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域中的颜色革命：观点及启示

禚明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人文社科教研部，北京 西城 100038）

西方学者视域中的颜色革命：观点及启示

禚明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人文社科教研部，北京 西城 100038）

西方话语体系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它是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逻辑的必然呈现，其目的是让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全球。本文对西方学者关于“颜色革命”的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并据此得出几点启示：认清“颜色革命”的本质，增强理论自觉性；掌握西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基本路径，增强现实警惕性；梳理应对“颜色革命”的经验，增强自身主动性；促进我国发展质量的提升，扩大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增强发展持续性。

西方式民主；“颜色革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

进入21世纪以来，“颜色革命”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发生。这让西方一些国家神清气爽、心花怒放，他们看到了自己长期付出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惬意地盘点自己的胜利成果，他们宣称颜色革命“推进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取缔专制与独裁，是在为人类整体发展做贡献”。然而，事实上“颜色革命”却让这些目标国陷入了动乱、衰退与贫困之中。有学者认为：“‘颜色革命’不仅不是这些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良药，反而是加重问题的毒药，毒害的是广大民众，留下的是更迭——动荡——再更迭的恶性循环。”［1］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对西方学者关于颜色革命的性质、“成功经验”和做法、失败的教训和原因以及颜色革命未来趋势的讨论进行了解、分析和借鉴，为警惕西方“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

（一）“颜色革命”是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逻辑的必然呈现

何谓“颜色革命”？英文一般译为“coloured revolution”或者“colour revolution”，表面意为“着色革命”或者“带颜色的革命”，也就是说，这种“革命”具有既定的方向、目标或模版，即“革命”发起者或主导者力图将“革命”推向心目中的某种“理想王国”或制度范式，即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因而，这仍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从事的“改造世界”的一种方法。

（二）“颜色革命”的目的是让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统治全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指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从这种意义上看，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一个新政权取代一个旧政权的过程，亦或者说是“革命”发起者或主导者只是试图将国家改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模样。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大卫·莱因就将“颜色革命”归类为“变革性的军事政变”，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政权转移。［2］这种所谓的“革命”，乔舒亚·图克认为只是“成功地推翻现政权的反政府行动”，是一次性的政权颠覆，并不具备持久的历史价值。“究其实质，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培植亲己势力，假借他人之手，搞垮那些自己不喜欢、不听自己话的政权，实现其目的。”［3］

二、西方学者视域中的“颜色革命”：主要观点梳理

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使得“颜色革命”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批西方学者从理论上对这场革命进行解析，从结果上对它进行过程反思，构成了一副“美丽”的“学术画卷”。但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所指出的，“颜色革命”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因此，这些学者是为“颜色革命”政策呐喊助威，实际上充当了西方政治的宣传工具。

（一）西方学者对“颜色革命”性质的定位与阐释

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颜色革命”是一种以促进民主的方式，消灭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国家的值得表扬的行为。这一类的文章在西方主流杂志和媒体上占据主流。比如，荷兰学者汉斯·范·祖恩认为，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一场推翻腐败、专制政府的政治行为，同时是一场反对半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乌克兰构建民主文化和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契机。

（二）西方学者对“颜色革命”“成功经验”和做法的梳理

关于“颜色革命”成功的主要“经验”，或者共性，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有：一是将各国的示威游行与选举活动相结合。二是采取低暴力的手段来向现政府施压，迫其就范。三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特殊作用。四是利用现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缝隙，见缝插针。挪威学者、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帕维尔·巴耶夫指出，各国“颜色革命”的共同点有两个：一是示威游行与选举联系在一起，二是较低的暴力水平。

在研究格鲁吉亚的情况时，弗朗科西·科姆帕聂因认为，非政府组织和政治行动的有效结合，保证了“颜色革命”的实施。关于乌克兰的情况，南希·科普西指出，乌克兰统治集团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发生分裂，而反对党却在选举之前实现联合，并成功地动员群众开展抗议活动。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戴维·勒维斯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相比于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更加自由化，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反对党的联合行动。

此外，阿贝尔·保勒西（Abel Polese）指出，21世纪头10年所爆发的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缅甸以及中东、北非的“革命”，是1989年东欧、苏联革命、199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继续。决定颜色革命能否成功，主要有五个因素：政体、反对派、外部因素、公民社会和普通群众。其中，他认为外部因素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他指出，公民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快速发展，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非政府组织自由运转，政府疏于对这些组织的管理。而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则加强对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例如，在“玫瑰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就关闭了本国的索罗斯基金会。

（三）西方学者对“颜色革命”在部分国家失效的原因分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艾弗吉尼·芬克尔和牛津大学伊扎克·布鲁尼教授所得出的结论是，探讨促进民主的方针与研究极权主义国家阻碍民主的策略同等重要，认为这些国家调整国内政策，采取“反颜色措施”来规避颜色革命，比如通过限制或压制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阻碍竞争性选举、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等手段。［4］

但是，具体到不同国家，具体原因又各不相同。魏肯·切特里安研究了阿塞拜疆的情况，指出阿塞拜疆执政集团内部统一，没有裂缝，加上反对党力量孱弱，无力组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土耳其学者、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大学教授伊迪尔·基拉乌兹认为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所以没有爆发颜色革命，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采取残酷的压制反对派运动的方式来阻止“颜色革命”。对于白俄罗斯的情况，乌斯迪纳·马库斯指出政府采取了高压政治压制的手段，对独立媒体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反对派缺乏有效整合。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没能成功爆发“颜色革命”的原因，美国匹斯堡大学公共和国际关系研究院詹妮弗·沙维利教授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最为稳定的独裁政权之一，其“独裁稳定性”确保在周围邻国不断革命的情况下，维持了国内政权的稳定。主要原因在于三点：一是乌国内经济状况发展良好，收入差距比其它中亚国家小得多。二是卡里莫夫政权缺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其有足够能力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三是乌政府采取有利于民众的再分配政策，让渡一些经济利益，以保证专制政府的存活，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性。乌政府采取硬性政治镇压与灵活的社会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策略，对政治反对派和民众采取打压与拉拢相结合的政策。［5］

对于俄罗斯的情况，托马斯·阿姆布洛西奥指出，俄罗斯政府镇压和消除了在其它国家制造颜色革命的人员和机构，比如非政府组织、国内外选举监督、反政府青年组织等。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情况，里科·伊萨克斯提到政府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自由集会、媒体独立、免费和公正选举，以及反对党的分化等。美国惠顿学院（马萨诸塞）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助理詹尼尔·威尔森在《颜色革命：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看法》一文中认为，“颜色革命”旨在通过政权变更的方式，让亲西方的领导人上台，主要是为了孤立俄罗斯，削减其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影响力。这种从外部进行孤立和围堵的政策，是冷战政策的延续，同时，美国还希望促进俄罗斯自身政权的变更。正如俄罗斯学者、有效政治基金会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采用各种方式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通过支持独立体国家的亲西方反对派，华盛顿也希望通过颜色革命来对俄罗斯施加其政治影响。”［6］

（四）西方学者对“颜色革命”未来趋势的思索

国外学者对“颜色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跟踪研究，对于一些后“颜色革命”国家的“民主化”前景并不乐观。201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爆发五周年之后，比什凯克中亚美国大学学者沙尔贝克·约拉尔夫撰文指出，2005年的所谓民主革命，曾让西方国家欢呼雀跃，但是，这种“民主化”趋势在仅仅几年之后就日暮西山，原因有三：一是民主及相关理念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文化不相容。二是在许多国人看来，“郁金香革命”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变化，而仅仅是“统治者”的变更。三是由于美俄两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争夺加剧，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发展的外部环境大不如前。

关于格鲁吉亚的情况，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乔治·凯尔拉什威利在文章中指出，“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是依赖国际支持的民主试验地，格鲁吉亚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依靠外部（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和道德支持。然而，到了2010年，格鲁吉亚出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停滞，政治权力不断走向集中。俄罗斯的压力并不是导致政府民主停滞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玫瑰革命”之后美国和欧洲给予格鲁吉亚的民主支持过于孱弱。格鲁吉亚的战略地位似乎无法吸引美国给予其全方位的民主支持。作者对格鲁吉亚的“民主化”前景总体上持消极态度。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对西方“颜色革命”的策略

当今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政治实力的较量，也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较量。正如詹尼尔·威尔森所说的，中国作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国，正日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主要对象。西方国家在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喜悦后，很自然地寄希望出现“平壤之春”、“北京之春”。他们希望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类似于西亚北非式的“民主运动”，不惜余力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生活和消费理念传播等方式，试图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施加影响，试图将所谓“美国精神”、“民主”、“自由”等理念在这些土地上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认清颜色革命的本质，摸透西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套路，借鉴应对“颜色革命”的经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扩大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一）认清“颜色革命”的本质，增强理论自觉性

对“颜色革命”的分析和研判，不能被其表面的“反专制”、“促民主”的形象所误导，而应当从本质上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第一，从总体上看，在世界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往往是一场有组织、有策划的政治颠覆运动。细致研究其发起、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直都有外部力量在操控，找到西方国家的身影。第二，从性质上看，“颜色革命”是苏东剧变的延续和扩展，其本质是国际霸权、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秩序的争夺，是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逻辑的呈现，是西方世界自身政治诉求的显现。资本主义强权国家不断通过“颜色革命”的手段，变更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实现符合其核心战略意义的“世界治理”。“西方国家通过支持某些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企图达成扶植亲西方政治势力的战略目标，使本已失衡的国际格局进一步向西方倾斜。”［7］西方世界试图掩饰“颜色革命”的本质，常用“民主化”、“保护人权”等华丽的字眼掩盖其真实的政治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加深对“颜色革命”本质的认识，认清其本来面回目，增强理论自觉性，坚决不能让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观点与说法，迷惑了人民群众的双眼。

（二）掌握西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基本路径，增强现实警惕性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颜色革命”是20世纪的事情，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已经消亡，现在再谈“颜色革命”就是“冷战思维”。然而，21世纪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等国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无情地证明“颜色革命”不仅存在，而且在新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相对于传统的将各国的示威游行与选举活动相结合、采取低暴力的手段来向现政府施压、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特殊作用、利用现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缝隙等途径而言，对公民社会和普通群众的利用，已经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新手段。特别是在新媒体作用日益彰显的今天，资本主义强国更容易掌握国际宣传话语权，刻意的误导普通群众，使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口号，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任意把玩、肆意定义的手中物，让“强盗逻辑”成为正大光明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摸透西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基本路径和主要做法，增加自身的现实警惕性，才能更好地应对西方世界发动的“颜色革命”。

（三）梳理应对“颜色革命”的经验，增强自身的主动性

“颜色革命”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不断“成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国内稳定是我们必须常抓不懈的重大现实问题。颜色革命的“表面正义性”、实施过程的“隐蔽性”和造成后果的“灾难性”，要求我们必须防微杜渐，采取措施，主动应对。

1.研究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成功经验。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学者认为“颜色革命”在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等国家遭遇“失败”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调整了国内政策，采取了强有力的“反颜色措施”来规避“颜色革命”。如这些国家通过限制或控制带有西方意识形态性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的发展、加强思想文化安全建设等对抗“颜色革命”的经验，值得借鉴。

2.必须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一政治优势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能够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能够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替的稳定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维护不同利益阶层表达自身利益的正当权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创新体制，能够确保发展活力与动力。为此，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第二，要密切监测国内外舆论最新动向，科学地、积极地加以引导。尤其要关注当前互联网传播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抢占互联网和现代信息媒体的主阵地，关注当代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发展的趋势，积极构筑抵御西方价值观念渗透的青年战线，提高应对“颜色革命”的战略警惕性和战略意识，防患于未然。

（四）提升发展质量，扩大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增强发展持续性

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道路，研究中国道路，被中国道路所吸引。比如，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就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某些层面逐渐地会成为西方国家学习的对象。我并不是指他们会实行中国的制度，而是认为中国制度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仍然比西方制度有优势。这种优势就是绝对的竞争力。事实上，中国政府体制最大的优势是其效率性——包括改革的能力——和延续性。”［8］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更容易成为西方世界颜色革命锁定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机遇和契机。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有效应对颜色革命，第一，最重要的是发展自身、巩固自身，保障国家的经济繁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发展质量，夯实应对西方“颜色革命”的经济基础。第二，要积极有效地在全社会科学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体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构建应对西方“颜色革命”的思想意识阵线。第三，要着力扩大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激发创新动力，维护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拓展在国际竞争中的发展空间。

［1］［3］金灿荣.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颜色革命”危害深重［N］.人民日报，2015-06-14.

［2］David Lane，‘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25:2-3，2009，p119.

［4］Evgeny Finkel&Yitzhak M.Brudny，No more colou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colour revolutions in Eurasia，Democratization，19:1，2012，p1-14.

［5］Jennifer Murtazashvili，Coloured by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Democratization，19:1，2012，p78-97.

［6］‘Is the Cold War Being Repeated?’，Renmin Ribao WWW-Text，OSC Report，16 May 2006，as translated in World News Connection［hereinafter WNC］，15 May 2006.

［7］邵峰.自觉抵制西方强行推广意识形态，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N］.人民日报，2015—06—14.

［8］Martin Jacques，China willbe a different，benign power，TODAY，30 APRIL 2015.

责任编辑：刘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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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994（2015）06-0173-04

2015-10-15

禚明亮（1986-），男，山东临沭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安队伍意识形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