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　赵西亮

农民工流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赵西亮

摘 要：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的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必然造成影响。本文利用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城市工资的影响，发现总体上农民工对城市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但农民工对城市低技能工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城市高技能工资有正面影响，而对城市中等技能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背后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会诱导企业资本调整，通过资本扩张或新创企业的形式利用便宜的低技能劳动力，从而在农民工流入不断推动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同时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抵消了农民工对城市工资可能的负面影响。另外，农民工与城市高技能工人具有一定的互补作用，从而促进城市高技能工资的上升。如果考虑到农民工收入与消费的分离，可以推断“市民化”政策的作用可能使农民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变成正值，因而，本文的结果对“市民化”政策的实施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证据。

关键词：农村 移民城市 工资市民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加速，城市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4年的54.8％，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每年接近18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目前，农民工占城市劳动力供给的1/3左右，广东省作为农村劳动力吸纳大省，农民工占城市劳动力供给的比重更是超过50％。但受到城乡户籍分割制度的

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7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难以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务院，201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这一政策的实施必将促进劳动力更加自由地流动，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健康地发展。

户籍制度全面改革必将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这一市民化过程必将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城市居民就业及工资产生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原城市居民就业是产生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市民化进程是拉低城镇居民平均工资，还是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能否顺利实施密切相关。如果农村转移人口对城市居民就业具有替代作用，那么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居民的代理人）可能不愿意或阻止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相反，如果农村转移人口与原城市居民就业具有互补作用，城市居民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市民化进程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实施。

外来人口流入本地劳动力市场，对本地工资和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国外文献，但是国外文献主要关注国际移民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转型过程中大量内部移民对城市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内关于外来人口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比较缺乏，目前看到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篇文献。刘学军和赵耀辉（2009）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发现外来流动人口会对本地居民工资和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很小。Meng&Zhang(2010)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发现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没有显著影响。Combes et al.(2015)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07年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发现农村移民会显著提高城市工资，其中1/3来自于聚集效应，2/3来自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互补性。三篇文献探讨了农民工流入城市对城市工资的总体影响，但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可能会因教育程度而不同。农民工多数为低技能劳动力，他们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时，对城市工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与农民工同样技能的城市工人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对于与农民工技能不同的城市工人可能影响较小。因而，在分析农民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时，应该区分城市工人的类型。下面，我们将根据教育水平将城市工人分成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等三种类型，分别估计农村移民对三种类型城市工人工资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我们使用的主要数据是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涵盖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包括个体年龄、教

育等特征信息，还包括月收入、周工作小时等重要信息，很适合于我们的分析。①我们将劳动力定义为年龄在16～60岁之间的人口，扣除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料理家务者等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口以及在过去3个月内未找过工作的未工作者。由于无法区分资本所得和劳动收入，我们还扣除了就业身份是个体或私营企业主的观测。因为我们主要关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因而仅保留了非农业户口或农业户口但在城市工作的个体。农村移民指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定义为“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在城市工作的农业户口劳动力”，也称为农民工。城市工人和农村移民的基本特征统计见表1。

表1　城市工人和农村移民的基本特征简单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更加年轻，平均年龄仅29岁，城市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岁。从年龄分布看，农民工主要集中于16～35岁，占76％，而城市劳动力主要集中于26～45岁，占67％。城市工人中男性比例较高，占57％，农民工中男性占53％。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更低，平均9.1年，而城市工人平均教育年限为11.6年。从教育分布看，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占80％，仅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就占64％，大专以上者仅占2％。城市工人主要集中于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占65％，初中及以下者占35％。从婚姻状况看，已婚者城市工人占76％，农民工占53％。工作时间上，城市工人平均每周47小时，而农民工平均每周56小时，比城市工人每周多工作1天。城市工人平均月收入为1549元，农民工为969元，仅相当于城市工人的63％。从小时工资看，城市工人为8.9元，农民工为4.6元，仅相当于城市工人的52％。

（二）模型

为了考察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我们构造下列基本模型：

其中，incic表示城市c个体i的工资水平，Rshc是城市c的农村移民占城市就业的比重，Xic是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教育、性别、婚姻等，Xc是城市特征变量，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率、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等，μc是城市固定效应，εic是误差项。β1是我们关心的参数，它反映的是农民移民份额变动对城市工资的影响。

在具体估计过程中采用两阶段估计方法，首先，利用城市居民个体数据估计Mincer方程，

（2）式残差êic是消除个体差异后调整的对数工资，定义调整的个人工资为然后，利用调整后的个人工资加总可以得到城市层面调整的平均工资水平第二阶段利用城市层面数据估计下列模型，

则可以得到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β1。

上述模型估计中，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为农民工往往流向劳动力需求大、工资水平高的城市，因而就业机会越多、工资越高的城市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移民。农村移民的流动往往依赖于其社会关系网络（血缘关系、老乡关系等），从而使得城市中出现同类特征的农村移民聚居，从而，农村移民的流动往往与早期移民有一定的关联。因而，我们用城市早期的移民情况作为当前移民的工具变量，以识别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为了考察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个人数据，加总出城市层面的调整工资水平及农村移民比重等变量。然后利用加总后的数据估计模型（3），因为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差异，我们控制了城市层面的经济特征，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这些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考察农村移民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工人的影响，我们构造了四个样本，分别是总样本、初中及以下样本、高中样本和大专及以上样本。基本估计结果见表2。

表2第1、2列为OLS估计结果，第3、4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第1、3列没有控制城市层面经济特征，第2、4列控制了四个城市经济特征。表2A显示，无论是OLS估计还是IV估计，总体上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表2B显示，农村移民对低技能城市工人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移民占比每上升10个百分点，城市低技能工资下降2.6％～3.8％。表2C显示，农村移民对城市中等技能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表2D显示，农村移民对城市高技能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村移民占比每上升10个百分点，城市高技能工资会上升0.6％～2.6％。

结果显示，总体上而言，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市低技能工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高技能工资可能有正向影响，而对中等技能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前文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农村移民主要是低技能劳动力为主，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占80％以上，因而当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城市时，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同类技能的城市劳动力，这部分城市劳动力大概占城市工人的1/3。我们的实证结果意味着农村移民和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可能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农村移民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农村移民与城市高技能工人可能具有一定互补性，农村移民进入城市，促进了城市高技能工资的上升。由于城市居民中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

比重几乎各占1/3，从而总体上看，农村移民对城市平均工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表2　农村移民与城市工资

我们可以从劳动力供求两个方面探讨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机制。从需求方面而言，大量农村移民流入城市，可能会诱致企业资本调整，通过建立新的低技能密集企业的方式以利用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从而造成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当劳动力需求扩张的速度与农村移民流入的速度相当时，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弱，从而不会表现出城市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流入而诱致的低技能密集企业的创立，会带来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比如企业管理人员、研发人员的需求会上升，在高技能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城市高技能工资的上升。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移民越多的城市，工业企业特别是低技能密集产品工业企业的数目会越多，低技能密集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会更快，低技能密集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也更多，而高技能密集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及就业吸纳并

没有显著变化。并且，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基本不受农村移民的影响。这些事实均说明农村移民可能会诱致企业资本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总量的增加，降低了劳动力供给冲击的不利影响。

从劳动力需求方面而言，大量农村移民流入城市，可能会导致城市居民职业升级。因为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仍然有一定的限制，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必须在户口注册地才能享用，从而使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技能城市居民在不同城市间流动性降低。当面对大量农村移民的冲击时，城市居民可能选择与农村移民从事不同的职业，而不是迁移到其他城市，事实上，农村移民往往填补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职业。因而，农村移民流入城市可能促进了城市居民由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流动，促进了城市居民的职业升级。从而，农村移民流入城市不会造成城市平均工资的下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者的角度考察农民工对城市工资的影响，事实上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还是消费者，他们为城市创造了需求，从而会促进城市消费的扩张，为企业产品提供销路，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户籍的约束，很多农村转移人口并没有将城市当作他们永久的居住地，他们往往将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寄往家乡，这些寄往农民工来源地的收入是城市收入的“漏出”，从而造成农民工收入和消费在地理上的分离，不利于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漏出”能够保留在农民工所在的城市，必然形成新的消费，从而带动所在城市工业及服务业企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如果这一影响因素能够内部化到农民工所在城市，那么农村移民对城市工资的总体影响有可能是正向的。

“市民化”政策正是解决收入“漏出”问题的基本途径。通过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可以使农民工真正地留下来，成为真正的新市民，那么农民工的家庭就会在其工作城市安居下来，其主要消费也将保留在所在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都会留在其居住的城市，必然会扩大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当然，“市民化”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农民工消费内部化带来的好处外，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这一成本需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财政协调，需要寻找新的机制，使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够带来城市政府财源的增加，那么，“市民化”的进程将成为自生的过程。

注释：

①这是目前我们可以得到能够计算城市农民工比重的最新微观数据。近十年来，农民工流动可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用2005年的数据仍然可以研究我们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M].人民出版社,2014.

[2]刘学军,赵耀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9,8(2):693-710.

[3]Combes, P.-P., S.Démurger, and S.Li, Migration Externalities in Chinese Cit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5, 76, 152-167.

[4]Meng, X., and D.Zhang, Labour Market Impact of Large 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on Chinese Urban ‘Native’ Workers, IZA Discussion Paper 5288, 2010.

（责任编辑：卢小文）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flow of Migrant Workers on Urban Wage: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o Xiliang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lows into the urban labor market in search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urban labor market will inevitably be affected.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on urban wage by utilizing the 2005 sampling survey data of 1％ of the popul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ity payroll is less influenced by the migrant workers,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not caused negative influence on urban low-skilled wage and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igh-skilled wage, and they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 medium-skilled wage.The influening mechanisms behind include that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flowing into the cities will induce the adjustment of corporate capital, the cheap unskilled labor is used in the form of capital expansion or new ventures, thus the demand of labor is increased while the inflow of migrant workers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supply of urban labor, and the possibl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city payroll are offset.In addition,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high-skilled workers have some complementary roles, and the urban high-skilled wage can be rised.Considering the seperation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function of citizenization could make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city payroll positive.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lso provide some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tizenization.

Keywords:Migration from the rural to urban areas; Citizenization of wage

作者简介：赵西亮，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城市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BJL038）成果。

【中图分类号】F241.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5.06.014