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到“七五”计划中体育规划演变及动因分析

杜天华，焦素花

（皖南医学院 体育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五五”到“七五”计划中体育规划演变及动因分析

杜天华，焦素花

（皖南医学院 体育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对“五五”到“七五”计划中体育规划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分析。我国五年计划中体育规划的制定经历了体育工作重点转移、体育的全面复苏与发展、体育快速发展和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四个发展阶段；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传统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我国五年计划体育规划制定的内在动因，而国际上体育交流大环境则对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的制定起外部动力作用。

五年计划；体育规划；体制改革

“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源头是“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的主持下，历时五年，边编制、边执行、边修改而制定的。制定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产品计划经济理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正是贯彻和落实计划经济理论的方式和手段。1954年3月，陈云提交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五年计划纲要，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至此，“一五”计划大功告成，并由此开创了我国通过制定和执行五年计划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维度看，“五年计划”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政府职能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五年计划”的组织决策模式等等的多重转变。后期的“五年计划”与前面几个“五年计划”相比，计划的价值取向和职能发生了转变。

1 五年计划政策体系中体育规划的演变

1.1 “五五”计划与体育工作重点转移

197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安排了“五五”计划，这个计划没有专门编制，而是与第六个五年计划一并进行编制的。“五五”计划提出后三年（1978-1980），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但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尚未肃清，“两个凡是”还很盛行，“三面红旗”还被认为是正确的，从1977年到197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跃进”。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就对此作了修正。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八字方针），并从此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体育战线与全国人民一道，重点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恢复、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工作，并在1978年、1979年先后公布了一批经过修订和新颁布的条例、规章制度。如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使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运动员成绩的确认等方面步入规范化管理，国家体委1978年6月5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和《体育运动全国纪录申请及审批办法（草案）》，1978年7月11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和1979年6月12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练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等制度办法；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更好地推进学校体育的全面发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实施《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3月29日）、《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10月5日）等重要制度；为促进业余体育学校的设置和管理法制化、规范化，1979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公布实施《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章程》。通过恢复、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体育工作在体育法规制度的建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为体育事业沿着有序和法规的道路前进打下了基础。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体委于1979年2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工会议，主要讨论了体育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及时、果断地从过去集中精力抓政治运动转到抓体育业务工作上来，转到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上来。体育战线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在1979和1980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根据全国体工会议的要求和布置，全国整个体育工作开始“一边调整，一边前进”，迅速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在新中国体育史上，1978-1980年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期间的重点任务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通过恢复、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实现了体育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国家之一”的奋斗目标。1979年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开始了体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1.2 “六五”计划与体育的全面复苏与发展

“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较长，最初是作为《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一部分，和“五五”计划一起进行编制的。“六五”计划经1975年、1978年两次编制后，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80年推倒原方案后开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简称“六五”计划。与前几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除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也是五年计划政策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体育发展做出规划。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制定的，其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中第三十四章第三节对体育做了如下规划：大力发展城市体育，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积极开展厂矿、企业和农村体育活动。努力巩固和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乒乓球、羽毛球、女排、体操、围棋、跳水等项目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其它项目的水平也要有较大幅度提高。适当加强体育场地建设[1,p41-43]。第一句话就是说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第二句话是说在竞技体育方面，要保持传统优势项目，发掘其他项目，力争竞技体育有较大幅度提高；第三句是加强体育配套设施建设。不管是学校体育，还是竞技体育、体育设施建设，背后都隐含着国家为主导的办体育思想。

从1980年开始至1985年这段时间，我国体育事业处于全面复苏与发展时期。随着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体育以更新的活力和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为“七五”计划期间体育快速发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也是第一次在五年计划的指导下，以国家包办为主导，实现了体育的全面复苏与发展。

1.3 “七五”计划与体育快速发展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国体制的改革工作做了较为具体的部署。1984年至1985年，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改革的决定，使全国各行业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各项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1986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

其中第五十章卫生和体育中第三节关于体育事业做了如下规划：进一步加强专业体育队伍的建设，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促进整个民族健康水平的提高。适当加强体育设施的建设。除国家建设一些重点体育设施外，有条件的地方，也要因地制宜地逐步建设体育运动设施[1,p58-59]。第一句话说明通过加强竞技体育和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来达到增强人民体质的这一体育根本任务；第二句加强体育设施建设，以适应体育发展之需要。专业体育队伍建设指的是国家为主，这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所决定的；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及有条件的地方要因地制宜地逐步建设体育运动设施实际就是鼓励全社会办体育，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体育发展模式。

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会“零”的突破，金牌总数名列第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在这种形势下，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肯定了业已实施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

1986年3月开始国家通过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在体育外环境改革逐步开展和深化的影响和挑战下，在体育内环境存在弊端日益显露的情况下，国家体委在总结以往几年体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于1986年4月15日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为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该《决定（草案）》制定了10个方面53条改革措施，要求对体育训练体制、竞赛体制及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次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转变国家体委等行政机构的职能，理顺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决定（草案）》的下发，使我国体育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通过体制改革，竞赛社会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到1988年，社会办全国性比赛已占76%，社会办市级比赛占70%，竞赛制度向社会办队开门，行业、企业运动队都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全运会、省运会都有不少行业组队参赛，一些单项比赛，涌现出更多的企业、高校队，增强了企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积极性，突破了长期以来基本上限于省以上体委办运动队一花独放的局面。

1986-1990年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时期，从“七五”规划和体育《决定（草案）》可以看出国家鼓励走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的体制。这一转变与当时改革开放经济模式转变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不仅鼓舞了人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更为解决政府投资体育建设资金不足、繁荣地方体育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一时期体育发展迅速，体育成绩惊人，并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为国家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赢得了声誉。

2 五年计划政策体系中体育规划制定的动因

2.1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传统延续体现在我国五年计划体育规划内容的思想意识中

细致分析五年计划政策体育规划文本可以看出，中国体育政策制定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用理性价值观来操纵体育的基本发展过程。

实用理性在中国由来已久，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实用”“实际”“实行”，具体表现在，一是“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二是“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这其中，“非理性的情欲”就与体育其事直接相关[2]。从我国体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的体育与“非理性的情欲”完全无关，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体育现象古已有之，但中国人对体育的现代理解和“体育”这个概念本身，则是近代中国人为了求强求富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文弱之病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这以后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19世纪中期以来，为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观念，纠正忽视体育锻炼的倾向，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推行和普及体育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世纪60年代，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我们开始从国外引进了部分现代体育内容，但主要局限于练兵。19世纪末，维新派在寻求救亡图强的方策中认识到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国民的基本素质。他们认为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养和公民意识三个方面，身体素质是基础。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操科”，初步改革了传统的学校教育。辛亥革命后，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一战后，不少人认为“公理”战胜了“强权”。动摇了国人对军国民主义的信赖，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自然主义体育原理的流行，更冲击了体育—尚武—军国民教育的观念。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命令”，废除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规定了七项新的教育方针，对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这一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完成了由以军国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德日体育体制，向以自然主义思想基础的英美体育体制过渡，确立了后来体育发展的基本模式。民族危难之际，体育的强国强种作用被特别看重并成为培养军国民的重要手段，“体育救国”就成为了中国体育的历史使命。和平发展时期，竞技体育独有的宣传效应又被国家所特别重视，中国体育又被赋予了“为国争光”的新任务[2]。从1970年，一只小小的银球推动了世界，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声震云霄；而90年代，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亚运成功，众盼奥运”成为了大家共同的话题。于是在我国，很长时间里体育的政治功效和精神激励作用的实用性体征被当作了我国决策者制定体育规划价值观念的主线。

2.2 国家经济、政治制度是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的出发点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初借鉴苏联的的体育体制模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行政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体育的管理，以指令性垂直控制为主，以国家拨款分配为主，以文件计划等行政手段为主，这样的体育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3]。

从“五五”计划到“七五”计划期间，“奥运争光”都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又恢复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合法席位，而且在“七五”计划期间，我国分别处于经济、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体制特征又分别处于强化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奥运战略发展阶段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这两个不同的演进阶段。

2.3 国际上体育交流大环境是我国五年计划政策中体育规划制定的外部动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以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体育制度已与国际上与市场取向的体育制度不相适应，从“五五”到“七五”体育规划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为了我国体育的深入发展，并与国际上体育价值取向接轨，建立和不断变革现有中国的体育规划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现代体育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国际文化现象，现代体育的发展和竞争是开放的发展和竞争。1979年，在我国体育界和国际友好国家与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重新回到了国际体育大家庭，中国体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全面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体育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努力学习国际先进的体育发展经验，在体制、机制上全面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在开放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实现健康快速发展[4]。

3 结论

随着社会进程的阶段性变化，五年计划政策体系的内容也随之不断修订完善，并反过来指导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体育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亦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在体育与我国的国计民生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严密而合理的我国体育规划体系也将渐次形成。从“五五”计划到“七五”计划中体育规划的演进过程也反映了秩序规则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形成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尽管我国目前的体育政策和法律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但随着体育实践的开展、国际化环境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体育政策也将逐步走向完善。

[1]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41-43.

[2] 金光辉.从实用理性传统看中国人的体育价值观[J].体育与科学,2013(5):69-71.

[3]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279.

[4] 国家体育总局.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9.

（责任编辑、校对：孙海祥）

Analysis about Evolution and Motive Force of Chinese Sport Policy in the“Five-Five” to “Eight-Five” Plan

DU Tian-hua, JIAO Su-hu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It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port policy in the “five-five” to “eight-five” plan. Findings show that evolution of Chinese sport policy in the “five-five” to “eight-five” plan follows four periods, the period of shift of sport working emphasis, the period of sport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 an all-around way, the period of sport fast development and the perio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ports system. Chinese pragmatic reason trad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licy are the motive reason of formulation of Chinese sport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sport communication is the outer pushing reason.

five-year plan; sport plan; system reform

G80

A

1009-9115(2015)02-0075-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2.023

安徽省人文科学一般课题（SK2013B553）

2014-09-17

杜天华（1982-），男，甘肃临洮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