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批判性实践考察

滕明政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邓小平的批判性实践考察

滕明政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邓小平的一生是批判的一生。他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了封建的僵化学风、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平均主义和个人崇拜；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的私有化倾向、在政治上的多党制倾向、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腐朽性，批判了“左”右倾；批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缺乏民主和法治、在经济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管得太严、在外交上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通过批判性实践，邓小平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12邓小平通过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传统社会主义等弊端的批判，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找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道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2]封底语。

一、 开展批判性实践的目的

(一) 直接目的：扶正思维方式及其行动方式

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更摧残了人们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经历过动乱的邓小平深知，物质产品可以较为迅速地再生产出来，精神观念和实践—认识方式的优化再生产却是一件艰难而长期的历史工程，所以他主政伊始，最重要也最苦难的工作就是思想观念和活动方式的扶正[3]。邓小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以领袖意志为自己意志，千百万人一个脑袋、一种思想以及“两个凡是”，主张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开始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141，进而坚定支持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面清除“文化大革命”旧思维的禁锢，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最终目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邓小平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向前看。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批判性处理上，他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4]292历史证明，一味地强调批判并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破与立并不是天然地统一在一起，历史上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邓小平通过对批判目的的科学设置，即批判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4]153，从而确保了批判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发挥。检验批判的成效不在于批判的规模有多大、创造的新词有多少，而在于批判是否制定了完备的现实改造方案，在于批判之后现实改造的力度和强度。因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批判的武器必须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理论与实践必须真正相结合，才会转化为改造现实的伟力，才能真正达到批判的目的。

二、 批判性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 批判封建主义

为消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建议“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4]298。概括来讲，他主要批判了封建主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批判封建的僵化学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取得正统地位，并经隋唐科举考试予以不断强化，成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形成长达两千多年的经学治学方法。儒家思想及其治学方法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冲击，但是传统的教条主义学风并未得到彻底的消除。且僵化的学风即传统经学的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有重新复活的危险。对此邓小平提出要高度警惕这种错误倾向的危害，他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143邓小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4]141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一大批富有新意、富有活力、富有解释力的新思想涌现，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产生，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势不可挡地打开了。

批判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也有遗毒，专制主义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邓小平早在1980年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曾尖锐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4]332实际上，在中国伴随着封建制度解体的军阀割据，在战乱的年代，“强权是真理”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并不是各军阀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样一来虽然废除了封建制度，却没有清除专制主义。并且随着战乱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专制主义反而一度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强化。邓小平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4]328，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4]330。邓小平初步阐发了他关于克服专制主义的两条建议：一是发扬民主，二是加强法制。

批判封建的闭关锁国。封建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发达的农业经济让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形成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这尤其体现在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时的一席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建立新中国之后，由于冷战等原因，中国长期处于封闭孤立的状态。而世界自从新航路开辟以来就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实践证明任何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因此，作为一个在国外留过学，又多次出国考察的领导人，邓小平深切认识到中国已经比世界落后了一大截。尤其是周边“四小龙”的崛起，让邓小平倍感压力，他直言道：“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44因此在邓小平主政后，他大声疾呼对外开放，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373，毅然决然地领导中国人民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热切地欢迎世界与中国交朋友，做生意。

批判封建的平均主义。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均田地”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因为它切实把握了农民的心理。在邓小平看来，“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5]155为此，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225基于这种反思，邓小平尝试性地引入“差距激励机制”的概念，提出“先富”政策。在国家层面，他提出建设经济特区；在个人层面，他通过保护“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向社会传达了这一讯息。但邓小平并不是一味鼓吹先富，实际上，他倡导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富，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实现的路径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4。此外，他对两极分化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告诫全党：“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5]139

批判封建的个人崇拜。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产生个人崇拜的主要社会经济根源。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小生产者“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6]。这种思想影响深远，以至于早期共产党领袖很多都带有这种倾向。因此，邓小平强调要科学理顺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7]234。但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7]234-235这一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相契合，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权力，领导制定宪法的团体和个人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二)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邓小平看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5]207，其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4]391。为此，邓小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

批判其经济上的私有化倾向。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莫大的失误，是“罪恶的根源”，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私有化”[8]46。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11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看到了私有化实现的“希望”，于是更加起劲地叫嚣起来，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搞私有化”，混杂在这些叫嚣声中的还有那些本来不同意办特区、对开放政策持有异议的人们的忧虑。对此，邓小平用实际成绩做出了有力地回应：“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5]372实际上，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当然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共产党领导的物质根基是否牢固，因此纵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但实际上他有坚守的底线。这就是“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5]110，并由此形成了他的“主体社会主义”[9]思想。

批判其政治上的多党制倾向。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专制”、“独裁”，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就应该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制”[8]4-6。对于这些谬论，邓小平给予了坚决回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5]240，是有钱人的民主游戏。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5]240。而西方国家则不一样，几个机构之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因此，邓小平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5]256-257。他告诫那些不顾中国实情、一味鼓吹多党制和西方民主制的人们，“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5]19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批判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坚持“真理多元论”，说各家学说都有真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家，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事业的指导地位[8]4-6。但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视角观察到，“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5]382-383。邓小平的话极大地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鼓舞了人们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对于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著名哲学家陈先达有一句经典的表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和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仿佛是多个发动机，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则像是方向盘。发动机可以是“多”，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方向盘只能是“一”[10]。

批判其历史上的虚无主义倾向。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把“五四”以来的70年描绘成为“受骗上当的70年”，把建国以来的40年污蔑为“苦难的40年”，把改革的10年说成是“失误的10年”[8]4-6。对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4]166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救国方案不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因而不能拯救中国；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不能克服自身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无法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5]206。我们决不能像历史虚无主义者那样，割断自己的历史，否认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历史说成是一片漆黑。我们要尊重历史。

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腐朽性。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剩余价值，反映在资本家身上就是唯利是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261。虽然邓小平不是从资本的起源来认识资本主义的，但他的认识同样切中资本主义的要害。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腐朽现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4]337在消除剥削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5]143从人的发展及其财富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坚信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他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5]123此外，他还批判了资本主义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的腐朽性，指出应该批判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即使现在读起来，这些批判仍然振聋发聩。

批判“左”右倾。“左”就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右就是“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11]。“左”和右都可以葬送革命、葬送社会主义。以时间而论，过则“左”，不及则右。毛泽东的论述增强了全党区分“左”右的能力，有着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标准的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事实证明，不少“左”倾和右倾错误并不能以超过时代还是落在时代后面来区分，例如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倾错误就是落在时代后面，而不是超过时代。由于以是超过还是落后于时代来区分“左”右，无形中促成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造成了宁“左”勿右的风气，为反“左”防右留下了漏洞[12]。邓小平是党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对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有着切身体会。因此，他在南方谈话中对反对“左”右倾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375

(三) 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参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指苏联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可以笼统地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对这种旧有模式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判政治上缺乏民主和法治。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其主要表现在：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软弱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他强调“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4]333。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4]336。与重视民主法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邓小平毅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的路线，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批判经济上的计划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政治体制一样，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存在过度集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具有法律效力，计划范围无所不包；第二，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第三，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一体制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建设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过度集中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所以，邓小平强调：“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5]148邓小平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逐渐盘活了整个中国经济。南方谈话则进一步清除了人们的思想障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73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出计划的束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走向繁荣。

批判思想文化上搞得太死、太单纯了。在斯大林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公共言论的整齐划一和领袖言论神圣化的倾向。整齐划一的不仅包括文艺界，之后逐渐将哲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都包括在内。领袖言论神圣化表现在对斯大林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神圣原则，是否遵循这一原则成为界定公民是否犯法的一条不见诸明文法律的潜规则[13]。于是整个思想界都被束缚了，人们停止了思考，纷纷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思想界成了一潭死水。在邓小平看来，这样做不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而会僵化博大精深、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7]272此外，邓小平还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批判外交上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借助“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通过共产国际渠道不断向世界输出革命，要当国际共产主义的指挥中心、控制中心和统治中心，实际上就是策动世界革命，争当国际霸主。邓小平对这种霸权主义深恶痛绝，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4]319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领土完整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邓小平的强硬已在“铁娘子”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苏联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如此不满，并提出严厉的批评，邓小平主政后一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3]353

批判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完成这一转变的是列宁，列宁通过城市包围农村的方法，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则走了一条与之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因此，就整个社会主义而言，它始终处于探索状态，并不是按照已有图纸建造出来的。因此，错误和挫折在所难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建立在落后的国家，迫切想要改变落后现状，再加上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追求高速发展的道路，各项措施太急、太硬，产生了诸多弊端，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此，邓小平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139-140。所以，自从邓小平主政后，他就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三、 批判性实践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4]批判关联着创新，批判在对旧有观点、理论或事物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暴露、抨击其不足，并对其加以修正、完善，从而得到新知。具体而言，邓小平的批判性实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 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归根到底就在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一些封建遗毒渗透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做法被我们拒斥掉，一些苏联模式的弊端被我们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邓小平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为社会主义列清单，而是首先要去掉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附加，在此基础上，根据发展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特征；没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化特征等。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科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二) 开辟了邓小平时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邓小平的批判性实践影响极其深远，我们今天所举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所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坚持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形成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与邓小平密不可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有无法绕开的邓小平的巨大身影，我们仍享用着他探索所取得的巨大红利，也面临着他探索所遗留的严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我们仍秉持着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破除思想藩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不仅恢复确立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后续的实践中我们这样做了，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因此，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15]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做到求真务实。

我们仍分享着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荣光。1978年，邓小平主政时，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689.8亿元；1992年，邓小平退休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3938亿元；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6.9万亿元。邓小平通过批判那种纯而又纯、公而又公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引进了差异和激励机制，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爆炸式增长。仅用30几年，中国GDP总量就已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所以，张五常先生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傅高义先生更是直言，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统治者确实都不能与邓小平相比。邓小平不仅使国家财富总量增加，而且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正如老百姓所讲的“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要靠邓小平”。因此，不断赋予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维系自身执政的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而考察这些经济成就的来源，我们发现它与邓小平所创立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我们是邓小平经济探索的直接受益者。

我们仍遵循着邓小平时代加强制度建设的传统。邓小平是制度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善于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他的过人之处。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333因此邓小平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4]348，这种思维贯穿了邓小平主政的整个时期。针对解放思想问题，邓小平首先考虑的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真正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人们才敢说真话，才能真正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问题，邓小平认为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有靠制度这种稳定的、连续的、强有力的措施才能得到解决，因此，除了要求干部加强自身修养外，他还特别强调加强法制；针对社会动乱，邓小平认为真正的稳定要有制度来保证，这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相符合，因为“制度化本身对政治不稳定有着强力的否定关系”[1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了国家权力的正常交接，维护了国家的稳定，维护了政策的稳定，这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意义重大。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稳定环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承袭于邓小平：是先维稳再找对策，解决问题之后再用制度来巩固已有的成果，并防止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

我们仍贯彻着邓小平时代的干部选用标准。邓小平高度重视人，在他看来：“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4]191这里的人主要是指党的领导干部，于是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选用的总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认为这是真正关系到大局的事情。从毛泽东的“革命化”标准到“四化”标准，邓小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标准从“红”到“红专”结合的跃升，从侧重意识形态到偏重专业技能，这是符合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分科细化的趋势和规律的，但偏重不等于偏废，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放弃其红色底色的，因此标准转化的实质在于将毛泽东时代“红”的目标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红”的底线，即只要不触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就初步具备了参选的资格。在这里“革命化”属于德的范畴，强调的是基础；“知识化、专业化”属于才的范畴，强调的是能力；“年轻化”则是为了保持队伍活力，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在总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提出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干部选用的三点建议，即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有政绩的，我们今天在选拔干部时，仍然参照着这些原则和建议。此外邓小平还对干部制度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的划线斗争，使整个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队伍。我们今天仍然享受着这种转变的红利，以至于冯克利教授认为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成就[17]。

我们仍面临着邓小平时代的许多问题。邓小平通过批判旧有的体制机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后继者提供了良好的施政平台。但与此同时，正如他本人所讲的，窗户打开了，不仅新鲜的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当我们审视今天社会中的腐败、两极分化、环境破坏等问题时，会发现很多问题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虽然邓小平也提出了许多对策，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使得很多对策根本就得不到重视，而且民众起初对这些问题也并不是十分在意，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弭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很难容忍了。他们批判政府没有很好地防止和解决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悬殊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等等。并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人担心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因此，后邓小平时代，执政者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2]659。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离不开批判性思维。当下重温邓小平的批判性改革之路，就是要坚持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批判观需要科学、合理、辩证地对中国道路作出科学认识与阐释，对中国问题作出合理解释与诊治”[18]。唯其如此,才能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永不僵化、永不满足、永不懈怠地推进改革，这是破解邓小平时代遗留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让改革红利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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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4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2-0014-07

作者简介：滕明政(1988— )，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 - 09 -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