束

杨万平

（西安交通大学a.经济与金融学院；b.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GDP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当年汇率计算约5.88万亿美元，已超越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给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增加了人均收入、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负面问题。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各种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益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经济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①，且差距在不断持续扩大：东部与西部的GDP 从1991年 的2.87 倍扩大到2007年 的3.36 倍，之后回落到2011年的2.93倍！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成为制约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地区差距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碰到的现象，但这种差距的长期存在和过分扩大不但会降低整体经济效率，而且也会影响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政治稳定。这显然与在21 世纪前20年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相悖。缩小地区差距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繁荣稳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如何控制并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和推动区域统筹发展，越来越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而如何通过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是缩小地区差距问题的关键，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寻找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从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于中国西部乃至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到底是什么？其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已经转变？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否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转型？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综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四部分，研究各因素对中国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探寻中国西部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进行对比，希望能揭示中国西部经济增长的原因，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和谐平衡的经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综述

武鹏（2013）［1］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 方法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李平等（2013）［2］研究发现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而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主要是由资本投入贡献不同造成的。石风光（2013）［3］将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改善、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部分，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而绿色技术效率尽管趋于恶化，但它却是导致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何菊莲、张轲、唐未兵（2012）［4］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对我国2000-2009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进行测度和评价，得出基本结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需要加快，并分析了其中的制约因素，建议通过大力培养人力资本智能推动科技进步；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等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杨宇、邓翔（2012）［5］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持续增长主要动力仍来自于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其技术进步的贡献仍相对较小。周彩云（2012）［6］将中国劳均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源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物质资本积累，其次是技术进步。

翁媛媛、高汝熹（2011）［7］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是依赖投资增长，科技进步的贡献并不高。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2011）［8］利用我国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依据质量变化差异，将资本存量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利用建筑资本质量不变假定构建出资本质量指数来调整设备资本存量，考察资本存量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结果发现，设备资本和GDP增长率同期相关系数最高达80%，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占总资本贡献的14.8%，即资本贡献中约有1/7 是与其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张学良（2010）［9］、张学良和孙海鸣（2009）［10］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运用DEA 分析方法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发现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李国璋、周彩云、江金荣（2010）［11］运用非参数DEA分析方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其贡献程度逐渐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则不断提高，将成为未来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

周建、顾柳柳（2009）［12］以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所组成的行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上海工业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来自于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卢艳、刘治国、刘培林（2008）［13］运用Malmquist 指数对1978-2005年间中国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比较分析表明，比较而言要素投入的贡献高于TFP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的贡献。涂正革（2007）［14］采用生产率指数增长核算法发现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大中型工业迅猛增长的主要源泉。邹至庄（2005）［15］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积累。郑京海（2004）［16］采用非参数DEA方法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 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低。郝睿（2006）［17］、徐现祥和舒元（2004）［18］将劳均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物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综上，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与源泉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文献涉及特定地区。而中国地区资源禀赋差距很大，为了了解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特征，有必要对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复杂的区域经济收敛情况。

因此，本文以我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将中国西部地区能源与人力资本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综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以揭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作对比研究。这种分析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西部地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指导制订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调整完善和深入推进奠定基础，以实现在保持经济稳定高效增长的同时，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于DEA方法的经济增长源泉分解模型

由于DEA具有不要求事先界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不要求假设研究样本无效率分布等优点，因此本文运用DEA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分解。

分析框架中包括四种投入：物质资本（K）、能源（E）、劳动力（L）、人力资本（H）和产出（Y）。基于此，中国西部地区10个省区每个经济体在1991-2011年每个时点上的生产集可以表示为(Yit,Kit,Eit,Lit,Hit) ，i=1,2,…,10 ；t=1991,1992,…,2011。假定有效总劳动为=HL，复合物质投入为K～=KE，可以把生产集进一步表示为(Yit,,)。进一步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这样生产技术就可表示为：

假设经济体i 在两个时点t 与s（假设s＞t）的劳均产出之比为，则劳均产出之比可以进行以下三步分解：

其次，通过线性规划，可以求得四个距离函数：

其中，（2）式、（3）式分别代表了t时期和s时期的效率指数，表示投入和技术处于相同时期；而（4）式、（5）式表示投入和技术处于不同时期。

因此，有效劳均产出可以进一步表示为潜在有效劳均产出和效率之积：

最后，潜在有效劳均产出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和复合物质资本积累之积。

至此，本文已将两个时期的劳均产出之比分解为：

其中，ch、ce 、ct 、ck 分别表示人力资本、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复合物质资本积累所贡献的经济增长。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由于西藏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而重庆1997年建立直辖市，之前数据难以从四川省分解出来，因此为保持数据的统一标准，将1997年之后的重庆数据归入四川。因此本文最终选取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与内蒙古等10个省市代表中国西部地区，研究区间选取1991-2011年。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测度资本存量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为：Kt=It+(1-δt)Kt-1。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本文在张军等（2004）［19］和单豪杰（2008）［20］的研究基础上，对1991-2011年中国省区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选取新增固定资产②作为当年投资I 的指标。新增固定资产是指报告期内已经完成建造和购置过程，且已交付生产或使用单位的固定资产价值。并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每年的新增固定资产按可比价格（2000年价格）进行调整，基年物质资本存量K的估计按照Young（2003）［21］的方法，即用1991年的新增固定资产除以10%作为初始资本存量，折旧率选取张军计算得到的数值为9.6%。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2）人力本存量。本文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以考虑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以年末劳动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使用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人力资本，李秀敏（2007）［22］用受教育年限法估计了1990-2004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本文直接引用其数据。2005-201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根据200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求出。

（3）能源消费。用各省每年的能源消耗量表示能源投入，由于各省的能源消费种类不一，所以统计上把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四种主要一次性能源的消费量转换成统一单位加总而成。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

（4）总产出。本文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五、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分解

运用DEA 的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结果见表1所列。

表1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分解（1991-2011年）

由表1 可知，1991-2011年间，中国西部地区劳均经济增长指数为1.0993，反映生产率提高的Malmquist TFP指数为1.0541。说明主导劳均经济增长的仍然是物质资本存量，而以Malmquist TFP指数衡量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但就单个影响因素而言，本文得到了和以往学着不同的研究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小。

在不同的年份，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动态变化也各不相同，其中：技术进步几乎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同，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有的年份甚至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起初的年份里有减弱的趋势。但自2005年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共同促进，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削弱，可持续在增强。

具体到西部地区内部的各省而言，从表2 可知，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四川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物质资本次之；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人力资本次之；内蒙古表现为物质资本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列二、三位。

为了检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源泉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3）。发现西部大开发前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不大，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巨大，从西部大开发前的第一推动因素变为第二推动因素，而物质资本从西部大开发前的阻碍因素，变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但随着时间推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剧烈。可见西部大开发后，国家以及西部各省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加大，起初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转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的效果日益显著，外溢效应日益加强，表现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西部大开发前，劳均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减小，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贡献在增大，说明可持续性逐渐变差。而西部大开发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经历了由小到大再小的过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日益加强，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渐加强。但不论是西部大开发前还是西部大开发后，技术进步都几乎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同，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2 中国西部地区10省市经济增长的分解（1991-2011年）

表3 西部大开发前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分解

就具体省份而言，西部地区各省经济增长动力在西部大开发前后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见表4）。西部大开发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为各省之首。西部大开发后，内蒙古、陕西依旧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新疆、云南则表现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其余省份表现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表4 西部大开发前后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的分解

（二）收敛检验

本文接下来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西部地区内增长是否出现所谓的“俱乐部收敛”。

收敛性检验的基本方法包含两种类型：σ收敛和β收敛。σ收敛指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离差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的趋势。本文将σ定义为：

其中， grm(t)表示所测算的第m个省区t时的劳均产出增长指数，若σt+T＜σt，则区域经济增长存在σ收敛。图1显示了我国西部地区劳均经济增长分解各项的σ收敛情况。

图1 1991-2011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种指数的σ 收敛

由图1 可知：中国西部地区各种指数的σ值波动性很强，收敛性不明显，且在近几年劳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综合物质资本指数趋于发散；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却趋于收敛；不同指数在不同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

为了更精确地验证σ收敛的结论，本文又考察各指数的绝对β收敛情况。β收敛检验认为不同经济体之间初始经济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回归方程为：

其中，i（i=1,2,…,10）表示中国西部地区的10 个省区；T为样本期末2011年度；0 为样本基期1991年度；ln gri,T和ln gri,0分别为i在末期和基期的劳均产出增长指数值；ε为随机扰动项。若β＜0 则认为存在收敛；若β＞0 则认为存在发散。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显著地经济收敛，而这种结果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共同结果。

表5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绝对β 分析

（三）约束机制检验

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各变量为受限因变量，而Tobit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制的一种回归模型，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检验。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下标t 代表年份，j 代表地区。ΔWjt是被解释变量，分别为ΔTECjt（j地区t年技术效率的增长指数）、ΔTCPjt（j地区t年技术进步的增长指数）、ΔINCjt（j 地区t年要素投入的增长指数）；ΔKjt（j 地区t年资本存量的增长指数）、ΔEjt（j地区t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指数）和ΔHjt（j地区t年人力资本指数的增长指数）为解释变量。

从表6 可知，物质资本的积累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效应；物资资本的积累对人力资本效应有抑制作用，但作用不强，可能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中用于人力资本开发与培育的数量较少的原因。

能源消费对技术效率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能源消费指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显著地影响人力资本的增加。

表6 Tobit模型回归结果

六、结论及含义

本文运用1991-2011年中国西部地区10 个省际面板数据，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劳动力、能源消耗作为生产中必需的投入要素，以GDP为产出，基于DEA模型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分解，以判断经济增长的增长方式以及动力，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的情况作了对比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运用非参数DEA模型将西部地区的劳均增长动力分解为综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四部分，发现以人力资本、资本和能源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和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但在西部大开发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最近几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趋势，经济方式转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第二，考察了这四类因素与中国西部地区劳均增长的σ收敛效应，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显著的经济收敛，而这种结果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共同结果。

第三，采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很明显：

（1）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多方支持科技创新与应用。作为社会计划者的政府可以在这两个部门中有所作为：首先，政府干预可能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小与整个教育过程密切相关，如果政府干预能提高一国的教育投资力度，从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则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也将提高。其次，政府部门也可以在研发部门中施加措施。政府可以直接从事研发活动，或者通过补贴、财政支付、支持创业投资等方式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后，政府干预可能影响人力资本的配置比例。政府部门应该制定较好的政策鼓励人力资本从事研发工作，增加人力资本在研究部门的配置，则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提高。

（2）在适度加大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加强现有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和利用，提高现有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对拟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加强前期论证，中期评估和后期管理，注重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避免出现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闲置和浪费。

（3）淡化西部“重点区域加快发展”的提法，强调西部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西部落后地区和资源贫乏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无力承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注 释：

①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包含海南）等10省；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包括四川（包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0省（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严重，不包含在内）。

②部分年份未公布新增固定资产，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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