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屏与黄遵宪纪战诗比较研究

◎陈晓婉

张维屏与黄遵宪纪战诗比较研究

◎陈晓婉

清末诗人张维屏和黄遵宪都有不少描写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诗歌，本文通过对两位诗人这类诗歌的内容、情感、诗中的人物形象等作比较研究，得出张维屏与黄遵宪在对待民众起义问题上均有思想上的差异。同时，张维屏这类诗歌情感主调较为沉郁忧患，而黄遵宪则表现为激烈悲怆。黄遵宪在这类诗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更为纯熟，其诗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张维屏 黄遵宪 纪战诗 比较

广东诗人张维屏与黄遵宪处于清代不同时期，却都见证了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张维屏晚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黄遵宪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张维屏与黄遵宪都在诗中记录了所经历的战争并表明他们的看法。本文尝试通过比较两位诗人创作的纪战诗，看出两位诗人思想的差异以及在艺术表现上的不同。

一、内容选择：民众起义看法之异

张维屏与黄遵宪的纪战诗，主要都是描写战争的经过，尤其是激战的场面，塑造抵御外侮的英雄群像，揭露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对清政府主和派的昏庸腐败进行了讽刺，对百姓表示同情。

抗击外侮的英雄中，不仅有清政府军队，也有奋起于底层的普通民众。在对抗战英雄的正面塑造与歌颂中，张维屏与黄遵宪反映的内容和对象有所不同。两位诗人的诗作都不乏对气节高尚、有勇有谋的爱国将领的描写。而对民众起义的描写则有所不同。

张维屏在《三元里》一诗中，“第一次塑造了下层人民群众爱国斗争的群像”。他极为可贵地看到了底层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首诗中正面歌颂的主角正是三元里的劳动人民，作者歌颂了三元里普通民众反对英国殖民者侵略“义”与“勇”，他们自动自发，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张维屏在描写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时是持颂扬的态度。他还看到了昏庸腐朽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力量保卫国土，还压制、镇压奋起抗敌的人民的事实，于是十分不满地指出“城下寻盟古所羞”(《雨前》)。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并没有文人鄙视或者是仇视农民起义、斗争的阶级偏见。

比较来看，写出大量纪战诗的黄遵宪在诗中却几乎没有对普通民众抗击外侮的正面反映，其诗中塑造最多的是封建官僚中的将军形象，如前文所列《冯将军个》《聂将军歌》等。有史料记载，在甲午中日战争日军进攻辽宁、旅顺等地之时，出现了“无民不团”的局面，他们拼死保卫家国，却没有受到黄遵宪的关注。《台湾行》中作者写出了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割台湾的反抗：“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他也看出来民众反抗的力量之大。但这些人民最终拥护的是地主阶级，在作者眼中，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当时的台湾的封建官僚阶级，民众反抗的最终目的是“黄金斗大印系祖，直将总统呼巡抚”。这与张维屏《三元里》一诗中对下层民众自发起义是截然不同的。黄遵宪深受西方和日本宪政政治思想的影响，更是维新变法的参与者，他始终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在防夷的同时也要防民。这不能不说是处于特定时期，具有特定身份的黄遵宪思想上的局限性。

二、情感主调的沉郁忧患与激烈悲怆之异

张维屏与黄遵宪处于晚清不同时期，人生经历不同，同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其情感经历和体验也有所不同，这可以从两人诗歌的文体章法的运用、叙事笔法等方面看出来。

从文体来看，张维屏的纪战诗中，大多数诗篇都为近体律绝诗，这类诗歌的章法都是传统的“起—承—转—合”，受到格律的限制，其情感抒发稍显含蓄，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点，如《声》《海门》等。而其名篇《三元里》《三将军歌》属古体，情感表达较为自由。然而，若论古体的运用，黄遵宪的纪战诗更为普遍，如黄遵宪反映甲午战争的诗歌便全为古体，其中更有三言诗《哭威海》，节奏急促，“多次反复的呼吸重置会导致呼吸节奏的急促，给人气息破碎之感”，浓烈的情感为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张维屏与黄遵宪的纪战诗都借用散文笔法叙事，即黄遵宪所说“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张维屏使用此法时，往往先叙述史实，进而发表议论做出总结。同时，他常借用典故发表议论，较为含蓄。如《三元里》一诗的结尾，诗人便借用“魏绛”“金瓯”来暗指清政府的屈辱求和割地赔款下国家不复完整，感情较为内敛蕴藉。而黄遵宪则夹叙夹议夹抒情，《哭威海》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先描写威海刘公岛的战略意义，进而描写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表现，突然变转入议论及情感的抒发“寇深矣！事急矣！”，进而又议论“噫吁戏！人力合，我力分”，再而写战后残局，其叙事与议论抒情更为水乳交融，可见诗人悲怆之情更为浓厚，乃至不得不在叙事中不断转向主观情感的直接抒发。同时，黄遵宪在表达议论抒情手法之时，倾向于使用直白明了的语言而非典故并加上语气词来表达情感之沉重。如 “噫吁戏！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足见诗人对战败一事之悲痛已经到了非直陈不可的地步。”

总的来说，张维屏作为一名经历过盛世、晚年又渴望归隐的安定生活的诗人，张维屏的总体诗风即使到了晚年，仍是倾向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温柔敦厚”的特点。其诗中倾向于感慨，即使有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对清政府投降主义的揭露，但感慨、讽谏、规箴的意味居多，怨而不怒，失望之余仍存着希翼，总体表现出一种忧患时局的情怀，其诗歌总体基调沉郁。对于生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时期的黄遵宪，其思想由始至终都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而且随着形势的严峻，诗人已经不再乐观，不再是委婉地讽谏当局者，而是直抒胸臆，其情感更深化为一种对“亡天下”无可奈何的激烈悲怆。

三、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典型性之异

在本文所涉及纪战诗塑造了众多的画像。两位诗人都写战争中的人，战争是人的活动背景，人也成了战争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他们塑造的形象却有所不同。

拿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并序》和黄遵宪的《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降将军歌》《聂将军歌》作比，它们分别塑造了“二陈一葛”三将军和四位将军，其塑造人物的手法、对事例的剪裁上有所偏差，其笔下的人物也各有特色。

《三将军歌并序》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维屏为表现“损躯报国”的忠臣——抗英将领，而刻意将三个将军类似的英勇事迹并列在一起作为描写对象。作者一开始便赞颂三位将军“皆忠臣”，进而皆通过将军在战争中的表现来证明其“忠”。卒章阅读，我发现三位将军无论在抗战的处境、死后的表情动作以及克敌的意志都极为相似，难以区分。首先是抗战的处境：“东炮台兵忽奔散，公奋无如兵力弱”“夷兵入城公步战”“公势既孤敌愈悍”皆体现三位将军孤军奋战的境况；其次，“公体虽分神则完”“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十日得尸体色不变”皆是描写三位将军临死前乃至死后杀敌的神情、动作仍旧不变，保持着杀敌的趋势。张维屏笔下正面描写的三位将军如此相似，再加上几乎都用“公”来称呼不同的将军，以致于难以分辨。或许张维屏是想用将才之多来辩驳“将才孰谓今无人”（《三将军歌并序》）的说法，他成功地塑造了普遍性的将才，却难以将人物的特殊性展现出来。

黄遵宪有四首以“将军”为题的诗，分别塑造了四个将军形象。作者在《降将军歌》中斥责以丁汝昌等为代表北洋海军投降派将领，揭露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乞怜偷生的丑陋卑劣情态。在《度辽将军歌》通过写了狂妄自大而又昏庸愚昧的统帅吴大徵这一封建官僚的形象，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做出了反思。再拿题材、章法接近的《冯将军歌》《聂将军歌》比较，虽然两篇的开头“冯将军，英名天下闻”“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进而转入对两位将军功业的追述，然而，二者却并不雷同，作者选择描写的角度以及细节不同，所传达的感情亦有所不同。写冯将军，作者主要是侧面写出部下对将军的拥戴，“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来烘托将军的“忠”与“勇”，在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基调中塑造了一个神勇无比，深受部下拥戴的常胜将军形象；写聂将军，作者主要的笔墨都花在将军血战八里台，抗击联军，最终赴死的经过，最终作者发出了“几人泣送将军丧，从此津城无人防”的感慨，风格较为苍凉悲壮。

由此可以看出在纪战诗的写作上，黄遵宪的写人之法较张维屏更为炉火纯青，他能够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善于抓住典型的细节、事例塑造典型的、鲜明的人物。

[[1]（清）黄遵宪著.人境庐诗草选注 上[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清）张维屏著；黄刚选注.张维屏诗文选[M].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左鹏军. 同工异曲将军歌——黄遵宪《冯将军歌》《聂将军歌》对读[J]. 古典文学知识,2003,02:26-28.

[4]张燕瑾，赵敏俐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M].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姜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