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张献忠大西政权在川的人才政策

王磊

解析张献忠大西政权在川的人才政策

王磊

摘要：明末清初有关记载张献忠的史书大多对其稍有贬低之意，尤其对其血腥的屠戮与“嗜杀”行为颇为憎恶。但作为一代农民领袖，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乱年代雄踞一方且建立政权已实属不易，在这一过程中，被大西政权所倚重的人才队伍显得颇为引人注目。因此，张献忠在川蜀制定与实施的人才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西政权；张献忠；川才政策；科举

一、大西政权在川背景简述

崇祯十六年（1643）11月，张献忠率部入川，以图割据之势。关于大西军为何入川，史料亦颇有纷争，本已占据湖南、江西，并且初步建立了农民政权，却舍弃可观形势而据川蜀一隅，此中原因有待解析。首先由于农民军流动的作战方式而不断受到来自左良玉部的追击，为避歼剿而趋进四川。其次，是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与争斗。是时，李自成已近围京师，之后便是挥师南下，定鼎全国，在友军即将破裂的氛围之下，被迫另寻出路。第三，则是四川优越的战略地位，凭借三峡与秦岭的天堑足以称王一方，“天下未乱而蜀先乱，天下已定而蜀后定”。况且当时四川的明朝守城势力较为薄弱，内部各种社会力量对立尖锐，因此，时不我待。张献忠的军师汪兆龄言：“江南未可图也。若欲改号正位，养威蓄锐，莫如秦、蜀。然欲取秦，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1］38于是，张献忠以“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2］卷二22为方针，在综合权衡之下，“乃决议入蜀”［3］卷二537，毅然决定率大西军进入四川。

大西军水陆并进，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1644 年6月占重庆，8月抵成都，破城而入。随即着手建立政权，11月踞藩府称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置内阁六部。张献忠还自为圣谕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4］卷十八352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建立伟绩有感于天，一番宏图伟业亟待雄展，初步构建起建国后的各项政策蓝图：完善政权机构，整合高层统治；系统军事组织，整顿重塑军纪；强化小农经济，铸造大顺通宝；吸收优秀人才，开科取士；打击反动势力，镇压地主豪绅。以上种种巩固政权的措施都是较为全面和可行的，在当时的残酷环境下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大西军能够在川蜀短暂停留。

在建国后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张献忠一开始便注意积极吸收和招降四川本地的前朝官员与人才，并开科取士，授予官职，以期得到他们的信赖与支持。因为他明白，在明末群雄角逐的时刻，各为己意，不惜刀锋相见，雄踞一方已实属不易，而守业更比创业难，如何能在四川长久立足，关系到农民政权的根基所在。因此，只有依靠当地的优秀人才来辅佐，才能确保在当地统治的稳定，进而以图后事。

二、张献忠的川才战略构想

随着大西政权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迫切需要优秀人才来参与政权的组织与管理，因而张献忠随即确定了大量使用当地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进川初期，他就重视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通过招降和“礼聘”的方式，吸收在川官绅文人加入，为大西政权服务，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团结各个阶层的人士，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量才使用。因为当地士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经验，他们的行为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与前途也需要大西羽翼的庇护，因此双方有着不谋而合的苟同。在攻下重庆时，“设伪官左辅右弼九卿文武等官，大抵皆蜀人”［5］卷一零二6122。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政权就大大削弱了在川建设的阻力，一时出现了“远近民皆至”的局面。

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之初，便注意收揽人才，在其所居住的楚王府门前竖起两面大旗：“天与人归，招贤纳士”八个字，“若见文士，则询其策略，或当意者，即授之职，赐以符令，使攻取城邑。”［6］卷十六282成都称帝后，随即实行科举，在当地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7］卷中603；“开科取士，中乡试者80人，中会试者50人，以汉州樊姓为状元，榜探皆俱”［3］卷二540；“开科，乡荐200人，会试取毛井吉等120人，廷试擢汉州劣生龚济民状元及第。”［1］48以上都是张献忠在蜀两年内所进行的科举。知识分子虽对农民军心怀疑惧，但出于对名利的追求，故还是踊跃参加。开科取士的措施大大充实了大西政权的官僚阶层，人才队伍迅速膨胀，“时所设宰相以下各府部内外文武官，多以科举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8］卷十505除此之外，张献忠还招降明代官员，只要不是臭名昭著，且愿为农民军服务的，都量才授职，任职地方。

由上可知，张献忠在川的人才政策以科举为主导，兼顾吸收明朝遗官和当地士绅，并扩展至边缘人民阶层，这是一种较为全面也符合当时实际的长远战略构想。历来王朝对于人才都有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吸收人才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唯才是举，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官僚特权，防止他们左右皇帝意志和出现类似党政的现象。在帝制专权顽固思想的作祟下，张献忠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威胁到自己专制的幼苗因素出现。因此便通过这种使用和控制相结合的人才政策，体现了笼络士子和加意防范的双重性质。这在当时战争条件下是可取并可以理解的。但在招徕知识分子参加科举的过程中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搜求仕宦，尤为残酷”［9］99，这都对争取人心很不利。总之，这一川才构想使大西政权出现了“在朝之官统计千人”［10］39的局面，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当地吸收的，这证明张献忠的人才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川才的招徕与任用

在张献忠的川才战略构想里，只要是甘愿为大西政权发挥余热且略识笔墨的人才，通通搜罗为我所用。在这张全面编织的人才网络内包含了科举士人、明朝遗官、川蜀土司、以及在川来华传教士。这些人中有的通过招降的方式，有的直接加以录用，或在张献忠身边充当顾问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张献忠表现出了一个统治者求贤若渴的姿态，在形式上也保持着同他们的友好关系。

据相关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川近两年时间内曾开科取士四次，循承明制，由举人而进士，且有状元、榜探之名，考试合格的人由吏部授官，各安其职。“初，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120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末三十，身长七尺，善弓马，诸伪官咸贺得人。献忠喜甚，赍金币弓马，又召入宫赐宴，并撤金银器赐之。”［11］卷十一263诸臣皆向张献忠谄媚庆贺：“皇上龙飞，首科得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天降大贤助陛下。”［12］卷十355也是在同一届科举之年，考生吴侯奔赴应试，结果名列三甲，授泉县知县，未报知遇之恩，乃决定尽己所能回报于大西。但好景不长，该县叛乱不断，吴侯被俘于吕大器之手，临刑之时，面不改色，激情陈词数千语，最后慷慨就义，亡于明政府叛军的血刃之下。张献忠开科取士的政策的确赢得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与支持，为他们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信念铺平了道路，像吴侯这样的人才能够为大西政权所献身就足以说明张献忠的人才政策是成功的。

在对四川明朝遗官的招降中，非常注意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因而给予高职，光中枢六部中就占2/3，吏部尚书胡默，户部尚书王国宁，礼部尚书吴继善和江鼎镇，兵部尚书龚完敬都是在四川当地任职的明朝官员里所选拔出来的。可想而知，在大西政权中明朝遗官的数量之多，也说明张献忠对他们足够重视并借此来拉拢当地士绅，寻求合作。然而在征伐的过程中也有拒不投降，被俘后以死相拒之人。四川巡抚陈士奇，“被执，好语劝降，叱曰：我大臣也，恨不从先帝于地下，岂有降贼之颜乎原乎？”［11］卷十一258巡按御史刘之勃，献忠同乡，欲降大用之，临死时语贼曰：“宁割我肉，无滥杀百姓。”［11］卷十一259明朝遗官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士人群体，且徘徊于投降与保节之间，宋献策言：“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6］卷二十三674他们的何去何从都将为世人所瞩目。

川地边境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因此自元始多设土司相管控，即以当地土著首领统治该族人民，是朝廷的一种羁縻制度。张献忠入蜀时，川地有播州、永宁、酉阳、石砫等宣抚司镇守，为减轻在征伐途中的阻力和争取土司首领的支持，便广发英雄帖，招徕归顺，“献忠据蜀后，遍招诸土司，用降人诱之，铸金银以易其官”［11］卷十一263。其中有不少土司因畏惧而率众归顺，除石砫与黎州两地之外大多投降大西，当地有约五万少数民族随即加入农民军，“四川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5］卷一零二6143。张献忠仍任命原来的土司进行管辖，授予篆文铜印，在管理上仍循旧制，并黜免租赋，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当地的少数民族。

除上述极力争取的人群外，比较“另类”的人才当属来华传教的在川传教士。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在张献忠看来也是要争取的，于是派礼部官员前往礼聘，待以上宾之礼。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张献忠从他们那里听闻了许多未曾眼见的东西，于是称他们为“天学国师”，还向他们询问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张献忠尤其对天文学领域出奇热爱，让他们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天象仪器并视为珍宝。传教士在张献忠身边以备顾问，对这位农民军领袖有着独特的评价：“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资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10］22

四、张献忠川才政策的得与失

人才是具备某些良好素质与专业知识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群。而尊重贤才，是中国古代所延续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经验总结。贤明君主都将人才作为安邦定国的首要条件来对待，“治安之本，唯在得人”，社稷安危皆系于人才。当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与知识的匮乏，必然需要很多具备文化知识、熟悉典章制度，甚至有经世特长的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张献忠盘踞川蜀并非易事，外有明、清军队的追剿，内有当地势力的阻挠与策反，想要在此地扎稳根基，必须取得一批在当地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的支持，张献忠深谙此道，因此，制定详细的人才政策在当时便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必要措施。从开科取士到招降明朝遗官，由协同管辖的土著首领到以备顾问的来华传教士，张献忠的川才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群极为广泛，只要是能够对我顺从且愿意辅佐的一概包揽，但其中也不乏某些反动分子混入其中。总体看来，川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赢得了当地士绅的政治好感、给予了知识分子入仕的机会、扩充了朝廷的官僚队伍、使川境实现了短暂的安宁等等，这些都为大西农民政权在川的后续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与资源。

左丞汪兆麟在成都向张献忠陈治安策时说：“因蜀之策，在先取汉中；治蜀民之策，在除革旧任官员；因人之策，在兴学校，选真才，黜冒滥，严悻进。”［1］42真正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较早的吸收优秀文人参加起义军，则是从张献忠开始的，“吾昔日在庐州，用一人即破一城，岂有文人无用之理？”［6］卷十六283大西政权的确在选才方面有所倾心，以吸收优秀知识分子的加入，体现了张献忠的一贯政策。古代文人寒窗数十载，最终却不敌一篇程朱八股，苦无进仕出路，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在看到农民军的招徕政策时，也看到了希望。大西军给予士人功名之衔，而知识分子则发挥聪明才智，为大西政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种利益上的互补使他们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关系。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张献忠川才政策的某些局限性予以分析。前文已经提到，张献忠的人才政策带有某些强制性，对拒绝合作的予以严厉镇压，这就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慑与压迫，“献贼开科第定为例，凡应乡试生员，会试举人后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剥皮，有司教官俱斩……”［13］561也确有青羊宫屠戮士子20 000人的恶性事件，但这单纯归咎于张献忠的“嗜杀”未免有失偏颇，当时的战争环境造就了对敌我双方的政治敏感性，对局部的反动势力过于偏激的打击而导致牵扯面极广，因而牵连无辜。史料记载大规模屠杀士子事件仅此一次，且并非张献忠的初衷，“献忠悬伪职以待乡绅，设科举以待生监举人，其初固无意于屠蜀也”［14］卷二623。可见，坑杀士子事件并非出于张献忠本意而为之。

毋容置疑，张献忠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位杰出领袖，他所领导的农民军给明末旧的统治秩序以强烈一击，并且以建立农民政权的形式实践了对帝制的反抗。在其政权内部尤应注意的是其对于人才的重视，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制定了全面的人才政策，尤其是在占据川蜀的最后阶段，科举、遗官、土司、传教士等等，都是张献忠所要网罗的人群。历来学术研究对于张献忠的人才政策大多贬重于褒，可能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而对张献忠的屠戮士子之说仍心有余悸。笔者认为张献忠在川的人才政策是成功的，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还是取得的成效来看都对历代农民战争有所突破与革新。川才政策确实给大西政权带来了某些实际利益，张献忠在川坚守达三年之久就足以说明。笔者无意对张献忠本人加以界定，更无心昭雪其统治政策，只是欲借此找到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权，国家机器的建立和运转，都离不开以人才为根基，并助以其动力。因此，对于人才的考略便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佚名.纪事略［M］.晚明史料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59.

［2］李馥荣.滟滪囊［M］.中国野史集成第3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3］彭遵泗.蜀碧［M］.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4］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M］.沈阳：辽沈书社，1993.

［5］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吴伟业.鹿樵纪闻［M］.中国野史集成第3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8］沈荀蔚.蜀难叙略［M］.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9］袁庭栋.张献忠传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10］古洛东.圣教入川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彭孙贻.平寇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欧阳直.蜀警录［M］.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14］刘景伯.蜀龟鉴［M］.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编辑：张齐）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5）11-0108-03

作者简介：王磊（1990-），男，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116081）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收稿日期：2015-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